三个星期的冷战后，我爸我妈走了。
六个星期后，他爸他妈也决定要走了。
“孩子们，我们也想走了。我们在这里整个儿是文盲加聋子，还没腿。我们不会讲英文，又不会开车，想出去得看你们方便，冬天又这么冷，哪里也出不去。我和你爸爸都是爱热闹的人，在北京，你爸一出门就可以和老哥们儿打乒乓球，我一出门就可以和老姐妹跳舞。这几个月把我们给憋的，都说加拿大是老人的天堂，我们怎么觉得跟地狱似的。不待了，真是不待了，我们回去花我们的人民币，在这儿花你们的钱我们不舒服。”他妈说。
“我们实在是觉得累。当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晚婚晚育，现在可体会到了，我们真是带不动这个小家伙。我和你妈商量了，要不孩子我们带回去，请个保姆，保姆看孩子，我们看保姆，既享受了孙子的乐趣，又不至于受累。我算看出来了，加拿大在这方面真是不行，人工太贵。”他爸说。
不要说请保姆，自从两方父母来了后，我们的经济一直处于困难的边缘。看着是买了房买了车，房是贷款的房，车是二手的车。我休产假，拿55％的薪水，向东找了个卖乐器的工作，刚开始工作，只有保底工资，其余要靠sales
commission(销售提成)。每个月我们付了房子的mortgage（房屋贷款），水电煤气，房屋保险，汽车保险，父母的旅行保险，我们的人寿保险，电话费，电视费，上网费，
一家人吃饭的钱，高兴的尿布钱……一个月下来，我们手里只剩下50块余钱。
这种经济上的压力让我们与过去小资生活彻底告了别。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买过像样的衣服，很久没有去餐馆吃过饭了。这时便无比地羡慕肖梅，她是对的，嫁了个有钱的老公，给自己找了个终身饭票。
父母都走了，孩子我还是留下来自己带。肖梅抱着女儿来我家玩，她女儿碧眼黑发，漂亮得像橱窗里的娃娃。
“宁宁，你也别难过，我也比你好不到哪儿去。Bill倒是很关心我和孩子，
但是Bill容不下我父母。”肖梅说，“我父母来了才一个月，Bill就整天问他们什么时候走。我妈胃不好，天天要喝粥，Bill说看了那sticky
rice（粘米）就恶心，什么味道也没有，不知道为什么要吃它。他更不能理解我爸为什么要把牛奶热了才能喝，哪个加拿大人喝热牛奶和开水。我爸以前出过国，对付着能说几句英语，我妈以前学的是俄语，Bill说什么她根本听不懂，没有交流的日子真是很难过。”
“还是没交流好，我们两家父母有交流，交流了就开始吵架。”我说。
“我也劝我父母既然来了就感受西方文化吧，不会英语就学呀，喝凉牛奶对身体好。他们说他们岁数大了，只想享受晚年，不想再感受什么文化了，大饼油条吃惯了，天天吃和着cheese的洋饺子不习惯。唉！以后还更麻烦呢。等我女儿长大了，满口英文，怎么和他们交流呀，他们等于跟没有这个外孙女一样。”
“你都想到这么远了，我们只为每个月的账单而发愁。”我说。
“别提账单，一提我就来气。Bill不愧叫Bill，在钱的方面算得特细。我父母来这里，飞机票是他们自己出的，我还要替他们交生活费，带他们出去玩的汽油费，餐费我们还要分摊。我和他讲我们中国人有孝敬老人的习惯，他们来给我们带孩子，我们应该孝敬他们。你猜他说什么？他们来我已经让他们免费住在这里了。他说他父母来看我们都要带礼物，和我们去餐馆吃饭都是AA制，而且他说他父母是绝对不会和儿子儿媳妇住在一起超过一周的，为什么我父母不能这样呢？你说我能说什么？就好像猫对狗说老鼠真好吃一样无法沟通。”肖梅说。
“文化不同嘛，你站在他的角度想，一点没错。”我说。
“你可能羡慕我，其实呢，我反倒羡慕你，日子是过得拮据了些，可你在家能说了算。两边父母过来是闹了矛盾，可他们毕竟也住了小半年，我父母只待了一个半月就走了，走的时候还特别委屈。”肖梅无奈地说。
