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许多有城府的人认为一概而论是思想偏狭，可是，我们待人接物的合适行为却主要来自对别人的总体揣摸。如果我们进餐时隔壁坐着一位未曾谋面的女士，并得知她是长老教会的一位主事，而不是某本未经批准、满纸桃色新闻的名人自传的作者，那么，我们与她谈话的方式一定有所不同。概括性的预期虽然常常过于简单，也不准确，可是，它们的确是对一些人必需的假设。没有这些预期，我们的行为就会失态，跟新近从亚马逊热带雨林跑出来的某位亚诺麻莫部族人相差无几。
因此，如果听说坐在你邻桌的陌生人是一位心理学家时，你在脑子里会有何等想象？
对大部分人来说，这可能意味着，他或者她对人类天性一定有着特殊的眼光，他们专门对付有毛病的病人。而你到现在已经读了不少有关心理学的东西，一定纠正了许多总体的错误想法。你知道，“心理学家”这个词的含义不止一个，而是范围非常广泛的一些职业，其中许多与对人类无性的独到眼光毫无关系，许多心理学家是科学家，而不是治病的人。没有哪一种总括，没有哪一种单一的形象可以包容现代心理学家进行各种各样的工作时所从事的熟练和精巧的活动，如下述几段所示：
——一位身着白大褂的男士拿着手术刀弯腰伏在手术台上，慢慢地切开一只澳大利亚袋鼠，以期在它的体内寻找细小的肾上腺。这只雄鼠经历数小时不停的交配后刚刚死亡；这个类别的雄性都会在5－12个小时疯狂的性活动之后断气而亡，它们都只在一年的两个星期内从事这项活动。对这样一些老鼠的肾上腺的检查导致了一种解释：繁殖季节的日照长度和平均气温引发了雄鼠肾上腺的极度活跃期，因此而引发很长时间的高强度交配活动，最后以死亡告终。这项研究在人们认为季节对老鼠和人类行为有影响的知识体上又增加了新的证据。
——两位社会心理学家提出假设，说一个人在成年期内体验到的风流爱情关系，是以他或者她小时候对父母的依恋为模式的。他们设计了一份多项问卷表，每种答案都能看出儿童——父母依恋类型和他或者她所体验到的成人风流关系。研究者设计了一种利用问卷进行的小型调查。当他们通过统计数据分析答案时，会找到儿童——父母依恋类型与成为风流关系之间的重要相关联系。这项假设因而得到映证。
——一位妇女太阳穴上绑着电线坐在视屏前，一些男人的名字一个接一个地在视屏上闪过。在附近的地方，一位研究者观察并记录着她在另一个视屏上出现的脑波。他看到的是正常的波峰和波谷——直到一位妇女的名字闪过，引起波峰尖锐上升一会儿，这表明小小的惊讶。研究者在研究脑波外形和振幅与情绪激励认知的相关关系，这是许多想理解大脑的思维及情绪电化基础的步骤之一。
——在一个冬天的日子里，鸭子在池塘里四处游动，两位穿得很暖和的研究者站在30码开外，其中一位每隔5秒钟往水里扔一些面包屑，另一位每隔10秒往水里扔面包屑。这样喂了几天后，每5秒钟扔一次面包屑的那边，鸭子的数量多一倍。可几天以后，研究者们做了一些变更：每10秒钟喂一次的那位研究者扔的面包屑大一倍。一开始，鸭子按老样子往原来的地方跑，有大半的鸭子喜欢扔得更频的那边，可5分种后，它们重新选择了位置，两边的鸭子各占一半。研究者们相信，这是天生的寻食策略中复杂的证据，鸭子不仅考虑扔食物的频率，而注意平均的食物多寡。这项研究增长了人们的知识，知道次数和数量在动物和人类的大脑中是以非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一组研究人员小心地把一些微型麦克风放在一位志愿者的耳道内，让他坐在一个环形结构的中间，在不同的高度上装设6个扬声器。然后，研究者一个接一个地用扬声器发送白噪音（一种广谱杂音），每收把这个装置旋转15度，直到从约144个位置上发送声音出来。志愿者每次通过角度来指示扬声器的方向和高度。后来，研究者利用麦克风抬音的录音，将声音通过耳机而不是扬声器发送给志愿者。志愿者可以辨认出明显的声源方向，他辨别的准确度与实际播放时几乎一样完美无缺。这项实验也增加了人类的知识，知道思维如何根据声音到达耳朵的时间差别来决定一个声源的方向。
——一组研究者通过引发面肌松驰的方法调查了减轻紧张性头疼的生物反馈的用途。他们将受试者分成两组，一组得到的生物反馈信号显示他们的面肌什么时候放松，另一组得到假的生物反馈信号，指示他们的面肌是松驰的，而实际上面肌是紧张的。放松面肌应该可以减轻头疼，而面肌紧张却会加重头疼。可是，两个组因为生物反馈而都减轻了头疼。研究者的结论为：生物反馈数据，不管是正确或者错误的，都能让受试者得到强烈的“功效”或者锻炼控制的能力的感觉。是功效感的增强，而不是肌肉松驰的程度使头疼的次数和强度减少和减轻的。
对这样一些杂乱的场景，我们还可以增加已经看到过的更多的场景——从一位心理治疗者通过苏格拉底式的办法引导一位病人重新认识他不现实的理想，到一位发展心理学家记录一个婴儿的眼球在观察不断从屏幕上闪过的图片时的运动，从一位神经心理学家给一只已经学会走出一道迷宫的老鼠注射肾上腺素，以观察这种荷尔蒙如何影响其记忆力，到一位认知科学家努力编写成千上万的计算机程序的步骤，面对数百条句子，这些计算机就会像婴儿那样学习语言。
在这一切之外，还有许多心理学家特别的兴趣和活动是我们尚没有时间进行探索的，其中很多对日常生活有相当大的关系。这里有几个例子：
