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在一个春天的日子里站在长岛海湾某个静悄悄的河岸上，你可能有幸看到一只雌性麝香鼠在拼命游动，当一只雄性麝香鼠紧跟在后面狂乱地拨拉着追赶雌性的时候，雌性会大声尖叫。（无一例外，“他”捉住了“她”，或者是“她”无一例外地让“他”捉住。）如果你在春天荒芜的长岛海滩上，可能会看见一只雄海鸥狂乱地驱赶着一只雌海鸥，因为这只雌海鸥在不断地贴近，以期从它正在独自享用的蟹肉上分一勺羹，可是，一星期后，你会看到它允许雌性叼走一块肉，再过一星期后，你会看到它正在把一大块肉往雌性嘴里喂。（再过一两天后，“他”会骑在“她”身上，而“她”也默不出声地答应了。）
在人们可以分辩的范围内，这些动物从没有问自己，为什么另外一方会这么做，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举动。只有人类才会问：“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也许是我们给自己提出的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心理学最为基本的问题。
原始人类有一系列的答案：人类的行为是由神灵、魔力掌握的，是吃了某种动物的某个部分后决定的等等。半原始的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只是稍稍复杂一点而已，他们认为，神灵把思想和冲动直接放在了人的思想内。可是，公元前6世纪和5世纪的希腊哲学家们的思想产生了一次巨大的历史飞跃：他们认为人类的行为是内部力量所致-肉体的感觉和想法。
然而，他们认为这两种内部力量是互相矛盾的。比如柏拉图，他认为我们都受到肉欲的控制，除非理智为我们显示一个更好的办法，意志会在这两种力量之间维持平衡。情欲——我们受其驱使的欲望和情绪都是邪恶的，而理智是有益的，这个想法在日后几个世纪的时间内，会主宰西方思想当中有关行为的概念。它会影响一些完全不同的思想家，比如基督教的大弟子保罗，还有最伟大的理性主义者斯宾诺莎。下面就是保罗哀叹肉欲魔力的一段话：
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
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罗马书7：19-23
这里还有斯宾诺莎在17个世纪以后对“人类枷锁”的分析（他的《伦理学》的第四部分）：
我把人类无法主宰或者控制情欲的缺撼叫做枷锁，因为一个处在肉欲控制下的人不是他自己的主人，反而为运气所控制，他处在运气的魔力之下，经常被迫去寻求那最差的，尽管他知道在他面前有更好的选择。
尽管保罗和斯宾诺莎提倡用不同的办法来控制情绪——保罗是通过对上帝荣耀的信仰而获取拯救，斯宾诺莎通过理智和知识——但是，两者都认为情欲在无法控制的情况下是引起人类产生坏行为的原因。
除开理智和激情之间的冲突之外，哲学家们从没有对情欲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产生兴趣，他们更关心智力的工作原理和知识的来源。当他们的确要讨论人类行为的时候，通常也都是在道德哲学的范围之内——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而不是我们行为的原因。有关肉欲的心理学只是在现代之前才得到一些注意。如我们已经知道的，笛卡儿所做的工作也仅止列出了六种主要的情绪，并把其它一些解释为这六种情绪的合并。尽管斯宾诺莎详细地处理过一些情欲问题，可是，他是以严峻和逻辑的方法这么做的，并没有传达出它们的力量，也没有传达出情绪体验的力量。比如，他定义爱为“只是伴随着某个外部原因的想法的一种喜悦”，而恨则“只是伴随着一种外部原因的痛苦”。
第一个以科学方法探索情欲对行为影响的人不是一位心理学家，而是一位伟大的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1872年，在他历史性的出版十几年后，达尔文出版了另一部非常有趣的小作品，《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在这本小作品中，他提出，情欲之所以发生进化，是因为它们会导致有用的行动，并增加动物物种生存的机会。恐惧、愤怒和性激动分别会产生逃避行为。对任何敌人的反扑和物种的繁殖。达尔文认为，人类情绪是从其动物先辈派生而来的，它们具有类似的价值和表达。狼会龇牙裂齿，人类会冷笑；动物的体毛在愤怒或害怕时会直立起来，以使自己看上去更宠大，而人类愤怒时也会毛发耸立，挺胸扬臂，一副恶狠狠的挑战姿态。
可是，尽管达尔文声名显赫，大部分早期的科学心理学家都回避情欲这个话题。（威廉·詹姆斯和弗洛伊德及其他心理分析学家是典型的例外。）今天，由于心理疗法已广为接受，许多人认为情欲和行为是心理学家最为关心的话题，可是，欧内斯特·希尔加德在他的美国心理学史中说，在本世纪前50年里，“进行学术研究的心理学家们对文学和戏剧中很大的情欲主题缺少兴趣，这真是怪事一桩”。
这是他们在那些年代里天真努力的结果，他们像物理学家一样严格而客观，结果，他们认为对主观状态的报告，包括感觉或者情绪，超出了科学范围之外。从桑代克用老鼠在迷宫箱里面进行实验的时代开始，到本世纪初叶，研究者们都在寻找一些办法来连接行为和可观察的生理状态，比如饥饿、口渴、或者疼痛，而不是一些主观的状态，如情欲。
然而，在这些心理学状态的不快和行为结果之间，必定有某种方向性的机制或者力量。如果没有，为什么饥饿会导致潜行觅食，或者，为什么性欲会导致求爱行为，而不是随便的激发动作？
在本世纪之交，心理学家们很满足于说，由生理需要或者状态促发的行为是由本能决定的。可是，这个简化的回答对本能如何在心理学水平上进行操作只字未提，也没有提供一种心理学的条件，以供进行实验调查。1908年，心理学家威廉·麦克杜格尔提出了一些解释，并在1923年将这个解释完善化了。被生理需要激发起来的物种会追寻一个已知的目标，它的行为因此就是有目的的，或者是受到激发的；从这个行为当中产生的心理动力，即动机，是一种可以用实验方法加以控制、测量和研究的。心理学的又一个分支就这样开始了。
