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决定论强烈反对社会学领域中的方法论自然主义，而声称物理学特有的某些方法不能应用于社会科学，因为社会学与物理学之间有着深刻的差异。它告诉我们说，自然法则或“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都是始终有效的；因为物质世界受着在整个空间和时间之内不变的物质统一体的支配。然而，社会学规律，或社会生活规律则随着不同的地点和时期而有所不同。虽然历史决定论承认，有许多典型的社会条件，并且可以观察到这些条件有规律地一再发生，但它否认在社会生活中所发现的规律性具有物质世界规律性那种不变的性质。因为它们取决于历史，取决于文化上的差异。它们取决于特定的历史境况。例如，人们谈到经济规律时不应不加限定，而应该说封建时期的经济规律，或早期工业时期的经济规律等等，总要提到所说的规律在其中起作用的那个历史时期。
历史决定论断言，由于社会规律具有历史相对性，因而大多数的物理学方法不能应用于社会学。这种观点所根据的典型的历史决定论论点涉及到概括、实验、社会现象的复杂性、精确预测的困难以及方法论本质主义的意义。我将逐一讨论这些论点。
1．概 括
按照历史决定论的看法，在自然科学中，概括及其成功的可能性在于普遍的齐自然（uniformity of nature），在于观察到（也许不如说在于认定）在类似的条件下会发生类似的事情。这个原理被看作是在整个空间和时间内有效，据说它是物理学方法的基础。
历史决定论坚持认为，这个原理在社会学中必然是无用的。类似的条件只发生在单个历史时期内。它们决不会在时过境迁时还继续发生。因而社会中没有可以作为长期性概括的根据的那种恒久的齐一性——其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那些平凡的规律性，例如下述的真命题：人类总是生活在集体之中，或某些东西的供应是有限的，而另一些东西如空气的供应是无限的，只有前者才能有市场价值或交换价值。
按照历史决定论者看来，忽视这种限制并试图概括社会齐一性的方法，无形中假定这些规律性是永恒的；因此一种在方法论上很幼稚的观点——认为社会科学能够采取物理学的概括方法——将造成一种错误的和可能误人子弟的社会学理论。这种理论会否认社会发展、或者否认社会总是发生重要的变化。或者否认社会发展（如果有的活）可以影响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律。
历史决定论者常常强调，在这些错误的理论后面通常有一种辩解的意图；而事实上，社会规律不变的假贫可能很容易被滥用于这些目的。首先，它似乎认为，由于不愉快或不合意的事情是由不变的自然法则决定的，所以必须加以接受。例如人们引用了经济学的“不可抗拒的规律”来证叨，用法律干预工资交易是无效的。滥用持久性假设的另一种辩解，助长了一种不可避免性的普遍感觉，从而使人容易安静而不加抗议地忍受不可避免的不幸。现在的一切将会永远存在，试图影响事件的进程，甚或对它作出评价，都是荒唐可笑的。人们并不对自然规律提出异议，而企图推翻它们那就只能导致灾难。
历史决定论者说，这是保守的和为现实辩解的，甚至是宿命论的论点，是主张社会学应该采用自然主义方法的必然结论。
历史决定论者反对这些议论，认为社会的齐一与自然科学齐一迥然不同。社会的齐一是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改变的。而人的活动正是改变它们的力量。因为社会的齐一不是自然法则，而是人为的；而且虽然可以说它们依赖人类的本性，它们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人类的本性有力量改变它们，而且也许能控制它们。所以人类能够使事情变得更好些或更糟些，积极的改革不一定无效。
历史决定论的这些倾向吸引着感到应该有所作为的人，尤其是感到应该干预人类事务并拒绝承认现有事态不可避免的那些人。趋向于有所作为并反对任何暗自满足的倾向，可以称之为“能动主义”。我将在第17和18节更多地谈论历史决定论与能动主义的关系；但我在这里援引一位著名的历史决定论者马克思的一句众所周知的劝诫，这句劝诫突出表达了“能动主义者”的见解：“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2．实 验
物理学运用实验方法；即它采用人工控制、人工隔离，以此来保证再现类似的条件及因此而产生的某种效应。这种方法的基础显然是，在条件类似的地方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历史决定论者声称，这种方法对社会学是不适用的。他争辩说，即使它是能够适用的，也不是有用的。因为，当类似的条件仅仅发生在某个时期内，任何实验结果只有十分有限的意义。而且，人工隔离正好排除了社会学中极其重要的因素。有的经济问题正是由于个人和集体在经济上的相互作用而引起的，而鲁宾逊·克鲁索及其与世隔绝的个体经济决不可能成为这种经济的有价值模式。
