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凭什么进入麻省理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凌志军 本章:我凭什么进入麻省理

    中国的高考制度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一次定终身;一个是只看考试不看别的。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是很害人。美国的顶尖大学强调你的个性,而不是你的名次。

    ——张益肇

    1985年暑假,张益肇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年级学生。

    这一年益肇17岁,一副东方人的身架,个头儿本来不高,又很瘦,看上去比他的年龄还要小。他已经成为老师和同学心中的“天才少年”,可是妈妈总觉得他发育不良,当他离家去麻省的那一天,不免担心他是否能照顾好自己。

    其实这不是益肇第一次离家。读高中的时候,他曾去哈佛大学的数学学校读书,有好几个月在那里独自生活。那时候他只有16岁,觉得离家的日子特别长,还非常想家。但是在哈佛的日子给这个孩子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他感受到一种欲望,这欲望是那么强烈,压倒了他对母亲对家庭的依恋。

    “我将来上的大学,”他对自己说,“不是哈佛,就是麻省。”

    说老实话,在美国,“收到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至少要比在中国容易得多。一个孩子在高中毕业之后如果想上大学,总是可以如愿,不用担心考试成绩不够好。他不会因为分数不够名落孙山,也不用担心没有钱交学费,因为可以申请贷款。但是如果想去读最好的学校,就非常难。比如哈佛大学在每4个申请者中录取一个,麻省录取的学生中有一半是在高中最好的学生。好的学校不仅要求学生有非常优秀的素质,还要付很多学费。

    名牌大学的门难进,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父母没有那种“一定要让孩子上名牌大学”的概念,孩子们也没有这样的压力。根据益肇的观察,他的同学中间,起码有50%的人没有这种愿望,他们认定“只要有个大学念就可以了”。

    尽管如此,益肇心里的那种渴望还是越来越强烈。“高中的后两年,我的脑子里面总有这个念头。”他后来说,“当然这同国内的学生不一样。这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不是谁强加给我的。”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人总是向着自己内心渴望的那个方向走去。就从这时候开始,益肇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的内心充满渴望,变得勤奋而且激昂。不仅要让自己的成绩进入学校最好的5%之中,还开始自修大学课程,数学、科学、物理、化学……总共学了7门。这孩子的确非常努力,废寝忘食,生活的节奏比一个最忙碌的成年人还要快。在旁人看来,这真是苦不堪言。可是他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一个孩子感觉不到学习的快乐,那不是因为他过于努力过于艰辛,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努力争取的东西,并不是他想要的东西。”那些日子,他的感觉正相反,没有一点痛苦,而且还很快乐,因为他要做的事情不是“不得不做的”,不是“应当做的”,甚至不是“义务”或者“责任”,也不是父母的“愿望”。他在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是对于一所真正的好大学来说,“优秀”的标准决不仅仅意味着学习成绩好。益肇知道,像哈佛、麻省这样的学校,不会录取那些除了优异的学习成绩就没有可取之处的学生。他们不会把学习成绩作为唯一标准,还要看很多分数以外的东西,所以那些真正优秀的孩子,都把课外的东西当成必修课。益肇竭尽全力去参加那些课程之外的活动。那会占用很多时间,他把这一切都当作他的梦想之旅上的伙伴,与它们携手同行,没有怨言,竭尽全力。

    现在到了1985年,益肇高中毕业了。他向麻省理工大学递交了申请,自信万事俱备,梦想就要实现。

    很多年以后,益肇已经获得麻省理工大学的博士学位,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有一天,和熟人谈起当年的求学经历,在回答“你凭什么进入麻省”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

    中国的高考制度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一次定终身;一个是只看考试不看别的。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是很害人。中国的孩子也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统统被赶到“上大学”这一条路上来,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一个是把清华北大看成“绝对的第一”。标准是一律的。这也很害人。

    美国并没有绝对第一的学校,也没有绝对第一的学生。学生选择学校是多样化的,学校选择学生也是多样化的。在美国的顶尖大学强调的是你的个性、你的独特的地方,而不是你的成绩、你的名次。美国绝对不会认为像中国那样,弄出个“某某省高考状元”,然后在媒体上说他们怎么走上“成功之路”。