尽管人类行为从解扣子到写出一首十四行诗都是有动机的，可是，行为主义时代的心理学家们只把自己限制在调查实验老鼠的动机和情绪里面。在这种相对简单的动物中，他们可以造成基本的生理需要，如饥饿，而且可以用剥夺几小时或者几天的食物进行计量，而且可以轻易和客观地测量因此而产生的行为，特别是觅食和走迷宫。
随着50年代和60年代新认知主义的兴起，心理过程又一次成了正统的研究领域，有些研究者开始调查人类的动机和情绪。可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认知主义心理学家们的大部分兴趣都在“直接认知”（信息处理、推理等）里。只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他们的兴趣才更多地转到“间接认知”上面来，并且开始了解它与动机是如何联系起来的。直到1988年，康乃狄格大学的罗斯·巴克这位动机和情绪研究方面的领袖人物才宣称：“心理学重新发现了情绪。”
要么是因为这是如此新潮的一个进展，要么是因为这个课题的成分如此混杂，情绪研究者和理论家在它们正在研究的课题的定义上仍然达不成一致意见。普通人没有什么困难；一个3岁的孩子也知道什么是快乐、悲伤或者害怕——就是他感觉着怎么样。可是，从事研究的心理学家们却看得更深；他们对情绪的定义包括原因、生理伴随症状和后果，在一般人听起来可能是艰涩难懂的。举一个例子：
情绪是行动预备中发生的变化，它有控制性的先后顺序（它会中断可替换的心理和行为活动或者与之竞争）和由对与关心之物相关的事件的评估而引起的变化（因而会引起积极或者消极的感觉）。
对情绪的这个定义，或者现在的其它近30种专业性的定义一般为心理学家们所接受。如最近一位专栏作家所评论的：“人人都知道情绪是什么，可给一个定义却不容易。”
尽管大多数心理学家说，有好多基本的情绪，其它一些是从这些基本情绪中派生或者与之相关的，可是，基本情绪有哪些，目前却还没有一个定论。有些专家把“欲望”也包括在内，另外一些则不。有些把“惊讶”包括在内，另外一些专家特意把“震惊”排除在外，而大多数人却会认为震惊是惊讶的一种形式；大多数心理治疗专家使用“情感”这个词来表达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情绪状态，可是，有些学究气的心理学家却说，感官是喜欢或者不喜欢的东西是情感，而情绪却不是的。
十多年以前，纽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的一位著名的情绪研究员罗伯特·普鲁契克，曾请志愿者们给一长串成对的、与情绪有关的词按其类似程度定级。对志愿者的定级进行的因素分析显示出，哪些情绪具有与其它情绪最大程度的重合率，因而是最为重要的。普鲁契克的结论是，有8种基本的情绪：喜悦、赞同、害怕、惊讶、悲伤、讨厌、愤怒和期盼。他发现，其它一些共同的情绪都是这些基本情绪强弱不等的翻版。比如，极度悲伤是悲伤的极点，忧虑是最低水平的悲伤。在现存的定义当中，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定义，可是，尽管人们经常引用这个定义，但在情绪研究者当中这不是一个标准的定义——也没有这样一个标准。
到目前也还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情绪理论。我们稍后将看到，有些理论说，情绪由内脏状态构成，其它一些说是自律中枢神经系统现象，还有一些说是更高级的心理过程。有些人强调情绪的起因，另外一些强调其行为后果。一位学者大致统计了100种可分辨的情绪理论后发现，哪怕将类似的一些理论组合在一起，这些理论的数目也不下于18种。
所有这些可能会让情绪研究听上去远离现实生活，而事实上，心理学家也的确对情绪较高级的一些问题感兴趣：情绪服务于什么样的功能？它们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学习得来的？它们是全球一致的还是因文化不同而有差异？它们与肉体及精神过程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一致认为，情绪不仅仅是对一个物种发出的信号，即某个物体或者事件对其需要是相关的，它是一种方法，通过它，情绪会成为有目的的行为。
这样一来，这个古老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最终就成了现代心理学的中心问题，而情绪现在也被看作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至关重要的。对动机和情绪的研究从哲学思辨开始，在科学时代首先转变成对生理需要的调查，然后转变成对神经系统功能的调查，再后转变成对认知过程的调查。它是心理学自身进化的范式。
什么样的人会让一只关住的老鼠饿上两天，然后把它关在笼子里面，再在笼子远处放上一两粒食物，让老鼠抓不到食物，而只有在接了电的栅栏上乱抓，因而使它的爪子触电？什么样的人会把一只母鼠放在笼子的一端，然后把它的幼鼠放在笼子的另一端？
你可能认为只有虐待狂才会这么干。可是，卡尔·J·沃登是一位很体面的年轻人，根本谈不上什么虐待狂，他只是行为主义时代一个典型的实验心理学家。时间是1931年，地点在哥伦比亚大学，仪器是他发明的，即“哥伦比亚障碍笼”，通过这只笼子，他在想办法客观地测量两种动机来源的力量，即饥饿驱动力和母性驱动力。
他希望，他的数据会给一个简单的假设提供证据：老鼠的需要越强，其满足需要的动机或者驱动力就越强。测量对食物的需要很简单，就是看老鼠有多长时间没有食物，对因之而来的驱动力的测量就是老鼠会跨过电栅栏想再取一点食物的频率。这项实验在老鼠饿到第3天时就证明了沃登的假设是正确的。到第三天之后，老鼠会变得无力，也不再费力跨越栅栏了。动机研究没有比这个更客观的了。（用母鼠及幼鼠进行的实验不那么尽如人意，幼鼠不在时，不会造成如饥饿一样明白无误的需要。）
