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介民(1897—1959)字耀全，广东省文昌县人，曾任特务组织，“复兴社”副处长、军统局主任秘书、军令部第二厅中将副厅长、军统局长、保密局局长、国防部次长等职。逃往台湾后，任国民政府国家安全局局长，官至陆军上将。1959年逝世于台北。

    宋美龄一番点拨，唯唯诺诺的他茅塞顿开；献计献策，令蒋介石刮目相看。盗窃密码，施反间计，初展特工才华，在蒋桂战争中大出风头

    1928年冬季的一天。作战室里，蒋介石面对着军事地图，表情仿佛凝固了一般。

    他正在琢磨，从目前的形势看，他这个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地位实在是有点岌岌可危，冯(玉祥)、阎(锡山)、桂(李宗仁)等军界巨头已经是羽翼丰满，拥兵自重。他们一旦发作起来，后果不堪设想。

    “必须厉行削藩之策，各个击破。”蒋介石在心里喃喃自语。他的眼睛像刀锋一样掠过地图，寻找着最佳打击点。

    侍从副官郑介民悄悄来到蒋介石身边，递上一份情报。“白参谋长(白崇禧时为国民革命军参谋长)在北方阅兵，发表演说，称自古以来，都是北方战胜南方；同时，他们的部队调动频繁。学生以为，言为心声，白参谋长必有用意，钧座不可不预防于先，料敌于前。”

    蒋介石微微一震，转过身来。说实话，他对眼前的这位学生平日里不甚看好，此人是黄埔二期生，进校前曾在南洋一带为人打工，是一家渔行记账的，看惯了别人的眼色，因此有点唯唯诺诺，缺少主见和果断。到了军校他也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只是在选拔留苏学生考试时闪光了一回，居然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让蒋介石吃惊了一把。但他回国后仍然表现平庸，托门路进了侍从室后，很少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所以，像今天这样有见地、有分量的主张，让人很难想像是出自他之口。

    蒋介石小瞧郑介民了，此人唯唯诺诺是真，但并不缺少才华。他对蒋介石过于敬畏，因此在平日应对间，就失去了从容和机敏，显得张皇失措，举止无方，很遭蒋介石白眼。

    郑介民为此很苦恼，如此下去，不仅侍从室呆不长久，而且将永远失去蒋介石的重视。幸亏宋美龄为他指出了一条道。有一次，他又遭到蒋介石呵斥，被骂得狗血淋头，无地自容，正在痛苦间，宋美龄款款走近。刚才，她也觉得蒋介石对弟子过于苛责，因此想安慰郑介民几句。

    交谈中，宋美龄得知郑介民也是广东文昌人，和她共一个乡梓，不禁勾起了一缕乡思，那神态益发亲热起来。

    “在校长身边做事，仅靠勤勉、谨慎是不够的，要能为他分忧，帮他下决心，定大计，他知道你们都是忠心耿耿的，说错了也没关系。当前的形势很紧张，地方割据，政出多门，校长为这些很苦恼，如果你能在这些方面多用些心思，贡献一点有价值的意见，他会重视的。”宋美龄指点说。

    郑介民本来就是个聪明人，一点就透。所以他今天是有备而来，迎着蒋介石冷峻的目光，他没有退缩，侃侃而谈，应对有方。

    蒋介石说：“国家统一不久，人民亟待休养生息，再起刀兵，恐民怨沸腾。”

    郑介民答：“长痛不如短痛，如今地方势力已经坐大，一场浩劫必不可免，与其被动迎战，不如鞭快一着，抢得先机。”

    蒋介石点点头，又说：“冯、阎、李势力不弱，中央政府无力以一敌三，这第一个对手一定要选准。”

    郑介民胸脯一挺，肃然道：“古人云，‘远交近攻’，桂系近在肘腋，对我们威胁最大，也最容易解决，可以作为第一个打击目标。”

    “好！”蒋介石在心中喝了一声彩，郑介民的话正是他日夜所思，心中所想。他皱紧眉头，又考了他一句：“依你看，我们与桂系作战，最要紧处是什么？”

    郑介民胸有成竹：“速战速决，一箭而定江山。否则，中央政府将威信扫地，各路诸侯乘乱而起，大局就不好收拾了。”

    “李(仁宗)、白(崇禧)兵精将广，又占据要津，南与北已连成一线，速战速决，谈何容易。”话题越来越深入，已经触及到了蒋介石的为难处。

    想不到郑介民早就考虑成熟，立即接口道：“斗智不斗力，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据学生了解，李、白内部不稳，将士离心，施反间计，必能让其不战自乱。学生与李宗仁之弟李宗一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同窗，私交甚笃。我回国不久他曾来书相邀，正可以利用这层关系，打入桂系内部。”