    所以,中国教育和美国教育区别不在于有没有选择,而是在于选择的方法的标准不同。你在中国要想上清华,就靠分数,分数是可以计算的。你在美国要进哈佛麻省,就没有固定的可以计算的东西。既靠你的整体能力,也靠你的独特性,当然也有靠运气的。比如你的数学不如另外一个孩子,但你不是一个书呆子,你对课外活动也很投入,学校可能就选择了你。说来说去,美国的教育和美国的社会一样,就是多元化。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当年这17岁的孩子手上都有些什么,让麻省理工大学无法拒绝他的申请:

    第一,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成绩。这包括平时成绩和最终成绩,校内成绩和全国统一考试成绩。“我相信我的成绩是前5%,但是我无法看到具体的数据,所以到底是第几名我就不敢说了。”当面试老师询问他的成绩时,他这样回答。

    第二,是很多课外组织的成员。他是学校数学比赛代表队的队员,是中国同学会的会长,还是中学里一个荣誉团体的成员,只有那些品学兼优的学生才有机会参加这个团体。

    第三,有很多校园之外的工作经验。他在每周三下午到一所医院去做两个小时的“义务工作”,为不同科室提供服务,包括开发计算机应用程序、整理文章和做其他杂事。

    第四,有一些很独特的能力。比如在学校辩论会上的口才和机敏,还有下棋。

    第五,很强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麻省为检验考生提出试题,性质有点类似中国的高考,但方式完全不同。它是由一系列论文组成的,题目五花八门。益肇在申请的过程中大约写了十几篇论文,有的题目只是自我介绍,还有的题目就特别随心所欲。比如:你一生当中都犯过什么错误?你学到了什么东西?你的长处在哪里?你的缺点在哪里?你为什么要来我们学校?还有一个题目是,“你跟某某共进晚餐”。所有文章都拿回家去写,整个过程持续好几个月。你可以听由己意,任意做答。答案没有标准的对与错,全看学生的见识和表达自己的能力。

    第六,老师的推荐书。

    第七,在整个申请入学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渴望。

    大多数美国的学校都相信,一个孩子内心的渴望——而不是别人的渴望,将成为他永远的向导。

    我不在乎总是“第二名”,但我在乎学什么专业

    一个人的内心里拥有了渴望,就会产生出一种奇异的力量。

    ——马维英

    马维英上了大学以后,突然发现很不喜欢自己学的化学工程专业。他希望能给自己换一个专业,于是去找老师,说他喜欢电机系。老师说,按照校方的规定,学生换专业是可以的

    ,但机会很少,条件苛刻。

    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老师:“什么条件?”

    “一年内考试成绩连续保持全班第一。”

    这是在1986年,维英16岁,台北清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和台湾海峡这边的清华大学不一样,那所清华大学并不是最好的学校,在台湾排在台湾大学之后,是“第二”。

    “我不在乎这个‘第二’”,当初他在报考这所学校时这样说,“但我在乎我学的是什么专业。”

    他的第一志愿正是电机系。

    像开复和益肇一样,维英出生在台北,只是年龄稍小,等到进入上学的年龄,已是80年代。

    台湾海峡两边都是中国人,虽然互不往来,还有成见,其实相似的地方很多,教育的制度和教育的观念,就是其中一个方面。大多数家庭都把孩子的读书看成最重要的事,从开复读小学的60年代直到维英读小学的80年代,始终没有变。维英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句古训,还知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爸爸和妈妈总是对他说:“反正不管怎么样,你读好书就对了,只要读好书,将来什么都会有。”

    人们用学习成绩来衡量一个孩子的好坏,预测他的未来。一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好,左邻右舍都来夸奖,父母为之自豪;一个孩子的学习成绩不好,那就得不到周围的认同,自己也渐渐散漫起来,甚至成了不良少年。那时候台湾有个流行语,叫做“放牛班”,就是特指这些孩子的,意思是说:“你以后就不用读书,放牛去好了。”

    有些人家无钱无势,又不甘为人下,想要翻身,那就只有督促孩子读书。整个社会的观念都是这样。教育制度也在鼓励这种观念。就像大陆一样,台湾的教育也是一个“过坎”的制度。孩子进入高中时被淘汰一批,进入大学时又被淘汰一批。所以“明星高中”就出现了,而且很吃香。因为那里老师好,教学的质量也好,能够让学生有更多机会考入大学。

