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手机费多便宜呀，我还愣是一个月打三千，业务忙呀！”同学甲说。我侧眼看了看同学甲，果然头发少了许多，可能辐射太多了吧。

    “我也业务忙，每天都要陪客户，顿顿都要喝三四瓶。”同学乙说。

    “三四瓶算什么？我一顿要干掉一瓶白的还得加啤酒。”同学甲不屑一顾地说。

    “我上礼拜陪客户去天津，一上高速就是120，还有人超呢。”同学乙说。

    “120算什么。我一脚就是160。”

    两个人说得好不热闹，我听得哑口无言。说着说着他们又转向了我：“宁宁，你看看咱们同学中也有出国的，人家不是嫁了老美就是嫁了老德，生了混血儿，住着有花园的大洋房。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出去了出去了还是中国老公，听你讲的生活好像还没有你在国内时风光呢。你这国出的……”同学甲摇了摇头说。

    我无言以对。我们在加拿大就是一份工资，多挣多交税，少挣少交税，生活好像文革刚过的时代，你挣三十，我挣四十的，生活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家家都差不多，大家都是这样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没有人去比车的大小和牌子。

    同学甲和同学乙又看了看我手中抱的高兴。高兴虽然是在加拿大出生的，他身上除了一件Gymboree（金宝贝）的t恤，没有哪个地方能看出他是一个“加拿大”人。再加上高兴一张口就：“这个……我要。那个……妈妈……拿。”同学乙惊讶地问：“他怎么不说英文？”

    我心里笑她，高兴还不到两岁，英文和中文对他都是一样的。他们呀就是觉得人一出了国，一切都要彻底抛弃，包括你的语言和文化，而加拿大人却还羡慕我们有双语的背景。

    吃得差不多了，沉默的同学吃完一抹嘴儿，呼应着谢谢。这些年我已经习惯了AA制，刚要掏钱，同学甲和同学乙又为谁买单而争了起来。“我来，我来。”“这点钱，我来吧。”两个人抢着。

    我仔细地看着他们，同学甲虽然嘴上说“我来”，手却放在裤兜口儿总也掏不出来，好像被东西粘在了那里。还是同学乙实诚，一把抢过了账单付了。

    吃完了饭，同学甲提出要用他的纯进口车送我回家。我婉言谢绝了。餐馆离我家只有两站地，这在多伦多我如果不开车都是走回去的，正好消食。

    我领着高兴走在街上，路灯一盏盏亮了起来，城市被霓虹照耀得绚烂夺目，这场景在多伦多只有在doown才能看到。高兴看得手舞足蹈，我的心里却像翻倒了五味瓶，失落不平衡涌上心头。这几年在加拿大，多少次为找房子，找工作发愁，也没有觉得自卑。思量着同学说的话，看着他们物质生活的膨胀，我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自卑。和他们比起来，我简直就是一个looser（失败者）!

    43.新红资俱乐部

    回头望去，月在屋檐上；低头望去，月在水缸中；抬头望，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再次回到北京是跟着我的老板库切尔来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展。这书展的规模是一年比一年大。中国的人口基数造就的读者群早就让世界各地的出版商垂涎欲滴，

    不惜代价降低版税来挤进中国这个大市场。

    加拿大的图书市场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块处女地。加拿大人总是以他们特有的“稳重”和“矜持”来面对中国蓬勃发展的市场，不急不慌，不像美国人那样，看到点市场就兴奋得不得了。加拿大地大物博，人口又少，该发展的都发展了，该建设的都建设了，加拿大人没有什么太窘迫的想法需要在遥远的中国实现。加拿大人早已习惯了享受生活和工作的慢节奏，一时半会儿还很难适应中国人的快节奏。接触了几天的出版社，库切尔就迫不及待地让我带他去享受一下北京的生活了。

    东四九条，我们摸着黑往里走了个百来米，看见一辆老红旗车停在一个朱门宅院前，没有名字，没有斜披欢迎绸带的领位小姐，只有门牌号——东四九条66号。我们四下里观望了一下，揣摩着八成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饭馆，于是推了门溜了进去，不像是去吃饭，倒像是在溜门撬锁。