    蒋介石大喜过望，郑介民解决了一直盘桓在他心中的难题。“耀全(郑介民字)，难得你是个有心人，有你这样的学生我很欣慰，祝你一帆风顺，我这里静候佳音。”

    郑介民摇身一变，脱去军服换上洗得泛白的学生装，扮出一副潦倒样，一路上晓行暮宿，从南京来到武汉。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他索性装成连住宿费都付不起，撸下手腕上那块在莫斯科买的苏联表充当抵押，然后才去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找老同学李宗一。经过他的引荐，郑介民顺利打入桂系。

    因为有李宗一的关照，整个桂系官兵都对郑介民毫无戒心。郑介民开始着手他的第一个行动计划，盗取桂军密电码。密码本由李宗一保管，郑介民动了一番脑筋。

    那一日，月上柳梢头，两人盘膝而坐，在一起喝酒。李宗一有一个心思，他知道自己在桂军中的地位，全凭着兄长李宗仁的支撑，而军中一班资深将领，如第19军军长胡宗铎、第20军军长陶钧骨子里对他并不以为然，他也不能真正地掌握军队。这就让他的自尊心很受不了，常常要发些牢骚。

    郑介民早就有心利用这些矛盾，自然顺着李宗一的毛摸。“这半边天下本来就是德公(李宗仁字德邻)打下来的，当然要由自己人当家，这姓胡的、姓陶的发什么横。”他表示一定要在军中多做工作，树立起李宗一的威信。说着，他又举起酒壶，存心将李宗一放翻。

    眼看着喝到月过中天，李宗一终于不胜酒力，酣然大睡。郑介民冷冷一笑，从容地掏出李宗一随身的钥匙，打开密码箱，用照相机将密电码一一摄下。几天后，这卷照片放到了蒋介石的案头。

    “这平桂的第一功应该记在郑同学的名下。”蒋介石喜逐颜开。确实，有了李宗仁的密电码，蒋介石如同长了千里眼，顺风耳，对手的一举一动都洞若观火。后来蒋桂战争爆发，李宗仁根本不经打，每次都被蒋介石抢了先手。

    获取密电码是蒋介石战胜桂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郑介民的第二着棋才是致命一击。他利用李宗一的私心，走遍桂军上下，公开地施反间计，让桂军将士离心，终于使他们阵前倒戈，不战自溃。

    桂军的地方色彩很浓，基本上由广西兵马组成。打出广西后，一些非广西籍的将领脱颖而出，战功卓著。李宗仁本有夺天下之志，当然要不拘一格使用人才。为了收买人心，取得湖北后，他特别提出“以鄂治鄂”，重用鄂籍将领胡宗铎、陶钧，这就引起了桂系将领中的广西人，如军长夏威、师长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的不满。于是郑介民寻缝下蛆：“当权发财的是湖北人，打仗拼命却要广西人，难道我们命中犯贱？”

    这些话也曾传到李宗仁耳中，他去问自己的兄弟：“这姓郑的是何居心，为何挑拨离间？”

    李宗一一团火气地责问哥哥：“郑介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长此下去，岂不是鸠占鹊巢，桂系要改成鄂系了。”

    “糊涂！你怎么目光如此短浅。难道就凭着广西人打天下？那只能割据一隅，占山称王。”李宗仁气得甩手而去。

    郑介民将这些信息又添油加醋地渲染了一番，果然挑起了部分广西将领的不满，军中骨干、第7军一师师长李明瑞恼火地踹翻面前的椅子，说：“德公相信外人，忘了我们这帮出生入死的老弟兄了。”

    “良禽择木而栖，蒋总司令思贤若渴，假如李师长能深明大义，拥护中央，前程肯定比在桂军远大。”郑介民不失时机地策反道。

    蒋介石得知情况后，对李明瑞饵以重利，许以厚爵，又请出他的表哥俞作柏从中说和，终于，李明瑞决定反桂投蒋。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1929年春，蒋介石利用“湘案”为借口，步步紧逼，终于挑起蒋桂之战。战争一发动，胜负立判。处在第一线的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部与蒋军早有默契，一枪不发，放鸭子似的退到平汉路花园口一带，给蒋军敞开了入鄂大道。胡宗铎、陶钧虽然骁勇，但独木难撑，桂军战线呈现全线崩溃之势。没奈何，李宗仁只得通电下野，蒋介石轻松取得武汉。