    维英的中学是台北最好的中学,叫“建国中学”,可是经过这两次过滤,还是有60%的人被淘汰掉,只能去读职业高中,学些技术,然后去做“蓝领”。台湾的孩子是看不起“蓝领”的,父母也不认为那是有出息的孩子做的事,这又和大陆如出一辙。

    正是这种流行于全社会的价值观念,给维英的少年时代留下烙印:不上大学就没有出路,而且一定要上好大学。这一点和所有的台湾孩子都一样。维英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不仅要好好读书,而且一定要读最喜欢的书。我觉得学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是一种痛苦。”

    他从小就是那种会读书的孩子,成绩不错。他的最大问题是,永远都是班上的第二名,小学毕业的时候,他是第二名;中学毕业的时候,又是第二名。他无数次地期望自己能拿到第一名,总也不能如愿。他把这叫做“功败垂成”,常常觉得失望,可是却又很容易地为自己找个台阶下。

    “从心理的感觉上,第一和第二当然是有区别的。”他说,“可是如果我总是第一名,那么就很容易自视过高,以后遇到一个暂时的失败,就会无法承受。‘第二’也有好处,就是总能提醒自己不够好,遇到一些挫折,我都可以接受,无论成败,都可以看开些,都有退路。”

    父亲一直希望儿子去学医。台湾的老一代人大都崇拜医生,父亲也是其中一个。他总是对儿子说:“良相医国,良医医人。”他的看法是,一个男人要么做良相,那是救国,要么做良医,那是救人。对于这个没有什么权力背景的家庭来说,当医生是最好的选择:既能安身立命,又能救死扶伤。

    可是儿子不喜欢做医生,他喜欢电机。他对父亲说,在所有的理工科里面,电机系一直是最棒的,最优秀的孩子都在那里面。那时候计算机科学刚刚兴起,第一台个人电脑诞生还没有几年,他对这个领域还一无所知,可是他的选择却成了他进入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第一步。

    在父与子的相持中,母亲的态度起了关键作用。她是一个处世随意的女人,不太在意什么事业不事业,也从不强迫儿子做他不喜欢的事情。她只希望儿子快乐。

    到了报考大学的时候,维英又遇到了第一还是第二的问题。台湾最好的电机系在台湾大学,而清华大学的电机系只能排第二。他反复掂量自己的实力,宁可去读清华大学那个“第二”。

    他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把握的事情,不料大学联考(类似大陆的高考)那天心情紧张,居然考砸了。考完以后填报志愿,他还是执拗地在“第一志愿”那一栏里填上自己的渴望。可惜台湾大学的录取是按照分数排队,而不是按照兴趣排队。老师从最高的人开始选,依次往下排,第一志愿挑完了就挑第二志愿。如果你的分数很低,所有大学名额都没有了,那么你就落榜了。维英的分数差了不少,无法让他满足愿望,一下子就被分到化学工程系。

    现在,他是台湾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的一年级学生了。让他开心的是,他已经和老师达成默契。他决心满足老师提出的转系条件,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对这个孩子来说,这件事情有着特殊的含义:他要打破12年读书只有“第二”的纪录。

    说来真是奇怪,一个人的内心里拥有了渴望,就会产生出一种奇异的力量。几乎就从这一天开始,维英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全力以赴,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第一名,然后“转系

    ”。

    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他打破了自己的纪录,成为全班第一名。第二个学期结束了,还是第一名。

    过去从来没有做到的事情,现在做到了。很多人遇到这类情形,都会以为,这是因为事情更容易做了,其实这是因为你的潜力被更多地激发出来了。激发潜力的最重要的力量,不是来自别人的强迫,而是来自你内心的渴望。

    大学二年级开始的时候,维英成了电机系的一个学生。

    他们的问题不是不够优秀。他们的问题是,从小到大按部就班地走过来,从来没有想一想,什么东西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张宏江

    张宏江在郑州大学毕业之后,又去丹麦留学,在那里领教了西方社会的文明。他后来说

    ,他可以肯定“西方的教育能让孩子更快乐,并且逐渐发现自己的潜力”,而且还惊讶地发现,他可以用非所学,所以他才“决定改行”。这想法一定有他的“郑州经验”和“丹麦经验”做基础。事实上,这位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副院长、计算机视频检索领域的开拓者,如今所做的工作的确与他在学校里学的东西相去甚远。

    2003年春季一个气爽心怡的中午,他坐在上海西郊宾馆一个安静的角落,回顾自己从70年代到90年代的求学经历——叶县中学、郑州大学、丹麦科技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不禁连声慨叹:

    最近这些年我总是到一些大学去演讲,很多学生问我:“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淘汰率是不是很高?”

