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class="center">贾毓琦（中国驻印军新38师少尉见习官）
我们年轻时那年月是个动荡不安的年月，人要实现自己的梦想，是太困难了。我出身在书香门第，母亲是个开明的音乐教师，从小就给了我良好的文化教育和艺术熏陶，对未来我更是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那些憧憬也就慢慢化成了泡影。那年，我才11岁。
虽然我的家乡成都，因地处大西南未遭受沦陷之灾，但大轰炸频繁拉响的警报，却足以粉碎我成为一个艺术家的儿时梦想。到了1944年，抗日战争已接近尾声，大后方的警报却一天比一天拉得紧，敌寇的飞机一次次飞临成都上空，制造着最后的恐慌与威胁。而那时候，我已经是成城中学的高中生了。“枪，在我们的肩膀，血，在我们的胸膛，我们来捍卫祖国，我们齐赴沙场，同心一志，集中力量，发扬中华民族之荣光……”这首风靡一时的抗日爱国歌曲总用它有力的节奏，震撼着我的心扉，坚定着我报国的决心。而物价一日数度飞涨、平民百姓无不叫苦连天的社会现实，更让我深感即使高中毕业，又有何用？于是，我毅然去了当时包家巷的原蜀华中学报名，参加远征军。
我很顺利地通过了笔试、体检、面试，于1944年10月登上飞机飞赴印缅战区，开始了我在异国受训、生活的经历。这段经历磨炼了我的品质，强健了我的身体，增长了我的见识，也让我领略了异国的文化、友谊。
我到印缅战区后，先受训于密支那的新一军干部教导总队通讯队，后又调往新38师任少尉见习官，驻八莫，担任防务。而在密支那的一次受伤，八莫的一次见闻，都让我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到了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在密支那的一天，我在树立篮球架时不幸被立足未稳的球架压倒，致使右臂骨折，腰、腿也轻微受伤。彭启梓队长吩咐几位同学用担架把我抬去48医院。
医院就在教导总队不远处的森林里，离伊洛瓦底江更近些，有点依山傍水的感觉。这是一座战地后勤医院，随时都可能迁动，所以，病房比较简陋。森林里有的是树木，就地取材，搭成屋架，顶上用油布一遮，就可以防雨了，而周围就用篱笆一围。
我住在一间大病房，里面有将近两百张床位。整个医院从院长、医生到司药、护理人员全是清一色的美国人，只有个翻译官是中国人。
这算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与美国人的亲密接触。由于我的英文水平低，除了会拼一些简单的单词，诸如GOODBYE、MORNING 等日常用语外，双方对话就离不开那位翻译了。不过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交流问题。
和我最亲近的莫过于那个美国护理。他是个军士，我们都叫他为沙尔基（Sergeant音译），英语“军士”的意思。这里的男护理大多都是军士的军衔，我们就用沙尔基代替他们的名字。他块头比我大，个子比我高，满脸的络腮胡子，看着就像大哥，我在他的眼中也只能是个小弟弟。他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就用他那只大手拍着我的肩膀说：“ChINESE，顶好！OK！”并将自己的大拇指竖起来，让我觉得很亲切。而早晨见面他会微笑地说，“GOOD MORNING”，然后来给我注射止痛针。接着监督我把药服下，才放放心心地BYEBYE而去。
说来也怪，这里的沙尔基们，人人差不多都会几句生硬的中国话。记得有次他问我：“你，今年岁数有多少？”我连比带划，缓慢地告诉他我18岁后，他很高兴，来了兴致，也连比带划地对我说：“你们中国兵和我们美国兵，是好朋友，小日本，JAPANESE，才是大坏蛋、敌人。我知道你们中国人都叫他们鬼子，对吗？”我很吃惊，没想到他中国话说得这么好，而且完全和我们站在一起。我竖起大拇指，“顶好！OK！”地夸奖他。他还不好意思起来，谦虚地说：“哪里，哪里。”这个沙尔基，真有意思。我反问他，“你今年有多少岁？”他一字一板地说：“一十九岁，比你大一岁。”“那你是我的BROthER。”我笑着说。用这样半生不熟的语言对话，真是别有一番情趣。
所谓一回生，二回熟，我发现这个沙尔基是个对工作认真负责的人。他每天都按时让伤病员服药，而重伤病员的方便问题，也由他负责料理，他从来也不会面有难色。
在48医院里，每一个沙尔基要负责10个病、伤员的护理工作。大病房里，就有十几二十个沙尔基，川流不息地工作着。所以，病房里并不安静，除了一些重伤员的痛苦呻吟外，更多的是沙尔基们的欢笑声和口哨音混在一起！他们的嘴里随时都有一颗巧克力或者嚼不烂的口香糖，这嘴就真是一刻也不闲着。这口香糖我也吃过，起初的时候很甜，可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味了，最后就只能吐了。不过，美国人都乐此不疲，一副轻松自在的样子。
我的伤不重，所以差不多一个月就基本上好了。看着我好起来，沙尔基也挺高兴的。于是，他要和我比气力。虽然，他身体比我高大，可我也有点不服气，自然就较量起来了。我俩模仿着日本“相扑”摔跤的样子，拉开了架势，看谁先把谁推倒在床上。起先，我还能跟他来一两个回合，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他占了先机把我推倒在床上。
这时，他衬衣口袋内一个小皮夹滑出来，正巧被我的背部压着了，他也没发现。他以胜利者自居，非常高兴地执行其他的任务去了。我一起身才发现这只小皮夹子，正想叫住他，可他人影也不见了。我好奇地打开了小皮夹，里面除了有50盾卢比外，另外还有一张美国少女的照片，那是个很漂亮的姑娘。想必这张照片对他来说可是像珍宝一样无比贵重的东西，可他完全没有发觉。大约半小时后，他才慌慌张张地跑来，问我是否看见了那只小皮夹，我有意识想追问他一下，若无其事地回答道：“小皮夹？我没看见啦！你丢哪去了？”他一听，惊慌失措起来，很难过地说道：“钱，不要紧。但那张照片，照片……丢不得。”我假惺惺地装着不知道又问他：“照片？什么照片啊？”“My girl friend，你们中国话就是未婚妻。我……服役期满后，就正式……结婚，懂吗？”一边说，一边跺脚，一副完蛋的样子。看他焦急而又可怜巴巴的样子，我很不忍心再逗他，就把那只小皮夹从枕下摸出来：“这有只皮夹，是这只吗？”他一见那小皮夹，立即喜出望外地大叫：“ OK，OK，太好了！ChINESE，顶好，顶好。”一面说，一面将我抱在怀里，一个转身又一个转身地旋转起来，还不住地吻我的额头和颈，逗得其他病床的几个伤员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候，中国的翻译官也来看热闹了。当他了解到情况后，马上赞扬了我给中国人争光，拾金不昧，这是人格也更代表了国格，拍拍我说：“好样的，真给我们中国人争气！”沙尔基为了对我的拾金不昧表示感谢，立即要将皮夹里所有卢比赠送给我，他只留那张照片。我说啥也不能接受，翻译官也代表我婉言谢绝了。可他仍然觉得心有不安，摸出一只派克钢笔执意要送我作个纪念。翻译官也不忍扫了他一片好意，劝我留下来。于是，我也欣然地接受了，拿着笔只跟他说“OK！OK！”可惜这支派克钢笔，后来在战争中丢失了。真是遗憾啊！
我在48医院度过了一段快乐而又难忘的时光。那个沙尔基的形象，我至今还仍然记得，可惜的是我没有问过他的名字、家乡，而“沙尔基”这个军士的音译，也就成了他唯一的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