    得势不饶人，蒋介石挥兵疾进。郑介民又献上一计，要想彻底摧毁桂军，不妨以桂制桂，以归附的李宗仁旧部第7军为攻桂先锋，直捣桂军大本营南宁。蒋介石点点头，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编遣特派员，率兵攻打广西。果然，俞、李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广西境内王旗变幻，成了蒋介石的天下。

    得胜回朝，庆功宴上，蒋介石紧握郑介民双手，连声夸奖说：“你干得很出色，没有辜负我的期望，你是黄埔同学的榜样。”说着，他让人拿过一张1000元美金的支票，作为对郑介民的奖赏。

    郑介民也会做戏，神色一怔：“革命军人为主义而战，不是为得赏金，介民所做的一切，都是分内事，离校长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他不仅推开支票，还从衣袋中掏出一个本子。原来在桂军活动期间，蒋介石曾发给他活动经费，他将每一笔开支都在本子上记得清清楚楚。现在还有不少余额，郑介民一起捧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大为感动：“你能居功不傲，清廉自律，我很欣慰。现在我任命你为广西省政府委员，桂省刚刚归附中央，俞、李又并非安分之人，我很不放心，你代表中央去督促他们。”

    监军广西，施诡计窝里掏心，分化桂军。邓小平一语道破天机，半年苦心经营落得鸡飞蛋打，惹得蒋介石“龙颜”震怒：郑介民是个瞎子！

    虽然郑介民不过是一个空头的省政府委员，但谁都知道他是蒋介石的钦差大臣，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广西的头面人物，从省主席俞作柏始，一概对他忍让三分。郑介民本也不是那种得意忘形的浅薄之人，最初还能约束住自己，表现得谦逊、客气、礼貌，但时间一久，看惯了别人的逢迎，于是也就忘乎所以起来，那说话的腔调，行事的做派，不免有些颐指气练。

    俞作柏老谋深算，强忍着一口气，李明瑞血气方刚，看不惯郑介民的这种前恭后倨，“奶奶个熊，这小子不是玩意儿，不说实话，以前装得像个龟孙子。过去我们认他做朋友，没想到他却是蒋介石的特务，这个人够阴险，对他要当心点。”

    蒋介石对俞、李二人何曾有一日放心，他专门交待郑介民，要瞪大眼睛：“血比水浓，当初他们向广西追击时，为什么不对李、白赶尽杀绝而网开一面，这就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们终究还是要将广西大权交在自己人手里才放心的。”郑介民使劲地点点头，现在他还兼任第57师政治部主任之职。在国民党军队中，所谓的政治部，实际上就是军中的特工组织。根据蒋介石的指令，他让这些特工人员纷纷打入桂军内部，赤裸裸地大挖墙角：“俞作柏、李明瑞算什么东西，郑主任在蒋总司令面前动动嘴皮子，就能让他们卷铺盖回家。所以得听郑主任的，那是中央的声音，没错的。”

    郑介民还有一手最让俞、李痛恨的。当时广西省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梧州海关，海关由蒋系人马饶敏琛控制，他是南京派来专门配合郑介民工作的。郑介民只需一个电话摇到梧州海关，姓饶的立马就将广西财政的荷包扎紧，让你连一根针的钱都讨不到，看你低不低头。

    “妈的，老子南征北战，打遍天下英雄，何曾受过这等小人气。”李明瑞经常闷坐军中，拍桌大骂。“反吧，与其受制于人，坐困等死，不如轰轰烈烈干一把，图个扬眉吐气。”他这样劝俞作柏。

    “稍安勿躁。”俞作柏压低了声音，“这姓蒋的借我们的手打败李德公后有点得意忘形，在最近发表的《告武汉民众书》里提出对地方势力要‘根本铲除’。现在冯玉祥、阎锡山都有唇亡齿寒之感，有心与蒋某人一争。汪精卫的左右臂膀陈公博也不甘寂寞，借虎皮拉大旗，奉汪精卫为领袖，提出‘护党救国’的口号，联系各派反蒋势力。最近他已派人到广西游说了，但我不打算跟他们干，这些人都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对他们信不过。”

    陈公博派人到广西活动一事很快被郑介民所侦悉，但是，他并不惊慌。在这段日子里，他早未雨绸缪，桂军主要将领杨腾辉、吕焕炎、黄权都向他暗中保证：“一定听命中央。”他甚至在心中暗暗希望俞、李重扯反旗，他保证让他们蹦不了几天，干脆动个大手术，来个一劳永逸的解决。