根据沃登的报告，就跟在其他一些行为主义著作中一样，根本不谈什么本能。行为主义者相信，高等动物（如哺乳动物）所做的几乎所有事情都是学习的结果，他们认为本能理论是倒退的。到20年代，他们已经把动机行为有目的的行为力量称作“驱动力”而不是本能。曾在1918年提出过驱动力概念的罗伯特·S·伍德沃思说，尽管有机体具有天生的一些机制来从事比如寻找和吞食这样一些活动，可是，这些机制一般都是闲置不用的，直到受到一个驱动力的激发为止，这个驱动力会使这个动物趋向一个它知道能够满足它的需要的目标。行为主义者认为驱动力是一种令人满意的概念。另外，驱动力跟本能不一样，它是心理学家们可以通过实验条件进行制造、测量并修正的，以确定动机的规律。
这些假想当中，有一个相当明显的假设，即生理需要越大，满足它的驱动力就越大，这个动物会表现出来的活动也就越多。为了检测这个假设，1922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位名叫克特·里奇塔的心理学家把鼠笼绑在弹簧上，使其自动记录老鼠的活动。留下的痕迹非常令人满意，它们显示，饥饿的老鼠偷偷地在笼里窜动，次数比不饿的老鼠多些。1925年，在北卡罗莱那大学，J·F·达谢尔利用一块复选板进行同样的试验。他数了一下老鼠进入方框的次数，发现饥饿的老鼠踏进的方框数多于喂过的老鼠进入的方框数。1931年，沃登的“哥伦比亚障碍笼”是检测同一种驱动力当中更好些的办法。
在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还进行了大量的实验来探索其它的主要驱动力，包括起源于对液体、氧气、性交、适宜的温度和避开疼痛需要的那些驱动力。1943年，动机的这些生理方面被喜欢数学的行为主义者克拉克·哈尔溶入了一条极为简单的理论，他认为，所有的驱动力都在寻找同样的基本满足——松驰因为生理需要而形成的令人不快的紧张——所有动物寻求的理想状态是来自于所有驱动力的满足的平衡。几乎半个世纪以后，个体生态学研究将会显示，许多动物在其肉体需要得到满足后会在一小段时间里处于不活跃的状态，狮子在在饱食过后会在同一个地方呆上12个小时而一动不动。
可是，许多行为形式并不在哈尔理论所描述的范围内。一条狗会听从命令不去满足生理的需要而去逗主人高兴。硕鼠会在一只锻炼轮上无明显目的地乱跑。一只老鼠可以学会按下一根杠杆以使其滴下几滴有甜味但并无营养的水。为了按驱动力减退理论来解释这样一些行为，行为主义者认为，存在一些像“后天得来”或者“次等”的驱动力和动机。这些是从非生理的需要中产生的，可是它们会通过与原初驱动力的联想而得到其动机力量。比如，狗学会听从主人的命令，因为首先它会得到食物奖励和同意，最终它会形成寻找同意的驱动力，而同意就会变成奖励。
然而，这种对驱动力理论偷工减料的修补并不能解释其它一些行为。它不能解释硕鼠为什么会在轮子上无目的地跑动，也不能解释小鼠为什么会想办法搞来一些甜水。而且，除非“次级驱动力”的定义非常广泛，可以包括并没有通过使其与一项生理需要联系在一起的行为，否则，它就不可能解释为什么猴子在一种实验中一而再地打开一扇窗户（窗户只能开30秒钟）以便看到一列玩具电动火车在外面跑，也不能解释为什么猴子在另一些实验中会一再地松开一连串的钩子，哪怕在它们已经明白松开钩子并不能打开任何一扇门之后也是一样。也不能解释一位音乐爱好者去听音乐会，一位改革家辛苦地变革社会体制，神学家努力向人类宣扬上帝指定的道路，一个悔罪的人为什么用铁链子抽打他的后背，一位登山者为什么要攀登马特合恩峰，也不能解释心理学家调查动机的现象。
哈尔认为驱动力减退是所有有动机行为的最终目标的思想，受到1957年在麦克吉尔大学进行的一项著名的感觉剥夺试验的挑战。一些志愿者戴着有垫层的手套和半透明的头罩呆在一间小房间里，头罩仅能容纳光线但看不到图象。他们在房间里呆上好多天，躺在柔软的泡沫皮垫上，空调器单调的声音盖过了其它所有的声音。（只允许他们偶尔出去进食、上厕所和受测试。）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原来准备好好地做一次长时间休息，可很快发现由于没有所有感觉刺激，因而很难受，感到很茫然。他们无法连贯地思想，情绪从极度高兴到十分恼火之间动荡不定，他们在心理能力标准测试中的行为有明显的减退，其中少数人还体会到了幻觉，而且几乎所有人都在实验几天之后就要求放出去。
很明显，许多行为动机是由复杂的需要激发的，而且是由自律中枢神经系统及思维生成的。这就是动机和情绪研究者们一直忽略了的。
尽管行为主义者可以观察并测量与动机有联系的外部活动，但是，他们既没有观察也没有测量情绪的生理指标。一只老鼠可以告诉他们它所感觉到的东西，而且尽管人类也可以，但是，他们认为这些信息是不可检测，也没有科学价值的。
然而，并非所有的心理学家都感觉受到行为主义对可接受证据的约束，有些人愿意接受一个人对他或者她正在感觉着的东西的认同。可是，就算是这些人，在本世纪早期的几十年中也主要只对伴随着受试者说他们感觉到的情绪的生理变化有兴趣，而研究者们相信，这些东西就是那些情绪的来源。
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过的一样，这种理论首先是由威廉·詹姆斯在1884年提出来的，而几乎在同时，一位丹麦生理学家卡尔·朗格也提出了这个理论。詹姆斯-朗格理论认为，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一个令人激动的事实会带来身体的变化，我们对这些变化的知觉就是情绪——这与我们认为某项事实激发一个情绪，因而产生身体变化的印象是相反的。（如詹姆斯所言，我们遇到一头熊时会发抖，因为发抖，我们会感觉到害怕。）
在许多年里，詹姆斯-朗格理论一直为人们广泛接受，到20年代，当新的生理测量方法出来以后，研究者们就能够更为客观地测量詹姆斯只能靠主观来观测的一些身体变化。他们的目的是要看看血压、脉搏和出汗这些被自律神经系统（ANS）——处在大脑和脊髓之外的那部分神经系统——控制着的具体的变化，是如何与受试者说他们已经体验到的情绪发生相关关系的。
