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爱情是那些具有创造性和成熟性格的人的一种能力，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每一个在一个特定社会生活的人的爱的能力取决于这一社会对这个人的性格的影响。当我们谈到当代西方社会的爱情时，我们要提出下列问题，即西方文明的社会结构以及这一社会结构产生的精神是否会促进爱情的发展。提出这一问题就意味着要对此作出否定的回答。任何一个客观地观察我们西方生活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说爱情—博爱、母爱和性爱在西方是罕见的现象，许多假爱情的形式取代了它们的位置，而这些假爱情的形式实际上只是爱情的衰亡的形式。

    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是以政治上的自由原则，另一方面是以市场作为调整一切经济活动，因此也是调节一切社会关系的原则为基础的。货物市场决定进行货物交换的条件。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的买卖。有用的物和有用的人的精力和技巧都变成价值，这些价值根据市场的条件自愿公平地进行交换。譬如说鞋吧，一旦市场上没人问津，即使鞋本身是有用和必需的，也会失去任何经济价值（交换价值）。人的力气和技巧亦是如此。资本的拥有者可以购买劳动力，并命令劳动力为其资本的有利投资而劳动。劳动力的拥有者必须根据当时的市场条件出售其劳动力，才不至于挨饿。这种经济结构反映在价值的高低级别上。资本统治劳动力，无生命的物体要比劳动力，要比人的才能和一切有生命的物体价值要高。占有要高于存在。

    这一结构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尽管这一社会结构至今仍然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标志，但有一些因素起了变化，这些因素赋予现代资本主义新的特点，并对现代人的性格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不断集中。大企业不断地扩大，而小企业越来越受排挤。在大企业中，资本的所有权越来越同资本的管理权分开。几十万股票持有者是企业的“占有者”。管理企业的则是管理官僚阶层，他们虽然薪俸甚高，但企业并不属于他们。这些官僚不仅对获取大量利润感兴趣，而且也热衷于不断扩大企业，从而不断扩大他们自己的权力。资本的日趋集中和强大的管理官僚阶层的形成也表现在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工会把劳动力组织起来，使得工人不必在劳动力市场上孤军作战。工人成为大工会的成员，而这些大工会也同样被强大的官僚阶层所管理，并代表工人去同工业巨头对峙。无论在资本领域，还是在劳动力领域，个人的主动性被官僚阶层所取代。越来越多的人失去独立性，依附于庞大的经济帝国的官僚阶层。

    资本集中带来的另一个决定性特点是劳动组织的特殊形式，这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之一。高度集中、分工严密的企业导致一种新的劳动组织，在这一组织中个人失去了个性，而成为机器中一个可以随时调换的齿轮。现代资本主义中个人的问题可以归纳如下：

    现代资本主义需要大批能在一起协调工作的人。这些人对消费的需求越来越高，但他们的口味是标准化的，既容易受到控制，又能预测。现代资本主义需要的人是一方面能感觉到自己是自由和独立的并相信自己不屈服于任何权威、原则和良心，另一方面他们又准备执行命令，完成别人交给的任务，服服贴贴地进入社会这部机器中去，规规矩矩地听人摆布，自愿服从领导，盲目地受人指挥—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他们要不遗余力地干活，永远地发挥作用和力争晋升。

    那结果是什么呢？如果就是现代人对自己、对同代人和对大自然产生异化。1他变成一种商品，体验到自己的生命力实际是一笔资本，这笔资本在既定的市场条件下要给他带来最大的利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来看是互为陌生的，是自动机器之间的关系，其安全感的基础就是要想方设法靠拢一群人，在思想、感情和行动中同这一群人保持一致。虽然每个人都努力同别人接近，但实际上都是孤独的，充满了不安全感、恐惧感和负罪感。只要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得不到克服，这种感觉就会不断出现。但我们的文明提供了各种可能性，使人们感觉不到这种孤独。这首先就是人们每天都重复着千篇一律僵化的机械性工作，这种工作秩序使他们不再自觉地感到人追求超越和统一的基本要求。但是光靠这个还不行，因此人就通过享受，通过娱乐工业提供的音乐、画片，以及通过不断地购买新的物品去减少这种尚未意识到的绝望。事实上现代人很像休克斯勒尔*（*休克斯勒尔(1894-1963),美国作家，深受佛教的影响。—译者注）在他的《美丽的新世界》一书中描绘的那付样子：“营养充分，穿戴讲究，性欲得到满足，但却没有自我，同他同时代的人也只有表面的接触。”现代人的宗旨正如休克斯勒尔简明扼要地总结的那样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是“今日，人人幸福”的颂词。现代人的幸福就是享受，就是满足消费和同一群人同化的要求。他们消费商品、图片、食品、饮料、香烟、人、杂志、书籍、电影，真是无其不有。世界只是为了填饱他们的肚子，就象一个巨大的苹果，一个巨大的酒瓶和一个巨大的乳房，而我们是婴儿，永远在期待，在希望，却永远是个失意者。我们的性格努力地适应进行交换、接受和消费的要求。所有的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东西—都成为交换和消费的对象。