历史决定论者进一步论证说，真正有价值的实验是不存在的。大规模的社会学实验决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实验。它们不是为了促进知识本身的发展，而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这种实验不是在一个与外部世界隔离的实验室中进行的；相反，这种实验改变了社会的条件。由于进行第一次实验就改变了条件，这种实验决不会在完全相似的条件下重复。
3．新颖性
上述论点值得推敲。我已说过，历史决定论否认在完全相似的条件下重复大规模社会实验的可能性，因为第二次进行实验的条件必定受到以前进行的实验的影响，这种议论依赖于这样的观念：社会犹如有机体，它具有一种我们通常称之为历史的记忆力。
在生物学中，我们能够谈论某种有机体的生活史，因为有机体部分地受过去事件的制约。如果这种事件重复发生，它们对于有经验的有机体，就失去了新颖性，而带有习惯的色彩。然而这正是为什么重复事件的经验不是原来事件的经验之故——为什么重复的经验是新的。所以，被观察事件的重复可能相当于观察者产生了新的经验。由于重复形成了新的习惯，因而产生了新的习惯条件。所以，我们对同一个有机体重复某一实验的全部条件——内部的和外部的——不可能十分相似而使我们能够谈论真正的重复。即使环境条件的完全重复也是与有机体中的新条件相结合的，因为有机体从经验中学习了。按照历史决定论看来，这也适用于社会，因为社会也有经验：它也有它的历史。社会只能缓慢地以它的历史（部分）重复中学习，但无可怀疑，从它部分地以它的过去为条件来说，它的确学习了。否则，传统和对传统的忠诚和怨恨、信任和不信任，就不可能在社会生活中起重要作用。所以，在社会历史中真正的重复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对出现性质全新的东西有思想准备。历史是会重复的——但决不是在同样的水平上，如果所说的事件具有历史重要性，如果这些事件对社会有着持久的影响，就更是如此。
在物理学所描虚的世界中，不可能出现真正全新的东西。人们可以发明一部新发动机，但我们总可以把它作为原有要素的重新组合来加以分析，物理学中的新只是排列或组合的新。历史决定论坚持认为，社会的新则完全相反，如同生物学的新一样。是一种内在的新。它是真正的新，不能归结为组合的新。因为在社会生活中，同样的旧因素在新的排列中决非真正是同样的旧因素。在社会生活中，一切都不可能完全重复，而必然出现真正的新事物。历史决定论认为这一点对于考虑历史新阶段或新时期的发展是很重要的；每一个阶段或时期内在地不同于任何其他阶段或时期。
历史决定论声称，没有比出现真正的新时期更为伟大的时刻。我们对物理学新情况的解释是把它们视为原有因素的重新排列，但对于社会生活这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却不能按照我们在物理学中这个习惯的路子来加以研究，即使普通的物理学方法可以适用于社会，但决不会适用于最重要的特点：社会划分为各个时期并出现新情况，一旦我们理解社会新事物的意义，我们就不得不放弃这样的想法，即把通常的物理学方法应用于社会学问题会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发展问题。
社会的新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已看到，每一特定的社会事件，社会生活中每一件事，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新的。它可以和其他事件归入一类；它可能在某些方面类似那些事件；但它在某一个十分明显的方面总是独特的。就社会学解释而言，这导致了显然不同于物理学的情况。可以设想，通过时社会生活的分析，我们也许能够发现和直观地理解，任何特定的事件如何发生和为什么发生；我们可以清楚地理解它的原因和结果——使它发生的那些力量和它对其他事件的影响。然而我们发现，我们不能提出普遍规律，不能用普通名词来描述这种因果联系。因为它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社会现象，而我们所发现的特殊力量则能对这种现象作出正确的解释。这些力量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也许在这种特定的社会境况中只出现一次，而不再出现。
4．复杂性
刚才概述的方法论还有其他一些方面，人们十分经常讨论的一个方面（这里不拟讨论）是某些独特的人物的社会作用问题。另一方面是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在物理学中我们处理的课题则简单得多；尽管如此，我们还要用实验隔离方法人工地使问题简化。由于这种方法不能应用于社会学，我们面临双重的复杂性——不能进行人工隔离而产生的复杂性，以及下列事实造成的复杂性，即社会生活是以个人的精神生活即心理为条件的自然现象，而心理学又以生物学为条件，生物学又以化学和物理学为条件。社会学在学科系统中排在最后，这一事实清楚地向我们表明，涉及社会生活的因素是极端复杂的。即使有不变的社会学齐一性，象物理学领域中的齐一性那样，但由于这两重复杂性，我们完全不可能发现它们。如果我们不能发现它们，那就没有什么必要认为它们依然存在。
5．预测的不精确性