在那个时代的放任自流精神鼓舞下，有些研究者对受试者施加了今天看来不可容忍的压力。比如，一位名叫布拉茨的心理学家对志愿者说，他们要参加的一项实验是在15分钟内的心率变化研究。每个志愿者都绑在一把椅子上，双眼蒙上布罩，用电线接上一些可以监测脉搏、呼吸和皮肤电系数的仪器，然后让他们独自一人呆15分钟。在此期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有些受试者实际上都睡着了——可三次之后，在第四个阶段的某个时候，布拉茨掀动一个开关，使椅子突然向后倒下去，直到倾斜60度的时候被一个门档挡住。椅子的前面有活页连着，后面靠着一道假门。志愿者都表现出了突然的快速和不规则心跳、突然的呼吸停止和喘气，以及一阵皮肤电。所有人都报告体验到了害怕（以及后来的愤怒或者好笑）。椅子的跌落应该是非常突然和没有预料到的，应该没有预想的情绪，如在詹姆斯-朗格理论中一样，害怕是由椅子的跌落产生的身体变化。
一位对来自于严重的情绪混乱的生理现象有兴趣的心理学家卡尼·兰迪斯，他一定是位了不起的推销员。在20年代早期，他劝说三位志愿者饿了48小时，最后30个小时不睡觉，他们连在监测血压和胸部扩张的仪器上，吞进一只与小橡胶管连在一起的小气球，以便测量胃收缩。他还把一个类似的装置插进他们的直肠，然后对着一个可以测量其二氧化碳输出的仪器呼吸，以作为代谢率的指标——在这个时候，他们会受到一次电击，电击的强度以他们轻易能够接受为准，直到他们做出手势，说再也不能忍受为止。
电休克会使血压上冲，脉搏加快并发生紊乱，并使直肠收缩停止。（胃收缩的数据前后不一致。）然而，尽管受试者为了科学而承受痛苦值得敬佩，可是，这次实验却没有得出明确的结果。尽管所有3个人都说他们感觉到愤怒，他们对相关的、或者有可能引起这些变化的具体生理变化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注意。兰迪斯可以发现的惟一的生理反应就是惊讶，而这是对一个主观的状态经常有的反应。眼睛眨动一下，一种复杂的面部——身体反应就发生在对情绪的意识之前，因此也符合詹姆斯-朗格理论。
可是，到1927年，其他一些生理实验也得出了强有力的证据，这些证据与这个理论相矛盾。这是由沃尔特·坎农（1871-1945）进行的工作。他是一位杰出的实验者和理论家。跟约翰·B·沃森和身无分文的小镇青年詹姆斯·吉布森一样，他虽然缺少重要的关系，但最终也通过艰苦的工作和天才攀登上了科学的高峰。他在哈佛拿到硕士学位之前就已经发表了大量吸引了广泛注意的学术文章，而且在35岁的时候就被指派为乔治希金森大学的生理学教授。这一切都是在没有任何背景的情况下获取的，不像詹姆斯那样与大学的高层权威有一些联系。
坎农的学科是生理学，可是，他受业于詹姆斯，还是罗伯特·耶基斯的朋友。也许就是这些影响使他在探索了通过ANS（自律中枢神经）进行消化控制几年以后，转向了情绪心理学。在经过大量调查之后，他慢慢觉得，詹姆斯-朗格理论是完全错误的，1927年，他发表了一篇历史性的论文，彻底否定了詹姆斯-朗格理论。在论文中，他提出了五种以他自己和别人的研究为基础的证据。在这五种证据之中，下列三种是最令人信服的：
——内脏变化通常发生在刺激之后的一到两秒之内，可是，情绪反应一般只需要更短的时间，因此，它们是发生在生理变化之前的。（尽管这是以实验室证据为基础的，可是，我们在一个类似事故之后会感到害怕，这是一种共同的经验——这之后，我们的心跳会加快，我们感觉到无力，嘴里面有奇怪的味道等等。）
——在与不同情绪有联系的内脏反应中各有一些不同，可是，这些不同之处不会如此明显，如此灵敏，以至于会为人类体验到的情绪范围提供可区别的提示。
——坎农通过外科手术把老鼠的内脏与交感神经系统切断，一位英国生理学家C·S·谢林顿以前也在狗的身上做过同样的试验。在两种情况下，所有的来自心脏、肺、胃、大肠和根据詹姆斯的说法是情绪来源的其它内脏的信息，都切断了与大脑的联系。可是，如坎农所言：
这些令人极度不安的手术对动物的情绪反应却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在谢林顿“具有明显情绪气质”的实验狗中，对感觉区域进行的外科手术切除并没有引起这条狗产生明显的情绪行为；“这条母狗的愤怒、它的喜悦、它的厌恶以及当挑斗出现时它的害怕跟以前是一样明显的。”在切除了交感神经的猫中，所有表面的愤怒迹象都在一只汪汪叫的狗出现时表现出来——咝咝叫，偷偷地跑动，耳朵收缩，龇牙裂齿，举起前爪来准备攻击……
可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一直到目前还在进行的一些实验不断地发现一些证据，在有限的方面，詹姆斯-朗格理论是正确的。有三个例子：
——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一个医学小组1969年发现，对人体注射乳酸盐（细胞能量代谢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会引发与焦虑有关的生理症状，还有对焦虑的主观感受，后者在一些有焦虑倾向的人当中最为明显。
——在1966年，因为脊椎受损而半身瘫痪的心理学家乔治·霍曼采访了25位退伍士兵，所有这些人都在两年前或者更早一些时候经历过脊椎断裂之苦。霍曼请他们描述在受伤之前和自从受伤以后经历过的害怕、愤怒、性冲动和悲伤。他们说，除了悲伤以外，他们在受伤以后情绪有了变化；情绪没有以前强烈了，对自己的感觉不出声，或者冷眼相看。最重要的是，伤势越重——因而身体系统从大脑里断开的数量就越多——变化就越大。一位颈部受伤（高位截瘫）的人说：
我闲坐着，在脑海里面回顾一些事情，还忧心忡忡的，可是，除了思想的能力跟不上以外，其它的倒没有什么。有一天，我在家躺在床上，掉下一个烟头，伸手又够不着。最后，我想办法七弄八弄把烟头弄熄了。我可能就躺在那里被烧死了，然而，可笑的是，我一点都没有感到惊慌。我就是一点也不害怕，一般人可能想到我会害怕得要命。
