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0年仲夏从德国中部飞驰而过的一列火车上，一位名叫麦克斯·韦德海默的年轻的心理学家远眺窗外的风景。电线杆、房舍和山顶尽管是静止不动的，可看起来却好像在与火车一起飞奔，为什么呢？这个错觉成千上万的人都想当然应该如此，可是，他当时感觉到必须有个解释。
这个疑团使他想到了另一种错觉运动——即万花筒，它的基本原理与电影差不多，当时非常流行这个玩具。在这两种情况下，一系列以几分之一秒的时间间隔拍摄下来的照片，或者一些展示了最细微变化的画片快速地通过眼前，给人留下连续运动的印象。
这种已经熟知了好几十年的现象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满意的解释。托马斯·爱迪生和其他一些在19世纪发明了电影的人很满足于获取这个效果而不理解其成因。可是，这天在火车上，韦德海默突然直觉到了答案的所在。他刚刚在魏茨堡获得了博士学位，当时那里有一些心理学家不服冯特原则，他们通过内省的办法来探索有意识的思维。现在，他突然想到，运动错觉的成因可能不是发生在许多心理学家所认为的视网膜上，而是在意识里，某种高级的精神活动在连续的图片之间提供了转接，因而形成了运动的感知。他很快就放下了对移动风景的兴趣，再也没有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当时，韦德海默一直在维也纳大学从事无法阅读这个问题的研究，正去莱因兰度假。可是，这个想法使他非常激动，以致于在法兰克福就下了车，跑去拜访弗里德里奇·舒曼教授，当时他是感知问题方面的专家，韦德海默去魏茨堡之前曾跟他一起在伯林大学学习过，他现在搬到了法兰克福大学。
进城后，韦德海默去玩具店买了一只万花筒，在自己的旅馆里玩了一整天。（StROBOSCOPE现在是一种科学仪器，用于观测移动部件的减速或者静止状态，如在机械中作为频闪示速器使用，可在19世纪和和20世纪初期，它是指一种流行的玩具，可以制造活动的印象。）这只万花筒里有马和小孩子的图片，如果速度控制得好，就可以看见马在得儿得儿地走，还可以看见小孩子在走路。韦德海默用一些纸片代替了那些画，他在纸片上的两个位置上画一些线条，线条彼此平行。他发现，用一种速度转的时候，他先看到一根线条，再然后在另外一些地方看到另一些线条；再用一种速度转的时候，两根线条就平行在一起了。又换一种速度转，则有一根线从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上去了。这样，他就进行了一次有历史意义的实验并将要形成一种心理学理论。
第二天，韦德海默给大学的舒曼打了电话，把自己观察到的现象和自己对这个现象的猜测和解释告诉了他，并征询他的意见。舒曼对此无话可说，但愿意让韦德海默使用他的实验室和设备，包括他自己设计的一种新型速读训练器。研究者可以调节装有幻灯片的轮子的速度，将一个视觉刺激暴露出来一小段时间让观看的人看，还可以使用在不同位置装有幻灯片和三棱镜的轮子来让观看者看到不同变换的图片。速读训练器可以很精确地加以控制，而万花筒则只能粗浅地演示。
由于韦德海默需要一些志愿者来做实验受试者，舒曼把他介绍给他的两个助手之一，沃夫甘·克勒，克勒很快又引来了另一位助手科特·科夫卡。他们两位比韦德海默年纪稍轻些（他30岁，克勒28，科夫卡24岁），可是，三个人都对神经心理学中的新心理学派和冯特的门徒们所忽视的高级精神现象极有兴趣。他们立即着手工作了，以后都成了终生的朋友和同事。
韦德海默是单身，有一份单独的收入——他父亲一直是布拉格一所成功的商业学校的负责人——韦德海默可以随心所欲，任意支配自己的时间。他现在所欲的就是放弃自己的度假计划，留在法兰克福。他让克勒，科夫卡和科夫卡的妻子作为他的受试人，留在这里做了近半年的系列实验。
根据他在旅馆里做的初期实验，韦德海默的基本实验是要轮流投影一条3厘米长的水平线条和另一根在它下面的约2厘米长的线条。在较短的投影时间里，他的受试者（他们直到很晚之后才知道他在干什么）都先看到一条线，然后是另一条线；速度提高以后，两条线都同时看到了，以中间速放的时候，一条线平滑地从上一根线条向下面的线条移动，然后又返回。
为了变些花样，韦德海默使用了一根竖直的线条和一根水平的线条。速度刚好的话，他的受试者会看到一条线以90度的角度前后转动。在另一个变换中，他使用了一些灯，这些灯，如果速度恰好到临界点，好像就只有一只灯在动一样。他还使用了多根线条，不同的色彩和不同的形状来试验，在每种情况下，这些东西都能制造出运动的错觉。哪怕他把正在进行的事情告诉了他的3位受试人之后，他们也无法使自己不看见这些运动。在其它许多种变换中，韦德海默都试图排除这种现象是由眼睛运动或者视网膜残留而引起的可能。
他提出结论说，这种错觉是“一种精神状态上的事”，他把这个叫做o现象。他说，o这个字母，“表明存在于a或b的感知之外的某种东西”，它来自于大脑的“心理短路”。他说，现象来自大脑的“一种心理短路”，短路的地方就在受神经冲动刺激的两个区域之间，而神经冲动又是来自由a和b刺激的视网膜区。
这个生理学假设在他以后的研究中并不突出，突出的是韦德海默的理论，即运动错觉的发生不是在感觉的水平上，不是在视网膜区，而是在感知中，即在意识之中。从外面进来的、互不关联的一些感觉都被看作是一种组织起来的整体，其自身带有自己的意义。韦德海默把这种总体的感觉叫做格式塔（Gestalt），这是个德语词，意思是外形，形状，或者配置，可是，他用这个词表示的意思是，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而感知到的一组感觉。
这样看来，他花几个月的时间所进行的工作就好像是解释一个小小的错觉。可实际上，他和同事已经埋下了心理学格式塔学派的种子，这个运动将要丰富和扩大德国和美国的心理学。
韦德海默的理论是，思维会给进入大脑的一些感觉以结构和意义，这与在德国已统治了近半个世纪，在美国已经有一代人的反心智心理学明显不合拍。（格式塔心理学经常容易与格式塔疗法相混淆。前者是一种心理学理论，后者是心理疗法的一种技巧，它使用从心理学中借用来的一些概念，但其意义已经发生很大变更；它另外还借用深层心理学和存在主义的一些观点。）
他的理论与1910年的时代精神也不合拍，当时一切都是以通过自然科技来改变人生和思想为中心的。电灯正在快速地改变城市甚或遥远乡镇的夜生活，汽车也正在改变各个国家的习惯，飞机也可以进行长时间飞行了（路易·莱里奥约已经飞越英吉利海峡），玛丽·居里刚刚分离出了镭和针，卢瑟福正在编制其原子结构理论，齐伯林客运服务也刚刚开始，黎德福里斯特最近刚刚注册了他的晶体管。新心理学与这些发展相辅相承，心智心理学好像比以前更形而上，更不科学，更像是昨日黄花了。
可是，在许多年里，一些心理学家们一直认为魏德迈心理学毫无生机而且太受局限，因为它不能够解决诸如情感、思维、学习和创造这些人类生活当中最为重要的方面的复杂形式。詹姆士、高尔顿、比奈、弗洛伊德和维尔茨堡学派的成员们尽管各自关心的方面不一样，可他们都对只能用较高级的心智方法才能解释的一些现象有兴趣，而且一直以来也在进行对这些现象的调查研究。
