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0月16日凌晨5时30分，山城重庆城区街道上，一支轻便的车队快速掠过，直奔郊外机场。

    警卫森严的重庆机场，停机坪和跑道的照明灯、信号灯大开。一架等在跑道尽头的飞机在车队到达几分钟后，轰轰隆隆地启动马达，由慢而快地向前冲去，渐渐脱离地面，在半空中一转头，直插曙色微明的东方天际。

    蒋介石倚在机舱内的沙发乘座上，一脸倦态。

    10月9日，湘北部队恢复战前阵地，第二次长沙会战落幕。

    虽然九战区尚未将战果和损失情况统计上报，但蒋介石心中已经憋满怒气。

    9日深夜，政治部电话请示是否要在“双十”宣传口号中加上庆祝湘北胜利内容。蒋介石内心实在不想将这一仗称为胜利，但还是指示要结合节日宣传大力庆祝“第二次湘北大捷”。那时，宜昌攻城正值白热化，关键是看能否抢在日军回援前攻下城池。10日一天，蒋介石强装笑脸疲于应付国庆节官方活动，内心却总在想着宜昌、宜昌，直到深夜，看看终于没有希望，才下令撤兵。

    两个战场，一个是连最精锐的74军和第10军都赔上去的惨败，一个是久战无功、伤亡惨重。所谓“胜利”，在军事上便只剩下了一个勉强对老百姓能说得过去的日军退回岳阳，我军恢复阵地，而其余的就全是政治宣传、鼓动国民士气的需要了。

    10月10日，从一早开始，电台将“歼敌4万余”的“第二次湘北大捷”的消息与纪念国庆的文章轮番广播。各大报刊更是煞有介事地抢发号外，头版核桃大的字打出通栏标题，二、三、四版则塞满评论文章、战地报道、新闻照片、火线采访、侧记、见闻等等，着实弄出一派“大捷”风光。蒋介石翻着报纸，心里也真服气了陈布雷、吴铁城、吴鼎昌这些笔杆子，一夜之间，魔幻般变出那么多文章！

    既然是“胜利”，国民政府、国民议会、军委会、各民众团体便又要照例发贺电贺信。侍从室副主任林蔚请示是否以委员长个人名义发贺电时，蒋介石心中主意已定，回答说：不必了，请你安排一下，我去登门道贺。

    就湘北“胜利”，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孙科接受港报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军队已取得主动地位，预计半年内将有惊人之军事发展。……中国军队在湘北之胜利，奠定了对日军反攻及收复汉口、广州之大道……”

    云云。

    在广西桂林各界纪念国庆暨庆祝“第二次湘北大捷”群众集会上，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将军致辞中云：“湘北二次大捷乃为我转败为胜之枢纽。”

    蒋介石注意到，在重庆市的纪念会场和主要街道，庆祝胜利和纪念国庆的大字标语数量基本相等，而机关和学校的游行队伍中，庆祝胜利的标语和小旗数量要多于庆祝国庆的。

    4年抗战，无论国际形势是否有利，国力衰竭、百姓困苦，民众在心理上需要“胜利”这剂补药，否则何以继续苦撑？参加重庆“双十”活动归来路上，蒋介石心中叹道。

    但怕就怕第九战区的将军们也将这个宣传上需要的“胜利”，真的当成自己打出来的胜仗。蒋介石在之后几天想，在乘飞机去湖南途中也在想。

    当飞机的马达声从西天云际间隐隐传来时，薛岳率九战区主要将领走出南岳机场一侧临时设置的候机休息室。

    湘北作战结束后，两年前庆祝胜利情景重演。鲜花、掌声、镁光灯闪光及雪片般飞来的祝贺文电依旧，但薛岳心里沉甸甸的，不只是因为没有接到蒋介石的祝贺。

    10月12日，设在东京的日本国家广播电台和日军在中国占领区各地的广播电台同时发布了皇军在长沙以北地区歼灭重庆政府军5个作战军主力共十余万人的消息。日本各地和中国占领区几个大城市也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天皇传圣谕嘉奖参加此次作战的皇军将兵。

    作战双方互相矛盾的宣传和步调一致的庆祝，大大激发了各国记者的好奇心。10月13日，一个由英、美、法、荷、葡等国家及香港的记者与几家中国大报记者联合组成的22人记者团，由国民政府新闻局官员带领，从重庆飞来长沙进行实地采访。九战区参谋长吴逸志向记者们作了经他和赵子立等人周密准备的“战况报告”。记者们参观了几处战场，浏览了堆积如山的战利品，十几位参战官兵和当地百姓从不同角度向记者介绍战场实况和日军兵败惨象。记者们无不满意地认为中国方面的宣传真实可信。那么，说谎的一方自然只能是日本了。

    赠送战利品。记者们高兴地分别得到指挥刀、望远镜、手表、军毯、收音机等物品。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名大胡子美国记者，他在恳切请求下得到了一面日本军旗。在人们热烈的掌声中，这名记者表示，他要让全世界看到这面旗子，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军队英勇抗战的故事。