    我说:“是的,大约有30%的人最后是要离开的。”

    他们于是问:“被淘汰的人是不是表现不好?”这是他们经常要问的问题。于是我就回答:“其实,有些人离开研究院不是坏事。他们的问题不是不够优秀,他们的问题是,从小到大按部就班地走过来,从来没有想一想,什么东西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什么东西是真正适合自己的?”

    他们都瞪大了眼睛,好像不明白,于是我就慢慢解释:

    我们的教育制度是一种“过坎的制度”。一个孩子从小到大,他的目的不是发现自己的潜力,甚至也不是学到一些东西,当然更不是享受生活。他的目的只是考上一个好大学,只要翻过一个一个坎就行了。一切都是顺理成章,不用怀疑。我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后来的那些人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比如一个人如果在小学是第一名的话,很自然地就要考上本地最好的初中。如果初中又是第一名,那么就会去考最好的高中。然后高中还是第一名,那么必定去考一流的大学。如果他在大学又很优秀,于是就去读硕士,读博士。就这么一路走过来,到什么时候就干什么,从来没有想过“我为什么要去读大学,为什么要去读博士”。最后他可能会发现,他一直在努力争取的东西根本不是他想要的,或者不是适合他的,他的兴趣原来不在这里,但是他过去从来没有想过。所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过不去的人觉得自己是“失败者”,过去了的人也不一定就万事大吉。他也许根本就不该过那个独木桥,不该读博士。他如果把读博士的4年时间拿去学习别的东西,可能要好得多。

    有的人把人家的网站都弄垮,叫黑客。有的人技术很好,也叫黑客。黑客的意思太多了。如果你认为“黑客”也是好人,那我就是“黑客”。

    ——蝶雨

    “我们发现了一个黑客,在中国。”

    2003年1月的一个早上,张亚勤来到办公室,打开电子邮箱,这一行字立即弹出来。

    邮件来自微软公司总部的安全小组。这小组的职责之一是监视因特网浏览器在全球的运行情况,专门寻找“臭虫”,然后弥补,同时还要监视网络上面神出鬼没的“黑客”行踪。

    对于微软公司来说,网上“黑客”的性质是不同的。有些“黑客”的确对微软抱着敌意,专门寻找微软软件产品中的“臭虫”,利用软件本身存在的漏洞,去攻击那些软件使用者。这种攻击带有极大的破坏性,还让微软公司难堪。另外一些“黑客”则纯粹属于“技术狂”,对技术的热爱导致他们去寻找大公司产品的毛病。他们决不出手攻击网站,因为他们知道那是违法的,还会给别人带来损失。但是他们通常把自己的发现在网络上公布,还详细说明,怎样才能通过他们的“发现”,抓住软件上的“臭虫”大做文章。

    根据微软总部安全小组的判断,新出现的中国黑客属于后一种情况。他不是恶意的攻击者,但他技术高超,眼光独到。他的矛头直指“微软因特网浏览器”,还把他发现的至少4个“臭虫”公布在网上。

    “他的发现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他比我们迄今为止见过的最棒的黑客还要棒。”安全小组在电子邮件中这样说,“他知道这些‘臭虫’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能猜出程序员在写程序的时候大概犯了什么错误,还告诉别人怎么攻击。每当他公布一个‘臭虫’,就会有一大堆恶意攻击者尾随而来,攻击所有那些使用微软产品的人。”

    微软的安全人员防不胜防,因为这个“中国黑客”差不多每个月都能在“浏览器”上抓到一个“臭虫”,而且他也不像别的黑客那样隐名埋姓。他把自己的来路全部公布在网络上。

    严格说来,他的行为并不违法,因为他并没有利用微软的“臭虫”去攻击他人,也没有给他人造成损害。但这样的“黑客”让微软感到头疼,微软安全小组的工程师们非常希望找到他,于是向张亚勤寻求帮助。

    “可以肯定他是一个中国的学生,”他们告诉张亚勤,“在湘潭大学读书,名叫刘蝶雨。”

    中国,湖南,湘潭大学。

    蝶雨坐在他的拥挤不堪的房间里,盯着电脑屏幕,目不转睛,已经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那上面是微软公司最得意的产品之一“因特网浏览器”。他知道他想找的东西就在那里面,他已经清晰地感觉到它的存在,可它为什么还不出来呢?