另外，其它一些研究者也不断地提出证据，证明感知与视网膜或者其它感官接受到的感觉不一致，而是思维对这些感觉中的数据的解释。
远在1890年的时候，奥地利的心理学家克里斯蒂安·埃伦费尔斯就曾指出，当一个乐曲变调时，所有的音符都会改变，可是，我们听到的却是同一个乐曲。他解释说，我们在整体中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里辨认同一的东西——即是他所说的这个乐曲里面的“格式塔性”，或者“形态质量”，这是由思维而不是耳朵捕捉到的关键的特征。
对心理学感兴趣的一位医生厄厄斯特·马赫1897年说过，当我们从不同角度看一个圆圈时，它看起来总是圆的，而在一个镜头上它却是椭圆形的；当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一张桌子时，视网膜上的图象会改变，可是，我们在内心里体会到的、看见过一张桌子的经验却不会改变。思维在解释感觉时会按自己知道的目标的样子去描述。
1906年，维托里欧·本鲁西进行过著名的穆勒里尔错觉实验，实验中，两条线（如下图所示的平行线条）看起来在长度上有所不同，可实际上它们在长度上是一样的。
他发现，哪怕他告诉他的受试者去集中精力于平行的线条，他们还是不能让自己忽视整个图形，他们可以减少错觉，但不能消除错觉。
当韦德海默在法兰克福进行他的第一次实验时，古丁根的心理学家戴维·卡获却在探索“亮度常态”和“色彩常态”。他发现，我们在阴影中观察某个物体时，我们会感觉到它具有与我们在明亮处看它时同样的亮度和色彩，尽管在客观上，它的确要暗些，其色彩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它，也就是说，是在一个已知的情形之中进行的。
韦德海默、科夫卡和克勒在接受培训时都知道这些东西，他们在柏林都受到过卡尔·斯顿夫的影响，这人从哲学中借来了现象学说，并植入了心理学。（在现象学心理学中，主要的研究材料都是日常现实生活中的经验，而不是基本的感觉和感情。）韦德海默和科夫卡也曾在魏茨堡研究过，当时的研究重心在思维过程。另外，三个人都进行过包括较高级精神功能的研究：韦德海默研究有阅读毛病的、思维迟钝的孩子和病人的思维能力，科夫卡的博士论文研究节奏形态，克勒研究声响心理学。
可是，他们是一个彼此绝然不同的三人小组，要攻击和打败冯特心理学，他们的智力水平还形成不了气候。
在布拉格长大的韦德海默是个犹太人。他的生相有孩子气，可是秃了顶，他蓄着一脸毛耸耸的、元帅一般的、俾斯麦式的大胡子，可是，骨子里有诗人气，有音乐天赋，热情，幽默而且欢乐。他是位极富煽动力和有口才的人，他的思想汩汩直冒，泡影一般瞬时既过。可是，要他控制自己的思想并把它们写作纸上是如此困难和令他痛苦，以致于他觉得写作真是一件万分可怕的事情。
柏林人科夫卡算半个犹太人。他个子很小，身体瘦弱，瘦长的脸上一幅严肃的样子，内向，敏感，而且极为容易动摇。可无法解释的是，他的这些特点尽管使他成为一个没有启发能力的讲师，可对于他的一些女学生却极富吸引力。他在演讲台上没有一刻的轻松，可在写字台上他却是位感到游刃有余的刀笔手，并在桌上形成了一系列的格式塔心理学学术报告。
克勒是位出生在艾沙托尼亚的非犹太人，他在德国的沃尔芬布特尔长大，一脸好斗表情，硬梆梆的短头发在中间分成两半。他是三个人当中最刻苦的一位实验者，后来成了一所研究院强有力的管理人。他高傲、古板而且为人正派——他得结交10年的社会朋友才会用“你”来代替“您”——而在写作中，他却令人意外地感到放松和令人着迷。
最终，三个人之间的不同产生了一种极为有益的效果，可以各司其长。如一位格式塔心理学史的研究者所说的，韦德海默是“智力之父，思想家和革新者”，科夫卡是“这个小组的销售者”，而克勒就是“内部人士，是干实事的人”。
可是，三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在心理学的建树中占有了一席之地。韦德海默在许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就是位讲师而已，后来才成为柏林大学的特聘教授，因为他的道路上堵着反闪主义运动，他也只有很有限的作品出版。直到1929年他49岁时，他才最终成为全日制教授（在法兰克福），可4年之后，他又得匆匆出逃，因为纳粹已经掌握了德国的政权。他移民到了美国，在那里的新校教授社会研究，可从没有在心理学研究中坐过正式的交椅。
在德国，科夫卡最高只升到了在吉尔森大学当一名特聘教授。他在美国进行了一系列的讲座，并在1927年获得了斯密斯大学的全日制教授头衔——这地方可不是什么心理学研究的中心——他后来一辈子都呆在这里。
只有克勒一人在德国谋得了相当高的地位。他在许多年的教学和在卡拉里岛6年多的实验工作之后，1921年他34岁的时候被指命为伯林大学心理学研究院的头目——这是德国心理学的最高位置——并把它变成了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中心。可是，他在位只有14年，1935年，他为了让研究院免除纳粹的影响做了勇敢而无用的努力，这之后，他辞职了，来到美国，在斯沃斯摩大学度过了他的余生。
可是，远在克勒升上伯林大学高位之前，这三位年轻人只在10年的时间内就击退了冯特心理学的防御而确立了他们自己新的心智主义学的合法地位——这种心理学是关于大脑的，它以演示和实验证据为基础，而不是靠理性主义的争辩和形而上的推想。
尽管他们在当时只发表了相当少的一些文章（一部分是因为一战的干扰），可是，这些已足以证明，格式塔理论提供了一个比早期的感知和更高级精神功能等认知心理学更好的解释。他们的证据极为有力，他们的理由如此充分，到1921年之前，格式塔心理学已经开始取代冯特心理学了，这一点可以由克勒的任命中略见一般。
直到30年代中期，格式塔心理学是德国心理学中的主要力量，也是其它国家不断成长的心理学流派。它对美国心理学只有非常有限的一些影响，只到三个人都在1927年至1935年间来到美国之后。然后，尽管他们三个人当中没有哪一个在美国心理学机构中担当要职，可他们的思想充斥于心理学思想之中，并开始将它扩大，超过了行为主义的局限。
格式塔心理学定律
从一开始起，韦特海默就认为格式塔理论不只是一种对感知的解释，他相信，它会证明自己是学习、动机和思维的关键。
他的这种思想不只是建立在由格式塔理论的先驱者们提供的零星半点的证据上的，而是建立在他自己早期的一些研究之上。在法兰克福对运动错觉的研究之后不久，他便接受了维也纳精神研究院的儿童诊所的主任医生的要求，去寻找教授聋哑儿童的办法。他进行实验的一个方法，是由他自己建立一个简单的桥，桥上有三块木板，建桥的时候，有一位聋哑儿童看着，然后把它拆下来。这个孩子会接着自己试一试，通常，犯过一两次错误之后，他会学习并成功地建起好几座不同形状和大小的桥来。在韦特海默看来，这个孩子的思维不是以演示当中使用的东西的数目和大小，而是以对某个稳定的配置的感知为基础的——这就是格式塔——按照这种方式，两个竖立物都是一样的长度并按水平块的末端来定位。韦特海默还阅读人类学对一些原始部族数字思维的报告，并在1912年写了一份论述这个问题的论文。他得知，一些讲南海语言的人在计算水果、钱、动物和男人的时候有困难。每种方法都代表适合于这个项目的格式塔。他还发现，一些缺少我们编组和定序方法的民族使用自然的编组法作为数字思维法。一位原始人在要建一个棚舍时可能不会计算所需的支柱数，可是，他不需要计数就会知道这个棚舍的骨架会呈什么样子并据此知道需要的支柱数。（韦特海默只写下了少数几个他所采用的实验，可是，大部分例子都在科夫卡的《格式塔心理学原理》中简单地提到过。）