在讨论历史决定论的泛自然主义学说时将表明，历史决定论往往强调预测作为科学任务之一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历史决定论，即使我并不认为历史预言是社会科学的任务之一。）然而，历史决定论争辩说，社会预测必定是十分困难的，不仅由于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而且由于预测与被预测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引起的某种特殊的复杂性。
预测可影响被预测事件这种看法是十分古老的。传说中的俄狄普斯杀了他以前从未见过面的父亲，这是一个预言的直接结果，这个预言曾使他父亲把他抛弃。所以我建议把预测对被预测事件的影响（或者更一般他说，某条信息对该信息所涉及的境况的影响）称为“俄狄普斯效应”。这种影响或者会引起被预测的事件，或者会防止这种事伴的发生。
历史决定论者最近指出，这类影响可能与社会科学有关，它可能增加作出精确预测的困难，而有损于它们的客观性。他们说，假定社会科学能够如此发达，以致可以对任何社会事实和事件作出精确的科学预报；但是从这种假定会得出荒谬的结论，所以根据纯粹的逻辑理由就可以反驳这样假定。因为，如果新制订了这样一种科学的社会日历，并且为人所知（由于它在原则上能够由任何人重新发现，它不可能长期保密），它肯定会引起扰乱预测的行动。例如，假设人们预测股票行市三天看涨，然后看跌。显然与市场有联系的每个人都会在第三天抛售股票，这造成了当天股票行市下跌，从而否证了这个预测。简言之，精确而详尽的社会事件日历这种观念是自相矛盾的：所以精确而详尽的科学的社会预测是不可能的。
6．客观性和评价
我们已经看到，历史决定论在强调社会科学中预测的困难时所提出的论点，是基于预测对被预测事件的影响的分析。但是，按照历史决定论的看法，在某些条件下，这种影响可以对作出预测的观察者有重要的反作用。类似的考虑甚至在物理学中也是有的，在物理学中，每一次观察都基于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能量交换，从而导致物理学预测中通常可以忽略的不确定性，即所谓“测不准原理”。
坚持这种不确定性是由于观察客体与观察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所致；这是可能的，因为二者均属于同一的作用和反作用的物质世界。正如玻尔指出的，物理学中的这种情况，在其他学科中，尤其在生物学和心理学中有类似之处。但是科学家及其对象属于同一个较大的世界这一事实，在社会科学中是没有的，这导致社会科学中（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预测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有时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
在社会科学中，我们面临着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充分的而复杂的相互作用。觉察到一些可能产生某一未来事件的倾向，进而觉察到预测本身可能影响被预测事件，这很可能对预测的内容有反作用；并且这些反作用也许严重损害预测的客观性以及社会科学的其他研究结果的客观性。
一个预测就是一种与其它社会事件相互作用的社会事件，其中包括与它所预测的社会事件的相互作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它预测可以促使这个事件的发生；但不难看出，它也可以从其它的方面影响这个事件。在极端的情况下，它甚至可以引起它所预测的事件。因为，如果没有预测该事件，也许它本来就根本不会发生。在其相反的极端情况下，对即将来临的事件的预测可导致防止该事件的发生（因此可以说，社会科学家能够通过故意地或不经心地不去预测它，来使之发生，或引起它发生）。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显然会有许多中间情况。预测某件事的行动，以及不去作出预测的行动，都会有种种后果。
显然，社会科学家必须及时知道这些可能性，例如，一位社会科学家预测某件事，预知他的预测将引起它发生。或者他否认某种事件可以预期发生，从而阻碍它的发生。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也许都遵守科学客观性的原则，因为他的确说的都是实话。但是，尽管他说了实话，我们也不能说他遵守了科学客观性；因为在作出预报（预报某事件将实现）时，你可能是按照他个人的喜好来影响那些事件。
历史决定论者可能承认，这种情况多少是特意安排的，但是他将坚持认为，这种情况显然在社会科学的几乎每一章中都有。科学家的意见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相互作用几乎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种境况，在这种境况中，我们不仅必须考虑意见的真实性，而且必须考虑它们对未来发展的实际影响。社会科学家也许正在努力发现真理；但同时他也必定总在对社会施加一定的影响。他的意见确实起作用这个事实本身就破坏了意见的客观性。