望着肖梅开车离去，我站在窗前想：移民加拿大真是好比你在时尚杂志上看到的Gucci(古奇)新款女包。打了光的专业摄影，时尚的广告设计让你垂涎欲滴，再加上世界名模摆个优美的姿势一代言，你就觉得此生不拥有更待何时。于是下定决心攒了好几个月的薪水，放弃了休假去旅行的计划，终于买下了正版的Gucci新款。沾沾自喜后，每天拎着Gucci去挤公交，穿梭于地铁。挎在肩上怕丢了，拎在手中怕没人看见。看见了又怎样？旁边一个大妈也拎着个Gucci，秀水市场买的。于是就开始莫名地失落，Gucci在名模的手上是精彩的点缀，在平常人的手上就变成了累赘。原来才发觉，高贵其实是一个整体，有了Gucci的女包，就要配夏奈尔的套装，就要坐宝马轿车。原来才发现，幸福其实也是一个整体，除了环境的因素，还要有心理的因素。每天吸着没有污染的空气而找不到工作的日子只能是委屈，哪里有幸福；每天看着大片的草坪，心里挂念着在北京生病的老父老母的日子只能干着急，哪里有幸福。
幸福就是一双鞋，鞋大鞋小，只有自己知道。
26.又见英大姐
她真是一个聪明的女人，聪明得可以说安上尾巴就是猴儿。
阳光下，一个大号女人坐在窗旁，皮肤黝黑，梳着短发，一身黑色的劲装。露出的胳膊也是黝黑的，左臂上有块不大不小的伤疤却是白的，像套了双破了洞的透明黑丝袜。
英大姐的变化让我开始怀疑是否曾经和她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过个把月。记得最后一次见英大姐还是在一次社区活动中心的舞会上，五刀一张票，水泥地，椅子都码在墙根儿下，很像小时候去我妈厂子参加的单位舞会。
英大姐进来的时候，肖梅悄声对我说:“我看见‘江姐’了。”
“哪儿呢?”我好奇地问。
肖梅朝英大姐的方向一抬下巴颏儿:“不是‘江姐’，这年头谁还穿这样的行头呀。”我顺势望去，果然，英大姐的打扮像五十年代参加集体舞会的厂干部:红毛衣，呢子裙，脖子上垂着马海毛的白围巾，朝后梳的马尾巴把脑门儿揪得光光的。
最后一点关于英大姐和小戴的音讯是英大姐在考保险经纪人执照，戴博士在宰鸡厂杀鸡。
小戴当然姓戴。他是一个小号男人。无论从体积到面积，
都比一般男人小了一号，所以大家叫他“小”戴。小戴太太姓英，英明的英。她长得虎背熊腰，腰杆子比一般的女人都大一号，所以大家都叫她英大姐。
在常人的脑子里，“小”永远是被保护的对像，而“大”永远都是强大的象征。
小戴在四川的时候可不“小”。他是国家科研单位的大博士。国家一共就没有培养出来几个火箭博士，小戴受重视的程度可想而知。
英大姐那时只是当地一家中医院的针灸大夫。医院里塞满了像她这样的大夫，每天托着个盘儿，一进病房就开扎，英大姐手麻利得就像在插秧。在这样的医院里，哪怕升个主治医师也要熬年头。
小戴顶着博士的头衔轻松地分到了三室两厅，得到了处级的职称，走到哪里都是“戴博士，戴博士”地呼应着。英大姐默默无闻，白天带饭上班，晚上带孩子做饭。太阳升起来了，太阳落下去了，她快乐而知足地生活着。
仅仅是为了孩子能在北美接受教育，从小说上流利的英语，小戴扔下所有的荣耀，和英大姐来了加拿大。小戴的行李里除了日用品，还有半箱子的“骄傲”——学历学位证书、获奖证书和发表的论文。
一张薄薄的移民纸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小戴的光环在东方亮，在西方却不亮了。他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看着招聘启事上写着: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可去了老板就摇头:我们不需要博士。一份工作本科生做只用付二十加币一小时，而博士要付四十加币。我们为什么要雇博士呢?