    坐在新红资俱乐部的小院儿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院子里点了灯。身边奔忙着穿旗袍和扮成红卫兵的服务生。服务生把一瓶Great all

    1992（长城干红1992)轻轻插到冰水桶里，冰块儿在接触葡萄酒瓶的一刹那发出“噼啪”的粉碎声。院子里传来低沉而悠扬的歌剧，起风了，柳枝伴着光影晃动着，让人想起了电影《蝴蝶君》的开场。我举着酒杯坐在院中，让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延续下去，让内心缠绵的想像延伸下去。这情这景以前也是熟悉的，离开多年后重新回到这景致中，时空有了些错位，心情也不再依旧，唯有那月光还是那样皎洁：回头望去，月在屋檐上；低头望去，月在水缸中；抬头望，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很快，小院儿就被客人填满了，都是老外，我坐在里面反倒像是“客人”。听说新红资俱乐部的主人是一对美国通夫妇，寻了这川岛芳子的故居圆他们的中国梦，当然也没少从来中国的老外和热情招待老外的中国人身上赚钱。

    第一道菜是毛氏红烧肉，一个偌大的盘子里盛了一小勺红烧肉，肉是点缀，盘子上放的荔浦芋头雕的毛主席像才是主角儿。库切尔兴奋地掏出相机“啪”就是一张。第二道菜大同小异，一勺膳糊，主席像换成了邓小平的像，名为“邓家膳丝”。

    “太棒了!我想下一道菜就该上北京市长了。”库切尔“啪”又是一张。

    “北京市长”没有来，两根芦笋被劈成了四半儿拼了个“忠”，浇了些芡汁儿就端了上来。我敢说这道菜的成本只有两毛钱。

    晚餐后，我们挪进了充满僵尸味儿的厢房酒吧。房间里摆满了从中南海更新下来的前苏联式样的沙发，破旧了，边角都磨出了白毛边儿。

    库切尔一屁股坐在沙发上：“Ginger，你说这沙发上是不是坐过毛主席的屁股？”

    一家出版社的社长前呼后拥地进来了。图书展上已经和他们见了面，今天想进一步聊一下合作版权的事宜。

    库切尔神采奕奕地说：“我们去年发行的一套丛书取得了很好的业绩，首发就是五千册。”

    社长听了后笑着摇了摇头对我说：“你告诉他，五千册也值得说，我们随便一本书一发就是五万册。发得好的，一年再版好几次呢。”

    库切尔一听又说:“我们今年在天虹体育馆做了一个新书推广活动，场面浩大，来了一万个学生。”

    社长又是摇头，他没有心思再和他比下去了，毕竟人口在那儿呢。一个北京的人口就等于半个加拿大，随便一煽乎就是几万人。

    社长换了话题说：“帮我问一下他们一个选题多长时间能发行出来。”

    库切尔说：“整个过程要两到三年，我们要把握每一个环节的质量。”

    这在加拿大的确很正常。

    “不会吧？简直是太慢了，在中国这样做下去，市场都没了。我们一个选题从提案到成书出来少则两三个月，多也就五六个月。”社长说，“你告诉他，我们社正在搞改革，实行编辑负责制。一个选题不再是分配制，而是公平竞争。每个人提出自己的推广方案，评委投票选举。这还不完，中标的编辑把所有落选人的精彩之处融会到最终的方案中，这样的方案就是最棒的，最具竞争力的方案……”

    不知道是不是我翻译得不好，没有把社长的精髓说到位，

    库切尔不但没有赞赏反而问我：“为什么要把别人的想法加到一个人的身上呢？这不是抄袭别人的劳动吗？怎么是改革。我们是永远永远不会这样做的，这样做不尊重别人的劳动。”

    我不好说什么，只和社长说在加拿大没有这样的改革。

    从新红资俱乐部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胡同里多了很多乘凉的人，搬着小马扎坐在树下。有几个老头儿在路灯下支起了一盘棋，你将我杀地好不热闹。库切尔驻足看了会儿相棋，一个老头儿司空见惯地问:“您哪儿来的呀?”库切尔操着刚学的几句不熟练的普通话说:“我-不系——米国银，我——系——加拿大银，我——系——你们的朋友!”