使用这些数据，再加上他在法兰克福所做的实验，韦特海默在1913年的一系列讲座中构画出了一种新的心理学的轮廓。中心理义是，我们的精神表现主要由格式塔而不是由一系列相关的感觉和印象构成，这是魏德迈心理学的门徒们和相关主义者们所信的观点。知识的获取经常是通过“定位”或者定结构的过程得来的，因此看事情都是一个有序的整体。
尽管韦特海默认为格式塔理论是整个心理学的基础，可他的大部分研究，而且早年所有的格式塔心理学家们半数的研究都是对付感知问题的。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这三位著名的格式塔心理学家发现了一系列感知原理，或者“格式塔心理学定律”。韦特海默总结了自己和别人的一些观点，关在1923年他为数有限的几篇论文中命名并讨论了若干主要的定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他的同事和学生都发现了其它一些定律。（最终，有114条格式塔被取了名字。）下列是一些较为重要的：
就近律：
当我们看一系列类似物体时，我们倾向于以彼此距离很近的一些组或者集来感知它们。韦特海默的简单演示如下：
他发现，给人们一排黑点来看时，他们会自发地以彼此距离很近的黑点对于来看（ab／cd／……），可实际上，也可以看成一对分隔很远的黑点和分隔很近的黑点（a／bc／de／……），可是，没有人会以这种方式去看，大多数人不能够让自己这样做。还有更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
这里，我们看见由三个距离很近的黑点构成的一些线条，在竖直方向稍为向右倾斜。人们一般不会以另一种结构来看它，或者就算以别的结构去看它，也是很费力的一件事——即由三个彼此分隔近大些的黑点构成的线条，在坚直方向向左倾。
相似律：
当相似和不相似的物体放在一起时，我们会把相似的物体看作一组：
相似因素实际上可以克服就近的因素。在下面的左图框里，我们倾向于看见四组距离很近的物体；在右边的图框里，我们倾向于看见两组分布在各处但相似的物体。
方向的连续律：
在许多模式中，我们倾向于看见一些有内在的连续性或者方向的线条，因此，我们就可以在一个令人迷惑的背景中找出一个有意义的形状来，如在“找暗图”游戏中一样。这样的线条或者形状就是一个“好格式塔”——其内部有连贯性或需求。例如，在下面这个例子中
我们可以强迫自己看到两个弯曲的、有尖顶的图形，即AB和CD，可是，我们倾向于看到的东西是更为自然的格式塔形态，即两条相交的曲线AC和BD。连续因素可以是相当惊人的一种力量。考虑一下下面这些例子：在合并起来的图中，几乎不可能再看出原来的图，因为这条连续的波纹线控制了整个图形。
求简律（Pragnanz）：
相关的英文词是“怀孕（pregnancy）”，可是，这个英文词却不能传达韦特海默的意思，他的意思是“看见最简单的形状的倾向”。正如自然法则使一个肥皂泡采取最简单的可能形状一样，思维也倾向于在复杂的模式中看见最简单的格式塔。如下面这个图：这个图可以解释成一个椭圆和一个被切去了右边的直角图形，在接触一个左边被切除了一个弧形的长方形。可是，这不是我们看到的东西，我们看到的东西要简单得多，即一整个椭圆和一整个长方形互相重叠而已。
闭合律：
这是求简律的一个特别的和重要的例子。我们看一个熟悉或者连贯性的模式时，如果有某个部分没有了，我们会把它加上去，并以最简单和最好的格式塔来感知它。比如下面：我们倾向于把它看作一颗星，而不是五个构成此图的V形。
20世纪20年代，格式塔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注意到，一个待者很容易记住尚没有付款的客户账单的细节，可一旦付过款以后，他马上就忘掉了。这使他想到，这是记忆和动机领域的一个闭合例子。只要交易没有完成，它就没有闭合，因而会引起张力，保持记忆，可一旦闭合完成，张力即消除，记忆也消失了。
卢因的一名学生，名叫布鲁玛·塞加尼克的俄国心理学家用一个很著名的实验测试了他的推想。她给一些志愿者分配了一些简单的任务——做泥人，解决算术问题——让他们完成一些任务可又打断他们完成另外一些任务，其前提是不让他们把任务全部完成。几个小时以后，当她要他们回忆那些任务时，他们记得未完成的任务比记住已完成的任务要清晰一倍，这就确立了卢因的推测。这项研究使她小有名气，到今天为止，写到动机这一问题时，心理学家们一般都会提到“塞加尼克效应”。
图形－背景感知：
当我们注意某物体时，一般不会注意或者很少注意到它的背景。我们看的是一张脸，而不是脸后面的房间或者风景。1915年，古丁根大学的心理学家埃德加·鲁宾探讨了“图形－背景”现象——即大脑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有意义的图案上而忽略其它数据的能力。他使用了很多测试图案，其中的一个，即所谓的鲁宾瓶，几乎是人人皆知的：
如果你看瓶子，你就看不到背景了。可是，如果你看背景——两个人脸的剪影——你就看不见瓶子。另外，你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看自己选择的那一种；意愿明显是存在的，不管新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是怎么看的。
尺寸衡定律：一个已知尺寸的物体，拿到远处去的话，会给视网膜留下较小的一个图像，可是，我们感知到的却是真实大小。我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联想主义者会说，我们从经验中得知，远处的物体看起来小些，较暗些，我们把这些线索与距离联想起来了。格式塔学者发现这个解释太过简单，与新的证据也是相冲突的。对很小的雏鸡加以训练，使它们只啄大颗饲料。等这个习惯完全形成后，把较大颗的饲料放在远处，这样，它们就比近处较小颗的饲料看起来小些。可是，小鸡毫不犹豫地直奔远处的大颗饲料。对一个11个月大的女婴进行训练（通过奖励办法），使她在两个并列的盒子中选择较大些的盒子。大些的盒子拿到足够远的地方，使其在视网膜上的图像大小只有较小盒子的面积的十五分之一，可婴儿还是选择远处的那只大盒子。
我们感觉到，远处的物体与它们在近处是一样大的，因为大脑用相互关系的办法组织了这些数据——比如与邻近已知的物体对照，或者与可以提供远景的一些特性相比较。图12中的两个图，是从最近的感知力教科书中采摘下来，它们可以说明问题：在左边的图中，远处的人与他身边物体以及与走道的相互关系使我们把他看成与近处这个人一样大。可是，在视网膜上，远处的那个人的图像却要小得多，如右图所示。