小戴屡屡碰壁，得到的答案基本相同。他这个有着在国内万众瞩目头衔的博士在加拿大却变成了过街老鼠。加拿大人似乎不崇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加拿大人崇尚实用，实在。一个修冰箱的技工不比一个坐办公室的白领挣得少。
一天，小戴在公车上遇到一个同行。那个俄国人以前是前苏联宇航局的研发人员，移民加拿大后经历了小戴的遭遇。他一想，去他妈的专业，在一家卖桂皮粉点心的连锁店找了份工作。小戴受了启发，很快在宰鸡厂找了份工作，工作很稳定，不用讲英文，年薪两万五，正好卡在政府定义的贫困线，少交税，孩子还有诸多福利。
英大姐打来电话请我和肖梅吃饭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在消失了两年后又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中。
“哎呀，晚了，晚了，大姐刚送完一个客户，今天大姐请客，谁也别和我争。”英大姐从公文包里掏出名片，职业地递给我们。
环球百万圆桌会员——英明远（Sarah Ying)
用关爱和责任承拖起来的事业！先做朋友再签单！
“哇噻！你真是了不起，‘百万圆桌会员’，真是中国人的骄傲！”连肖梅那么挑剔的人都为她喝彩了。
英大姐笑着说：“baby好吗？”
“好，快一岁了。”肖梅说。
“买教育基金了吗？” 英大姐职业地开始了她的推销。
“没有。”肖梅说。
“加拿大有三种主要的分红式教育基金，这里是法制社会，相信大姐，随便买哪种都是可靠的，一年给孩子存二千块钱，政府白给你四百块钱。四百块钱，就相当于百分之二十的利息，你们想想哪个银行能有这么高的利息呢？买股票你会赔，买基金有涨有落，只有教育基金能保证你在十七年后孩子上大学时返本，还加上利滚利的利息和投资的收益。给孩子存笔钱，让孩子上大学的时候踏踏实实地，不用为学费打工，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
英大姐的话句句在理。
我和肖梅从没想过这些问题。
“我们过日子就像盖房子，光地上漂亮不行，一定要有很好的地基，房子上面再漏雨，再漏风，地基在就可以翻新重盖。年轻的时候买保险就是帮我们打地基，少投入，精安排，为我们以后的生活做保障。你们买人寿保险了吗？”小戴太太又问。
“也没有。”我说。
“大陆来的移民保险意识都很差，非要等到出事了才后悔没买。大陆的人是很讲义气的，今天这个没找到工作跳楼了，明天那个出车祸了，留下老婆孩子可怜兮兮的，中国人捐吧，谁让我们是同胞呢。掏一个两个没什么，掏到第五六个，心里开始不乐意了，怎么这么多这种人呢？大姐说句不好听的，早干吗去了？大家伙再捐钱也不如保险赔的多，大家都活的不容易，对得起自己，不给别人找麻烦才是一个现代人负责任的态度。”
英大姐的激情演说让我们目瞪口呆。
“哎呀！真没想到，你的口才这么好，我都动心了。大姐，明天我就买保险。”肖梅说。
“不管买哪家的保险，大姐说了，只要你买了就是绝对的好事！加拿大是法制完善的社会，放心买。但是，如果你想再比较一下哪家公司的计划好，哪家公司的服务好，这里学问可就大了。”英大姐从包里递上一份资料。
她真是一个聪明的女人，聪明得安上尾巴就是猴儿。她好比一个有经验的猎人，开始只字不提她代理的产品，只在我们面前渲染情绪，当情绪酝酿到一定程度，她还是沉着冷静地不暴露自己，最后才一个急转弯，一步一步地把我们收入囊中。
“我也想买人寿保险，有了孩子就感觉责任重大了，真是不敢有任何闪失。可我没钱呀。”我说。