    44.北京的夜色

    我一屁股坐进了出租车，司机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鸡”……

    什刹海的每一家酒吧都充满了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气氛。走的那年，什刹海两边还只是浪漫野情人谈情说爱的僻静首选。这才几年工夫，北京的夜色都留给了什刹海，密密麻麻的酒吧，穿梭的木船，穿着吊带裙的北京小妞儿……北京的夜晚让我们有了想像的空间，时尚和传统在这里交融，古朴和诱惑在这里交织……

    夜已经深了，我和库切尔坐进了银锭桥胡同的“烈火麒麟”酒吧。橘黄色的路灯下，人影恍惚地从四面八方涌来。登三轮车的故意把车铃按得“丁当”作响；卖莲蓬的胖妞儿挎着篮子吆喝着；桥那边飘来油炸臭豆腐的香味儿；湖面上飘来没魂儿的二胡声;外国友人的闪光灯闪得比月光还亮……

    我和库切尔趴在二楼天井的栏杆上，俯视着下面的市井，聆听着遗失了许多年的嘈杂，多伦多是安静的，推开窗户，住家的灯火像墓地上的鬼火一样散落着，四下里静悄悄的像个大农村。以前所憎恨的喧嚣在多年之后竟觉得亲切入耳，恨不得装进瓶子带回去。

    柳树下，月光中，小桥旁，库切尔的话多了起来。

    “看看，多伦多哪里能看到这景致。我喜欢走在柳树下，前后左右地围着中国人，肩并肩地走着，听着他们唧唧喳喳的，就像在《十七岁的单车》电影里看到的一样。你听说过这种说法吧，多伦多和纽约比起来，多伦多是nothing。”库切尔刚发表完一通演说，柳树配圆月的风景又勾起了他对往昔浪漫时光的回忆。他从小学时仰慕的女孩儿一直讲到了他现在的老婆，一股脑儿在什刹海的夜色中倒了出来。

    后海真是摆张桌子就挣钱的地方，每一个角落都洋溢着膨胀到极点的欢乐气氛。坐在这里，根本感受不到有工人在下岗，打工的人拿不到工钱。我曾试图着去寻找亚当的那扇门，视线却迷失在后海密密麻麻的酒吧中，四合院都是翻新过的，满眼都是灯红酒绿，不要说二层的小楼了，三层都快盖出来了，哪里还有那门的踪影。

    盛在金边儿小杯中的热咖啡端上来的时候，库切尔显然有些失望，这杯价格精彩的咖啡在一个喝咖啡王国的人眼中简直就是一杯“boiling

    er(白开水)”。我没有点咖啡，点了一听可乐倒在玻璃杯中，一边倒一边对服务生说：“你们酒吧的饮料真贵呀。这可乐外面也就一块多，到了这儿就要十五元一杯。”