——有些人在调查爱和交配选择心理学。有一阵子，这是一个相当热门的研究领域，后来，因为太“软”，它被搁置一边了。然而，最近，出现了对爱研究的复苏，这些研究基于对调查数据和采访进行的复杂统计分析。我们刚刚看过一个例子：一项研究将成人风流爱情的风格与儿童－父母依恋关系连系在一起。还有一个例子：如我们所见，早期的一些研究表明，人们往往会爱上其性格与自己的性格互补的人（“异性相吸”，这是民间的说法。）然而，最近，两位研究者利用极详细的问卷和仔细的分析显示，“高度自控者”（对自己的行为非常敏感的一些人）倾向于爱上与自己的行为和兴趣一样的人，而“低度自控者”却倾向于凭喜欢不喜欢和双向的教养爱上别人。
——一些研究小组对一些经受反复发作的压抑折磨的人进行长期纵向研究。研究小组跟踪其受试者生活中的事件和变化，把这些跟情绪状态挂起钩来。他们最近的发现增强了有关压抑、特别是童年时代被虐待的影响、家庭冲突、夫妻虐待和其它创伤的“压抑理论”的重要性，还有像养育亲朋好友这样一些补偿性的因素的反向作用。
——智力的本质已经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得到广泛研究，可是，当前有些研究者又提出了一种新概念：智力既不是总体的知识能力，也不是相关能力的集合，而是一整套不同的过程和策略，它们也许会在同一个人的身上以不同的水平操作起来。哈佛大学的霍华德·加德纳就说过，每个人都具有七种不同的智力：语言能力、逻辑－数学能力、空间能力、身体运动能力、音乐能力、人际关系能力和待人接物能力。耶鲁大学的罗伯特·J·斯顿博格的研究数据表明，智力结构有三层：思维对自己的能力的了解，它对自己积累的经验的利用和它对目前情形的评估。
——许多研究者在研究比以前深得多的性别角色行为和性偏好的来源。有些人集中在父母对大脑发育的影响上，还有些人专注于基因异常。更有一些人集中于家庭影响，还有人强调文化因素。每个组都把它的因素看作是最有影响力的，可是，正在形成的一种观点是，在每种情况下，所有的东西都涉及在内，其程度有所不同。在任何人的历史中，具体的相互影响才是决定结果的东西。
——意识的本质也许是心理学中最为深刻的谜团，可是，它长期以来被搁置一边，要么是因为无法了解，要么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最近，一些研究者又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而且是可以回答的一个问题。弗朗西斯·克里克提出，一组神经元连续和半振荡的启动会在大脑的许多部分引起神经活动暂时的统一。这种形式的自我缴发本质是意识的基础。菲利普·约翰逊－莱尔德把意识比作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即一组引导和控制不管什么程序信息的指令。杰拉尔德·埃德尔曼相信，低水平的意识来自于大脑主管内部生理驱动力的那个部分与处理来自外部世界的信息的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可能的一种解释在于，大脑的一个部分是饥饿的，另外一个部分看见食物，而最后“啊哈”的一声惊叹就是意识。）反过来，高水平的意识来自于语言和大脑的概念形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它能够给事物取名，并把它们装配进一些范围之中，使思维不再注意实时的事物，因而生成对它自己的思维的意识。
为心理学家的特别兴趣和活动形成一个典型的形象是如此困难的一项工作。可是，我们难道不能至少把典型的心理学家当作一个人来看？不行。心理学家男女都有，身材大小、高矮、色彩、年龄和教育水平及地位各个不同。
许多人认为心理学家是白人，男性，是一位“医生”，而且，如已经说过的，他一定就具有对人类天性的独特看法，也能治疗不少有精神病的人。众所周知，这最后两种涉及洞察力和治疗的本领，只符合约半数受过高等训练的心理学家。
而第一个形容词，即白人，却很有道理：在所有受到聘用的博士级心理学家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人是黑人，不到百分之二的人是西班牙人，百分之九多一点的人是亚洲人。
（黑人的情形的确不怎么样。1975年，他们在心理学中得到的博士学位为百分之三点八，而在1990年，这个比例为百分之三点五。很明显，黑人博士级心理学家就业的机会是如此稀少，以至于在这个领域中没有博士学位的相对增加，其就业位置的分配也没有增加。这个职业中的一些领导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可对此也无能为力。西班牙人和亚洲人的进展却好得多。西班牙人得新博士学位的人数从1975年的百分之一点二增长到1990年的百分之二点九；亚洲人的比例从百分之一点一增长到二点六。）
第二个形容词，即男性，曾经是正确的，可很早以前就不再如此了。1910年，只有百分之十的博士级心理学家是妇女，而到1938年，这个数字变成了百分之二十二。到1990年，已经变成了百分之四十。而且，由于妇女现在拿到五分之三的心理学博士学位，她们很快会成为多数。这种增长主要是由于临床心理学的增长所致，因为这个职业一直以来就主要对妇女开放。搞学术的心理学家却没有，在几十年的时间内，男性心理学家一直就没有让女性心理学家进入学术岗位，其理由是，一旦有了孩子，她们会在几年时间内，或者终身抛弃她们的研究。相应地，男性心理学家写出了更多的研究论文，而且把持着几乎所有的高水平学术和研究位置。只是在相对较近的几年内，妇女的名字才像男性一样出现在一些研究论文中，可是，妇女仍然没有在重要的心理学部门占据重要位置。