拿不到的香蕉及其它问题
萨尔顿是生活在猩猩研究中心的一只雄性猩猩，它整个早上什么也没吃，已经很饿了。饲养员让它来到一个房间，房顶上挂着一串香蕉，它拿不到。萨尔顿朝香蕉跳了几跳，可始终够不着。接着它就在屋子里打转，发出不满的吼声。离香蕉悬挂的地下不远的地方，它发现了一根短棍和一口大木箱。它拿起棍子，试图打下香蕉来，可还是太高了。有一阵子，它来回跳个不停，极为愤怒，接着，它突然奔向箱子，把它拖到香蕉底下，爬上去，轻轻一跳就拿到了奖品。
几天之后：情形是一样的，只有一点，这次，香蕉挂得高得多的地方。现在，已经没有棍子了，可是有两只箱子，一只比另一只稍大些。萨尔顿知道该怎么办，或者认为知道怎么办。它把大些的箱子搬到香蕉底下，爬上去，蹲下来，好像要跳起来。可是，它看了看上面却没有跳，香蕉还是离它很远。它跳下来，抓住小箱子，拖住它满屋子乱转，一边愤怒地吼着，一边踢墙。很明显，它抓住第二只箱子不是想着要去堆在第一口箱子上，而只是拿它来消气。
可是，突然间，它不再乱叫唤了，它把较小的那只箱子拖到另一只箱子边稍为有点吃力地摞起来，然后爬了上去。他解决了这个问题。沃尔夫甘·克勒一边观察一边记着详细的笔记，他由衷地为此感到高兴。
克勒在1914年至1920年间做了一系列的猩猩智力研究，几乎与巴浦洛夫做的狗实验和沃森与小艾尔伯特的实验一样著名。克勒的实验不仅本身具有很大的价值，而且还引发了很多解决人类问题的类似研究，这些格式塔心理学家得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发现。
涉及到解决问题的思维的本质，在过去24个世纪里一直吸引了很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兴趣，可是，在德国，这个课题早已经有些过时了。就跟所有的高级精神过程一样，它处在由生理心理学家和冯特学派所规定的科学心理学的疆界之外。在美国，尽管威廉·詹姆斯和约翰·杜威已经有过解决问题方面的论述，可是，桑代克用猫进行的谜箱实验却已经引导许多心理学家去认为它是试误法活动的结果，哪怕在人类中亦是如此，而不是有意识的计划和解决问题。韦特海默在成长阶段曾读过斯宾诺莎的作品，也很佩服他，他的观点却不同：他相信会思想的大脑的力量。他还受到伽利略和其它伟大的发现者们的说法的影响，他说，他们的突破经常是对一个问题的新看法所致，这个新看法就产生了突然的理解力。
为了说明这样一个感知力如何就能产生一个办法，韦特海默喜欢举一个关于著名数学家卡尔·高斯的例子。这个秩事是说，当高斯6岁时，他的老师问班上的同学说谁能最先算出1＋2＋3＋4＋5＋6＋7＋8＋9＋10的总和。小高斯几秒钟就举了手。“你怎样这么快就算出来的？”老师问。高斯说：“如果我按1加2加3这样算下去会费很多时间，可是，一加10等于11，2加9等于11，3加8等于11，等等——总共有5个11。答案是55。”他看出了一个结构，使他很快得出了问题的解决办法。
韦特海默一生对推理和解决问题有兴趣，晚年还写了一本《生产性思维》（1945年），是站在格式塔心理学的立场上看待这个话题的总体讨论。可是，其他的格式塔学者，由克勒领头，却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工作。
克勒在与韦特海默进行了运动错觉实验之后，又在法兰克福呆了3年。然后，26岁那年，他被指命为普鲁士科学院在特里莱夫的猩猩研究站的站长，特里莱夫是西北非海岸远处的西班牙属地孔拉里岛的一部分。克勒1913年整装出海了，可万万没有想到，一场世界大战和德国战后的混乱条件会把他困在岛上达6年之久。
可是，他很好地利用了这段时间。他曾被韦特海默的思想所深深打动，后来他回忆说：“我的感觉是，他的工作可能会使当时算不得吸引人的心理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其变成对人类基本议题最为活泼的研究科目。”他在特里莱夫岛的那些日子，这些思想就时常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对灵长类的研究尽管不能正式地用格式塔心理学术语加以描述，但却极有力地证实了格式塔理论，极为适合解决问题的研究。他不断地进行调查研究，反复变换，旷日持久，一共重复了数年的时间。一些英国情报人员相信，他是德国间谍，因为没有一名科学家会花如此漫长的时间来研究一些猩猩如何拿取不易够着的香蕉。
（龙纳德·雷是阿尔班雷的纽约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他最近花了近15年的时间想要确证，克勒到底是不是一名间谍。他从年迈的特里莱夫岛居民中收集闲言碎语和谣言，可在德国和这个岛上，他都没有能够找到任何可以证明此事的铁证。雷认为，克勒极有可能是个间谍，可其它学者却对此心存疑惑。）
克勒设立了很多不同的问题让猩猩来解决。最简单的一些问题是绕道问题，猩猩得通过转弯抹角的一些路径来获取香蕉，这对猩猩不成问题。更复杂一些的问题是使用“工具”，即，猩猩得使用工具才能获取挂在高处的香蕉——如棍子，猩猩可以用它打下香蕉来，再如梯子，它们可以将它靠在墙上（它们永远也没能想出怎样把梯子稳固地架好，而总是横着靠在墙边）和箱子上。
有些猩猩需要较长的时间才看出，箱子可以用来取香蕉，而它们从来没有很好地使用箱子。有些猩猩常常做些没有效果的事情，如把箱子码在离香蕉很远的地方，或者码放的水平很差，等它爬上去的时候，箱子往往翻倒在地。另外一些猩猩很明显就聪明一些，做得也好些，它们学会以更安全的方式码放箱子，哪怕取到香蕉所需的箱子数目超过两个。格兰德这头雌猩猩实际上在需要的时候已经可以使用4只箱子了，虽然码放的时候有一些困难。
一次又一次，一只猩猩好像突然在某个时候看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克勒解释说，这是猩猩对情形的观点重新构造引起的。他把这突然的领悟叫做“理解力”，定义它为“某种相对于整个问题的布局而出现的一个完整解决办法”，很明显，这是与桑代克的猫试误学习法不同的一个方法。
克勒认为，猫在不同的情形之下可能会展示出一些理解力，可是，迷箱却是一个它们无法用智力来解决的问题，因为它包含一些它们看不出来的机械元素在里面。然而，他的确肯定理解力思维并不能在简单动物中发生。他搭了一道与房子的墙成直角的篱笆，再加一道拐弯的篱笆与外侧的一端成直角，形成一个L形。当他把一只鸡放进L形里，再把饲料放在L的外面，鸡会沿着篱笆L里面来回跑动，不知道暂时离开饲料绕过障碍去取食物。可是，一只狗却很快能够识别这个情形，知道绕过障碍取食物。把一个一岁的女孩子放在L里面，再在篱笆的对面放一个她最喜欢的玩具小人，她一开始会透过篱笆取玩具，可接着会笑哈哈摇晃晃地绕过障碍去取它。