——心理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辩论，情绪倒底是全球各处都一样的，还是相对的，也就是说，人们在任何文化里都感受到同样的一些感情。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圣弗兰西斯科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的保尔·埃克曼及其同事研究过这个问题。他们请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来表达六种基本的情绪（愤怒、讨厌、幸福、悲伤、害怕、及惊讶），他们发现，他们的面部表情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尽管因为文化上的规则而略有不同。埃克曼和他的同事及德拉华大学的卡罗尔·伊泽德曾让一系列文化背景极为不同的民族的人们看过一些表达不同情绪的照片。看照片的人几乎总是正确地辨认出了那些情绪。尽管在引起特殊情绪的文化情景中有很大的差别，可是，一些证据强烈地表明，基本的情绪都还是全球一致的，并且伴随着同样的一些面部肌肉动作。伊泽德经常拍摄一些婴儿的照片，并发现从出生到4个月大的时候有五种表情（兴趣、友好的微笑、愤怒、惊讶和悲伤）——这些表情出现的时间很早，看上去他们明显就是对情绪天生的反应。
这并没有证明生理感觉就一定在情绪知觉之前，如詹姆斯和朗格所断定的一样。可是，由埃克曼和其它一些人所进行的十几种实验都显示，当志愿者故意假设某种特殊表情的面部表现时，所涉及到的肌肉的移动会引起起脉搏频率、呼吸率和皮肤电很小，但可以测量的变化，还有同样很小但可测量的感情变化。埃克曼认为这些会导致一种反馈效果：故意假装的表情会带来肉体的变化，然后可以引发这个人刚刚模仿的情绪感觉。
同样的原则有时候会使一些心理治疗者改变病人的情绪。通过改变面部表情、姿势和身体运动，病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用一种更为积极和欢乐的情绪替代沮丧或者失败的情绪。这一次又支持了詹姆斯-朗格理论：我们在身体上感觉到的东西决定着我们的感觉。（你可以自己进行这项实验。皱起脸来做一个哈哈大笑的样子，持续几秒钟，然后看你是否至少感觉到应该伴随这种姿势的感觉。）
因为这些原因，詹姆斯-朗格理论就生存下来了。尽管支持其它一些情绪理论的证据更强一些，肉体理论却不能被忽视。如在心理学中的许多议题一样，最终有关情绪来源的答案也许是多方面的——一系列理论解释——系列互有关联但不同的一些现象。肉体理论也许是一种有效但很有限的部分答案。
沃尔特·坎农的实验工作引起了对詹姆斯-朗格理论的争议，他提出了自己的情绪和动机理论；每种都产生了好几年的影响。
他的动机理论——有时候被人大不敬地称作口水和咕咕响的理论——认为，周边提示是给一种动物以动机的东西：口渴会引发饮水，胃响会引发进食。这些提示向大脑最原始的部分提供信息，并在那里形成寻求水或者食物的驱动力。可笑的是，坎农在这里谈到动机时，是在说与他所攻击的詹姆斯-朗格情绪理论一样的话。
可是，坎农的情绪理论却是完全不同的。他认为，周边或者内脏条件不是情绪的起因，而是其它原因伴生的效果。在收集证据来反驳詹姆斯-朗格理论时，他剥开了一些动物的皮（剥掉了动物的皮），之后，只需要很少的刺激就可以引发动物强烈的反应。
这使坎农和一位哈佛同事菲利普·巴德想到，愤怒和其它一些情绪起源于丘脑，这是大脑核心中从感觉器官（除鼻子以外）接受信息并将合适的信息传达到皮层和ANS中的原初结构。按照坎农-巴德理论，皮层通常控制并抑制丘脑，可是，当丘脑发出某种信息时——比如看见敌人——皮层会放松控制。丘脑然后就能够将其情绪信息向两个方向传达：一是向神经系统，因为神经系统会产生对情绪和合适行为的内脏反应，同时还向皮层的后部发送信息，情绪感觉就在这里形成。因此，情绪的体验及其内脏症状是丘脑信息平行的效应。
在坎农的两种理论当中，口水及咕咕响理论解释驱动力，尽管这种理论占据了一阵子统治地位，可是，最终被其它一些实验证据所推翻。1939年，有两种研究利用了“假饮”来进行测试。通过外科手术在狗的食管里接一根管子出来，把狗饮下去的水接出来，这样，水就进不去胃里面了。尽管它的嘴是湿的，狗持续大量地饮水却不能减轻口渴。很明显，没有什么比干裂的嘴更容易引起口渴的驱动力了，它来自于另一种更深层的内脏信号，通过神经系统变成行动。
可是，坎农-巴德情绪理论却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尽管被后来的一些研究所修改，这些后来的研究表明，ANS、丘脑和神经系统中其它的原初领域可以生成情绪而不需要内脏任何输入式的参与。在20年代晚期和30年代，一位瑞士生理学家沃尔特·希斯在一种实验动物的下丘脑（位于丘脑下部的大脑核心的一部分）中植入了电极，并释放出一阵微弱的电刺激，狗作出了愤怒的反应。当希斯将同样强度的电流送入下丘脑前面的区域时，动物就镇定下来，并很快入睡。再过了很久以后，一位西班牙神经科学家约西·德尔加多利用斗牛进行了同样的下丘脑愤怒控制实验。他在牛的下丘脑前部植入一根电极，然后进入斗牛场，手握着一个控制箱，箱子会通过电极发出电脉冲。牛被放入斗牛场，看见了德尔加多，很愤怒，并开始攻击。德尔加多毫不退缩，按下一个键，牛就停下来了，并转过头去。
在耶鲁大学，德尔加多和其它几位同事于50年代用电极在老鼠和猫身上做了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研究，虽然没有这样富于戏剧性。他们给老鼠或猫的扁桃体——“边缘系统”的一部分或者是古老的哺乳动物大脑，即一系列位于丘脑和皮层之间的结构——发送一道微弱的电流，使其出现害怕行为。后来，德尔加多及其他人通过外科手术在人类病人身上做过同样的实验。当一位病人接受这道电流时，他说他感觉到就好像他刚好从一辆汽车身边擦身而过，另一位说，他感觉着就好像“某种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在她身上了。这些感觉在电流关掉后立即就消失了。
一种支持情绪的边缘系统理论的完全不同的证据，是在70年代由一位发展心理学家J·E·斯坦纳提供的。他给一些新生婴儿拍照，在婴儿第一次通过乳房或者奶瓶吃奶以前，让婴儿喝一些有甜味、咸味或者苦味的水。甜水使婴儿吮吸嘴唇，咸水使婴儿吸起嘴唇，皱起鼻子表示不悦，苦水使婴儿张开嘴吞水，或者作呕。斯坦纳接着在无脑的新生婴儿（无脑是一种悲剧性的畸形，胎儿的大脑主干以上没有脑组织形成，这样的婴儿很快会死掉）做同样的实验。他们所表现的面部表情和反应与前述的一样。这样一来，简单情绪及其面部表情看上去就是由脑干产生的，不过，在正常儿童中，这些反应通过高级神经中枢做了一些修改，因为孩子学会了哪些是社会当中可以接受的情绪行为。