“医生”这个称呼也是另一个错误的说法。的确，美国心理学会的10．08万成员中的四分之三会员和美国心理学协会（我们很快就会讲到这个组织）更高比例的人都有博士学位，或者在少数几种情况下都有心理学博士学位，或者叫教育学博士。可是，有约15万人有心理学硕士学位或者学士学位，他们当中的大部分都在美国心理学会和美国心理学协会之外。他们做测试、咨询、心理治疗，并在工厂、幼儿园、学校、诊所政府机构和私人营业场所做一些低水平的心理学工作，并被人口统计局登记为心理学家。
对许多人来说，“心理学家”意味着“教授”，而在本世纪早期，许多心理学家也的确是一些学究，因为他们主要只有在学术机构里才能谋生。今天，美国心理学会和美国心理学协会只有约三分之一博士级的成员是教授级研究人员，而约有半数的人是私人诊所的临床医生或者被一些诊所、医院和其它组织所聘用，百分之十二的人在工厂、政府机构和其它服务机构中，其它的人在学校和其它地方工作。
所有这些都说明，心理学家有各种各样的类型，一些人与另外一些人如此不同，以至于他们就好像除了这个大类的名字以外彼此完全不相干。
心理学家及其活动多种多样，他们在兴趣上也是各个不同：尽管称作一门科学，但它太过异常，除了用最为广义的词以外，无法加以定义或描述。
上面所见的以及我们在前几章里看到的东西证明了这些杂乱和多样性。可是，要想更详细地了解心理学已经成了何等变化多端和混乱的一门科学，人们只需翻几卷《心理学年鉴》就可以一目了然。每年的年鉴包含约20个章节，有些回顾最近在知觉、推理和运动技能获取等心理学中心领域的工作，还有一些涉及更深奥难解和不着边际的课题，如大脑多巴氨及奖励、听觉生理学、社会及社团介入、半脑对称、音乐心理学和宗教心理学。在五六年的时间内，《年鉴》涵盖了约100多个不同的领域，每个领域都有其分支领域，任何一个分支领域都有可能占据一位研究者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有哪一门如此不整齐，如此繁杂，如此没有组织的学问会被称为一门科学的呢？我们有没有理由相信，它对人类天性和人类思维所说的话是科学的真理？
一个世纪以前，威廉·詹姆斯在机智地阐明了当时的心理学是什么以后，很悲伤地说，它目前还不是一门科学，而只是“一门科学的希望所在”。我们看到过他是怎样描述它的：
一串粗浅的事实；一点点闲谈和就一些观点产生的口角；在仅仅是描述性的水平上进行的一些分类和概括；一种强烈的偏见，即我们有不同的思维状态，我们的大脑使这些状态定型；可是，没有一条像物理学一样的定律，没有哪一条假说是我们可以从中推出结果的。
把这种说法与心理学如今的情况做一个对比：事实有了巨量的增多，这些事实不是粗浅的，而是经过了复杂的统计分析的；同样有很多闲话和口角，但大多数是有关可检测的解释和理论，而不仅仅是一些意见；也有大量处于理论水平上的分类和总括，还有大量有关思维状态及其与大脑现象之间的关系的规则和假说，而且其后果有可能，而且经常是可通过因果关系推论出来的，并加以证实。心理学早已经成长了，超过了一门科学的希望所在，而且成为一门科学的现实。
可是，这是一门与大多数科学不一样的科学，它复杂而且繁芜。
在自然科学中，知识是慢慢积累的，并不断向着对自然更深的理解进发。相对论并没有推翻牛顿物理，而只是吸收了它，并超过它来处理一些牛顿没有看到的现象。现代进化论并没有推翻达尔文主义，而只是增加了更多的细节、例外和能够解释达尔文不了解的证据的复杂情况。反过来，心理学却产生了许多特别的学说，这些学说要么后来被推翻了，或者被证明只能应用于如此有限的现象领域，以至于不能为更大和更有包括性的理论提供一个基础。行为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再说，心理学充满了杰罗姆·凯根所说的“不稳定思想”——一些并不指固定和不变的现实，而只是主观的和可变的概念和理论说明。心理学中的许多现象涉及某些现象对人类的意义，这跟物理学中的许多只发生在物理世界里的现象不同；两位心理学家利用同一个词可能是在谈完全不同的事情。凯根最近回过头来看了看他以前写的东西，并“意识到，使我感到窘迫的是，像成熟、记忆力和情绪及习惯的连接性等思想，我一直以为它们有固定的意义”。今天，他看到，这些思想，以及心理学中许多别的思想会根据一位研究者收集数据的方式而有不同的意义。一个人对恐惧的定义以及对这个概念进行的工作是指一系列生理现象，另一个人却认为恐惧是他的受试者在感觉到害怕时体验到的内心感受。可是，这两套数据并不是享有共同边界的，生理迹象经常在一个感觉到害怕的人身上是不存在的，而情绪在一个表现出其生理迹象的人身上也找不到。以为是对害怕所作出的科学定律的真实取决于一个人用这个词所代表的意义。
还有，与物理学不一样，心理学有很多定律只在观察发生的那种文化里才是正确的。最近几年，心理学家对这门科学中的一些规律在跨文化中的有效性产生了兴趣，并发现有一系列规律看上去是全球一致的，包括皮亚杰对发育阶段、儿童获取语言元素的顺序、人类喜欢分类的自发倾向、社会蒙混的倾向及其它的一些观察。可是，他们也发现，许多只在这些规律得出来的文化环境或者类似的文化环境中才有效，其中有男子气、女人气、爱和嫉妒的定义和发育，顺从大多数并服从权势的倾向、推理当中对逻辑的运用、亲情和归属感的发育。
所有这些并不是说心理学就不是一门科学。可是，这不是一门有连贯和综合理论的科学，它是一种智力和科学的旧货拍卖。
30年前，当认知革命打破行为主义封闭的大门时，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一开始看上去十分刺激，令人欢欣鼓舞，可仔细一看却令人困惑和烦心。雷克弗里斯特大学的大卫·L·克兰茨曾描述过心理学一开始和后来在他眼中的情况：