    “不贵呀，酒吧嘛都是这个价钱。你们是从国外回来的吧？”一个声音从邻近的桌子传来。我侧头一看，烛光下，对面桌的两个女孩看上去最多不过二十二三岁，从上半身就可以看出两人的身高悬殊很大，一个瘦高，一个矮胖。如果酒吧屋顶的老式电扇这时掉下来，她们俩肯定是一死一伤。我友好地点了点头。高个儿女孩略带讽刺地说：“那还消费不起？我们都没说贵。这地方我们常来也没说过贵，你们从国外回来倒嫌起贵了。”我一时语塞，却也无心和她们争什么。那两个女孩儿一见开了话头儿，转头用生硬的英语和库切尔攀谈起来，大大方方地要着库切尔的E－mail和酒店电话，嘱咐了好几遍回头联系。我在一旁默默地喝着高价的可乐。看着她们两个充满稚嫩的脸，我实在不愿意把她们往“小姐”上联想，但听到她们滑稽的英文，看到她们不合时宜的打情骂俏，又无法把她们和正规大学的学生联系起来。听说现在很多英语口语班中，学习特努力的不是秀水街练摊儿的就是酒吧陪酒的，可谓学以致用。两个女孩儿英文说不通了，又改用中文调侃着，一颦一笑都是表演给库切尔看的。库切尔的脸上充满了迷茫和困惑，只笑不答地坐在那里看她们。我在他脸上看到了我在多伦多听他们讲笑话的表情:尴尬，无助，而又无可奈何地必须听下去。这两个女孩子也真没眼力价儿，也不看看库切尔一头的灰白发。这个年纪肯定不会是单身。几年没回来，发现国内的女孩子交友的观念已经超过了西方国家，没有人在乎认真不认真，结婚没结婚。相比之下，库切尔这个来自西方社会的人倒显得保守而谨慎。他在一旁悄悄对我说:“就算我没有结婚，我一个五十岁的人和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在一起能有什么好结果。”

    记得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加拿大朋友曾经和我说过，北京越来越成为外国人喜欢的国际化大都市。在北京，甭管你是从世界哪个犄角旮旯来的人，甭管你多黑多白，都有姑娘追。怪不得多伦多的华人网上说，尽管移民来了加拿大都不满意，但加拿大大使馆的门口还是有很多女孩子等在那里，一看有年轻男士办完了签证的出来就上来攀谈，寻找各种机会，目的就是想出去。没结婚的就想和你马上结婚，结婚的就让你带张玉照出去给身边的朋友。

    从什刹海出来，库切尔仍然兴致不减，一定要去做足底按摩。我打了电话问朋友，找了一家比较正规的足底按摩院。别说，我还是头一次来按摩院。这种地方以前并不十分流行，因为去按摩院的人常常被怀疑是“坏人”，如今这按摩院已经成了大众化的保健院。往宽大的沙发里一躺，双脚往浸满草药的木盆里一放，一股温热的感觉从足心一直沁到头顶。在多伦多是不敢享受这份“奢侈”的，八十加币一小时不说，还要另给小费和加税，一天的工资都给了他们，不知道谁伺候谁。

    温热的水汽夹着草药味让我隐隐想睡，有美容师走过来替我按摩头部，背景响起轻柔的乐曲。洁面，去死皮，敷面膜，除去鼻子上的黑头，精华素导入……被人伺候的感觉就是舒服。朦胧中想起刚到多伦多的时候，在L.I.N.C.班里遇到一个从内陆小城市来的女人，那个城市有多小，我不知道，反正在我有限的地理知识里没有听说过那个城市。她的口头禅就是：加拿大太好了，实在太好了！我就问她加拿大哪里好？她说：“一开水龙头就有热水还不好？”我的鼻子差点儿没气歪。几年前演的时候说这话还有共鸣，什么时代了，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春风早就吹遍祖国大地了，对幸福的理解还停留在这个水平上真让我惊讶。如今回来，不要说她，连我自己都觉得出去了一圈反而土了。按摩院里装修得富丽堂皇，按摩师和美容师轻声细语，还不收小费。看看现在的北京人，家里洗澡洗腻了，非要花钱出来让别人帮你洗脚。看看隔壁VIP包间里的客人，挺着将军肚，鼻涕还没擦干净呢，电话上口气大得不得了：“王总呀，今年我们上的这个地产项目不错，好好发展一下核心生产力，争取丫的明年整个一两亿……”

    做足底的姑娘都是从乡下来的，个子小小的。做之前，她拿来一件浴衣让库切尔换上。库切尔一脱上衣，露出毛茸茸的前胸和后背，小姑娘看了一下，笑了：“现在我相信我爸爸的话了：人是从猴子变来的。”

    小姑娘在他的脚上裹了白毛巾，小手熟练地揉搓起来，一边揉一边说：“这么大的脚，应该收两倍钱了。”