    至于爱情，当然也完全符合现代人的社会性格。自动机器是不会爱的，它们只能交换“一揽子特性”，想做一笔好买卖。在这一异化了的结构中，人在爱情上的基本要求是“结伴”思想，这在婚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无数宣传美满婚姻的文章中，一对毫无摩擦的伴侣被奉为是理想的结合。这一宣传同社会要求职员应得心应手的标准毫无两样。这个职员必须“相应独立”，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者，宽容，同时又具有进取心，对生活的要求又很高。正像婚姻顾问对我们介绍的那样，一个丈夫应该理解他的“妻子”，并是她的帮手。他应该赞赏她妻子的新衣服，也要称赞她做的饭菜。而每当丈夫疲劳不堪、怨气十足地回家来时，妻子则应该体谅他，当丈夫谈到职业上的麻烦事时，妻子应该注意听他讲。如果丈夫忘记了她的生日，妻子不应该生气，而应该通情达理。所有这一切无非是表明这两个人的关系如上了油一样毫无摩擦，但这两个人一辈子都会互不了解，永远达不到“中心关系”，而是敬如宾客，只是尽力使对方舒适而已。这样的爱情和婚姻概念实际上是强调保护自己免遭不可忍受的孤独感的侵袭。在“爱情”中人们终于找到了避风港。两个人结成用以反对全世界的同盟，却把这种两个人的自私看作是爱情和信赖。

    强调结伴的精神，强调相互之间的宽容是一个比较新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段日子起作用的是另一种爱情公式。那时性的相互满足是令人满意的爱情关系，特别是幸福婚姻的基础。人们认为造成许多不幸婚姻的原因是夫妇在性生活上不能很好地“配合”，而根源是缺乏对性生活的正确态度，也就是一方或双方都没能很好地掌握性生活的技巧。为了“消除”这种缺陷和帮助那些不能相爱的不幸的夫妇，许多书里都提供了各种正确的性态度的建议和说明，并多多少少许诺只要这样，幸福和爱情就会油然而生。其基本思想是：爱情是性生活得到满足的产物，如果男女双方学会在性生活上使对方满足，他俩就会相爱。这一点完全符合社会上流行的幻想，即正确的技术不仅能解决工业生产的问题，也能解决人的问题。人们没有看到，与此相反的观点才恰恰是正确的。

    爱情不是性满足的结果，而是性的幸福，甚至掌握所谓的性技巧也是爱情的结果。如果一定要证实这一观点，除了日常的观察外，还可以求助于精神分析治疗的许多具体实例。对最经常出现的性问题的研究——妇女的性冷淡，男子心理上的各种严重的或不太严重的阳痿形式——表明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不在于缺乏技巧，而是这些男女的胆怯心理使他们失去爱的能力。害怕异性、憎恨异性是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这些困难阻止他们献出自己和自发地行动，使他们在生理上无法忍受异性的靠近。如果一个有性障碍的人能从他的恐惧和憎恨中摆脱出来，他就会获得爱的能力，他的性问题也就解决了。如果不能摆脱出来，即使有再多的性技术的知识也无济于事。

    尽管精神分析治疗的经验已经证明正确掌握性技巧就能产生幸福和爱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产生这一观点的基本思想，即爱情是男女双方性满足的产物，却大大地受到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响。弗洛伊德认为爱情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性现象。“性爱能给人以最大的满足，而且给人一种幸福的样板。这种经验可以用来说明，应该继续在性关系方面寻找人对幸福的满足，并要把性作为生活的重点。”2博爱的体验在弗洛伊德眼里也是性要求的结果，但是在这种要求上性本能变成了一种“无目的性的激动”。“这种无目的性的爱情从其渊源来看也是一种纯性感的爱情，并且一直还保留在人的潜意识里”。3而统一感——这种统一感构成神秘主义体验的本质并是同另一个人或同时代人紧密结合的根源——则被弗洛伊德称为是一种病态现象，被解释为是要“重新建立无限的自恋”。4

    这里我们又进了一步，看到对弗洛伊德来说爱情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的现象。对他来说在非理智的爱情和作为成熟的人的表现的爱情之间不存在区别。在《论移情》5一文中弗洛伊德指出，转移爱情从本质上看来同“正常”的爱情没有区别。爱情的产生是同荒谬为邻，是盲目地对待现实，是同年所爱对象的一次转移。作为理性现象的爱情，作为成熟标志的爱情不是弗洛伊德研究的对象，因为他认为这种爱情根本不存在。

    但是如果我们过高地估计弗洛伊德的思想对产生“爱情是性吸引力的产物”这种观点的影响，将会是错误的。从根本上来说因果关系颠倒一下才为正确。弗洛伊德的思想一部分受到十九世纪时代精神的影响，另外他的思想又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初几年的时代精神而得到传播。影响弗洛伊德的思想并使他的看法得以流行的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是对十九世纪末期严格的伦理道德的反动。