当我最开始知道有心理学时，我因为它广泛的范围和多样性所激动……我只是稍有注意，而且大部分时间并没有关心，其导言部分的课文是彼此不相关的。实际上，它们彼此互不覆盖的情况正好突出了发现的新鲜感。
后来，读研究生的时候，由这样一些多样性引发的激动被不断增多的、对专门性的强调和只能埋头于其中一两章的压力所抵消。我还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心理学的多样性经常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它会成为不连贯的指标，或者更坏的是，它成为一门“假科学”的试金石……
职业生活也是同样的。心理学令人激动的多样性仍然受到怀疑，各专业之间的沟通很困难，有时候完全不存在。随着信息爆炸时代的来临和新的关心点持续不断地被合并进各种学问之中，调查者与概念系统之间彼此的隔绝感一直都在增强。
跟克兰茨一样，许多心理学家也因为这个研究领域的多样性和不连贯性所困扰。乔治·米勒嘲笑地称它为“智力动物园”。可是，动物园至少还关住并控制其动物，而在今天的心理学中，很多人具有逃跑的倾向。一系列生理心理学家已经转移到了生物系，有些大学的认知科学家已经远离了心理学，开设了他们自己的系别。有些社会心理学家转移到了临床部门和商业学校。《美国心理学家》最近的一篇评论文章预测，在接下来的50年内，心理学主要的研究领域将会分解，并获得单独的身份，并会在大学里设立他们自己的系别；心理学会被正确地看作行为科学发展的一个暂时阶段。
其他人认为，有些新的概念、学说或者比喻会而且一定会找到，以统一心理学的半自治专业。美国心理学协会的执行副主席雷蒙德·福勒说：“我们必须坚持寻找‘宏大的统一理论’。对多样性这个问题的解答不可能是进一步的分化。”最近几年，一系列理论家已经在《心理学新观点》的好几期里做到了这一点，他们说，一种新的和统一的比喻或者概念极为需要，也一定会出现。
可是，还有另外一种观点：没有哪一种学说是可能出现的，也不需要这样一种统一的学说。西格蒙德·科克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想看看这个领域更大些的问题，他说：“心理学不连贯的问题最终（应该）通过以某种类似于‘心理学研究’之类的词来替代它而加以承认。”其它一些仔细研究过这些问题的人也这么说。欧内斯特·希尔加德在总结美国心理学综合史时说，一种统一的心理学科学也许更多的是一种美学理想，而不是实际的目标，“心理学可以被看作是许多心理学的大家族，它只能通过社会实践和大学的分科结构进行统一。”大卫·克兰茨说，我们预期，心理学的分支可能会成为联系紧密的一个家族的成员，可是，一种更为现实的模式可能是一种不整齐划一的联邦，或者是不同共和国及民族组成的国家－省份，通过某些共同的兴趣捆在一起，但讲不同的语言，生活在不同的世界，每个成员都在忙他自己的生意。
有很充足的理由怀疑，不可能有任何一种单独的理论能够既解释神经传递器的动作，又能解开一道密码；既能展示神经网络的分布情况，又能解释清楚真正的爱产生的过程。一种总缆一切的理论，只有在我们知道得很少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心理学中存在，可它再也不可能了。
不管这门科学会分解的预测是不是会兑现，有一种分裂是最近出现了的——学术派和科学家派以及临床派和行医派之间的组织分裂。
学术及应用心理学家之间的分裂在美国心理学协会里算不得什么新鲜事。这个协会成立于100年以前，当初是一个知识分子协会，其成员主要都是学校教师和研究者。从一开始，应用心理学家就被瞧不起，很少被选拨到重要的岗位上来。他们的价值和目标被认为是腐败的、商业性的、非科学的和总起来说是污秽的。约翰·B·沃森因为桃色新闻而被赶出学院，可是，美国心理学协会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忽视了他，因为他把自己的技能出卖给了广告世界。
临床工作者更是被学术研究者看作低人一等的东西。在1917年的美国心理学协会年会上，一小组人——当时总共也才不多的几个人——很苦恼，感觉他们的兴趣被忽略了，系决定成立他们自己的组织，即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协会。这个协会慢慢成长起来，美国心理学协会也采取了行动。它创立了它自己的临床分会，宣布它愿意接受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协会的任何成员为自己的成员，并修改了自己的议事程序，其目的是要推进作为一门科学的心理学，并把它当作一门职业。这条办法奏效了：变节者回家了，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协会也解散了。
当美国心理学协会中的临床心理学家和应用心理学家人数增多时，类似的事件又反复发生了。每次，不满意的人重新组成他们自己的组织，美国心理学协会就进一步修改它的结构，以留住他们，或者把他们弄回来。可是，要真正使学术研究者和临床心理学研究者的兴趣和世界观得以谐调却是不可能的。在1984年的《美国心理学家》中，一位心理学家借用C·P·斯诺的概念悲伤地写道了“心理学的两大文化”，两种都决不相容，充满敌意，而且彼此异化。