在猩猩的情况下，一些最为显著的理解力的例子会由另外一个问题诱发出来。克勒常常把一只猩猩放在一只笼子里，再把一串香蕉放在笼子外面它抓不到的地方。笼子里会放一些棍子。一只猩猩可能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知道可以用棍子去取食物，可是，突然间，它会想到这一点。一只叫谢果的雌猩猩先用手试着抓香蕉，半个小时后，她没有信心了，于是就躺了下来。可当别的几只猩猩出现在笼子外面的时候，她一下子跳了起来，抓住一根棍子，猛地把香蕉拨到跟前来了。很明显，看见其它猩猩靠近食物起了一种促进的作用，从而引发了理解力。
在另一个棍子问题中，想到问题的解决办法的方式更为突然。如克勒自己的记述：
光凭它手中的一根短棍子，萨尔顿拿不到食物，因为食物在外面。栅栏外面有一根稍长些的棍子。（它）用手还抓不到这根长根子，可是，它可以用手中的短棍拨过来这根长棍子。萨尔顿想用稍短些的棍子去拨食物。这没有成功，它撕咬从它的笼子上投射过来的一根铁丝，可这也是徒劳的。然后，它打量着四周（在这些测试当中总是有些很长的停止间隔，这时，动物们会盯住整个可见的地区看）。突然间，它又一次拿起棍子，直接走到有长根子的那道铁丝网跟前，用这根“辅助”短根拨动那根长根，抓住了它，再走到对准目标的网跟前，用长棍子牢牢地取到了食物。
在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中，用可以拿到手的两根棍子都取不到香蕉。可是，其中一根却比另一根细些，可以插到另一根里面去增加长度。哪怕聪明的萨尔顿也没有很快地看出这个办法。它花了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想拿到食物，可没有用。克勒给了它一个暗示，他用一根手指插到一根棍子里面去，可萨尔顿还是没有明白过来。接着：
萨尔顿以不同的姿势蹲在箱子上，箱子离铁栅稍有些距离。接着，它爬了起来，捡起那两根棍子，拿在手上随便玩着。玩着玩着他突然发现自己的两只手上都拿着一根棍子，根子的位置使它们成了一条直线。它把较细的那根棍子插入较粗的那根里面，跳了起来，并直奔铁栅，到目前为止它对铁栅只是稍稍回过一次头，并用这加长了一倍的棍子拨到了香蕉。
克勒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对有关学习的心理学具有极大的意义，那就是，理解力的学习不一定依靠奖励办法，不一定像桑代克在对猫进行的刺激－反应实验中那样。当然，猩猩都在寻找奖励，可是，它们学习的结果却并不是奖励品带来的，它们在吃到食物之间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另一项重要的发现是，当动物得到某个理解力时，它们不仅知道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它们还会概括并把稍加改变的方法应用到其它不同的情形之中。按照心理学的术语来说，理解力的学习是能够进行“积极传递”的，按照一般人的说法，猩猩已经学会应付考试了。
克勒在1917年的一份专论中报告了他的发现，接着又在1921年出版了一本书，《猩猩心智》。专论和书籍都给心理学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不光是在动物解决问题方面独有见解。克勒的观察为格式塔研究人类解决问题的办法铺好了道路，他使用的技巧跟以前是一样的。
1928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一位心理学家利用克勒式的情形对一些从1岁半－4岁不等的孩子进行了实验。最希望得到的东西不是香蕉，而是一些玩具，她把这些玩具放在孩子们拿不到的地方，要么在小围栏的铁栅外面，要么放在某个架板上。在小围栏的实验中，有一些棍子可以让孩子们拿到，还有用于爬到架板上的椅子和箱子。有时候，孩子们立刻就看到了解决办法，有时候只是在四处转了半天之后才看出来。这个过程与猩猩大脑里发生的事情惊人地相似，不过，毫不令人奇怪的是，哪怕这都是些未成熟的孩子，他们比成熟的猩猩更为容易得到解决办法。
对年龄更小一些的8个孩子也做了类似的实验，他们的年龄从8－13个月不等。这些实验是稍晚些时候由卡尔·登卡尔这位年轻的德国心理学家进行的，他曾在伯林与韦特海默和克勒一起进行过研究。他使用了一个简单的问题情形。孩子们围着桌子坐着，桌上摆满伸手拿不到的一些可爱的玩具。手上有根棍子。只有两个孩子立即想到了解决办法，其他的5个孩子拿着棍子玩，直到他们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把棍子弄到玩具跟前时，他们才突然想到可以使用棍子来达到目的。最小的那个孩子从头到尾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登卡尔最为重要的一些研究是他1926年到1935年之间对一些成人受试者进行的解决问题的研究。他的研究方法之一是提出一个问题，然后让他的受试者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把思考的过程志出来。登卡尔把说过的话记录下来，然后分析他的“原型”或者文字记录，以期发现受试者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然后寻找解决办法的。他的两个问题之一是：
假设一个人得了无法动手术的胃癌，然而可以用足够剂量的射线来杀灭有机细胞，一个人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步骤来利用这些射线消除自己的癌肿瘤可同时又避免杀灭围绕肿瘤的正常组织呢？
一位典型的受试者的建议资料（这里已经加以大幅删节和简略）如下所示：
从食道里输送射线。
动手术把肿瘤暴露出来。
人们得逐渐减少射线；例如——这可能有用吗？——等找到肿瘤时再把射线开满。
要么射线得进入身体，要么肿瘤得露出来。也许人们可以改变肿瘤的位置——可是怎样做到这一点呢？通过压力？不行。
射线强度得有所变化。
对健康组织得把射线强度调到以前的弱位。
我只看到了两种可能性：要么保护身体，要么使射线无害。［实验者：人们怎样才能在进行途中减少射线的强度呢？（如各位前面所言）总得想法转变射线的方向，消散它……分散它，停止！让一束宽带弱光通过一个透镜，这样的话，肿瘤就居于焦点位置，并接受到强度最大的放射。］
这个建议和其它一些建议显示出，当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时，人们使用一系列不同的启发式（探索型）技巧。他们最常见是的使用一些机械式或者常见的启发办法，如以问题中最紧急和最明显的特征为基础进行随机可能尝试。这样一些启发办法通常得出很差的解决办法，或者根本就没有办法。在上述的建议中，通过食管输送射线或者通过动手术把肿瘤暴露出来，这些就是这类的办法。