    “这个系统的安全措施是不准使用字符‘a’,”他自言自语地重复:“不准使用‘a’。”

    一个念头在他脑子电闪雷鸣般地滑过去:“微软的检查人员一定会检测‘a’,那么我就使用‘A’好了。”

    他一边想,一边用手指敲击键盘。就在那一瞬间,“因特网浏览器”出了麻烦。

    他裂开一嘴大板牙,嘿嘿笑了:“我破坏了它的规则?是不是?”

    他找到了想要找的东西,原来那就是一个大写字母“A”。这已经是他在“因特网浏览器”上找到的第五个“臭虫”了。像往常一样,他把它公布在因特网上,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

    他站起身来,不禁有些得意:微软公司那样的庞然大物,好几千人做出一个“浏览器”,你不能不说它是全世界最棒的软件,有多少人把它恨得咬牙切齿,又奈何它不得,可是我有办法找到它的毛病。

    他身边有不少恨微软的人,看了他做的事情,不免大快人心。开心完了,又在猜测微软那边的动向。“真奇怪,”有个同学对他说,“微软还没有对你采取行动啊?”

    “采取行动?”他将信将疑。一种不安全感也越来越浓地聚集胸中,又想到“这座城市里面经常发生刑事案件”,不禁紧张起来。

    “我经常做梦,”他对朋友说,“梦见微软来了,像一个魔鬼,来抓我。我缩在墙角……然后就惊醒了。”

    朋友大笑道:“听说补上一个‘臭虫’要花10万美元,他们会不会要你赔?”

    正说着笑着,电话铃声响了。他拿起来,就听那边有个声音说:“我是微软的。”

    蝶雨当即目瞪口呆。

    电话这边真是微软的,叫林斌,是微软亚洲研究院新技术开发部的经理。他接到张亚勤转发的邮件,按图索骥,很容易地找到了蝶雨。

    可是对面的人不说话,只有喘息声。

    “我们找你,没有什么特别的。”林斌感觉到对方的紧张,希望缓解气氛。

    对方“啊”了一声,还是不说话。

    林斌似乎想起了什么,赶忙自我介绍。说自己在北京,在微软亚洲研究院负责一个工程师小组。

    “啊。啊。”

    “我只是微软的一个技术人员。”

    “啊,啊。”

    “我们的院长是张亚勤。他是世界一流的计算机科学家。”

    “啊。啊。”

    “我曾经参加了视窗2000的制作。”

    “那很酷。”对方终于说话了。

    “我们对你的工作非常感兴趣。”

    “啊。”蝶雨又不说话了。

    “我们很想请你到北京来看看。也许你愿意和我们合作。”

    “啊……”

    “你寒假如果没有事的话就来吧。坐飞机做火车都行。我们负责你的旅行费。”

    “我很愿意。”蝶雨说,“也许吧。”

    蝶雨放下电话,心里还在咚咚跳。他的第一个念头是:“这年头骗子太多啦。他们是微软的吗?”接着又一个念头:“就算他们是真的,到底为什么找我呢?该不是要把我关起来吧?”

    蝶雨这样想着,第一次感觉到“黑客帝国”的惊险离奇。

    实际上他不喜欢别人叫他“黑客”。“我没见过黑客。”有一次他这样说,“有的人把人家的网站都弄垮,叫黑客。有的人技术很好,也叫黑客。黑客的意思太多了。如果你认为黑客也是好人,那我就是黑客。”

    说老实话,他完全是在一种不经意的心理状态下走上这条路的,只是带着几分好奇,几分兴趣,还有几分想要证明自己能力的欲望。

    他还清晰地记得,事情是从2002年6月30日开始的。那一天,他偶然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个外国人写的,告诉你怎样发现一个程序中的错误,还举了不少例子来说明。很多在蝶雨看来非常困难的事情,顿时变得简单了,就像文章作者说的,“并不需要你有多么高深的知识和多高明的技巧,你只要从特殊的角度去看它。”