使这件事情变得很严重的是钱。在70年代，对临床服务进行的第三方支付通过健康保险而成为可能，可在80年代，这个支付来源开始减缩，这是里根政府的政策和卫生保持组织出现的结果。美国心理学协会里的临床工作者——这时候，他们的人数已经占了多数——要求这个组织加速政治活动，并提高其知名度。这使学术研究者们大为震惊。他们担心，美国心理学协会这个在历史上是一个科学组织的机关会变成职业协会，带有自己的金钱和政治目标，而且会迅速地被行医者控制起来。
在80年代中期，美国心理学协会的执行董事们想办法避免科学家们离会，他们设计了重新组织的办法，以保护其兴趣，可是，全部计划遭到美国心理学会代表大会的否决。眼看着将要出现危机，这个代表大会同意了一个最终的杂花被重组方案，双方的成员都不满足。这个重组方案于1988年交由会员通过，但被几乎是两票对一票的比例驳倒了。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1988年在亚特兰大举行的美国心理学协会年会上，这个协会的前任会长和著名的学术研究者们，其中包括文伯特·班杜拉、肯尼思·克拉克、杰罗姆·凯根、乔治·米勒和马丁·塞利格曼，在宾馆的房间里召开了干部会议。他们带着一股反叛精神和违抗宣布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即美国心理学会，主要为进行学术和科学方向上的心理学家。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好几百名科学家退出了美国心理学协会，转而参加了美国心理学会，另有好几百人也参加了这个学会，但保留了他们原来的会籍。在一年的时间里，美国心理学会已经拥有6500名成员了，到1992年，成员数增长到了13000人。它现在比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人数少些，而且总是少得多，但它在成长之中，其领导人预计，其潜在的成员数在30000左右。
今天，就跟一些离异夫妻为了孩子的利益而订立了临时协定一样，美国心理学协会和美国心理学会不再在公开的场合彼此攻讦了。来自两个学会的代表曾就寻找可能的合作而进行过磋商。美国心理学协会甚至还提出要出版新美国心理学会会刊，即《心理科学》，尽管美国心理学会选择了另一位出版人，但它过去的主席，即查尔斯·基斯勒给美国心理学协会写了一封感谢信。这两个组织的确在进行竞争活动，以吸引更多的研究生和新的博士学位持有人，可是，今天，美国心理学会的成员却认为归属于两个组织是明智的。目前的情况是，美国心理学会会继续成长，并服务于科学大众。美国心理学协会每年也有增长，它的临床——职业性成员的比例也总是大得多，可是，它会继续拥有许多学术——科学性的成员，为他们出版刊物，并在华盛顿和其它地区维护他们的利益。
如果说所有这些令人困惑，那么，它又怎么可能是另外的一副样子呢？在心理学中，没有什么是简单的，也没有什么是清楚的，这个领域很好地反映了它所研究的混乱、复杂的人类思维。
·美国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中有六分之一是心理学家。
·心理学知识已经成为对我们的学校、工厂、诊所和精神病院以及部队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的东西。所有的一切都会随着研究得出对人类天性更好的理解而发挥更大的作用。
·与其它许多科学不一样，心理学基本的研究并不能得出可销售的产品，也不是专为自己服务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必须由联邦政府资助，为的是公众利益。
那么，联邦政府给予心理学研究多大的资助才算是合适的呢？
一年200亿美元？
100亿？
50亿？
实际数字为：不到5亿美元。
心理学研究目前得到的联邦资助不到自然科学的九分之一，是生理学和农业科学的十一分之一，实际上只占联邦政府对科学研究资助的百分之二。这比两艘太空飞船项目的造价稍高一点，比一只隐蔽轰炸机一半的造价稍高一点。（私人基金，即心理学研究资助中另一个重要的来源，资助约3000万美元，不到联邦资助的十分之一。）
美国心理学协会和美国心理学会定期派谴代表去国会山请求更多的资助，可是，他们在那里遭遇到很大的障碍。心理学研究的联邦资助金的大部分来自酒、滥用药品和卫生保健管理局和国立卫生研究院，更少的一部分来自国防部的一些分支机构，再少一些的资助来自国立科学基金，其它零星的资助来自其它机构。这两个学会的代表因此而必须在一系列委员会和分组委员会之前提出要求，这会分散风险，但却意味着必须在各处开战，而没有任何总体的高水平资助。
在早先的几十年里，心理学研究非常简单，就像桑代克用破木板做一只迷宫，然后买几只老鼠和几条狗就可以解决问题一样，那时候，费用根本就不成问题。可是，现代调查、微电极扫描设备、大型计算机和由一组组的专业人士进行的纵向调查需要花相当大的费用。尽管如此，心理学研究与新武器和太空旅行的研究比较起来，还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然而，我们这个酷爱心理学，并极需要对它的了解，以及它所能带来的益处的国家，却只为它花费年度预算的百分之一的二十五分之一。
今天，我们会对罗马人摇头，他们花费巨额的资金建造城墙，修建道路和水渠，却没有努力研究土生罗马人不断下降的生育力和生产率。人们不禁怀疑，未来的动物会不会在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的废墟时摇头哀叹，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用在那么多的事情中，却不肯花钱研究人类的天性，因为它可能就是我们得以生存下去的关键。
