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 top">一
我在一个搞收藏的朋友家里，见过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年）的圣旨真品。一卷明黄色的丝织物，平滑精美厚实，上面写着极漂亮的楷书。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奉天承运皇帝制曰”。那下面的文字，当然都是传达天意了。
“奉天承运”这个意思，在圣旨出宫的仪式中得到戏剧性的体现。明朝的制度规定，颁布诏书时，要将诏书装在盒子里，用绳子吊着，从承天门上缓缓放下去，就好像圣旨从天而降，下边则有人跪接。明朝的历史学家余继登在《典故纪闻》卷十四里还讲了一个故事，说成化四年（1468年）秋天，负责办这件事的人不认真，降旨的时候绳子断了，装着诏书的盒子摔坏了，于是有御史参劾，要求将此人治罪，皇上竟饶了他。当时的人们都感叹皇上宽大。
我猜想，既然有这种仪式，承天门上一定还会有某种往下放绳子的沟槽，而且位置一定在承天门的正中央。承天门就是今天的天安门，名字是清朝建立后改的，但模样并没有改。如今天安门却作了很多修整，更高了也更大了，正中央早已改换成了扶手，沟槽肯定是寻不着了。
奉天承运，粗略地意译为现代用语，大概就是遵循历史规律、体现或代表了历史规律的意思。当然这么翻译显然有点勉强，“奉天”所奉的天道，乃是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共同遵行的规律，不仅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但是现代人不像古人那样讲“天人合一”，除了“历史规律”之外，我在现代观念体系中找不到结构上同位、功能上对应的更恰当的概念，只得硬译一句。就好像历史规律运行一样，天道运行也是有阶段性的，国运昌或国运衰，三阶段或五阶段，初级阶段或高级阶段等等，运行的每个阶段上都有要承当的特定历史任务，这是命中注定，早已由某大师算好，等闲人更改不得的。
“奉天承运”这四个字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改定的。吴□先生在《朱元璋传》里说，在元朝，诏书开头的套语是蒙古语的音译：“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文言译作“上天眷命”。朱元璋以为这口气不够谦卑，改为“奉天承运”。
仔细品一品，朱元璋这话确实谦卑了许多。“上天眷命”，很容易给人自作多情的感觉——天凭什么单单眷恋你？而朱元璋就不自作多情，他尊奉天道，代理天道，体现天道，如此恭敬行事，天还会找别的什么人当代表么？
“代理天道”云云，并非我凭空瞎说，朱元璋的自我感觉正是如此。在废除宰相制度之后，朱元璋感觉忙不过来，便指示秘书班子帮助他严格把关，朱元璋指示的第一句就是：“朕代天理物”。朱元璋死后，他的后代给他上的尊谥长达21个字，开头两个词便是“开天行道”。此后的明朝皇帝，除了半截被人夺了权的建文帝、景帝和崇祯帝之外，每位名字之前的17个字的尊谥里，最前边的两个词必定是谈天说道的。譬如定陵地下宫殿埋的那位很贪财的万历皇帝，其尊谥就是“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17个字，前两个词就赞扬他合乎天道的规范。
总而言之，皇上是真命天子，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天道。天道是神圣至尊的东西，一个人代表了天道，他的神圣至尊自然也就毫无疑问了。
<er h3">二
正德皇上朱厚照，就是我在朋友家看到的那卷圣旨的发出者，闹出过许多笑话。
明朝正德十四年（1519年），正德皇上南巡到了扬州，兵部左侍郎（国防部副部长）王宪，抄发了皇上的一个命令通告天下。通告说，养猪杀猪本是寻常事，但是今年正是我的本命年，而且猪与朱姓同音，再说吃猪肉也容易长疮生病，很不妥当。因此通告各地，不许喂养猪、买卖猪和屠宰猪。如果故意违抗，本犯及一家老小，发配最远的边疆充军，永远不许回来。
命令一下，各地的老百姓纷纷杀猪，肉多了一时吃不了，便纷纷腌制贮存起来。这条命令显然执行得不错，到了第二年春天，孔庙的祭祖典礼要用猪的时候，果然找不出一只猪，只好以羊代替。
这则逸事见于明朝人沈德符写的《万历野获编》卷一。为了追根溯源，沈德符同时讲了两个这样的故事。另外一个故事是关于杀狗的。
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年-1106年），谏官范致虚向皇帝提了一条建议，说陛下生肖属犬，人间不宜杀犬。宋徽宗接受了这个建议，严令禁止屠狗。沈德符说，这已经成了古今最可笑的事情之一，没想到本朝又出现了。