    决定弗洛伊德理论的第二个因素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有关人类学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以资本主义的结构为基础。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符合人的自然要求，就必须先证明人就其本质来看是一个竞争者，是他人的敌人。经济学家根据人具有追求利润的不可遏制的愿望和达尔闻达尔文主义者根据弱肉强食的生物原则都证明了这一观点，而弗洛伊德则通过男人被占有所有女性的愿望所驱使，只是社会的压力迫使他们收敛的观点得出同样的结论。因此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所有的男子都相互妒忌，并且即使造成这种妒忌的所有社会和经济的原因都一概消失后，这种妒忌、这种竞争仍将存在。6

    弗洛伊德的思想最终也受到十九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唯物主义的影响。人们认为在生理学的现象中可以找到一切精神现象的基础。因此弗洛伊德认为爱情、憎恨、功名心和妒忌是各种形式的性本能的产物。他没有看到基本的现实是人的生存条件，首先是所有的人都相同的一般境况，然后是社会的特殊结构造成的生活实践。（超越这种类型的唯物主义的最关键的一步是马克思完成的，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身体、本能、要求食物或者占有都不是了解人的关键，关键是人的全部生活过程，人的“生活实践”。）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一切本能的；愿望如果得到毫无保留的满足，就会造成精神上的健康和带来幸福。但临床经验表明，那些一生在性生活方面得到充分满足的男女并不因此而感到幸福，他们甚至常常会因精神上的冲突和病兆而感到痛苦。一切本能的愿望都得到满足不仅不是幸福的基础，而且不能保证人的精神的起码的健康。尽管如此弗洛伊德的思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仍得到广泛流行，这是因为当时在资本主义的精神生活中起了一些变化：重点已经从节俭转移到消费，从通过节俭获得经济上的成功转移到把消费看作是不断扩大市场的基础以及消费是那些被自动化的、胆小怕事的人的主要满足。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物质消耗的原则，也成为性范畴的原则。

    把爱情看作是性满足的产物，把爱情看作是结伴思想和防止孤独的避风港，这两种观点是西方社会中爱情衰亡的两种“正常”形式，是由社会决定并造成的爱情病理学。这种病理学有许多个性化的形式，其结局都是自觉地受苦。这些形式被精神分析学家和越来越多的外行称为神经病。下面通过几个例子简明地说明一些经常出现的形式。

    造成精神病态爱情的基本条件是“相爱的”一方或双方都牢牢地抓住父亲或母亲的形象，并把他以前对父亲或母亲怀有的感情、期待和恐惧成年后都转移到”所爱者“身上。这些人从来没有超越儿童阶段，成年后还在寻找儿童时代的联系。在这种环境下，这些人在感情生活方面始终是停留在二岁、五岁或十二岁的阶段，但他们的智力和社会能力却符合他们的实际年龄。在严重的情况下，感情上的这种不成熟状态会破坏其社会生活；在不那么严重的情况下这一冲突只限于个人亲密关系的范畴。

    我们再回到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以父亲为中心或以母亲为中心的讨论。下面的例子与我们现在经常能看到的病态爱情关系有关，也就是男子在感情发育过程中始终停留在同母亲的联系上。这些男子从来没有断奶，他们始终感到自己是孩子，他们需要母亲的保护、母爱、温暖、关怀和欣赏。他们需要无条件的母爱——得到这种爱只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他们需要这种爱，他们是母亲的孩子，弱小无力。这些人在企图赢得一个女子的爱时，往往和蔼可亲，风度翩翩；如果他们成功了，仍然会保持这副样子。但他们同这个女子的关系（实际上同对所有的人的关系一样）都是表面的，而且不负责任。他们的目的是被人爱，而不是爱自己。在这种类型的人身上往往可以看到很强的虚荣心和没有完全暴露的远大志向。如果他们找到“合适”的妻子，他们就信心十足，觉得自己占了全世界的上风；这时他们对其他人也会和蔼可亲，温文尔雅。但在过了一段时间后他的妻子不再符合他的想像，就会出现冲突和摩擦。如果他妻子不始终如一地欣赏他，如果她要求有自己的生活，希望得到爱和保护，如果她——在极端的情况下——不准备原谅他的外遇（或者不流露对此有一种颇为欣赏的兴趣），这时他就会感到受到很大的伤害和失望。一般来说他还会用“妻子不爱他，自私或者专制”的说法把他的这种感情简单化。很明显，“慈母”对她的令人着迷的“儿子”的任何一个小小的疏忽都被看作是缺乏爱情的表现。这些男子一般来说把他们的文雅举止，和他们愿意使别人高兴的愿望同真正的爱情混淆起来，并因此得出他们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结论。他们自以为是伟大的恋人，对妻子的不满抱怨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