政府不仅在对心理学研究的资助当中十分吝啬，它还干扰甚至禁止某些研究，有时候是出于可佩服的理由，有时候却很不光彩。
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过的，在60年代民运扩张期间，公共卫生服务处采纳了一些涉及生物医学研究的规定，1971年，卫生、教育和福利局把这些规定扩展到所有有关人类行为的研究中。这些规定尽管不是法律，但它们起着法律条款的作用，可以限制联邦政府对不服从这些规定的单位进行资助。关键的条款要求研究者在进行任何实验过程以前，必须获取受试者在了解情况以后的同意。这种对人权值得赞扬的延伸如果严格实施，会使掩蔽心理学研究或者实验者目标的潜藏不可能进行。甚至要求掩蔽的、相对无害的实验也不可能进行了。
经过数年痛苦的抗议，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实施的扼杀性条款在1981年大抵就不再起作用了，从这以后，掩蔽性研究又一次能够进行了。可是，控制仍然十分严格，很多有可能会产生有价值成果的研究再没有人去设想，也没有人去试。如普林斯顿大学的爱德华·E·琼斯所言，哪怕在这些要求不再生效以后，“这些条款和机构复审委员会仍然在对我们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你根本就不会去考虑有可能遇到阻力的实验——人们不可能去想攻克一个问题，因为它需要某种程度的掩蔽，而这又会制造与机构复审委员会之间的麻烦。整条研究线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对研究活动进行的另一项更为严重的干扰是，管理部门会因为政治原因而阻止发放资助金，如在1991年的一次行动，美国心理学家协会的执行董事刘易斯·利普西德称它为“来自最高管理层对研究进行的、创造历史的‘镇压’”。
尽管那些调查者都是社会学家，但他们的项目对心理学家也有很大的兴趣，对社会心理学项目发生的事情，也可能很容易地发生在心理学的许多研究项目中。国会山的北卡罗莱那大学的理查德·阿德里和罗纳德·莱因德法斯计划进行对7－12年级的2．4万名少年进行一项调查，经过其父母同意之后，决定对他们问一些问题，以了解其性行为。这会得出阻止少年怀孕、防范艾滋病和其它性传播疾病的有价值的知识。
阿德里和莱因德法斯的提案已成功通过同级复审过程，并得到国立儿童卫生及人类发展研究院的资助批准。接着，卫生及人类服务处（国立儿童卫生及人类发展研究院是其下属机构之一）的秘书长路易斯·沙利文博士在一次保守的电视谈话中被问及这次调查活动。他宣称不知道细节情况，可是，加利福尼亚的一位共和党员，众议员威廉·登尼梅亚公布了调查中的一些提问，因而引起了好几个保守组织成员对卫生及人类服务处的抗议浪潮。沙利文秘书长的应答是不考虑儿童卫生及人类发展研究院的科学家们的意见，并取消资助。刘易斯·利普西德指出，艾滋病现已出现在20岁左右的男女人群之中，因而，他们一定是在少年时期就已经染病，而这项调查有可能得出一些情况，引导我们采取防范性的教育及社会措施。可是，我们再也不可能知道这样一项调查可能取得了什么益处。
阻止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个极端的企图却失败了，至少是暂时失败了。众议员登尼梅亚因为他成功扼杀了少年性生活调查而沾沾自喜，进而提出了对1991年的一项法案的修正案，要求重新授权国立卫生研究院，使其有权禁止卫生及人类服务处进行或者支持任何全国性的人类性行为调查。哪怕在一个智力保守的时代，这对众议院来说也是要求太多了，因而以283票对137票否决了这项提案。不过，仍然有137名众议员投了赞成票，这使人感到震惊。国会如果稍为偏向登尼梅亚一边，就有可能扼杀心理学研究，而受害的却是整个国家。
为公平起见，我们得说明，有些想阻挡心理学研究的企图不是来自政府中的保守党，而是来自自由党，特别是来自政府之外激进的反传统团体。
其中的一支力量是“动物权利”运动，其成员最近几年竟诉诸暴力活动，他们冲入医学及心理学实验室，拆毁设备，销毁记录，有时候还带走动物。众议员和参议院都已经提出了议案，以通过联邦政府惩处偷窃或者破坏研究机构的行为，但是，在动物权利组织的游说下，这些议案都没有通过。
研究者们回答说，每一种动物都是以别的生物为代价求得自己的生存的，许多动物是靠吃别的有感情的动物为生的。人类利用其它动物作为食品，也用作实验受试者，以增大人类生存的机会，这比鹰、鹫、蜥蜴或者狮子的行为没有什么更不道德的。至于用动物进行研究的残酷性，威廉·格里诺（他显示，在一种更丰富的环境里发育的老鼠，其长出的大脑比在一个单调的环境中生长的老鼠的大脑量大得多）说，尽管研究会在一些动物身上引起疼痛，可是，“要说实验室条件很残酷，或者甚至说对大部分实验动物而言不是很舒适的话，这与实情不符。”他指出，不仅联邦法律定出了关养和照顾的具体条款，而且还要对每一种利用脊椎动物进行的实验进行复审，可是，“只有很差的科学才会去引发动物疼痛”，因为这会产生痛苦，而这痛苦又会有好多种生理影响，因而使实验结果不纯。因为这个原因，以及研究者的人性的感觉，他说，大多数动物实验根本不会引起明显的疼痛。在那些可能会引发疼痛的情况里，研究者们会使用麻醉剂。
