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class="center">苏先功（中国驻印军独立宪兵第三营）
抗战时期，大后方最大的纱厂——重庆裕华纱厂的大股东有四家：张、苏、徐、黄。这其中的“苏”指的就是我们家。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在重庆南开中学念过书，记得最深的就是南开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1944年，我考入了华西协大药学系，独自到成都学习。未读满一年，独山失守的消息传遍了街头巷尾。11月，我没向学校报告保留学籍就报名参军到了印度。
印度雷多是继汀江之后我们到达的国外第二站。露天里搭上了许多帐篷，一顶就能住下14人。第二天，来了很多吉普车，分走了一两百人，剩下的三四百人就留下原地待命。一个30来岁的高个子上尉走到队伍前方说：“你们这三四百人就留给我管了！鄙人姓赵，赵侠义，以后就是你们的连长。”打听下来才知道，留我们做了宪兵。同学们一下子炸开了锅，闹着要换兵种，上前线打日本鬼子。这一吵，把营长也惊动了。他自我介绍来自云南宪兵13团，也是个大学生，又讲了宪兵工作的重要性，安抚大家。三个月之后，军训完毕，正式执勤开始了。
队里的翻译官张少校却在这时奉命调往别处，营里于是举行了选拔翻译官的英文考试。我还记得是以“你为什么要参军”为题，写一篇作文。我和两位校友考取了前三名： 第一名：谢海亮（华西协大经济系）；第三名，卢有玳（不仅是华西协大，还是我南开中学的高中同学）。选拔结果出来之后，谢海亮分往营部工作，调往密支那；我同卢有玳留在了雷多，一个分到二连连部，一个调往三连连部，主要的工作是负责连部与美军的联系，如领给养物资、修理军用车辆等一切与美军交流有关的工作。
领给养物资的仓库附近时常有美国的巡逻队来巡逻。还没当上翻译官之前，我就和巡逻队的一个少校交上了朋友，常常在一起聊天。我曾问他，他们服役要服多少年，他摆着手说：“No！No！Point！。”他们服役以“点”计算，“点”（point）也可以理解为积分，积分满了服役即结束。印象中美国人在他们的消费合作社（px）买烟、酒等东西也是要算点的。当上翻译官之后，到仓库去的时间更多了，我的美国朋友显得比我还高兴。做翻译官后第一次见到他，我开玩笑说：“现在我是中尉了！你小我大！”他立马给我行了个军礼表示欢迎。
除了巡逻队，仓库还有一个20多岁的美籍管理员。我同他也很有些交情，知道他喜欢中国邮票，就时常给他带去一些。他问题也颇多，老爱问邮票上画的都是些什么图案，表示什么意思……我也一一耐心地解答。他对我的邮票数量感到惊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出来之后，不仅同家里，还和同学保持着联系。我们在信中不仅谈些生活学习情况，有时还会寄上一些惊喜回去。热带的花花草草只要是国内没有，而我们又觉得好看新奇的，就摘下来夹在书里，干了之后寄过去。那些奇花异草就通过军邮呈现在亲人朋友眼前。印度的蚊子很特别，有一寸多长，我们几个男同学就去抓来压成标本寄回国内。他们见到那些，更对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好奇，频频来信询问，信件自然就多起来。回信也就成了每周必做的功课之一。
还有两件事也是每周必做的。
第一件事是到华侨面馆去吃面。虽然不能同国内的面食相比，但在国外能尝到点儿家乡的味道是很不容易的。吃过面之后往往还要来上一杯牛奶红茶。面大概要花一两个卢比，而牛奶红茶还不到一卢比。我们一个月的军饷16卢比12安。这笔钱是我们享用这含有家乡味的美食的保证。
第二件事则是到紧邻的美国军营去看电影。那里每周都要放上两三场露天电影，全是外国片，原装外文版，只在荧幕的一边打出翻译的中文。由于美军的俱乐部仅供美军消遣（不让中国兵进），看电影就算是比较普通的休闲方式。若是遇上美籍慰问团前来演出，就能称得上是比较高级的休闲方式了。慰问团的成员都是当时美国国内的当红明星、演员，除了唱歌、跳舞还带来乐队。我比较喜欢的是爵士音乐，也很欣赏他们跳的“基巴特”，但英美的士兵更喜欢一位名叫Bob hope的笑星，他只要一上台就会受到英美士兵的热烈欢迎。我曾仔细地打量过那位笑星，长得并不特别，样子也并不搞笑，可见人家是有真本事的。但就是像我这样的翻译官，在两个美国人聊天时也很难全部听懂他们的对话（语速快，又含有地方口音），更别说是这位笑星如机关枪般的话语了。所以，往往英美籍士兵笑得前翻后仰、东倒西歪，中国兵却大眼瞪小眼，看着他们笑也只好跟着不明就里地笑两下。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语言不通是一个很大的障碍。盟军在一起共事，深入了解才能够配合默契，很多时候就因为沟通不便造成了许多误会。
有一次，连部突然打来电话，要我和连长一起到“野人山”下 “鬼门关”附近的检查站解决纠纷。赶到现场时，中美双方人员快打起来了！各自用各国的语言叫骂着，带队的美国上尉和中国排长手提冲锋枪，子弹上膛。一了解情况，中国排长说美国兵欺负人，美国车队让过，中国车队不让过；美国上尉说中国排长脾气差，莫名其妙地骂人。到后来才弄明白，“鬼门关”坡很陡，汽车要上去必须要在轮胎上捆上铁链才安全。美国车队都捆好了铁链子，而中国车队全没有捆上。语言又不通，讲了半天他们也不明白，只好让他们等翻译官来。一解释，冰释前嫌，双方道歉。那位中国排长当众宣布，自己要学好英文！
我的英文能达到这个水平，应当归功于南开中学给我打下的好底子。南开中学43、44级的很多同学都在参军后做了翻译官。
1945年10月，我回国继续完成学业，现随子女移居美国，时时想念家乡，也常常忆起当年的翻译官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