    “你知道吗，你很幸运，我的脚除了我太太摸过以外，没有别人碰过。”库切尔笑着说。

    小姑娘也不示弱；“那我今天摸了您的脚了，您带我去加拿大吧。”

    “Oh， 那我得要先问问我太太。”库切尔说。

    “到了加拿大您不用给我买别的，就给我买辆悍马吧。”小姑娘说。

    “悍马是什么？” 库切尔问我。

    “就是hummer，现在是中国有钱阶级的标志。hummer在加拿大也是很贵的车，电影里抢银行的都开那个。”我说。

    “我是加拿大人吗？怎么连悍马都不知道？” 库切尔手一摊说。

    从按摩院出来的时候，感觉脱胎换骨了似的，在多伦多待的几年老筋都被抻开了。已经十二点了，我打车送库切尔回了酒店。这一天下来比上班还累，酒店大堂依然灯火通明，照得我只好又强打起精神。

    和库切尔吻别后，我走出酒店，没看到一辆出租车。库切尔很绅士地跟了出来，送我到街对面等出租车，他坚持要等我安全上车才能离开。一辆红色的富康“哧”的一声停在我面前，上车前库切尔又用他那法国式的拥抱和亲吻向我告别。我一屁股坐进了出租车，司机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鸡”，故意拉长了腔调说：“下——一站您去哪儿啊？小——姐。”也不怪他乱想。一个年轻女子，穿着短裙，深更半夜和一个白人老外吻别在高档酒店门口，是有点让人浮想联翩的。

    一路上我没有和司机说一句话。

    45.英雄剧场

    老师下去的时候，大哥哥的英雄本色显露了出来，他开始眉飞色舞地描述起他救人前激烈的思想斗争和跳下去那一刹那各路英雄人物在他脑海的浮现……

    最后一天在北京，赶着起了个大早，租了辆车，和库切尔一猛子扎到了司马台。晨曦中，领略了长城的雄风；吃完了村民肩背手扛上来卖到十元一支的冰棒;

    买了一大堆当地热情农民推销的纪念品，我们又一路杀到北京的心脏——天安门。

    中午的阳光火辣辣的，天安门广场在白花花的阳光下，仿佛停滞般地宁静，很像达利笔下的油画。外地的游客越聚越多，操着各地方言呼朋唤友地抢着在广场中央的栏杆前留影儿。

    库切尔挤在其中，以天安门城楼和他一向崇拜的毛主席为背景捏了个影儿。刚要走，忽看见旁边一个女子冲她挥手。我顺势望去，原来那姑娘的男朋友正在不远处给她拍照，姑娘示意库切尔离开。这几日，库切尔已经习惯了中国人民的超级友好和热情，他认为那姑娘想和他一起照，中国人喜欢和外国人照相。他很自然地走过去一搂那姑娘的肩膀摆了个标准的友好姿势。姑娘的男朋友只好将计就计地拍了照。

    傍晚，我们赶到朝阳剧场看杂技表演，票是头一天定的，否则就会扑空。坐在装修过的朝阳剧场里，想起上一次来这里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来朝阳剧场听一个勇救落水女青年的英雄报告。那时的剧场破旧不堪，走廊里充满了刺鼻的尿臊味儿，三合板儿的椅子被少先队员们翻弄得噼啪作响。那个被称作英雄的大哥哥就坐在眼前的舞台上作报告，射灯烤得他满脸是汗。开始他很紧张，细声细气地说:“大冬天的，我正好路过河边，就赶上有人落水了，我不跳下去谁跳……”一个老师随即走了进来，和他叨咕了一番。老师下去的时候，大哥哥的英雄本色显露了出来，他开始眉飞色舞地描述起他救人前激烈的思想斗争和跳下去那一刹那各路英雄人物在他脑海的浮现……