    “我也一定能做到。”蝶雨这样想。

    那个晚上他没有睡觉。想了一夜,绞尽脑汁。第二天就到微软的“因特网浏览器”上去检验自己的想法,一举成功。他找到了第一个“臭虫”,那是在2002年7月1日。

    对于蝶雨来说,这一天有着特殊意义。这倒不是因为他从此开始了与微软的纠缠,而是他重新认识了自己:“最主要的问题是,你是不是真的想得到它。你如果真的想得到,就会拼命去做,就能用你的知识去实现你的想法,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我发现只要简单的一步,就突破了某些限制。这里面没有什么复杂。所有的知识都是一样的,他们都知道。”他说的“他们”,是指微软公司那些既聪明又有经验的程序工程师。他们在美国微软总部连连感叹这个中国学生的神奇,因为他总是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动手。可是蝶雨说:“‘a’和‘A’的区别,谁不知道呢?他们只是没有想到这里的区别。”

    “我知道那些编程的人只是在完成别人交给的任务,然后让另外的人去测试。他们最想要什么?想要通过测试。”蝶雨把手狠狠地挥了一下,接着说:“但是一个‘臭虫’显现出来,一定有很多弱点,他补了一个,还有很多,他可能就不管了,所以你很容易抓住他的弱点,然后扩大化。那弱点通常就在他的‘补丁’旁边。”

    他的思路屡试不爽,他在微软的“浏览器”上到处找,不停地找到“臭虫”,但是微软也在找他。现在,微软终于找到他了。

    林斌放下电话,就去找研究院人力资源部的经理王谨,请她安排蝶雨在寒假期间到微软亚洲研究院来实习。

    于是微软的电话再次进入湘潭大学。

    可是这一回蝶雨连电话也不接。他去找父亲。父亲听罢事情经过,大起疑心。他用一种过来人的口吻告诉儿子,一定要核实清楚他们是不是微软的。

    蝶雨核实情况的方法简单而又实用,他把电话打到北京114查号台,询问微软中国公司的电话号码,循号打来,接电话的人正是王谨。

    “你们是不是微软的?”他在那边满怀疑虑地问。

    “是啊。我给你打过电话,你为什么不接?”

    蝶雨还是不信:“我不接,因为我不相信你。”

    “我把我的电话给你,把我们公司的网页给你。我把你到北京来的飞机票寄给你,这是不是可以呢?”

    “这些都可以是假的。我只认电子邮件。”

    王谨觉得自己似乎不能说服蝶雨,只好转回头来找林斌:“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有意思啊?他问你是不是微软的?”

    林斌的电话再次来到湘潭:“你相信电子邮件,那很好,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有‘微软’字样,这不会有假吧?”

    春节过后,蝶雨终于来到希格玛大厦。

    林斌致电微软总部,说他们要找到的“黑客”现在就在他身边。

    “太棒了。”对方兴奋地说,“我们在一起开个会吧。”

    蝶雨闻声大惊:“我要见敌人了!”

    “你怎么会想到这个?”林斌很奇怪。

    “我是在找他们的麻烦啊。他们不是敌人吗?我是在和敌人的头子说话啊。”

    林斌说:“我们不是敌人,我们只是想把软件做得更好。”

    “你们想要我做什么?”

    林斌对他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如果想继续在‘浏览器’上找‘臭虫’。我们总部的产品组可以和你合作。你找到漏洞,他们马上弥补,打包,然后再给你。你能得到最新的程序,还没有公布的。”

    两个人正在说着,蝶雨的手机响了。那是他父亲从湘潭打来的。

    “没问题,我很安全。”蝶雨对着听筒说,又抬起头看着林斌:“我觉得你们微软和外面说的不大一样。”

    蝶雨开始工作了。连续7天,他在“因特网浏览器”上找到7个“臭虫”,一天一个,而且都是很难找到的。他自己很兴奋,微软总部的人更兴奋,惊叹“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