最后，在走入了好几条死胡同之后，许多受试者都转着圈子来考虑更具有实效的“功能性”的启发办法（另有一些人一开始就这么干了），比如他们试图辨认出问题的关键性质。比如，他们自问，基本的目标是什么，只有到这时候，他们才开始寻找一些具体的解决办法。在上述的建议中，受试者开始考虑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他说：“人们得逐渐减少射线强度。”然后他又回到了第一种思维之中（“也许人们可以改变肿瘤的位置”），可是，在实验者提醒他想象自己更为基础的一些启发后，他突然把自己的理解转变成可行的解决办法。机械启发与小鸡沿着篱笆转来转去差不多，功能性的启发办法也与以广泛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并且看见一个不那么直接可是有效实现目的的办法差不多。
登卡尔的其它主要研究方法是把受试者带入一个房间里，房间里面堆满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桌上也摆着一些材料，他请受试者完成一些任务，而这些材料或者物体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适合这个任务的。目的是要看看受试者在什么情况下惦量用一种或者多种可能拿到的东西用作其它一些可能的用途，而在哪些情况下进行这样的重组是不允许的。
例如，在一情况下，要求受试者把三根小蜡烛安装到门上齐眼高的地方，表面是要进行“视力实验”。桌上有一些蜡烛，一些不干胶，一些纸夹，几张纸，绳索，铅笔和其它一些东西，包括一些关键的东西：三只空的小纸板箱。每位受试者在里面乱翻一阵子后，都重新构造了自己对这些东西的观点，并看出纸箱可以贴到门上面，然后用它作平台，再把蜡烛放上去。
可是，在这个问题的另一个变换方式中，三只箱子都装有东西，一只里面装有小蜡烛，第二只里面装有一些不干胶，第三只里面装有火柴。这次，他的受试者中只有一半不到的人解决了问题。他们曾看到过这个只箱子用作了一个专门用途，这使他们很难看出除了箱子以外的其它用途。登卡尔把这种解决问题当中出现的常见但很严重的障碍叫做“功能性粘滞”，一个解决问题的人如果认为一个物体有专门的用途，让他看出它的其它用途就是一件困难得多的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发现。它解释了为什么一些最熟悉自己那一行的人却最不太可能在自己的领域里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新办法。教育创造了专业知识，可同时也创造了功能性粘滞。一位专家看他手中的工具时，是以各个工具的专业用途来看待它们的，一个生手尽管会出一些不着边际甚或荒诞不经的主意，可是，他往往也提出极有创见的观察方法。毫不奇怪，科学家们一般都是在早年提出他们最有创见和重要的见解的。
尽管许多人认为登卡尔是30年代格式塔心理学者群中最有天才的一个，如果他没有不幸英年早逝的话，他在寻求解决问题的途中也可能走得更远。他是一位政治自由主义者，1935年从德国先逃到英国，然后，1938年又到美国的斯瓦特摩教书去了。1940年，他37岁，因为战争的爆发深感压抑，自杀身亡。
由克勒、登卡尔和其它一些格式塔心理学家进行的解决问题研究看起来相当简单，可是，他们的含义却是十分深远的。他们展示出，人类的问题解决（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动物的问题解决）并不限于试误法，也不限于条件反射法，而经常包括一些较高层次的思维，它会产生新的视野，思维和解决办法。对于问题解决的研究是格式塔心理学家们把思维恢复到心理学关心的中心位置的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
许多世纪以来，对知识是如何获取的研究一直是一些心理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可是，随着生理心理学家和冯特的到来，其中的大多数都被与其它一些过时的测心术话题一起束之文化高阁了。
生理学家和冯特的门徒们就学习所说的少数几句话，大多数都只不过是二手的联想主义。他们认为学习只不过是一些经验的连接或者镶嵌。行为主义者们认为学习是他们研究的主题——但只不过是刺激-反应条件中无意识的学习。人类学习当中涉及的较高级的精神活动都被忽视了，以迎合旧有的说法，即计算增多的试验次数与已有习惯的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格式塔心理学的贡献之中，也许是他们最大的贡献，即是把意义和思想恢复到了学习之中。尽管格式塔运动只在德国有过瞬间的辉煌，并没有代替美国的行为主义学说，可是，他使认知传统重放光辉，并对它进行了革新。它为60年代的认知革命铺平了道路。
可是，并不是由人脑，而是由一只母鸡的思想提供出来了第一份有力的证据，证明联想主义者和刺激-反应的学习学说严重不足。克勒在特里莱夫岛上的日子里用4只鸡进行了无聊却极有启发意义的实验。他让其中两只鸡去啄散在一张浅灰色纸上的米粒，而且一发现它们去啄另外一张深灰色的纸上的米粒就赶走它们。他让另外两只鸡接受相反的训练。一般都知道鸡特别傻，可是，经过400－600次的试验后，开始的两只鸡就只啄浅色纸上的米粒了，而后边的两只鸡也就只啄深色纸上的米粒了。
接着，克勒把两种情形都换了一下。他让鸡学会吃食的那张纸的背景色保持不变，但把另外一张纸的色调换了一下，在第一种情况下，换了更浅一些的颜色，在第二种情况下换了更深一些的颜色。联想主义者和条件反射主义者会预测说，由于鸡已经学会将吃食与某种特别的灰度联系起来了，它们应该继续这样做。可是，在百分之七十的试验中，这些鸡都在新的背景而不是旧背景上啄米。那对经过训练，在两种背景中较轻的背景上吃食的鸡现在大多选择新的、颜色更浅的背景。那对学会在较暗的背景上吃食的鸡现在大多选择新的、更深的背景。格式塔学说可以提供答案：鸡已经学会不是把食物与某种特别的颜色而是与某种关系联系起来了——在一种情况下是较浅颜色的背景，在另一种情况下是较深颜色的背景。
克勒用猩猩和一个3岁的孩子重复了这个实验。他给他们每人两只箱子，一只是暗色，一只是亮色。当一只猩猩做受试者的时候，亮色的箱子里有一些食物在里面。当孩子当受试者的时候，箱子里面放一些糖果。猩猩和孩子都知道亮色箱子里有奖品的时候，克勒拿走了暗色箱子，用一只比奖品箱更亮一些的箱子代替它。这次，他在两只箱子里都放些奖品，这样的话，除了一只箱子与另一只箱子的颜色关系外，没有其它的激励因素让他们在两者之间进行挑选——而事实上，猩猩和孩子通常都选新箱子，即亮些的箱子。
行为主义学者和冯特的门徒都已经知道，一个动物可以通过训练在两种不同颜色的东西中选择一种，可他们不愿相信，动物学会的东西是两种颜色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些“自然力说”的心理学家们而言，一种关系不可能成为基本的心理学事实。如韦特海默的学生所罗门·阿什所言：“这个前提的力量足以弥盖经验的无穷证据。”
可是，克勒的实验无一例外地证明，颜色之间的关系的确是动物们学会的基本事实，因为它们会在不同的情形之下应用同一个原理。阿什说，这是一个普遍定律的例子，即，动物和人类都是以相互关系来感知学习几乎任何东西的。此物体堆在彼物体上，居于两者之间，大于其它的物体，小于其它的物体，比另一个早些或晚些等等。关系是感知、学习和记忆的关键。这个事实以前被排除在心理学之外，可现在又由格式塔学者们找回来了。