有一种心理学研究一直受到少数民族、激进分子和其它自由人士长达二十多年的攻击，这就是心理能力中的基因差异研究。阿瑟·詹森、h·J·艾森克和菲利普·拉什顿都曾想办法通过统计分析寻找黑人在大多数心理测试中表现都很差的基因原因。因为他们进行的劳动，他们被控诉为种族歧视分子，被学生社团围攻，也受到其他同事的谴责，这些同事不仅不同意他们的发现——他们有权利这样想——而且认为这样的研究在社会上是有害的，应该加以阻止，甚至禁止。
对研究进行的这样一些干扰，在如今这个校园里充满“政治态度”的时代里越来越常见，越来越有害。一件值得注意的案子最近发生在德拉华大学。心理学家琳达·哥特弗莱德森一直在进行一些研究，以显示，智力测试中的差别在劳动操作中显示了比大部分理论家所想的情形大得多的差别。她的研究一直得到保守和颇有争议的“先锋基金”的同意和资助，可是，她的一些论文也通过了同级复审过程，并在有名望的科学期刊上得到发表。
哥特弗莱德森拥有自由主义者的名望。她曾在和平工作团中工作过，在贫民窟里教过书，并在一篇期刊文章里公开宣称，一个人的社会及道德价值并不是其智力水平的函数。可是，她认为，不对一些工人的智力水平进行合适的考虑就把他们分配到一些工作上去，这对社会是有害的，这个观点被一些教研室同事和学生认为是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当教研究室成员向大学领导正式提出抗议时，哥特弗莱德森的系主任，这位以前曾高度赞扬她的工作的人给她定了很差的评定，一个教师提拔委员会阻挡她很有希望的提升，教师研究委员会催促该大学更多地拒绝先锋基金的资助，而大学领导们同意了，并削减了哥特弗莱德森的研究资助。
可是，哥特弗莱德森奋力反抗，她请求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提出抗议，因为她的学术自由受到了侵犯。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真的提出了抗议，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1991年6月的一次听证会后，一位仲裁人驳回了该大学不接受先锋基金的决定，而哥特弗莱德森经过两年为自己继续进行并不受人欢迎的研究的斗争以后，重新回到了自己的研究领域里。
受不受欢迎并不是对真理的检验，研究的合法性并不是由其社会影响决定的，学术自由并不意味着只有探索政治上是正确的一些课题的自由。被认为在政治上不正确的一些研究也许的确被认明是无价值和甚至是有害的——或许也会增加我们对人类的理解，导致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改善。我们知道，1909年，当弗洛伊德在克拉克大学讲课时，威尔·米切尔这位杰出的医生和将心理学应用于医学的先锋人物却把它称作一个“肮脏下流的家伙”。一所加拿大大学的教务长说，弗洛伊德似乎是在宣扬“回到原始状态”。这些杰出人物离他的工作太近了，无法看出它在未来的价值；我们对哥特弗莱德森的工作离得也太近了，不知道它是否会增加人类的知识，也不知道它会给社会带来损害还是益处。尽管如此，想阻止哥特弗莱德森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的企图，比苏利文取消对少年性生活进行的调查和登尼梅亚众议员禁止卫生及人类服务处进行或资助性调查的企图一样好不到哪里去。
我们的旅行使我们在思维的未知领域里走了多远？
一位在没有图标的大地上摸索前进的人，在看到远处的海洋时会知道，他已经到达了遥远的海岸，即他长途跋涉的终结处。可对于我们来说，没有这样一些遥远的海岸。在科学当中，对真实本质的了解从来就没有一个有限的总量可以知道。我们无法知道向旅途的终结处走了多远，因为根本就没有一个终结。就跟其它所有的科学门类一样，心理学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只会发现有更多详细的、深刻的问题可以提出来。
不过，我们已经走得足够远了，可以回答许久以前的希腊哲学家和从那以后的其他思想家们提出的一些经典问题了。
对他们提出的一些有关灵魂本质问题的答案，思维和肉体的双重本质以及思维和肉体相互作用的一些方式，现在都包含在我们对现实世界化学和电子现象的理解之中，这些现象在多种层面上发生，以有组织的形式表现出来，产生了我们称作思维的东西。这些现象的水平和组织形式为：
－－在最低水平上，即在10埃范围内（1米的十亿分之一）；神经传递器分子，它们以阵发的形式从启动神经元的突触小泡中向它和另外一个神经元的树突之间的间隙里发射。
－－更大几个数量级（数量级涵盖一个约10倍大小的范围）：突触间隙，约1微米（1米的百万分之一）宽，神经传递器分子在这个间隙之间跳跃着，把传递神经元上的信息传送到接受神经元上；
——更高两个数量级：神经元，约100微米，或者1米的万分之一长，被发送出来的脉冲沿着轴索前进，然后在这里被送到连接神经元上；
——再高一个数量级：少数一些连接的神经元按顺序发射的最简单的电路，长约1毫米，产生对比如有方向的视觉刺激有反应的基本反应；
－－再高一到两个数量级：1厘米到10厘米长的电路，由几百万连接的神经元构成－硬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湿件），程序就在这里面运行，我们会体验到心理地图、思想和语言；
——最后，另一个更高的数量级：整个在中枢神经系统，长约1米，上述一切都在这里面以各自的组织水平发生。
