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class="center">王楚英（中缅印战区史迪威总部联络参谋、警卫队长）

    我是一名老远征军，1942年入缅援英，1943年的反攻缅甸、拓通中印公路等历史事件，我都亲历过。更有幸的是，我作为军事委员会驻缅参谋团暨中国驻印缅军事代表侯腾少校的参谋，被派到缅甸梅苗史迪威总部当联络参谋并担任警卫队长，算是真正近距离地接触到了史迪威这位盟军统帅。

    当时，我带领着宪兵32人、无线电台一部、有线通信兵一班、汽车五辆、炊事与勤务兵一个班共计官兵59人，负责史迪威总部的安全警卫、交通、通信、联络和内部勤务工作。

    和史迪威很好打交道，因为这位美国老人是个中国通，和蔼而亲切。中国士兵都管他叫“我们的好老头”、“我们的好老总”、“乔大叔”等。他这个人，不喜欢坐在总指挥部发号施令，总爱东奔西跑、亲临前线，所以我也就是经常身背图囊、腰悬双枪跟着他到处走；有时作为传令军官向部队传达他的命令，或者作为驾驶员为他开车，还不时被派去同英军联络，老是屁股粘不了板凳，到处乱转。

    记得那是1942年4月9日，刚送走来梅苗开会的蒋介石，他就急匆匆地叫我开车带他去看在曼德勒驻防的新38师。他既不佩带军衔标志，更不通知孙立人，穿着军便服，头戴着一顶船形军帽，只让副官狄克上尉和梅里尔相随，来到曼德勒“私访”。他不到师部、团部和营部，直接到部队驻地、施工现场和哨位去实地考察，跑遍了114团各连队的营房、伙房、病房休息室、仓库、马厩、哨所和工地，连部队挖的临时厕所他都要看，还着意要找关押人犯与违纪军人的禁闭室看看。这点是我意想不到的。

    途中遇到114团的巡逻兵，史迪威要检查其武器装备。巡逻兵看看这个身材瘦削、精神矍铄、蓝眼睛的老头，有点诧异，再瞧瞧我们这些随行人员没有一个熟面孔，更无熟悉的长官相陪，非但拒绝史迪威的检查和询问，反而严肃地说：“你们是干什么的？在这里东游西荡的，这里可是军营，闲杂人等不许入内。”我见情况不妙，出示了证件并解释才作罢。史迪威非但不生气，反倒很高兴，笑容可掬地对这班巡逻兵说：“孩子们，你们都是好样的，做得很对。”“孩子们”，这是史迪威对驻印军的一贯称呼，那种长辈般的爱护与特有的融洽感就这样浓缩在三个字里。这也是东西方长官明显的不同之处，或许是缘于美国平等的文化传统，也或许是这位老人独有的一种魅力吧。

    那天在对114团的“私访”中，史迪威这个老头子被正在挖防御工事的现场吸引了，立马就跳了下去，看看交通壕里的隐蔽程度如何。对已挖好的露天掩体和有掩盖的机枪阵地、观测所，他都一一钻进去看个究竟，还对一个士兵往外指指，示意他站到两三百米以外的地方，而他则在堡垒内张望着看能否发现那个士兵，以判断这个阵地战时是否隐蔽。因为他会说中国话，长得文质彬彬，大家不知道他是将军，很多人以为他是个传教士，便毫无拘束地跟他谈话，没有一点距离地与他围坐在一起，一会儿说工事，一会儿说生活的。正谈得热火朝天时，在另一侧同士兵一道挖战壕弄得周身泥土、满脸污汗的114团团长李鸿大概是因为听到有人说来了个外国老头，便赶了过来。他一眼就认出了史迪威，连忙肃立一旁大声发出了“立正”的口令。在场的官兵像是触电了一样，猛然挺身而立，目光炯炯向史迪威注视，刚才还热闹的场面，突然变得像是连空气也凝固了一样的肃穆宁静。当李鸿团长大步上前向他举手行礼时，他慢慢站起来微笑着答礼，连喊：“稍息！稍息！”李鸿接着说：“我是新38师114团团长李鸿，请将军到我团部休息吧！”史迪威一面挥手叫士兵干活，同时伸手紧紧握着李鸿那双沾满泥污的手，仔细地把他从头到脚看了一遍才说：“李团长，你这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呀！你带的部队很不错，这是一支好部队，是我的好部队。”说着，他把李鸿那双泥糊糊的手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见那手上不但满是老茧而且有不少的血泡，有的已经破了还有血迹。这时他的脸色变得严肃了，深情地对李鸿说：“我就喜欢像你这样同士兵一体、踏踏实实干事的军官。在中国300多万的军队里，能有半数的团长像你一样，能有半数的团也像你这个团一样，那就好了，就可以很快把日本鬼子消灭掉了。在缅甸，如果再有14个像114团这样的步兵团，或者再有三到四个像200师那样的师，我们就一定可以打败坂田二郎，收复仰光了，你相信吗？”史迪威越说越激动，李鸿则谦逊地答道：“将军，您过奖了，我只是照孙立人师长的规定去做的，不过还是很不够。”史迪威马上说：“好！那就请你带我去112团和113团再看看吧！”于是，又是我当司机，载着李鸿和史迪威他们向米丁格驶去。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鸿团长，他的谦逊和史迪威的张扬，让这次谈话在我的记忆里非常深刻，而这一将一帅各自的风度都令人钦佩。