“你错了，越是没钱才越需要保障。肖梅经济条件好，你可以考虑投资型的，宁宁刚买了房，经济上有困难，大姐劝你买term（定期保险），二十块钱一个月，同样是一份二十万加币的保障，以后条件好了再买投资的呗。大姐做保险不喜欢和你在这里展望未来，让你今天买上一年一二万的保险，十年后的收益是客观，可您恨不得明天就揭不开锅了，这样的保险有意义吗？做保险就要切实，做保险就是要先做朋友，没有爱心的保险经纪人不是一个好经纪人！”
我和肖梅已经激动得几乎就要起立为她鼓掌了。
“我过去在国营单位待了那么多年，局限得自己觉得一旦离开了单位就得去要饭。很多像我们这种情况的家庭来了，又走了。大姐说句心里话，人生奋斗在哪里不是一样的，在这个地方有问题，回到国内还是有问题，只不过过去的铁饭碗的体制没有打破前并没有显露出来而已。我对自己说：要么革命，要么改良！我接受了‘革命’，然后就去想怎样革命。我喜欢和人打交道，就决定放弃针灸专业而投身保险。我做保险，一家一家地跑，看到家里有老人就帮他们扎一针，看到有人有难处就伸手帮一把，先做朋友再签单嘛。日子久了，一家传一家，我的生意就做开了。大姐就是这样一个人，天生就是一个波西米亚人，自由地闯荡是我的本性。”英大姐说。
我走的时候，国内正闹传销呢。然后街上就多起了摆小桌子卖保险的。那会儿最烦的就是这两种人，见人就缠，见门就敲，死缠烂打，顽强地表现着不屈不挠的职业精神。可是英大姐不一样，她说的话那样中听，持证上岗，加拿大保险经纪人，有专业的知识背景，有代理公司完善的法律条文和信誉做保障，开着车出去跑客户，洋枪洋炮，气势就和国内那些小米加步枪的拉保险的不一样。
回到家，看见高兴在地上爬，身边堆满了玩具，他一会儿玩玩这个，一会儿玩玩那个，一会儿发出婴儿纯真的笑声。高兴没有权利选择他玩耍的地方，但他在房间里选择着他的玩具。他的空间是有限的，他在有限的空间里找到了他最大限度的快乐。这就是平凡的力量，平凡让智慧浮出水面，让生命出现奇迹。人是局限的，局限了就需要开放，用一颗宽容而真诚的心来面对这个世界，你就会发现花儿红了，叶子绿了，春天真的来了。
有时候，一个和你年龄相仿，经历相似的人的成功会让你妒忌，也会让你兴奋。和英大姐的见面就让我整夜难以入睡，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像是格言，她的成功就在我眼前，那么近，那么真实，好像一面镜子照在我眼前。
第二天早上，我敢说我是笑醒的。在梦里，我捧着奥斯卡的小金人站在舞台上，我被宣布为第一个华裔原创剧本获奖者。我在舞台上重复着我曾经说过的话：我是一只鸟，如果你给我一副翅膀，我就要飞……我在梦里那个乐呀。我醒来的时候，笑容仍然僵在脸上，让我回味了半天，我这才真实地感觉到我做了一个真实的梦。
28.多伦多的陌生人
我每天听法语歌，喝朋友送的绿茶，练印度的瑜珈功，品味Guinness啤酒，看租来的国内过时的电视剧。日子过得中不中，西不西的。
我喜欢公车在城市中穿梭的感觉，风景从一扇扇小窗中钻出来，跳跃着。光影的移动把我带回北京坐空调车的日子。从和平里到公司的路上，五月的初夏，树影也是这样婆娑在窗外，
公车载着一车的灿烂在城市间穿行。人的一生真是一个怪圈，经意与不经意之间，总是在重复生活。不管怎样努力去逃脱，最终总是会回到起点，生活在重复中继续。曾经有个周易大师给我卜卦，说我这一辈子注定要走很远的路，果然应验，从北京到多伦多少说也有一万多公里。走了这么远的路，我不还是每天坐着公车去上班，钱是比以前多赚了一些，可多伦多的生活费也比中国高几倍，