    “他的工作简直太好了。”林斌说。

    第八天,林斌给了蝶雨一本书。是专门讲怎样编写安全代码的。作者是微软公司产品部

    门的一个经理,在书中列举了程序员常犯的错误,极为精致周到,所以这本书成为微软程序员的必读书。

    林斌说:“读读这本书,你能更好地发现程序员的弱点在哪里。”

    蝶雨大喜,拿回去看了第一章,脑子里面马上有了新主意。他试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直接深入到书作者领导的那个小组中去。

    林斌听了他的想法,觉得不会有结果:“书是他自己写的,他不会在他领导的小组里犯错误。”

    但是蝶雨更相信自己的直觉。

    接下来的事情,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蝶雨在“浏览器”的地址栏里发起了他的“战役”。就规模来说,这的确是一次“战役”,而非小打小闹。当他使用一种方式来表达一个字母的时候,“浏览器”没有任何问题。他继续扩张到第二种方式,仍然没有问题。这都是意料中的,他并不在意,一口气做下去,不断扩张出新的表达方式,字符串也迅速延伸,一直延伸到第81次,系统的毛病显示出来,他笑了,再接再厉,扩张出至少两百种变化,字符串形成前所未有的长度。结果发现,从第81种变化开始,一直到第100种,系统都会出现问题,最后他莫名其妙地进入一个银行的网页。

    “真是太绝了。”林斌说,“别人的测试,只变化十几次、二十次,已经不得了。实际上他的变化是从0到200多次。就是在中间一个短暂的阶段,他发现了问题。问题报告总部,那边的人佩服得一塌糊涂。”

    “这种测试,我们根本想象不到。”微软总部的安全小组回电说。

    平心来论,在中国的教育制度下出现了蝶雨这样的人,是一个偶然。他是湘潭大学计算机专业的二年级学生,才20岁,是父母唯一的孩子。

    从外表上看,此人没有一点神奇精灵的味道,实际上他更像是一个脾气古怪,有些神经质的人,眼睛大而有神,目光时而发散,时而集中,门牙突出,长头发,脸盘轮廓分明,喉结格外明显。

    父亲是做电脑的,软件硬件都做。他从小学五年级就喜欢玩电脑。他读的中学不是重点中学。“我数学稍微好一些,但是语文很差,高考的时候语文根本不及格。”他这样回忆自己的学习经历。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的成绩好起来,是班里第一或者第二,但是他一点也兴奋不起来。

    我从小学到大学,都和别的同学不一样。别人都是习以为常,可是我总是觉得很累。这是为什么啊?看到别人都学英语,我就受不了,因为我觉得那种学英语的办法根本没有用,就很痛苦,不想学。我的同学们也觉得这种学法没有用,但是他们很乐意去学,可是我就受不了。其他事情也是这样,同学们毕业就想考研究生,那不是又一次高考吗?你说难受不难受?要不就是去找工作,可是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又那么难。所以每天都是惶惶不可终日。有一个同学,明年就要毕业了,我从他身上想到了我,就很恐怖。

    他是那种对任何事情都抱怀疑态度的人,甚至不免偏激。从很多方面来说,他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种“E学生”。这可以从他和一个记者的对话中看出来:

    “我不怎么相信老师,也不相信父母。”

    “为什么?”

    “他们总是说谎。”

    “说谎?”

    “是的,高考就是这样的。我最宝贵的时间都浪费在这件事情上面了,他们总是告诉我,高考有多么重要。他们可能是说谎说惯了。整天就是考试、考试。我听了他们的话,考了,可现在那些东西全都忘记了,有什么用处?”

    “你的意思是,你后悔参加高考?”

    “我认为那段时间过得很不值。”

    “要是再给你一次选择,你会怎么做?”

    “我不会去考这个东西。因为你浪费的始终都是你自己的力量,是不是?”

    “你会干什么去呢?”

    “也许我会去学英语,去学电脑。然后去跑步。我想把高考那段时间变成我自己的力量留在我的身上,而不是变成一张纸。”

    “力量和大学录取通知书真的那么对立吗?”

    “是不大一样。”

    “有很多人不上大学,也很成功。但是就概率来说,可能受教育水平比较低的人,成功的概率也要低一些。比如,100个不上大学的人中,可能有一个人成功了,但100个上了大学的人,可能有10个人比较成功。”

    “你这样说,也有道理。可我还是觉得,高考那段时间过得很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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