我想，如果不提皇上代表天道的说法，可笑的不过是二位皇上。如果联系到天道，可笑的就是天道或者“皇上代表天道”这种说法了。皇上代表天道的说法恐怕属于特大号的胡说八道。如果不这样解释，我们就只好承认，天道在二位圣上当政的时候变成了猪道或者狗道，这未免又有亵渎天道之嫌。当天道的解释权和代表权固定在某个具体的人的身上的时候，天道的笑话是经常发生的。三五百年的时间抵挡不住我们深厚悠久的传统。
明末张献忠造反，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年号大顺。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形容这位也宣称顺应天道的造反者。用“杀人如麻”这四个字形容张献忠，显然力度不够。张献忠创造了许多杀人的名堂，譬如派遣将军们四面出击，“分屠各州县”，名曰“草杀”。上朝的时候，百官在下边跪着，他招呼数十只狗下殿，狗闻谁就把谁拉出去斩了，这叫“天杀”。他想杀读书人，就宣布开科取士，将数千四川学子骗来杀光。
我读到《明史》和《明史纪事本末》上的这些描写的时候，曾经怀疑写史的人蓄意污蔑农民起义的领袖。这也是我们接受的历史教育提醒我们警惕的东西。后来，偶然看到一些四川县志上的户口记载，得到佐证，才不得不怀疑我自己的怀疑了。民国《温江县志》卷一上说，温江县由于张献忠的屠剿，“人类几灭”。张献忠死去十三年后（1659年）清查户口，全县仅存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简州赋役，原额人丁8495丁，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14户。”这些都是政府为征税而做的统计，后边有实际利益督着，数字有误差也不至于差得太远。
张献忠凭什么理由进行这等规模的大屠杀呢？在成都绍成公园的亭子里，有张献忠立的七杀碑，上边刻着他的理由：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原来，大屠杀也是以天道为根据的，而且仔细想想，张献忠的推理并未违反逻辑。天道居然可以被合乎逻辑地打扮成这副凶相，不能不叫人刮目相看。
<er h3">三
在代表天道的问题上，曾有“民”从中插过一杠子，企图削弱皇上的代理权，惹得皇上很不高兴。这个拿民惹怒了皇上的代表，就是儒家的亚圣孟老先生。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当了三年皇上，脾气渐渐大了。皇上“审查”孟子的著作，发现其中有许多对君主不够尊重的地方，大发脾气，对人说：“这老儿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遂下令撤去孔庙中孟子配享的牌位，将孟子逐出孔庙。后来有人替孟子求情，说他讲的道理基本上还是对皇帝有好处的，才恩准孟子回到孔庙。
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特命老儒刘三吾编孟子节文，删掉了《孟子》中85条皇上不喜欢的内容。下边我摘录一些被删除的内容，看看究竟什么东西惹怒了皇上。
1．“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篇）孟子说民比皇上贵重，皇上不高兴是可以理解的。
2．“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梁惠王）孟子在这里把皇上用人和杀人的权力削弱了，需要获得大夫和国人的认可，朱元璋显然有理由不赞成。
3．“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离娄）孟子这话的意思也很可疑：究竟这天下是天给的，还是民给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天子代天理民——代表历史规律领导人民前进。
4．“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万章）孟子竟然把天的耳目安装到民的身上，如此说，真命天子的耳目又该往哪里摆？
5．“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这分明是宣扬造反有理了。
总之，我看朱元璋与孟子的核心分歧，就是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至于天道究竟是什么，应该由谁来代表，无非是这个问题的哲学性表述，就好像“两个凡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著名争论一样。用“讲政治”的方法来讲这个问题，一切就显得很明白：究竟是人民听天子的，还是天子听人民的？