算来算去，生活本质没有任何变化。
我是下了决心要和中国人敬而远之的，不是因为我狭隘，也不是因为我崇洋。我只想能尽快提高英语水平，尽早融入到加拿大的社会中。我在家停了中文台；下了班就和洋人同事去酒吧喝酒；生活中仅有的几个华人朋友也几乎断绝了来往。
每个清晨，我坐着Bus去上班，总能看到三三两两的中国人。一看她们的装束就知道她们是去打工的。这些三四十岁的女人都是雷同的打扮：冬天是一件半长的黑色或是灰色的匝成豆腐块状的羽绒服，马尾头，脑门光光，或顶一顶绒线帽，或脖子上系一条围巾，花的，鞋也是没有任何品牌和风格的那种。她们在公车上有说有笑的，分外开心，我忍不住也竖起了耳朵来听。不管她们离我有多远，母语的亲切感袭袭扑来。就像张爱玲所说的那样，女人在哪里谈论的都是男人和孩子，身在加拿大的女人也是如此。她们声音很大，全然不顾一车的人。看着她们肆无忌惮地放声大笑，看着她们大大咧咧地说这说那，我心里竟生起了羡慕之情，真想马上扑上去加入她们的聊天。我忍住了，就那么远远地坐着，就那么看着，听着，不作声。加拿大的生活在她们眼里是家园和天堂，而于我却是寂寞。说句心里话，我喜欢听她们带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我喜欢看她们说话时的表情，有点小市民气，却是一脸的生动洋溢在眉宇间。
但我却是不能加入她们的，我告诫我自己，要想融入洋人的主流社会我就要远离她们，远离我熟悉的生活。我失去了与群体在一起的快乐，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挣扎：国内的朋友在想，你出国了，就理应顿顿吃西餐，喝洋酒，天天和洋人满嘴洋话连篇，挣大钱，住别墅。可谁能想到在万里之外，在世界的另一端，会有这么多的中国人，有这么多的中国餐馆和超市呢？很多人在多伦多的生活就是那种“住在”中国（家里人，邻居朋友都是中国人），上班在“中国”（单位同事都是中国人），只是上班时路过加拿大。
自从工作以来，我的大脑变成了一个高超的调度者，思维和嘴巴配合默契。早上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思维是中文的，回味着昨晚做的红烧肉，好像生抽放少了，味道不够重。到了Fincro报纸，思维开始混乱，看着英文的新闻标题，脑子里仍挥之不去红烧肉的影子。streetcar（有轨电车）呼啸着把我带上地面的一刹那，所思所想一下子都变成英文的了。我从包中翻出门卡，打完最后一个哈欠，准备下车上班去了。
在国内，我天天盼着过上一种全新的生活，过圣诞节，吃火鸡……洋人的蛋糕腻得让人想吐，感恩节的火鸡哪里有全聚德冒油的烤鸭香。当我告别了那段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生活，而投入到一种全新的文化中时，兴奋过后便是无奈的尴尬，这尴尬是自找的，自作自受，而无奈也是没有退路的。这种感觉让我想起了卡尔?瓦伦丁的《陌生人》:
一个人感到自己陌生，才成为陌生人。
我现在就是多伦多的一个陌生人。
我每天听法语歌，喝朋友送的绿茶，练印度的瑜珈功，品味Guinness啤酒，看租来的国内过时的电视剧。日子过得中不中，西不西的。西方的生活不能完全融进去，东方的情节又丢不掉。好比“邯郸学步”中的燕国少年，羡慕邯郸人走路好看，跑到遥远的邯郸去学，结果邯郸人的步态没学到手，反而燕国人的步伐忘了不少，只好爬着回来。