在50年代，芝加哥罗约拉大学的一位出生于捷克的心理学家玛格妲·阿诺德（本世纪中期以前为数不多的几位在心理学中获取了显著地位的妇女之一）及其他人提出了“激励理论”，这是一种对动机和情绪集合的解释，认为它们的起源在于“网状形成”（连接脑干和丘脑的神经元网络）。
激励理论得到对大脑使用电极刺激的一些研究的支持，这门学说认为，进入大脑的刺激会“激活”网状形成和边缘系统，使皮层和动物进入行动准备状态。比如，声音或者味道，会唤醒沉睡的动物；婴儿的哭声会使睡着的母亲完全醒过来，立即站起身。像不准喝水、进食、呼吸空气，或者增高性荷尔蒙水平这些刺激也可以激活网状形成，这可以通过脑电图（EEGs）——大脑记录——看出来，通过网状形成加快心跳，并增强整体的活动。总起来说，这个理论认为网状形成是一种调节器，在通过感官接收信号时会转变成生理活动和情绪反应。
可是，东北伦敦工业大学的高级心理学讲师菲尔·埃文斯抱撼地谈到激励理论：“心理学中很少有像这样在表面上很有吸引力，实际却很麻烦的概念。”因为，尽管它提供了对动机和情绪的神经生理解释，并使一大堆数据产生了意义，可是，它太泛泛而谈了。它只提供一种单面的情绪——激励的程度——而这会使其它的情绪得不到解释。另外，对激励的生理测量，比如心率和皮肤电经常与脑电图数据和可观察到的活动水平不符。最后，对睡眠的研究已经显示，在快速眼球活动期间（REM），动物或者人类处于熟睡阶段，可是，脑电波却提示出很高的网状形成激励状态。
激励理论并没有被抛弃，可是，理论家们现在说，激励并不是情绪的来源，而是情绪的伴随物。它也不是一种单维的状态，有不同类型的激励存在——行为的，ANS和皮层的——每一种都有其自己的特色。
对动机和情绪高水平的皮层影响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事实上一直是研究的前台。哲学及宗教传统一向认为，我们的驱动力和感觉来自于动物或者生理的一面，可是，现代认知心理学发现，我们的许多动机和情绪会受到思维的影响，甚至有可能起源于思维。让我们来看一看证据。
心理学家们首先强调了动机的肉体根源，接着又强调了它的丘脑和淋巴根源，但他们忽略了一般人坚信不移的一项日常事实：人类和高等动物经常是因为心理需要而产生动机的，而并不总是由生理需要产生的。
养狗的人对此非常熟悉。把狗放在一个不熟悉的新家里的时候，它们立即会在屋子里倒处嗅一嗅，看一看，这并不是由饥饿或者其它肉体的需要驱动的，而是一种因为需要了解而产生的行为。
父母们也知道这一点。他们看见过自己的小孩子高高兴兴地一连几小时不停地按各种按钮，或者在玩具聚钱罐或者其它玩具身上四处乱拨拉，以期找到一些东西之所以能够工作的原理。
每个人都知道，因为暴风雨或者生病而在家闭了几天后，人们会产生一种出门的需要，想四处看看，看别的地方和面孔；长时间干同样一些杂事后，人们会产生干点换脑筋的新鲜事的需要。
哈尔在行为主义的基础上，弗洛伊德在心理分析的基础上都认为，动物基本的动机是要减少驱动力，可是，在60年代，当认知又一次成为心理学最为关心的问题后，一批研究者开始觉得驱动力减退很不完全，并进行了一些实验，证明更高级的动物经常受认知需要和过程的驱动。
我们已经在前面看到过两种这样的实验。打开窗户看玩具火车，或者打开门栓却不能开门的猴子，都不是因为一种生理的需要或者受到原初大脑的激励，而是通过认知需要，也就是说，是因为心理刺激。
在50年代及稍后进行的其它一些实验显示，与行为主义学说相反，老鼠能学会做一些得不到奖励的事情——至少不是因为食物、水或者其它生理满足的奖励。在好几种研究中，老鼠选择的路线会引导它们不是找食物，而是进入一个迷宫；它们情愿选择一条通达食物的新路线，而不是已知的线路；它们学会在Y型迷宫里从黑色中分辨出白色来，为的是获取因为探索了复检迷宫而得的奖励；也学会了在笼子处于黑暗时按动一根杠杆来打开一盏灯，或者当笼子太亮时按下杠杆来熄灯。
动物不仅仅受到新奇性的激励，它们会主动地寻找新奇的情景，以便使自己受到缴励。人类特别有可能尝试新事物，以激励自己的思想和感觉。我们自己跑去看恐怖电影以让自己吓一跳，我们看色情材料以缴发自己的性欲，我们与势均力敌甚至比我们强的对手进行游戏，为的是向自己挑战，也让自己的思维在解决问题中开动起来。心理学家弗雷德·谢菲尔德曾很有说服力地证明，强化人类行为的不是驱动力减退，而是驱动力引发。我们看电影、读书或者玩游戏不是非要看完，读完或者玩完，而是要其中的观看，阅读和玩本身。
这些行为在进化学说中是很有意义的。如动机理论家罗伯特·怀特于1959年所言，高度发达的动物为了生存必须学会有效地对付环境问题。对一些情境的好奇或者自我激励是为了增多学习有效处理环境的机会，因而也就得以生存和繁殖。
可是，我们不喜欢，也不去追求太多的激励，我们更喜欢适度的刺激，而不喜欢太过强烈，太可怕或者太混乱的刺激。这一点也有进化价值：我们和其它物种在中等水平上的激励中能够最佳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许多实验都想证明这一点，在其中一项实验中，让志愿者在100秒钟的时间内解决20组很难的变形词问题，而得到的现金回报是很少的。让他们评判这个游戏有多好玩就可以知道他们受激励的水平了。激励程度处于中等的人解决的变形词难题最多。这个原理对每个人都很熟悉。所有那些开车的人，玩需要生理或者心理技能游戏的人，或者那些为别人工作的人都知道，当自己处于无聊或者昏昏欲睡的状态时，都不能把事情做得最好——顶着极想把事情做好的压力去做时也做不好。
自我激励和解释性的行为后面的动机就是获取能力和对直接环境的控制的欲望，这种理论最好的证据来自于皮亚杰和其他人对儿童通过游戏和上学进行认知发育的研究。我们在前面读到过皮亚杰相关的一些观察，可是，有一个例子在这里是极合适的。有一天，皮亚杰给10个月大的儿子罗伦特一片面包，罗伦特把面包扔在地上，摔碎一些后捡起来，又扔到地上，一次又一次地做，每次都极有兴趣。第二天，皮亚杰写道，他连续地抓假天鹅、小盒子和好几种其它的东西，每次他都伸开臂膀让东西掉下去。有时候，他竖直地伸开臂膀，有时候斜着伸在眼前或者脑后。当物件落在一个新位置时（比如落在他的枕头上）他会让东西落在同一个地方两三次，就好像要研究空间关系，然后，他会修正这种情形。