韦特海默、克勒、科夫卡和他们的许多学生都在学习上进行了许多研究，可是，宣布该观点的许多功绩都归到科夫卡名下了。这位害羞、自疑、其貌不扬的小个子男人，性格古怪，嗓门特大，可当他坐在桌前编辑这些事实和学说的时候却感到心旷神恰，游刃有余。他在印刷品里像是位力拔千军的大师和尖刻严酷的刀笔吏。
科夫卡本人并没有进行值得注意的认知研究。他几乎所有的实验工作都是在深层感知、色彩和运动当中。可是，因为他的英语极好，《心理学快报》的编辑罗伯特·奥格登（他曾与科夫卡在维尔茨堡学习过）邀请他准备第一次用英语讲解格式塔心理学。这篇文章出现在1921年，从那以后，科夫卡就成这了个运动非正式的代言人。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和有关学习的一些思想为行业所知，大多是因为他的报道文章和两本著作。
在这些著作中，科夫卡在1921年用德语出版，1924年又用英语出版的《思维的成长》里，用格式塔心理学的眼光回顾了有关精神成长的现存知识。在他提供的许多新思想和解释中，有两点特别突出：
第一点：本能行为不是一串由某种刺激通过机械原理激发的一系列条件反射，而是一组或者一种反射的模式——由这个动物强加到自己的行动上的一种格式塔——旨在实现一个特别的目标。一只小鸡在某些它“知道”可食的东西上啄，可是，本能是趋向目标的，由饥饿所驱动，而不是看见食物时产生的机械和自动反应。小鸡饱的时候不啄食，尽管它看见食物，尽管有反射。
第二点：科夫卡反对行为主义的教理，即所有的学习都是由一连串由奖品创造的联想构成的，他反驳说，许多学习都是发生在奖品出现之前，通过思维里面的组织和重新组织进行的。他用克勒进行的猩猩解决问题研究和小孩子的、可比的解决问题研究作为证据。然而，他承认，组织过程准确的原因还不太清楚。
14年之后，在《格式塔心理学原理》（1935年）一书中，科夫卡勇敢地尝试从格式塔心理学的观点来回顾所有现存的心理学知识，他准备提出一种学说，用以解释思维中的组织和重新组织的准确原因。这个理论最早由克勒提出来，他又加以精确化。其理论是，大脑固有的“心理物理学”力量——神经能量场——跟自然界其它地方的力场一样作用，它们总是在寻找最简单的或者最合适的配置（如我们在肥皂泡中或者在磁力线中所见的一样）。因此，思维倾向于以“好的格式塔”形态建构或者重新建构所得的信息。
可是，这些好的格式塔形态是对外部世界真实的反映吗？科夫卡对这个古老的问题表示了明确的肯定态度。他拿出了由韦特海默提出并由克勒发展下去的这个理论，即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想法与这个世界本身是异种同形的——人的思想是一些大脑活动的结果，它们与所代表的外部事物在结构上是有一定相似性的。如果我们看到两只分开的灯，就有两处分开的脑刺激产生。如果我们看到运动，则在大脑里面相应产生一个被唤醒的场的运动。思维的内容并非某种与外部世界绝然不同的东西，而是对外部世界形成的神经影像。
思想是一个与外部的物质世界不同的现象，可是，它是怎样代表这个世界的呢？现在，这个古老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或者，在科夫卡和他的同事们看来，这个经典问题好像就这么给解决掉了。可是，在50年代，卡尔·拉什利和其他一些神经生理学家们进行了一些实验，实验设计原理是要干扰异质同构理论中假定存在的电子场。他们在一些动物的视力脑回中植入云母片，在另一些动物的大脑表层放上银箔，然后让所谓会刺激感知到的世界的那些不同的电势发生短路。动物们在哪种情况下对视觉经验都没有不同反应。异质同构说和力场的理论被有效地击破了。
可是，如果不把力场学说看成生理现实而看作一种有见解的比喻，则它有真正的价值。它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我们按照某种与力场的运行相类似的方式，对经验进行编组，分类并重新组织，并且让我们的思维内容保持最简单和最有意义的构成。作为一种指导性的图景，它比联想主义理论，比条件反射学说，或者比早期的任何认识论学说都更接近于描述我们感知、理解、存储和利用信息的方式。场学说并不是最高的真理，可是，它比早期的理论更接近真理，它也是未来更接近真理的一些学说的基础。
记忆是认识论的一个方面，格式塔心理学为此提供了一些特别有用和有见解的思想。
其一是由科夫卡详细提供出来的一个假说，即，记忆的生理学基础是中枢神经系统中形成的“痕迹”——即一些由经验促发的永久性的神经改变。这是个大胆的猜想，几十年后，神经生理学者们会慢慢发现构成痕迹的那些细胞和分子的实际变化。
另一项极具创意的猜想是关于记忆的心理学基础的。科夫卡说，事先埋下来的一些记忆痕迹会影响新经验被感知和记忆的方式，这跟联想主义的观点不一样。联想主义认为，新经验只是增加到旧的经验上而已，而科夫卡说，新经验与痕迹相互作用，痕迹与新经验也相互作用，其方式在生命的早期是思维所不具有的，而且，这种相互作用是精神发展的原因所在。他的思想将被瑞士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当时还在收集的大量观察数据所证实。
科夫卡用大量实验证据证明，记忆不光是把经验粘在一起或者聚集在一起，如联想学说所言，而是通过有意义的联系把它们编织起来。他所出示的一些证据当中，有艾宾豪斯和他的门徒做的一些实验，实验说明，学习一串没有意义的音节比学习一些通过意义连接起来的词语要困难得多。科夫卡拿出了一条简单而有说服力的例证：如果项目之间每一种联系都只是一种联想，则下面这两行是一样容易学习：
pud sol dap rus mik nom
A ty is a joy for ever．
科夫卡的评论：“联想理论不太容易解释，为什么第二行比第一行学习和记忆起来要容易得多，这个困难，如我所知，是联想主义者从来没有明确提出来过的。”跟格式塔心理学的许多其它例子一样，由这两行字演示出来的真理好像如此明显，以致于人们得问，它为什么还需要重新发现。可是，在从无知到知识的进程中，心理学还没有进入一个稳定的阶段，它的进程多少还更像是在某个未知的土地上跌跌撞撞的探索者，他试着向远处一个目标进发，顺着这个山谷或者那个山谷，沿着这条河道或者那条河道，而且经常还得绕几个弯子，在发现已经选择的道路太难走的时候还得折回来另谋出路。冯特的弟子和行为主义者们向着远处的目标迈出了重要的开头几步，可是，他们走入了一条死胡同；格式塔心理学者们把心理学又扳回到了稍为正确一些的路线上。波林在他权威性的心理学史中用一个不同的比喻说明了这一点：“看起来好像是这样的，正统学说沿着感官分析这条笔直和狭窄的通道已经走入了迷途。而正是敞开的大门和宽广的现象学大道通向了人生。”尽管格式塔心理学家并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惟一作出了这个发现的人，然而，是他们以如此令人信服的形式作出这个发现的，它已经被并入科学心理学的结构之中了。