我只能这样走下去，能走多远走多远。熬下去，这无奈和尴尬也许有一天就会在国人的面前变成一种炫耀，流利的英文，北美的生活经历，殊不知这炫耀的背后是怎样的孤独和寂寞。
31.一生一扇门
推开了那扇门，我才知道这家里还有一扇门。Adam一生都在等着那个女人为他打开那扇门，那扇挂了一只铜铃的门……
周一的例会上，公司派了我一个活儿，为一个私人出书者的回忆录设计封面和插图。作者执意要找一个中国设计师来为他绘制插图，因为这本书主要是描写他早年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不巧的是那阵子我正和另一本书的设计方案较劲，就拖了和作者见面的时间。
一拖就是一个月。
一个月后的一天，老板把我叫进了办公室。“你还记得那个回忆录的作者吗？”老板问。
“我正准备开始设计他的书呢。”
“他中风了。”
“死了？”
“没死，也活不好了。人抢救过来了，但留了后遗症，说不清话了。他还想着他的书呢，看在上帝的分上，你抓紧时间去处理一下这本书吧，他住在North
York General（北约克总医院）。”
Adam（亚当）躺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一缕淡淡的阳光从格子窗泻进来，洒落在他苍白的脸上。他的脸因为中风而变了形，嘴歪到了一边，呼呼地喘着气。
“你……好，很……高兴……见到……你……”Adam很艰难地说。
“我是Ginger， 很高兴见到您，您感觉怎样？”
“不……好，孩子。我……我的时间……不……不多了……”
Adam举起右手颤颤地指了指小桌上的一个信封。我走过去拿起信封，Adam点了点头，示意我打开。里面是把钥匙。
缠绵的小雪中，我推开了Adam家的门。这是个有着很深中国情节的家，昏暗的灯光下弥漫着欧式家具的棕红色，架子上点缀着大大小小的青花瓷瓶、落了色的佛头和零零碎碎的古玩摆设，诉说着主人游历东方的经历，也给房间披上一层神秘的魅力。书架上码了不少中国书，泛黄的《新华字典》，掉了皮的，线装的中文《圣经》……
一架古式三角钢琴孤零零地停在落地窗前，落了灰，琴键也短了几个，像掉了门牙的老者。
我在房间里踱着步，木地板“吱吱”地尖叫起来，回声在空空的客厅里响起。古钢琴上，几只铜锈斑斑的铁相框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扫了一眼，是一些黑白的风景照片。钢琴上遗落了一只椭圆形镜子，它银色的边和祖母给我的那只很像，中西合璧。我拿起那镜子，窗外刺眼的白光在镜子上投出一道银光，恍惚中，我从镜子里看到一个女人，她的脸在反光中朦胧地忽隐忽现。我转过身想锁定那张脸，却没有任何线索。顺着光源找去，果然，一个穿旗袍的女人在一张古堡的照片后浮现了出来圆脸，羊角辫儿，无袖旗袍，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书倚在门前。黑白光影间，她的笑仿佛春天的桃花。
昨天临走的时候，Adam说我长得很像一个人，我想他说的一定是这个中国女人。有篇文章说，种族越近看出的差异越大；种族越远，能看出的差异就越小，就像我们看蚂蚁都是一样的，洋人眼里的中国女人也都是一样的。我就没觉得我和相片里的女人像，至少我的眼睛就比她大许多。
按照Adam的吩咐，我在他书房的抽屉里找到了他的书稿。房间里很暗，好像要故意隐藏什么秘密。我旋亮了桌上的台灯，又随手开了CD唱机，肖邦的钢琴曲回荡在书房里。时间还早，Adam那褪了色的藤椅看起来很舒适，坐上去，咯吱咯吱的。
我翻开了书稿。