    时过境迁，剧场还是那个剧场，装修过了，富丽堂皇；舞台还是那个舞台，加了灯光和布景，专业了；坐椅还是那一排排，换了沙发椅，柔软了；身边不再是系着红领巾、露着红脸蛋儿的祖国的花朵，而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各色老外。如今的朝阳剧场今非昔比，借着靠近CBD的优势，已经成为外国游客观看杂技、相声和民俗的定点场所。真应了中国一句老话，风水轮流转。当年这耗子都不拉屎的小剧场，如今轮到了抖起来的一天。

    杂技还算精彩，老套路，新排练。一个个姑娘小伙子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在台上耍着把式，演员们一场接一场地重复着演出的内容，毫无厌倦之情，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人头，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笑容——这场收入肯定没的说。纽约的百老汇也不过如此，一场一场的重复，一场戏能演七十年。

    库切尔看得兴高采烈，频频鼓掌。休息的时候，有换下来的小演员在场里兜售冰激凌：爱斯奎母——爱斯奎母。一听就是小戴的老乡。

    人就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在城里想城外，在城外想城里，没出国想出国，出了国又开始怀旧。杂技这些东西不过是从前拥有的最平凡的生活，没有人会为看了一场杂技而兴奋。可在库切尔眼里就变成了异域的精华。而当我也用这种眼光来重新审视它时，我由衷地从中感到了久违的快乐。

    看完杂技，高歌打来电话，一定要请吃夜宵。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不能放过这个机会认识一下我的老板，兴许哪天就会有生意上的来往。

    两年没见高歌，她明显有些憔悴，好像缺少睡眠。高歌和库切尔寒暄过后，就和我抱怨起国内的生活，天气太干燥，皮肤老是缺水状态;

    工作太紧张，洋鬼子拿她当便宜的劳动力使唤，白天是首代，处理公司业务，晚上是三陪，陪客户喝酒唱歌……她的嘴一张一合的，吐出来的全是不好：北京治安不好，听说有的人走在街上好好的，突然一棒子就给打死了；还有人走着走着就被联防抓去翻沙子；不是独资的牛奶不能买，喝了就死人;什么都是假的，连鸡蛋都有假的……公司带给她令人羡慕的光环，也带给她压力，面对国内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她也有些疲于奔命，力不从心。她不再像上次在多伦多时那样炫耀国内精彩的生活，反而开始无限眷恋多伦多的好:中央岛午后的阳光，湖边慢慢悠悠散步的加拿大人……

    “还别提黄金周我和我老公去山西玩儿，我们是坐火车去的，怕人多没座位，我特意准备了个小马扎。嘿，我刚坐下，一抬头，脑瓜顶一圈全是屁股……你在多伦多见过这阵势吗？”高歌又是一通抱怨，听得我捧腹大笑。

    “没那么严重吧，在多伦多不也一样，拧开电视，每天都可以看到凶杀、暴力和抢劫。只要一关电门，一切都消失了，窗外是一片宁静，人们该干嘛就干嘛。”我说。社会治安是世界问题，有什么必要非要强调中国呢。

    人就是这样，远距离的时候，多一般的姑娘只要年轻都是美人。一走得近了，多俊的姑娘脸上也看得见雀斑和麻点。刚刚去过的英雄剧场，二十年前那副德性，现在不也变得跟十八九的大姑娘似的吗?

    “高歌同志，随遇而安吧。你在加拿大已经没有生活基础了，您从北京搬到多伦多，又从多伦多搬回北京。这种国际大搬家再来一次您就该散架了!”这是我给她的忠告。

    46.多伦多的飞人

    张太太听得入了神，轮到她打牌都忘了，她仿佛已经看到了张先生坐在夜总会里，搂着小姐的小腰儿，张先生的手正从小姐的胸前滑过……

    这本是个该想家的日子，然而，看不见那红红的春联，听不见“噼啪”的爆竹声，春节在多伦多过到第六个年头就和每一个普通的日子没有区别了。要不是张太太打电话来，我们这些上班族几乎想不起来哪天是年三十。