在德国，如我们所见，格式塔心理学成了本世纪20年代处于领导地位的学派，可是，在它的三位创立者及其许多学生离开德国后，格式塔心理学在30年代中期几乎消失了。在美国，科夫卡于1922年发表了介绍性的文章以后，格式塔心理学一开始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甚至激起了很大的热情。科夫卡和克勒接受邀请到美国几乎所有重要的研究中心进行讲座和开研讨会。克勒当时是1925年克拉克大学的访问学者，哈佛后来还授予他访问教授的头衔，对此他只得婉言谢绝。
可是，行为主义学说就在当时也还在快速地成为美国心理学中最具影响的学派，当时还没有格式塔思想的一席之地。大多数行为主义学者都认为格式塔不过是一种倒退，倒退到一种已经失去了名誉的、不科学的先天论中去了。如果先天论是指对天生思维的信仰，那这么说就完全错了。如果说先天论指一种信仰，认为思维根据其本质而对经验加上某些秩序，那就对了。格式塔理论在某种方法上来说是康德先验论的现代版本。
几十年之后，格式塔心理学的这个中心信条会被好多种形式的研究强有力地确证下来。比如，对于获取语言能力的研究就证明，儿童感觉到句子中的语法结构，并开始按语法结构说话，这都是远在他们被教授语法之前的事情。更值得人注意的是，对一些没有学习过任何手势语的聋哑儿童的研究发现，当他们长到3－4岁的时候，他们会用一串手势——一些难句子——来交流，这些手势在主语、动词和宾语之间有明显的区别，正如书面语言一样。
行为主义对格式塔心理学的反感也遭到了回报：科夫卡、克勒和韦特海默都对行为主义学说（和其它心理学）不屑一顾，并把他们自己的学说当作惟一有效的理论提出来，因此触犯了美国许多心理学家。心理学家迈克尔·索科尔回顾美国对格式塔心理学的态度时说：
美国心理学家们对格式塔学者的态度尤其反感……最近，“官气”这个词就是专门用来形容当时的许多德国大学教授的态度和行为的。整个格式塔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对传统德国大学文化的反叛，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在更深一层的地方，格式塔学者又有德国大学教师里的一些典型特征。
结果是，到本世纪30年代末，格式格心理学尽管已经在美国心理学界扎下根来，可终究处于二流位置。跟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和其它许多学派一样，格式塔学者在美国这块由行为主义主导的地方处于少数派的地位。可是，他们对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超过其人数和位置的影响。
韦特海默是个热情的人，可当教师又不是个有耐心的人，他在社会研究新学院中只有极少数忠实的信徒，可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研究设备。然而，按照他杰出的学生阿拉巴马·鲁琴斯的说法，在美国的10年（他死于1943年）生活中，他在行为主义场合里是个“引人注目而又令人不安的人物”。
科夫卡虽然是个枯燥无味，作为一名教师也过于教条的人，可他却受到他教书的史密斯大学女生的亲睐。然而，因为这所大学的重点在本科生教育上，他在这里的几年只指导了一位博士生。可他的确通过写作而对心理学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通过百科全书式的《格式塔心理学原理》一书。如果他的生命不是在1941年他55岁时因为一场心脏病而突然结束，他无疑会写出更多有影响的书来。
克勒尽管有德国人的古板之处，可他却是三人中最容易渗入传统学术圈子的人。他在斯瓦特摩创立了一个心理学研究中心和一份奖学金，吸引了好多一流的博士生，其中有大卫·克莱奇、里查德·克拉奇费尔德，雅各布·纳奇米亚斯和阿尔里克·莱萨。克勒1958年退休，可一直积极地从事研究工作，直到9年以后他80岁。退休以后，他得到美国心理学界最高的颂扬，被选为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主席，这是对他的个人成就和格式塔运动对心理学的贡献的承认。
很可疑惑的是，尽管到本世纪中期，这个运动已经失去了它的身份，而且消隐无踪，可它最为重要的一些思想却成了心理学主流的一部分，尤其是在下面三个领域里：
感知：
研究和理论继续朝着格式塔心理学家们指明的道路前进。机械主义心理学曾认为，在局部刺激与局部感觉之间有点对点的对应；对视网膜每个点施加的每种刺激都会形成一个对应的感觉，每种感觉都是由一个刺激产生的。可是，这种纯粹的神经学解释不能解释明显的运动、视觉错误、色彩常态、尺寸判断和其它许多现象。只有认知学说才能解释清楚这些。现代感知理论早已经超越格式塔心理学了，不过是朝着同一个方向。
解决问题：
以奖品为基础，通过试误法来解决问题的模式，对一些简单动物解决问题的解释是令人满意的，可是，在对一些有较高智力的动物和人类进行解决问题的研究时，还是按照由克勒、登卡尔和韦特海默指示的方向进行。采纳信息处理理论而发展出来的、新的、更准确的模式在最近几年已经引进来了。它们与格式塔解决问题的学说并不冲突，它们可以提供详细的、一步一步的推理和探寻办法，而这就是格式塔心理学用“重新构造”这些模糊的术语来描述的办法。
记忆：
艾宾豪斯及其弟子用无意义的音节进行的工作显示了某些记忆原则，可只是局限于无意义的狭窄范围内。格式塔心理学恢复了一种视野，人们可以在这个视野里调查记忆更广泛的方面——即意义的网，我们可以把新材料植入这个网里，并且，通过它，我们可以对所求的信息进行定位和调用。最近对记忆所做的工作已经远远超过了格式塔的一些解释，可还是沿着相同的方向。
最为重要的是，格式塔学者把意识和意义带回到了心理学；他们并没有对冯特的信徒或者行为主义者的发现造成损毁，而只是极大地扩大了科学心理学的范围和规模，他们在其中重新确立了思维和它所有的过程——按科夫卡的说法，这个过程还包括它所有的意义、重要性和价值。如他所说：
我们并不是被迫着要从心理学和普遍意义上的科学中废弃诸如意义和价值这些概念，我们得利用这些概念来更全面地理解思维和这个世界。
1950年，格式塔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特的心理学慢慢失去它的影响了，艾德温·波林用一些迄今为止尚没有更好说法的话总结了它的命运：
学派可以没落，可它们也可能因为成功而消亡。有时候，有盛极必衰这一说。上个世纪90年代的“新”心理学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成功，可它在20世纪10年代却消亡了，因为它不能够往前进，也因为有了某种可以替代它的更好的东西出现了。（格式塔心理学）开创了许多重要的新研究，可是把它标为格式塔心理学不再有什么益处了。格式塔心理学的顶峰状态已经过去，现在，因为它的成功，因为被吸纳进现在叫做心理学的东西而消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