我们迄今一直认为社会科学家确实努力发现真理，并且纯粹为了发现真理；但是历史决定论者会指出，我们所描述的境况给我们的假定造成困难。因为只要偏爱和兴趣对科学理论和预测的内容有这种影响，则能否判定和避免偏见就很成问题。因此在社会科学中几乎没有类似我们在物理学中遇到的那种时真理的客观的和理想的探求，就不足为怪了。我们必须预期在社会科学中尽量发现社会生活各种趋势；尽量发现各种立场和兴趣。人们可以提出疑问：历史决定论的这个论据是否导致极端的相对主义，以致认为社会科学中只有成功——政治上的成功——才是重要的，而客观性和真理的理想全都不能应用。
为了证明这些论点，历史决定论者可以指出，只要社会发展中某一个时期具有某种固有倾向，我们就可期望发现能影响这种发展的社会学理论。因此，社会科学起着助产士的作用，帮助产生新的社会时期：但是在保守派手里，它同样能用来为阻碍即将发生的社会变革服务。
这种观点可能给人们提出，如果参照各种社会学说和学派与它们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中普通存在的预测和旨趣之间的联系（这种方法有时称为“历史主义”，而不应把它同我所说的“历史决定论”相混淆），或者参照它们与政治的、经济的或阶级利益之间的联系（这种方法有时称为 “知识的社会学”），就能够对这些学说和学派之间的区分给予分析和阐明。
7．整体主义
大多数历史决定论者相信，自然科学方法之所以不能应用于社会科学还有更深刻的缘由。他们争辩说，正如所有“生物” 科学，即涉及生命体的科学一样，社会学的研究不应采用原子主义的方式，而应采用现在称之为“整体主义的”方式。因为社会学的对象（社会集团），决不能被视为只是个人的集合体。社会集团，不仅仅是其成员的总和也不仅仅是在任何时刻在其任何成员之间存在着的个人关系的总和。甚至在三个成员组成的简单集团中，也容易看到这一点，由A和B组成的集团在性质上不同于由同样数目的成员B和C所组成的集团。这可以表明，人们说一个集团有它自己的历史，而它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它的历史（参阅上面第三节论“新颖性”），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个集团失去一些不那么重要的成员，它仍然能容易地保持其性质完整无损。甚至可以设想，即使一个集团的全部原先成员被其它成员所取代，它仍可以保持其许多原有的性质。但是，如果现在构成这个集团的这些成员不是一个接一个地加入原先的集团，而是成立了一个新的集团，他们本可以建立一个十分不同的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的个性对集团的历史和结构可能有很大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这个集团具有它自己的历史和结构：更不妨碍它对其成员的个性产生强烈的影响。
所有社会集团都有它们自己的传统、自己的建构（institutions）、自己的仪式。历史决定论声称，如果我们要理解和解释集团的现在，并且如果我们要理解也许还要预知集团未来的发展，我们就必须研究集团的历史，研究它的传统和建构。
社会集团的整体性质（即这种集团决不能完全解释为它们成员的单纯集合），说明了历史决定论者关于物理学中的新事物（只是原有要素和因素的新组合或新排列）与社会生活中的新事物（不可归结为纯属新排列的那种真正的新事物）之间的区别。因为如果社会结构一般不能被解释为它们的各个部分或要素的组合，那末，用这种方法来解释新的社会结构显然绝不可能。
另一方面，历史决定论坚持认为，自然结构可以解释为纯粹的“构象”，或仅仅是它们各部分及其几何构形的总和。以太阳系为例；虽然研究它的历史是有趣的，并且这种研究有助于说明它的目前状态，但我们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状态与这个系统的历史无关。这个系统的结构，它的未来运动和发展，完全取决于其成员目前的构象。只要知道任何一个时刻其成员的相对位置、质量和动量，则就完全可以确定了该系统的未来运动。我们无需再知道哪一颗行星更老些，或哪一颗是从太阳系之外被带入该系统的。结构的历史虽然也许是有趣的，但对我们理解它的运动，它的机制以及它的未来发展却毫无帮助。显然，自然结构在这方面与任何社会结构迥然不同：即使我们对社会结构在某个时候的“构象”十分了解，但是如果对它的历史没有仔细的研究，则我们既也不能理解它，也不能预测它的未来。
这些考察有力地表明，历史决定论与所谓社会结构的生物学理论或有机理论（把社会和活机体类比来解释社会集团的理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据说整体主义的确具有一般生物现象的特征，而且在考察各种有机体的历史如何影响它们的行为时，整体主义方法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历史决定论的整体主义论证往往强调社会集团与有机体之间的相似性，虽然它们不一定导致接受社会结构的生物学理论。同样，认为存在着某种集团精神（作为集团传统的载体）这个著名学说，虽然其本身不一定是历史决定论的一部分，但与整体主义观点有着密切的关系。