简单地说，思维就是编程信息的流动，数十亿神经现象有组织的模式使这种流动成为可能。
知觉、记忆、思想、性格和自我是思维的工作程序，它们吸取并利用信息和以突触连接的形式存储在大脑电路中的经验，从而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对刺激产生反应。（少数一些哲学心理学家仍然赞同一种大脑现象和来自其中并与之平衡的心理附带现象的二元论，可是，由于大脑死亡时附带现象也不再存在，因此，这个学说与传统的思维－肉体二元论相差无几。）
天生资质与后天培养这个古老的问题——本世纪早期一般是遗传论，后来改为行为主义回答——最近以相互影响说加以回答了。许多种证据显示，天生的倾向，即进化的产物，通过经验得以发育和成型，而经验是通过天生的资质进行感知和解释的。
同一个答案也适用于人的思想从哪里来这个古老的问题：人的思想是经过固定的神经倾向过滤和塑造后，通过经验和学习得来的结果。语言获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儿童的大脑具有一些特别的区域，能够在很少帮助的情况下将相关联的物体组成抽象的范畴。当固定的线路有缺陷时，学习就很困难或者不可能。一个语言能力天生很差的人不能处理困难的抽象问题，不管他或者她具有多少经验。
我们还看到，也不需要重述，现代心理学对其它某些古老问题的解答：知觉如何工作；思维如何解决问题；我们是如何推理，如何经常无效地推理；如何及什么时候行动是由情绪、有意识的判断和这两者的互相影响决定的；自私或者利他主义的、敌意或者友好的行为模式是如何从家庭和社会经验中潜伏的倾向中构成的。
然而，其它一些问题，却是视觉研究者和立视图的发明人贝拉·朱莱茨所说的“富余问题”。不了解这些问题并不会妨碍科学进程，也不会影响日常的研究工作，因此，回答这些问题是不必要的，而大多数心理学家也相应地忽略了这些问题。意识的本质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它的使用或者在人类心理学中的作用尚不清楚，而大多数研究者，包括认知心理学家，都忽略了它，并在自己的研究中绕道而行。可是，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意识现在又得到很多人的重新关注，这表明，当心理学更深入地进入认知过程时，意识不再是一个富余问题。你可能还想得起来，乌尔里奇·莱塞说过，大多数复杂的计算机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不及最一般的人类，正是因为它没有对自己作为一个存在物的意识。
就连自由和意志这两个几十年内在心理学中再也找不到的概念，现在也回到前台了。行为主义者把它们当作唯心主义的错觉而扫除出门，认知心理学家回避了这个问题，因为一种自由意志的行动好像是一种没有理由的动作——这个概念被赶出了科学的大门。可是，认知心理学家一直不能够绕开或者忽视选择——如果人们坚持认为过去和当前的力量决定一个人选择的东西的话，这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但又是一个不可回避然而可以观察到的现象。
菲利普·约翰逊－莱尔德认为，思维的操作系统可以在一种自我反射的方式下运行，可以检查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目的地评估不同行动和可能行动的结果，决定哪些是最好的，并有意地选择来实现它。当我们不追求这个过程时，我们会选择不那么有意识的理由——即斯宾诺莎叫做人类枷锁的状态。当我们在自我反射和评估的基础上进行选择时，我们就接近了人类的自由。
阿尔伯特·班杜拉在他的“自我功效”学说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说，自由不应该消极地看作是外部强制力的缺失，而应该积极地看做自我影响的行使：
人类通过操纵符号和参与反射性思想的能力，就可以生成新的思想和创造性的行动，以超越他们过去的经验……通过（自我调节）的行使，他们会积极地确定其情形的本质和他们会变成的东西。
从这以后我们往哪里去呢？
《心理学年鉴》的每一期都满是对这个领域未来的预测和预告。其中大部分都认为，在很多地方，心理学正打破以前未知的领域，正在进入没有想象到的知识王国，过去的宽泛和粗浅的阐述正在退步，让位给了狭小、具体和可检测的学说。这有可能就是心理学将会沿着它向前发展的道路，除非突然冒出了一位心理生活当中的牛顿，它可以看到拱形的法则，将这个特殊领域里的一些现象统领起来。
还有一种可能是，未来的许多发现跟在过去一样会对人类极为有用，从不起眼的芝麻小事到极可能带来重大后果的大问题——从对儿童教育和记忆力提高的改善，到比如对教育系统的重大改善，以及种族歧视和民族仇恨的消除。
最后，在比以前广泛得多的范围内，心理学肯定会满足最为纯洁和最为人道的欲望，即理解的愿望。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说：“世界上最无法理解的东西就是，这个世界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心理学如今却证明这位巨人是错误的。它在使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易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