    跟史迪威处久了，我最欣赏的就是他处事的公正。在一个盟军的军队里，这点是很重要的。我想说件在兰姆伽军事基地开辟不久发生的事情。兰姆伽这个整训基地，开办了很多学校，教学方案、计划都是美国人制定的。而孙立人、廖耀湘这些老带兵的人，都根据自己的经验要求部属，在严格执行兰姆伽训练中心的训练计划外，还要把每天早上和晚间的几个小时充分利用起来，加练体能、射击、筑城等。结果，此事引起了美军联络主教官斯利尼和菲力浦的强烈不满，他们曾横加阻止，但被孙、廖两位师长断然拒绝了。此事就闹到了史迪威处。

    那天是1943年的10月19日，史迪威刚由新德里回到兰姆伽。他心情较好，因为美国陆军和蒋介石的结扣解开了，美国陆军答应了蒋介石的条件，而蒋介石同意由滇西出动15——20个师攻缅甸。于是，他听了斯利尼和菲力浦这两位美国联络官主教官的控诉后，便兴冲冲地对他们两人说：“你们二位做了件好事。我正要找他们呢！就麻烦你们二位把他们两人请到我这里来吧！你们也一道来。”不一会，四个人就来到了史迪威的办公室。史迪威一反平时的严肃态度，竟起身相迎，笑容可掬地要孙、廖两位将军在他身边的竹椅上落座。他并没有马上谈斯利尼和菲力浦控诉他们二人的事，而是大谈他这次重庆、新德里之行的收获。说完，他才接着把话题一转，对孙、廖二人说道：“二位将军，我对你们的工作是满意的，新22师和38师都是我的好部队，我的孩子们都是好样的。不过，在我们内部出现了分歧，这两位上校不同意你们每天给部队另外增加两小时白天和两小时夜间训练的做法，认为你们不尊重美国教官，打乱了训练计划，加重了官兵的身心负担，影响官兵的健康。你们有什么意见吗？”孙、廖二人听后脸色顿时沉了下来。廖耀湘是有名的“宝庆辣子”，一听便火冒三丈，愤然说道：“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两人是政府任命的师长，有权管理、指挥我们的部队。为了早日完成反攻缅甸的作战准备，我们对所属部队利用业余时间加强战备训练，这完全是我们的本职和主权。请恕我直言，美国联络主教官作为我们的盟友，对此事不该妄加干预甚至阻扰的，他们也无权干预。”

    史迪威看到廖耀湘那种怒不可遏、越说越激动的样子，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劝说廖耀湘，请他别生气，有话好好讲。这使得坐在一旁的斯利尼和菲力浦显得局促不安起来。孙立人素有大将风度，他接着廖耀湘的话用很平静的语调和和气气地说 ：“我和我的全师官兵都牢牢记住了史迪威将军在8月23日大会上的讲话。将军号召我们要像中国古代的越王勾践那样，卧薪尝胆，吸取教训，反攻缅甸，报仇雪耻，还教我们像岳飞那样精忠报国，要求我们加快完成战备，早日开展反攻缅甸作战。将军的话言犹在耳，所以，我们便抽出每天四小时的课外时间，来进行体能、射击、夜间行军作战及筑城作业等项与反攻缅甸密切相关的战备训练，这难道有错吗？试问，如果官兵体质不健壮，怎能耐劳？打仗、射击技术不好，怎能消灭敌人？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提高官兵的体质和战斗技能，消灭日本人。请史迪威将军做出公正的评价和处理，更希望美国朋友们也要有点远见，正确理解中美两军之间的盟友关系，互相尊重，千万不要重犯英国人对待我们的错误。”孙立人的话绵里藏针，把一个烫手的山芋，丢在史迪威的面前，我看着史迪威表情凝重起来。听完这番话，他很严肃地说：“我很赞成孙、廖二位将军的做法，对他们的话我也赞成，现在请斯利尼上校和菲力浦上校表明态度，如果你们二位也改变主张，转而支持孙、廖二将军的做法，那就等于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大家好好合作下去；否则，就只好请你们离开现在的岗位，听候我另外的安排。”不知道是美国人有勇于承认错误、认真纠正错误的特性，还是这两位上校慑于史迪威的权威和孙、廖两位师长义正词严的讲话，有所悔悟，刚才那股趾高气扬、有人撑腰的劲儿，变成了低头道歉的谦和，表示愿意继续真诚合作共事。

    我这个旁观者真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这给另外一些专横跋扈、轻慢中国军官的美国联络官也敲了警钟，让他们的言行要检点。而史迪威那种讲公正，不偏袒自己同胞的做法，更令人钦佩。我觉得能保护这样一位公正、爱护中国官兵的将军，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而幸运的事。

    自此以后，中国驻印军的训练就进一步掀起新的高潮，各级部队长可以独立行使职权而较少受到美国联络官的干预了。史迪威虽然还经常在兰姆伽、重庆和新德里之间奔波不停，但他总是挤出时间回兰姆伽住上10天半月，同中国官兵一道生活，检查训练，校阅部队，亲自观看新一军和特种兵部队的各项竞赛和战斗演习。

    看着他忙碌、活跃的背影，心里老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因为我觉得他是我们中国人真正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