    张太太邀了一帮人去她家吃年夜饭，顺便摆了麻将桌打打牌。

    张先生回国后没多久，原汁原味儿的秀水街就拆了。现代化的秀水街的建成意味着新一轮的“土改革命”。前后这么一折腾，张先生以前靠吃租子的地主生活就泡了汤。张先生干脆停了手，把本钱都扔进了生意中。谁想到随着奥运会申办成功，中国市场日渐繁荣，怪圈也出现了。人是越来越忙，利润却是越来越薄。张先生进入他的生意时很轻松，找了个项目，投了点本儿就进入了市场。进去了就像买股票被套住了一样，想出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摊子已经铺开了，你欠人家的钱，人家也欠你的钱。张先生去年忙活了一年，不但没赚，还亏损了不少，眼看着伤了元气，心里那个急呀，又不敢跟张太太说。

    所谓的年夜饭，无非就是以张太太为主，各家为辅凑起来的一桌菜。张太太的红烧肉，李先生的凉拌粉丝……谁家的手艺如何这几年大家心里都有了底，吃得也有点不耐烦了。吃完了饭，张太太家有中文电视，自家没有的就迫不及待地去看转播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这晚会在北京的时候只不过是年夜饭的背景音乐，在多伦多可就成了宝贝，不但要仔细地看，还要转录下来传给没有中文电视的朋友看。小孩子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张太太拉了两个人打麻将，三缺一，硬是拖了我去。

    “你老公怎么今年没有回来？”对面一个和张太太年龄相仿的妇人问，那妇人也是一身的珠光宝气，脖子上的金项链粗壮而结实，身上喷了双倍的“第五大道”香水，不知道是想增加魅力还是在掩饰狐臭。

    张太太介绍说那是东北来的刘太太，和她一样，在这里做留守太太，照顾儿子上学。张太太和刘太太是在美容院认识的，没事两个人就招呼人来打牌。

    “忙呗，去年生意不好，想趁春节好好进贡一下客户，等进贡完了，又订不上飞机票了。”张太太熟练地洗着牌。

    “依你们家的老底，就算什么都不干也够你们过了，干吗不关了过来过安稳的日子。”刘太太说。

    “做生意就是这样，当你挣了一百万，你就想挣两百万，然后就是一千万，哪里有个够。其实呢，钱对于我们家老张早就是一个数字而已了。可是当他累了，厌烦了，不愿干了，想收手？晚了！说是有一个大数字的资产在眼前晃悠，都是欠着的。唉！穷有穷的烦，富也有富的烦。”张太太一边摇头一边扔牌。

    “是啊，我们家老刘也是这样。生意上只能咬着牙硬挺下去。”刘太太深有感触地说。

    “我真是爱死麻将了，要没它在这里陪着我，我真他妈不在这里待了。”张太太做庄，扔出了个“发”，转头对我说：“我们比不了你，你有工作。你说我们真是没钱吧，也就出去打工了，餐馆洗碗一混就是一天。我们偏偏又有几个钱，抹不开面子去打工，总不能开着宝马车去餐馆洗碗吧?在家里待着真寂寞，每天除了接送孩子就是给孩子做饭。美容院和发廊都去腻了。想去做个义工吧，英文又不行。”

    “还说呢，去年我们去CNE(国家博览会)做义工。人家派给我们最简单的活儿——在门口发地图。一个人问路，我们结结巴巴地告诉他‘turn

    rigurn rigurn right’（右转）。一会儿那个人连续三个右转后又转回来了。”刘太太一边说一边笑。

    “你们不是经常回中国吗？我们想回又心疼飞机票。”我问。

    张先生和张太太这两个太空人这几年可没少给加航赞助飞机票。张先生一到节日的黄金周就跑来给加拿大的经济做贡献。张太太一到女儿的寒暑假就一秒钟也不迟疑地飞回去和张先生团聚。

    “你说这些年，我们家这么帮衬加航，飞机票花得都得有几十万了，加航居然还年年亏本，去年有传言说加航要倒闭。它倒了我们怎么办？岂不是没有飞机回去了？”张太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