我感觉自己讲政治讲出了一点毛病，再往回找一句：孟子并不是民主主义者，那不是中国圣贤的发明。中国圣贤发明的叫“新民主主义”，孟子不懂这个。但孟子很明白“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的道理，很清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下之通义”（滕文公）。孟子无非是想强调一下，治野人也不能乱治，不能任性胡来，要守一定的规矩，不然就有翻船的危险。奈何皇上“无法无天”惯了，不喜欢“规矩”之类的东西。
<er h3">四
朱元璋粉碎孟子进攻数年之后，撒手西归，他的儿子朱棣又在天道与民心的问题上犯了一回糊涂。当时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即位，开始削藩，燕王朱棣感觉到了威胁。道衍和尚姚广孝密劝朱棣举兵造反，和尚与真命天子之间有一番对话。
朱棣问：民心向彼，奈何？
和尚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
姚广孝后来推荐了两个算卦的见朱棣。如此这般地推演一番，闹明白了天意赞许的东西，于是朱棣下了反叛的决心。推翻了自己的侄子建文帝，自己当了皇帝。
由此可见，真命天子一时急糊涂了，竟忘了天道与民心并不是一回事。有了天道，民心大可不论。而天道是可以卜筮的，从夏商周三代起，就有了一套凭借卜筮手段领会和理解天道的办法。请注意，这里凭借的是卜筮，而不是民意调查。这是一套遇事查书本找指示的神秘方法。如果皇上本人就是这套书本和指示的作者，竟连卜筮和查找都不必用，开口出来的自然是天音，表达的自然是天意。
说了这么多，我努力想证明的其实就两句话：第一，天道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叫法，譬如天命天意或者历史规律，但在深层结构上这两者是一回事。第二，天道或者历史规律与民心或者人民利益完全可能出现冲突，这时必定要遭遇究竟谁服从谁的问题，皇上们的固定看法是人民服从天道，因为他本人就是天道的代表。
<er h3">五
无论如何，天道毕竟不会自己说话，一定要有个什么代表。既然皇上和起义领袖都未必称职，天道的代表权到底应该归谁呢？
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人也有过争论。他们的问题是谁能代表“上帝”。天主教宣称教会代表了上帝，准确点说，是垄断了人类与上帝沟通的渠道。凭借这种垄断，那些组织严密的人类先进分子就干出了许多贪污受贿的事情，把他们的追随者激怒了，结果就产生了直接与上帝交流的观点，说上帝就在平民百姓的心里，每个人都可以直接面对上帝，用不着那些出卖灵魂的家伙当代理。这就是新教从天主教分裂出来的历史故事。
后来，在政治领域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议会诞生了，各色人等都在议会中得到代表，替他们立法。这个代表们搅在一起立出来的法，作为各方利益合纵连横出来的结果，大概就好比试验室中模拟出来的天道了。当然，谁也不敢保证模拟得丝毫不差，可是现在似乎还没有发明比这种模拟更高明的寻求大道的办法。我们可以拿这种办法与皇帝代表大道的信念比较一下优劣。像正德皇上那样的人，满肚子山珍海味，满脑袋歌儿舞女，让那些雄性激素和别的什么激素模拟工农商学兵和各族同胞，难道真能搅出一个天道来，而且比议会里搅出的东西更高明？这真是奇怪之极的幻想。
皇上可以代表大道的高论，在清末民初就有很多人不信了。但是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民国号称是人民的国，偏偏不肯让人民当家作主，说要经过“军政”和“训政”这两个历史阶段之后，才能“还政于民”，实行宪政。这套说法的理论根据是三民主义。主义云云，听起来很像是天道的变种。中国共产党人揭穿了这套说法的真实面目，说它的本质是为一党独裁和蒋家王朝的专制打掩护。种揭露是很深刻的，但我觉得，宣称自己是老百姓的代理人，而且是临时代理人，总比宣称自己是天道的代表进了一步。毕竟他失去了可以永远领导老百姓的借口，失去了永远也不还政于民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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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