8．直觉悟性
迄今我们主要讨论社会生活的某些特征的方面，例如新颖性、复杂性、有机性、整体主义以及把历史划分为各个时期；按照历史决定论的看法，某些典型的物理学方法是不能应用于社会科学这些方面的。所以，认为在社会研究中采取一种对历史学较适用的方法是必要的。我们必须设法直觉地认识各种社会集团的历史，而这正是历史决定论的反自然主义观点的一部分。这种观点有时发展为与历史决定论关系密切的一种方法论学说，虽然这种学说并非总是同历史决定论结合在一起的。
这种方法论学说认为，与自然科学的方法相反，社会科学的特有方法则是基于对社会现象的深入认识。人们通常强调下列的对立和对照与这种学说有关。物理学的目的是解释因果关系；而社会学的目的则是理解意旨和意义。在物理学中，可惜助数学公式对事件作出严格的定量说明。社会学则试图较多地从性质上去认识历史的发展，例如用冲突的倾向和目的，或用“民族性”或“时代精神”来理解历史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物理学运用归纳的概括，而社会学则只能借助联想。正是由于这个理由，物理学能够达到普遍有效的齐一性，并把特殊事件解释为这种齐一性的实例，而社会学则只能满足于直觉地领悟发生于利益、倾向和命运的特定斗争中的独特事件及其在特定情况中的作用。
我建议区分直觉悟性学说的三种不同的变式。第一种变式断言，如果对引起某一社会事件的力量进行分析，即如果知道有关的个人和集团，知道他们的目的或利益以及他们所拥有的力量，就能认识这个社会事件。在这里，个人或集团的行为被理解为符合他们的目的——即扩大他们的实际利益或至少是他们想象的利益。在这里，社会学方法被认为是用想象来推测具有一定目的的理性的或非理性的活动。
第二种变式走得更远。它承认这种分析是必要的，尤以认识个人的行动或集团的活动为然。但是它认为，要认识社会生活，这种分析是不够的。如果我们要认识某个社会事件的意义，例如某个政治行为的意义，那么，光靠目的论的方式是不足以认识它是如何和为什么引起的。除此以外，我们必须理解它的意义，即它的发生的重要性。“意义”和“重要性”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从我所说的第二种形式的论点来看，回答是：某个社会事件不仅产生某些影响；也不仅迟早导致其他事件，而且它的出现本身就改变许多其它事件的境况值（situational value）。这个社会事件创造了一种新的境况，要求在该特定领域内对所有对象和所有行为进行重新定向和重新解释。比方说，为了理解在某一个国家中建立一支新军队这个事件，就必须分析意旨和利益等等。但是，如果我们不分析这种行动的境况值，我们就不可能完全理解其意义和重要性：例如，另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在此之前一直完全能保卫自己，而现在也许已经很不够了。简而言之，甚至在进一步发生任何实在的变化（物理变化或心理变化）以前，整个社会境况也许已经改变了；因为当有人注意到境况变化时，它有可能早就变了。因此，为了认识社会生活，我们不能只限于分析事实上的原因和结果，就是说不能只分析动机，利益和行动所引起的反应；我们必须懂得每一个事件在整体中有着某个待定的作用。这个事件由于它对整体的影响而获得它的意义，所以它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整体来决定的。
直觉悟性学说的第三种变式，不但完全承认第一和第二种变式所坚持的一切，而且甚至走得更远，它认为，为了认识某一社会事件的意义或重要性，仅仅分析事件的起因、结果和境况值是不够的。除了这样一种分析以外，必须分析那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根本的客观历史趋势和倾向（例如某种传统或权力的兴衰），还必须分析该事件对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而这个历史进程又促使这种趋势的出现。例如，要完全理解德雷法斯案（DreyfusAffair），除了分析它的起因、结果和境况值之外，还要求透彻了解这是在法兰西共和国发展过程中两种历史倾向（民主和贵族，进步和反动）之间的斗争的表现。
直觉悟性方法的第三种变式强调历史的趋势或倾向，认为应该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从一个历史时期推出另一个历史时期的类比推理。虽然它完全承认各个历史时期有着内在的差异，并且承认任何事件都不可能在另一个社会发展时期重复，但它可以承认类似的倾向可以在不同的也许相差很远的时期中都占支配地位。有人认为，这种类同或类似是存在的，例如亚历山大以前的希腊和俾斯麦以前的南德意志之间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直觉悟性方法认为，我们应该把某些事件与早期类似事件相比较来评价它们的意义，以便帮助我们预测新的发展——然而，决不能忘记，必须充分考虑到两个时期之间的必然差异。