今天推开了Adam家的门，才知道这家里还有一扇门。这扇门后藏着一个美丽凄婉的故事。Adam一生都在等着那个女人为他打开那扇门，那扇挂了一只铜铃的门……
Adam是六十年代去中国的。他名义上是去中国教英文，实际上是替他的教会传教，这样他可以得到教会的资助以还清他上大学时欠下的学费。他在北京的一所大学教英文，不久便爱上了一个叫文月的女学生。文月的家是北京的书香门第，她父亲是当时一个赫赫有名的学者。文月的家住在什刹海烟袋胡同的一座小院里，这是北京少有的二层楼的院子，坐北朝南，乌瓦的房檐，青灰的院墙。天气不好的时候，雨水从房檐上滴落下来，砸在小院中的太湖石上，发出美妙的声响。文月家的门口有两个小狮子，残破了，大概是明清时的遗物。
夏天的时候，文月家就把一缸金鱼和几缸荷花搬到街上来，任邻居家的孩子来玩。夏天的天长，Adam总是在晚饭后骑着自行车，沿着什刹海边的小路，按着车铃，一路丁当地穿过乘凉的人群，一脚踩住停在正在玩儿鱼的文月身后。他们就沿着什刹海的河边遛着弯儿，一直走到月亮躲进了云层，一直走到各家各户都点起了灯，一直走到文月的妈妈在二层的阁楼上呼唤女儿的名字。Adam又骑上自行车，长发般的垂杨柳拂过他的脸，好像文月温柔的手。
Adam是文月家的常客，却从来没进过文月家的门。文月的父亲很重视家族的脸面，不经他应允的人是不能随便踏入他家的。文月和他父亲提了Adam，并说大学一毕业就要嫁给他。他父亲没回应，也没说不。他父亲说：“你嫁了他，迟早是要和他到国外去的，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世界上都是一样的。既然早晚要去，他就必须要有一份能养得起你的工作。你还没有毕业，还是等到他回去后在那边找到了工作再来问我的意见吧。”
天色渐晚，我拿了书稿，锁了门，搭上公车的时候，人在车上，心仍在Adam的故事中……
1964年底，Adam在中国的任教期满，他就回了加拿大，一心想尽快找到工作，好回来请求文月父亲的应允。临走时，文月就站在门口送他。文月说等他找了工作回来，她要亲自来为他开门，她要领着他的手去见她父亲。文月掏出一只小铜铃递给Adam。Adam让文月把它挂在了门上，说他有一天要亲自来摘。
Adam回到了加拿大，六十年代的加拿大经济不算坏，Adam
很快在一家银行找到了一份职员的工作。他没有急于回中国，他想努力工作，存一些钱，买一所房子，买一辆车。他每天都给文月写信，倾诉他的寂寞，表达他的爱。Adam完全沉浸在他的东方情节中，全然不知1966年的中国发生了怎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到家了，洗菜，做饭，吃饭，准备第二天的午饭。上了床，心里仍是放不下那故事，一翻身旋亮了台灯。向东就问：“你今天怎么了？”
“一本书稿，是讲一个加拿大人和一个中国女人的爱情故事。”
“这么有意思？给我讲讲。”
“我已经看到快结尾了，你只能听个倒叙了。”
借着台灯的灯光，我给向东念起了故事的结尾……
Adam在加拿大根本无法想像他雪片般的信给文月的家在文革中带来了多大的灾难。文月的父亲本来就是一个不知深浅的学者，文革开始没多久他就因为一篇反映“共产党人应当实事求是地检讨自己的错误”的文章而被扣上了反动文人的帽子，大字报贴到了家门口，红卫兵来抄了家。文月藏在床下的小纸箱被翻了底儿朝天，那些写着洋密码的海外来信自然就成了文月家里通外国的有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