这样的一些活动所得出的明显的满足来自于找到这个世界如何工作，并获得对其进行某种程度的控制。按照罗伯特·怀特的话说：
孩子看上去好像迷醉于发现他可以对之施加影响的环境，以及环境对他可能产生的影响这种很令人惬意的活动……在这些结果可以通过学习而得到保护的范围内，他们会慢慢增强处理环境问题的能力。孩子的玩耍因此而可以看作严肃的事情，尽管对他而言，这只是某种有趣和很好玩的事情。
这不仅在儿童时候是如此，在成人阶段，尽管不可能到达这种程度，但我们被迫增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而且也增强了处理问题的能力。
可是，这并不能解释有些人寻找对一些没有实用价值的问题的答案这种强列的冲动：比如，宇宙的年龄和大小、蜜蜂告诉彼此如何寻找蜂蜜的办法，或者人类性格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基因决定的。如已故的天才动机理论学家丹尼尔·伯林在1954年的一篇文章中就好奇的动机力量所写的：
没有哪一种现象像人类的知识那样成为长期讨论的主题。可是，这种讨论通常会忽略对于寻求知识这种力量之下的动机……很奇怪，许多能够激发最为持久的探索，并在找不到答案时引起很大苦恼的探寻，都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或者紧迫性。人们只需考虑一下一些形而上学者对某些本原论的探寻，或者考虑一下一些喜欢文字游戏的人，就可以让自己相信这一点了。
伯林说，学习和理解的欲望在部分程度上可以由心理分析学说、格式塔心理学和强化理论进行解释，可是，更为完全的解释在于好奇的动机。按照伯林的观点，在好奇的后面，有比对于实际知识的欲望更为微妙的需要。奇怪和令人困惑的情景会在我们身上引起冲突，正是由于减少冲突的欲望迫使我们去寻找答案的。使爱因斯坦产生想出广义相对论的动机，并不是其巨大的实际成果，而是被他叫做‘对于理解的狂热”的东西，特别是理解为什么他的狭义相对论与牛顿物理学的某些原则过不去。
在50年代和60年代，心理学家在得到有关认知对动机产生的影响的新发现的同时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思维而不是内脏、丘脑或者边缘系统经常是情绪经验及其生理症状的主要源泉。其中的一些证据有；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般都认为，当某个犯了罪的人听到人们读一些单词或者提出一些问题时，其中的一些是中性的，而有一些又是与犯罪相关的，后者经常会引起嫌疑犯血压升高，皮肤电增大。在50年代和60年代，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了另外一些证据性的症状，并改进了测谎仪技术。有意识的思维会影响情绪——至少会影响有罪的焦虑及其相关的生理症状——这种假定被确认了。
——1953年，一位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研究了五十多个吸大麻的人。他发现，除开其它的事情以外，得教刚开始吸大麻的人注意并分辨他们的感觉，确定何者为“兴奋”状态，并把它看作快乐。兴奋的生理感觉有相当一部分的意义来自于认知及社会的因素。
——在1958年进行的一项著名的研究中，约瑟夫·布雷迪通过电击使成对的猴子处于常规的压抑状态下。每对猴子中的一只可以通过按下一根杠杆而延迟电击20秒；另外一只猴子的体验与第一只猴子的体验联系在一起。（它要么就不被电击，要么按照第一只猴子所做的，或者没有做的那样电击。）令人惊奇的是，可以避开电击的猴子会得胃溃疡，被迫的猴子却没有。很明显，第一只猴子的预期和由其能够控制电击的能力所施加的负担产生了焦虑及其肉体症状。处于电击控制组的猴子很快被称为“经理猴子”，因为它们的情形与人类当中处于高度压力和不断的危机预期之下的的经理们很相似。然而，并不仅仅是预期引起胃溃疡的。当一位名叫杰伊·威斯的研究人员重复布拉迪实验时（用老鼠而不是猴子），他增加了一种警告性的音调，让经理老鼠（但不是被动组）们采取行动。两个实验组都得了胃溃疡，可是，由于警告音调的安全保障，经理组的老鼠比被动组的老鼠所得的胃溃疡要轻得多。
——1960年，埃克哈德·赫斯（前不久我们看到他在一只机械母鸭身上印上野鸭图案）对一些看着不同图片的志愿者的眼睛拍照，男人的瞳孔在看到女人的照片时会扩大，特别是当他们看到女人的近照时；女人的瞳孔在她们看到婴儿，特别是看到与母亲在一起的婴儿时也会这样。辨认并评估图片内容的思维向边缘系统发送信号，后者接着就生成了周边及中枢神经反应，即，瞳孔放大和一种性兴趣感觉。
到目前为止，认知对情绪影响最为难忘的实验，是1962年由斯坦利·沙切特和杰罗姆·辛格进行的。这项实验得出了一个理论，它主宰了20年的情绪研究。沙切特是位直率的人，五官轮廓清晰，他的幽默感十分滑稽，在60年代还喜欢搞些冒险和容易导致误解的实验。我们在前面看到过，他喜欢扮演一个虔诚的信徒，相信世界将会淹没在一片洪水之中。只有这样一个人才可能想到并进行我们在这里所谈到的历史性的问题。
在回顾了支持和反对詹姆斯-朗格理论和坎农-巴德学说的一些证据以后，沙切特得出了一个结论，即“情绪、心情和感觉状态的种类完全无法与内脏的种类相提并论”，而且，跟其他大多数心理学家一样，他得出结论说，认知因素可能是情绪状态的主要决定因素。他和辛格提出一种假说，即人类不能从他们体验到的生理症状里找到一种情绪，而必须依靠外部的提示才行。通过这些提示，思维会把身体体验到的东西标为愤怒、喜悦、害怕等等。
为了检验他们的假说，沙切特和辛格清志愿者们同意注射苏普诺欣，以检测这种维他命制剂对视力的影响。事实上，注射的这种药物是类上腺素阻断剂，它会引起心跳加快，面孔发红，双手颤抖，就跟一些强烈的情绪一样。事先告诉了一些受试者，说苏普拉欣有这样一些副作用，而另外一些人则没有告诉。