因此，我们看到，理解社会事件的意义的方法必须远远超越因果解释。它在性质上必定是整体主义的；其目的必定在于确定该事件在某一复杂结构之内——在某一整体之内所起的作用，该整体不仅包括当代的部分，而且包括时间前后相继的短期发展阶段。这可以解释何以直觉悟性方法的第三种变式往往借助于有机体与集团的类比，何以往往采用例如时代精神那样的观念，认为它是所有那些历史倾向或趋势的源泉和监督者，对判定社会学事件的意义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
直觉悟性方法不仅与整体主义观念相符，它与历史决定论者强调新颖性也十分一致。因为新颖性不能给予因果解释或理性解释，而只能直觉地把握。而且在讨论历史决定论的泛自然主义学说时，我们将会看到泛自然主义学说和强调历史倾向或“趋势”的直觉悟性方法第三种变式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例如，参阅第16节。）
9．数量方法
在历史决定论者通常所强调的与直觉悟性学说相关的对立和对比中，如下的对立和对比是经常强调的。他们说，在物理学中，事件都是借助数学公式在数量上进行严格而精确的解释。另一方面，社会学则较多地从性质上（例如采用冲突的倾向和目的等术语）去认识历史的发展。
反对数量方法和数学方法的可应用性的议论，绝不是历史决定论者所特有，而且事实上，这种方法有时甚至被那些持强烈的反历史决定论观点的作者们所拒绝。但是反对数量方法和数学方法的某些最有说服力的论点却很能表明我称之为历史决定论的观点，这里将讨论这些论点。
当我们考虑反对在社会学中使用数量方法和数学方法时，必定会因我们的反对态度看来与事实相违而立刻遇到强烈的反对。因为数量方法和数学方法实际上正极其成功地应用于某些社会科学领域。面对这种情况，又怎样能够否认它们是可以应用的呢？
针对这种不同意见，历史决定论思维方式所特有的某些论点。也可以对数量的和数学的观点提出反对意见。
历史决定论者可以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但是在社会科学的统计方法与物理学的数量——数学方法之间仍有巨大差别。社义科学不知道有任何事情可以和数学公式所表示的物理学因果律相提并论。
例如考虑一下，（对于任何给定波长的光）光线通过的孔隙越小则衍射角越大这个物理学定律。这种类型的物理学定律有如下形式：“在某种条件下，如果量A以一定的方式变化，那么量B也以某种可预测的方式变化”。换言之，这种定律表明了一个可测量对另一个可测量的依赖关系以及一个量对于另一个量的依赖方式是以精确的数量形式来规定的。物理学用这种方式表达它所有的定律向来是成功的。为了达到这一点，它的首要任务是把所有的物理性质翻译成数值量。例如，必须用某种光的定量描述（例如一定波长和一定强度的光）来代替它的定性描述（如鲜艳的黄绿光）。定量描述物理性质的这种过程显然是数量表述物理学因果律的先决条件。这就使我们能够解释为什么发生某事情；例如，根据关于孔隙宽度与衍射角之间关系的定律，我们可以依据孔隙的缩小给出衍射角增大的因果解释。
历史决定论者认为，社会科学也必须进行因果解释。例如，他们可以用工业发展来解释帝国主义。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个例子，我们就会立即看到，试图在数量上表达社会学规律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如果我们考虑一下例如“领土扩张的倾向随工业化的强度而增加”这种表述（至少是可以理解的一种表述，尽管可能不是事实的真实描述），我们就会马上发现，我们缺少能够计量扩张倾向或工业化强度的手段。
总之历史决定论反对定量的数学方法的论点认为，社会学家的任务是对例如国家、经济体制或政治制度等社会实体在历史进程中所经历的变化给予因果解释。由于没有任何已知的方法在数量上表达这些实体的性质，因而不可能表述为数量规律。因此，社会科学的因果律，即使有，在性质上也必然与物理学的因果律迥然不同，因为它们是定性的，而不是定量的和数学的。如果社会学的规律能够确定任何事情的程度，它们也只有用十分含糊的措词，充其量只能作出大致的估计。
关于性质（不管是物理的还是非物理的），看来只能用直觉来评价。所以，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论点可以用来支持直觉悟性方法所提出的那些论点。
10．本质主义与唯名主义
强调社会事件的性质特性，进一步引出了表示性质的那些词语的作用问题，即引出了所谓“共相问题”。这是最古老和最根本的哲学问题之一。
在中世纪，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激烈的论争，但它来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人们通常把它看作纯粹的形而上学问题。但是，象大多数形而上学问题一样，它也可以有新的提法，使之成为一个科学方法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只讨论方法论问题，但作为引言，我将对这个形而上学问题给予简略的梗述。