    记者团在长沙活动了3天，15日由薛岳主持了送行宴会。送走记者，不用再费力编织“胜利”的故事，薛岳知道到了该深刻反省的时候。

    飞机在跑道停稳，蒋介石身披斗篷走下舷梯。薛岳看到委员长本来就十分消瘦的面容又失了几分血色，微笑也显得十分勉强，不觉心中又生出几分愧意。来的人们与接的人们简单互致问候，便坐入早就等在一旁的一排轿车，一溜烟开出机场。

    蒋介石与薛岳同乘一车，一路无话，但两人在内心对话，双方都知道此刻对方在想什么。当轿车驶入衡山脚下一座很大的军营时，天已大亮，大操场上一队队士兵已开始了一天的操课。蒋介石接着刚才在车上的内心独自开口了：“惩办视军法如儿戏者，查究作战失利责任事小，伯陵，我看确有必要认真检讨一番了。”

    南岳军事会议于10月17日即蒋到来的第二天召开。会议第一议程是宣布赏罚决定，第二议程是部署九战区所有参战部队在休整的同时层层进行针对第二次长沙会战损失惨重的军事检讨活动。

    会议宣布：按战时军律，将在作战失利时不组织部队撤退，私自脱离战场、回家探亲的第74军58师师长廖龄奇以临阵脱逃罪处死刑；给予组织指挥失误致作战失利、部队伤亡惨重的第10军军长李玉堂撤职处分；给予作战失利时惊慌失措、率先逃跑的第10军预10师师长方先觉撤职处分。通令嘉奖第79军赵季平暂编第6师不畏强敌，渡过湘江攻入长沙，经激战收复该城的战绩；通令嘉奖在危急关头身先士卒、英勇杀敌直至牺牲的第10军190师副师长赖传湘；通令嘉奖第99军99师295团1营营长曹克人少校坚守湘阴，顽强抗击数倍于己之敌，直至全营殉国的英勇行为。

    会场上鸦雀无声。随蒋同来南岳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宣读以上决定。

    蒋坐在主席位置环顾坐得笔直的将军们，被提到名字的将领从座位上起立，或垂首汗颜或挺胸平视。58师师长廖龄奇已在回部队后被军法分监部关押。

    作战前期失利受挫，薛岳在公开和私下场合将责任推给部队将领，并几次向重庆报告要追究26军和37军军长指挥不利的责任。但蒋介石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情况比较细致，这次处罚了第10军军长李玉堂和预10师师长方先觉，并将嫡系王牌中的一名师长处极刑，众将领从内心感到心悦诚服，因而想到更要从自身查找失利原因。嘉奖之中，人们大多对赵季平师收复长沙和190副师长阵亡已有了解，但对于在此高级军事会议中以军委会名义嘉奖一名营长一时不知何故。作战中团长营长在一线负伤阵亡岂在少数？

    几天之后，军委会政治部向全军部队下发了一份关于这位曹克人营长的事迹材料，将领们看后无不慨叹点头。

    南岳军事会议开了5天，21日结束。会后，各部队进行了在军史上被认为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战役之后最为深入、效果也最好的“全军大检讨”。

    第九战区检讨：

    一、对阿南惟几上任后敌11军作战方案的变化判断失误。

    二、战区作战方案基本沿用上一次会战旧案，无因敌情而相应变化，至会战初期连续失利。

    三、兵力分散使用，其结果是分别为敌之强大兵力集团击破，损失重大。

    四、选择决战地带主观随意。以保守长沙为目的，将决战地带一再北推，却非但不能形成决战条件，后来连长沙也被敌占领。

    五、通信失密。初期因此失去战场主动，后期察觉破密却无备用密码，只有如明语般续用数日，敌截取战区追截退逃之部署，战果大减。

    六、作战初期大云山之役为敌所乘，致湘北正面兵力虚空，开战数小时便被敌突破一线。

    七、军纪败坏。师长临阵脱逃者有之，敷衍命令不力战者有之，贪功虚报、畏缩不前、不主动协同、遗弃伤员烈士、被俘变节甚至抢劫百姓、强奸民妇者均有发生。

    杨森27集团军的检讨则细到各作战阶段：

    甲、新墙河北岸序战时期

    一、敌情判断似嫌主观。

    二、友军彼此不相信，致乏协同。

    乙、新墙河南岸至浏阳河北岸作战时期

    三、部队一般运动迟缓。

    四、各级指挥员统率能力薄弱。

    五、各部队官兵纪律太坏。

    六、奉行命令不彻底，甚至对所受任务取巧规避。

    ……

    蒋介石翻看着案头各部队上报的检讨报告时，已回到了重庆。报告中大量反映出军队在作战指挥、平日训练、上下、友邻关系、军法军纪及军队基础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问题严重这令他十分气恼和忧虑，但此次下面能据实说话，不隐瞒错误，这又令他感到欣慰。

    蒙蒙秋雨飘飘洒洒，将一场大战留给天空和大地的一切都点点滴滴地带入泥土深处。第二次长沙会战自1941年9月7日始，至同年10月12日止，历时35天。含湘鄂赣边区在内的湘北战场，中国军队投入兵力37万8千；日军则为11万5千。

    中方史载，是役，中方伤亡官兵共计69917人；日方伤亡数为48372人。

    日方史载，中方遗尸54000具、俘虏4300人；日方损失为：亡1670、伤5184，死伤军马2260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