就在受试者开始感觉到药效前，他们被带入一个房间，和另外一个假装也注射了这种药物的学生（合谋者）呆在一起，他们要填一张5页的问卷。合谋者将他预演好的两段戏之一演出来。当着某些受试者的面，他会表演得很轻浮，很蠢，很开心。他会胡写乱画，把揉皱的纸团扔在远处的废纸篓里，只当是“打蓝球”，折纸飞机满屋乱飞，玩呼啦圈等等，同时信口胡言，比如：“今天我真高兴。我觉得又像个小孩子了。”当着其他一些受试者的面，他会一边填问卷表一边牢骚满腹，说里面的一些问题叫他烦心（这些问题问得越来越接近个人隐私，越问越有污辱性，最后的问题之一是：“你母亲与多少男人有过婚外恋关系？”——对这个问题，多重选择答案中最低水平的次数是“4次及以下”）。最后，他会把问卷撕掉，把碎屑扔在地上，大骂着冲出房间。
研究者们通过单面透镜观察受试者的行为，并给这些行为定分数，之后请志愿者填一份表格，表明他们愤怒、气愤讨厌或者反过来感觉多好，多快乐的程度。结果非常有趣。在没有预先告诉他们该药有副作用的受试者中，看见这个合谋者欣快的样子的人也有类似行为，并说他们感觉到了欣快感，而那些看见他很气愤，很愤怒的人也有类似的行为表现，并声称自己的确感觉到了同样的情绪。而在事先告知苏普诺欣的生理副作用的受试者却没有引发这样的反应。沙切特和辛格的历史性结论是：
假如没有给一个人即时解释一种生理激励状态的话，他会给这种状态标上名字，并以他知道的认知术语来描述他的感觉。在认知因素为情绪状态有力的决定因素范围内，应该能够预测到，正好相同的生理激励状态可以标明为“喜悦”或“愤怒”或“嫉妒”，或者任何叫得上名字的情绪标签，这取决于这种情形的认知方面的情况。
情绪激励的认知学说立即走红。它不仅显示出认知的重要性，心理学家喜欢的新课题，而且使一大堆先前得出的、令人惊讶的发现产生了意义。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时间内，心理学家们进行了数量繁多的相关研究，其中一些证实或者反驳了沙切特-辛格学说，可是，其中大部分确认并丰富了这个理论。下面是这些发现的精华部分：
——沙切特和他的同事拉里·格罗斯召摹了一批志愿者，有些是胖子，有些是正常身材的人，让他们参加宣称是对肉体反应与心理学特征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实验者哄骗志愿者把手表交出来，因为要在手腕上绑电极，绑在他们身上的电极只是个晃子，为的是诱使他们脱下手表。研究者们还在房间里留下一些饼干，并告诉志愿者——他在实验期间是一个人呆着——随便用。房间里面有一座经过修改的钟，要么是半速走，要么是快一倍。过一阵子后，志愿者认为到了午餐时间，不过，这时候尚不到吃饭时间，其他一些人则认为还没有到午餐时间，而实际上午餐时间早过了。认为已经过了正常午餐时间的肥胖者，比认为还没有到正常午餐时间的肥胖者吃的饼干多些。正常的志愿者吃的饼干是一样多的，不管他们认为到了什么时间。结论：不是胃，而是思维决定着这些肥胖者饥饿的感觉。
——另一个研究小组让一位漂亮的女性合谋者协助研究。当一些男性大学生走在大峡谷上的一座摇摇摆摆的吊桥上，或者走在一座又低又结实的大桥上时走近他们。在每种情形下，合谋者都要编一个故事，是说她为了一个研究项目需要他们填一张问卷表，并就一张照片编一个简单的故事。她把自己的名宇和电话号码都告诉每一个男性大学生，这样，当他想更详细地了解本项目时，可以给她打电话。她在很吓人的吊桥上走近的那些男大学生编的故事，比在又低又结实在桥上碰到的男性大学生编的故事包含更多的性意象，也更有可能打电话给她请求约会。实验者得出结论说，在可怕的吊桥上碰到的男性大学生把他们的焦虑解释成性吸引的第一个阶段。按照沙切特-辛格理论，这些人把一种外在的提示——这位漂亮女人的在场——看作对他们的生理感觉的解释。
——70年代后期，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保尔·罗金和德博拉·席勒调查了人类如何及为什么形成对痛苦刺激的爱好，这次是食物中的红辣椒。罗金和席勒采访了费城的大学生和奥阿夏卡附近一座高地村庄的墨西哥人。他们发现，一开始，儿童对红辣椒的反应几乎总是不好的，这就排除了爱好红辣椒的人对这种辛辣之物相对不敏感的可能性。他们发现，这种痛苦感觉最开始的不喜欢会因为母亲的训练和社会情形（特别是在墨西哥）而改变。热灼感觉被认为是所欲求的这种认识会使孩子们慢慢养成对它的爱好——这一次，证据又证明思维决定着一种感觉如何被解释。
——性激励和交配行为在昆虫当中是由外激素（诱引剂）自动激发的，哪怕在哺乳动物中，雌性发热后身体发出的气味也会激发雄性的性欲和性活动，每个养狗的人都了解这一点。另外，在许多哺乳动物中，雄性和雌性的荷尔蒙水平决定着它们什么时候会产生交配欲。可是，在人类中，外激素和荷尔蒙水平与性交兴趣只有非常有限的联系。大量人类学的，历史学的和心理学的研究数据都表明，人类性欲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认知反应上的事情——对特定于各种文化提示的反应。在成千种现有的证据当中，我们仅举三例：
1．在有些文化中，女性的乳房一般是掩盖着的，它对男人有强烈的激发作用；在那些乳房通常露在外面的文化中，它却不是。同理，在本世纪之交，一位妇女的脚踝对西方男人来说也是一种很色情的东西；今天，在像《花花公子》和《龙虎豹》这样一些杂志上，完全裸露的女人照片被认为是半色情的，只有那些清晰地特写阴部近镜头，特别是那些肿胀和张开的阴部的照片，才被认为是具有高度挑斗性的。
2．艾尔弗雷德·金赛对美国性行为历史性的调查是在40年代进行的，并在1949年和1953年出版，该调查发现，女人因为色情材料受刺激的情形没有男人多，可是，三十多年过后进行的一项全国调查发现，性革命和妇女运动使女人比以前更容易受到色情材料的激发。还有，在金赛的时候，妇女在性交中体验到的性高潮普遍没有男人多；可是，到后来进行调查的时候，她们比以前更容易到达高潮了。
3．一些志愿者在做很难做的算术题时，让他们可以看到一些色情材料，尽管他们意识到了这些色情刺激，可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色情材料而受到激发。很明显，如果要受到色情材料的激发，观察者或者读者必须幻想自己就在行动之中。参加本实验的人太过集中精力于他们要完成的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