每个学科都采用所谓的普通名词，例如“能量”“速度”、“碳”、“白”、“演化”、“正义”、“国家”、“人”。这些名词与单独名词或个别概念如“亚历山大大帝”、“哈雷彗星”、“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不同的。（这些名词是专有名称，是在约定俗成中加于它们所表示的那些个别事物的标记。）
两部分人之间对普通名词的性质有过长期而频繁的激烈论争。一方认为，普通名词和专有名称的区别只在于它依附于一组或一类单个事物的各部分，而不是仅仅依附于一个单独的事物。例如，“白”这个普通名词不过是加给一组许多不同事物的标记，如雪花、桌布、天鹅等。这是唯名主义学派的学说。它与传统上所说的“唯实主义”的学说相反。“唯实主义”是一个容易使人误解的名称，因为这个“唯实主义的”理论也一直被称为“唯心主义的”。所以我建议给它另起名称，把这种反唯名主义的理论称为“本质主义”。本质主义者否认我们首先是收集一组单个事物，然后把它们叫作“白”；他们认为，我们之所以说每一个白色的物体为“白”，乃是因为它和其他白色东西共同具有某种内在的特性，即“白”。这个用普通名词表示的特性可看成是一个对象，并且和个别事物一样值得研究，（“唯实主义”这个名称从如下断言引伸出来，即认为普遍对象——例如“白”是超乎个别事物及其集合或组合之上而“实实在在地”存在的。于是，普通名词适合表示普遍对象，而单独名词则表示个别事物。这些用普通名词来指称的普遍对象（柏拉图称之为“形式”、“理念”）也称为“本质”。
本质主义不但相信共相（即普遍对象）的存在，还强调它们对科学的重要性。它指出，单个的对象有许多偶有属性，但科学对这些属性并无兴趣。从社会科学中拿出一个例子来说吧：经济学关心货币和信贷，但它并不关心硬币、钞票或支票等采用什么形状。科学必须剥开这些偶然的东西而深入到事物的本质。而任何事物的本质又总是某种带有普遍性的东西。
这些最后的话语表明这个形而上学问题的某些方法论含义。然而，我现在所讨论的方法论问题，事实上可以撇开这个形而上学问题来加以考察。我将沿着另一条道路来探讨它——这条道路避开普遍的和单独的事物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等问题。
我建议称之为方法论本质主义者的这个哲学家派别，是由亚里士多德创立的。他认为科学研究必须深入到事物的本质才能对事物给予解释。方法论本质主义者往往以“物质是什么？”“力是什么”或“正义是什么”之类语词来提出科学的问题，他们还认为，对这类问题给予透彻的回答，揭示这些名词的真实的或本质的意义，从而揭示这些名词所表示的真正本质，这至少是科学研究的先决条件，如果不是它的主要任务的话。方法论唯名主义者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用如下的语词来提出他们的问题：“这个东西是如何起作用？”或“它在别的物体存在的情况下如何运动？”方法论唯名主义者认为，科学的任务只是描述事物是如何活动的，并且认为，要这样做就得在必要时灵活地引进新的名词，或者为了方便而对原有的名词下新的定义，而大可以不考虑原来的意义。因为他们认为语词（ords）不过是有用的描述工具。
多数人都会承认方法论唯名主义已经在自然科学中取胜。物理学并不探求原子或光的本质，物理学极其灵活地由使用这些名词来解释和描述某些实际观察，并作为某些重要的和复杂的自然结构的名称。生物学也是如此，哲学家可能要求生物学家解答诸如“生命是什么？”或“进化是什么？”等问题，有时有些生物学家也愿意满足这类要求。然而，科学的生物学总的说来是研究另一些问题，并采用物理学所采用的那些解释法和描述法。
因此，在社会科学里，我们可以想象，方法论自然主义者是赞成唯名主义的，而反自然主义者则是赞成本质主义的。事实上，本质主义似乎在社会科学里占上风；并且没有遇到很有力的反对。因此，人们常常说，虽然自然科学的方法基本上是唯名主义的方法，但社会科学则必须采取方法论本质主义。人们认为，社会科学的任务是理解和解释诸如国家、经济行为、社会集团等社会实体，并且认为这只能深入到它们的本质才行。每一个重要的社会实体都必须先有普通名词才能给予描述，任意引进新名词（在自然科学中是很成功的）是毫无意义的。社会科学的任务是明确地描绘这些社会实体；即把本质和现象区别开来，这就要求获得本质的知识。“国家是什么？”“公民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政治学的根本问题）或“信贷是什么？”或“教士和教派成员（或教会和教派）的本质区别是什么？”等问题，不但完全正当，而且正是社会学理论所要回答的问题。
历史决定论者可能在这个形而上学问题上有所不同，他们在自然科学方法论方面的看法也有所不同，但是，仅就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他们显然是站在本质主义一边而反对唯名主义的。事实上，我所知道的历史决定论者都是持这种态度的。然而，值得考虑的是，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否只是由于历史决定论这种普遍的反自然主义倾向呢？或者，是否历史决定论者有什么特殊的理由而不得不赞成方法论本质主义呢？
首先，很明显，在社会科学中反对定量方法的论点同这个问题有关。强调社会事件的性质特性和强调直觉悟性而反对纯粹的描述，正是与本质主义有密切关系的态度。
但还有其他论点——历史决定论的更典型的论点，是从读者目前所熟悉的思潮而来的（顺便一提，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这些论点实际上就是使柏拉图提出第一个本质学说的那些论点）。
历史决定论强调变化的重要性。历史决定论者认为，凡变化必有变化之物。即使没有不变的事物，但我们说到变化时也必须得找出有什么东西在变化。这在物理学中是比较容易的，例如在力学中一切变化都是物体的运动，即物体的时空变化。而社会学主要是关心各种社会建构，从而遇到的困难较多，因为这些社会建构在它们已经发生变化之后是不那么容易识别的。在纯粹的描述意义上说，我们不可能把变化之前的一种社会建构和变化之后的那个建构看作同一个建构。从描述的观点来看，它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对英国政府现时建构的自然主义描述就是一个例子。也许必须把它们表述成与它们在四个世纪以前的情况完全不同的。然而，就一个政府来说，我们可以说尽管它大大的改变了，但它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政府在近代社会中的职能在本质上类似于它那时所履行的职能。尽管所剩下的可描述的属性极少相似，但该建构的本质同一性是保存着的，于是我们可以把一个建构视为另一个建构的改变形式。在社会科学里，当我们谈论变化或发展时，不可能不预先假定有不变的本质，因而不能不按方法论本质主义来进行研究。
当然有些社会学名词，例如萧条、通货紧缩、通货膨胀等当初显然是以纯属唯名主义的方式引进的。但它们也没有保存它们的唯名主义性质。随着情况的改变，我们很快就发现，社会科学家们对于某些现象实际上是不是通货膨胀的问题，有着分歧的看法，于是，为了准确起见，就有必要研究通货膨胀的本质性质成本质意义。
所以，对于任何社会事物都可以说，“仅就其本质而论，它可以出现在任何其他地方，采取任何其他形式，它也可以有所改变而事实上又保持不变，或者虽说改变了，但改变的方式与实际变化不同”（胡塞尔）。有多少可能的变化，是不能先验地给予限定的。我们不能说某社会事物能有哪种变化而又能保持原状。有的现象从某种观点来看，可以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而从另一种观点来看，又可以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从上述的历史决定论的论点可以看出，对社会发展的纯粹描述是不可能的；或者更确切他说，社会学的描述决不可能仅仅是在唯名主义意义上的描述。如果社会学描述不能不需要本质，那么社会发展的理论就更不可能不需要本质了。因为谁会认为，对某个社会时期的特性以及它的矛盾和内在倾向和趋势等等给予判定和解释，是能够用唯名主义方法来处理的呢？
于是方法论本质主义可以建立在历史决定论的论点的基础上，而这正是使柏拉图得出了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这个论点也就是赫拉克利特的论点，他认为变化的事物无法给予理性的描述。因此，科学或知识必须假定有不变的、与它本身保持同一的东西——即本质。历史（对变化的描述）和本质（在变化中保持不变的东西）在这里表现为两个相关概念。但这种相关也有另一个方面：在一定意义上，本质也假定有变化，因而历史也是如此。因为，如果一个事物变化而该事物的原则却保持同一或不变，则这个原则就是该事物的本质（或理念、或形式、或本性、或实体），那么，该事物所发生的变化就显示了该事物的各个侧面或方面或各种可能性，因而也就显示了它的本质的各个侧面或方面或可能性。于是，本质可以被解释为该事物所固有的潜能（Potcentialities）的总和或本源，而变化（或运动）则可能被解释为事物本质的隐蔽潜能的实现或表现，（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由此得出：事物即它的不变本质，只能通过它的变化而被理解。例如，如果我们想发现某物是否由黄金制成，我们就必须锤打它或用化学方法来检验它，以便改变它，从而展示它的隐蔽的潜能。同样，一个人的本质（他的个性），也只有当他的经历展示了他自己时才能被理解。把这个原理引用到社会学中去，就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社会集团的本质或真正特性，只有通过它的历史才能表现出来也只有通过其历史才能为人们所认识。但是，如果社会集团只有通过它们的历史才能被认识，那么，用来描述社会集团的概念就必须是历史的概念；的确，例如，日本国或意大利民族，或雅利安种族，这种社会学概念，只能解释为以历史研究为基础的那些概念，而不能作其他任何解释。对于社会阶级来说，这样说也是能够成立的。例如，资产阶级只能按它的历史来定义：即定义为通过工业革命获得权力并把土地贵族挤开以及同无产阶级相斗争的那个阶级，如此等等。
本质主义也许是由于如下理由而被引进，这就是说，因为它使我们能够在变化的事物中看到同一性，但它又提出了一些很有力的论点支持一种学说，即认为社会科学必须采用历史的方法；这就是说，它支持了历史决定论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