    这层意思蒋介石也心领神会，于是对广西严厉苛责起他发电给广西毗临的粤军陈济棠，让他“整装待命，随时战斗”。并发表明令，让俞作柏、李明瑞去南京听训，摆明了彻底解决的架势。郑介民也一日三催，让他们速速启程。

    “去南京还能回来吗？这姓蒋的分明拿我们做人质。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反他个狗日的！”李明瑞又一次发作道。

    俞作柏一跺脚，也下了决心：“罢了，拼他个鱼死网破，大不了失败了，我们去投共产党”。

    一切都在郑介民的预料中，广西方面刚刚竖起反蒋大旗，杨腾辉、吕焕炎等实力派人物就宣布拥护蒋介石；南京方面根据郑介民拟定的对策，宣布免去俞作柏、李明瑞的本兼各职，任命吕焕炎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杨腾辉为广西编遣分区主任，粤军陈济棠部也长驱直入进军桂境。李明瑞忍不住一阵阵惊慌，愤怒道：“郑介民好厉害，你我与吕焕炎、杨腾辉都有几十年的过命交情，却抵不上他利舌如刃，让我们变成了仇家。这一次我们输得怕连扳本的机会都没了。”

    俞作柏并无沮丧之色，他没接李明瑞的话头，却是自言自语地道：“作予该有消息了。”

    “作予”就是俞作柏的弟弟俞作予，中共党员。他一直在秘密为桂军和共产党牵线搭桥，经他介绍，俞作柏、李明瑞与邓小平、张云逸进行了接触。经过邓小平等人晓以大义，俞、李表示愿意联共抗蒋。

    此时，郑介民又下了一剂猛药，即“拉李打俞”，内部分化。他从蒋介石手里讨来一纸委任状，任命李明瑞为广西省政府主席、第15军军长。

    邓小平闻讯，只是轻描淡写地哼了一声：“蒋介石又下套子了。”李明瑞立马清醒过来，蒋介石对付他的叛将杨腾辉、黄权大概也是如此。他脸色一正，对邓小平拍着胸膛保证：“蒋介石、郑介民太阴险，兄弟对他们已经领教够了。”

    李明瑞果然是个血性男儿，从此跟定了共产党。中共的势力也随之大规模地进入了广西，并发动一连串的武装起义，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广西形势为之一变。郑介民面如土色，这个乱子闯大了，他知道利害关系，蒋介石不怕俞作柏、李明瑞造反，就怕他们与共产党挂上钩。

    果然，蒋介石闻讯后“龙颜”震怒：“郑介民是个瞎子，连俞作柏身边的共产党人都看不见，像李明瑞这样的高级军官都跟共产党跑了，对军心影响至深至巨，不是一日能消除的。”他当即发出电报，命郑介民回京述职。

    郑介民回到南京后，蒋介石一直拒之不见，有意给他心理上一点折磨。郑介民整天惶惶不安，于是托黄埔同窗、正红得发紫的康泽为其缓颊。

    “郑介民有负领袖重托，但他办事是认真的，所谓没有功劳有苦劳，校长如果能给他一个补救的机会，他会感激不尽的。”康泽喋喋不休。

    “那就让他到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去，那里没有什么要紧事，正适合他这种无能之辈。”蒋介石仍然余怒未消。

    康泽帮忙敲边鼓，郑介民对“老蒋”频送秋波，终于东山再起。花钱买得鬼推磨，2000万元大洋令陈济棠的空军全部反了水。

    军事委员会参谋部是个清水衙门，最初，郑介民也是耐不住寂寞，长吁短叹，怨天尤人。康泽知道后很不安，提醒郑介民：“老兄也算是在侍从室干过的，应该知道校长的为人，你若是低眉顺眼，他或许还会生出恻隐之心，若是怨声载道，激起他的怒火，问你个不逊之罪，那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郑介民惊出了一身冷汗，一揖到地：“感谢康兄的点拨，我知道如何处置了。”

    从此，郑介民发愤攻读，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他无不涉猎。他再也不躲着以前侍从室的同事，而是主动递上笑脸，打听蒋介石的一举一动，露出依依留恋的神色。有参谋部的同事讽刺他“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他却一本正经为自己解释说：“这叫身处江湖，心在庙堂，谁不愿意在领袖身边工作，那是无尚的光荣。现在我辜负了校长的期望，心常戚戚，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这些话传到了蒋介石的耳中，他大为受用，“孺子可教，郑介民能有这种想法，我很宽慰。”康泽也在一旁打着边鼓：“最近，按校长的意思，要建立一个类似苏联‘格柏乌’(即克格勃)的组织‘复兴社’，很缺人手，郑介民有特工工作经验，又是校长门生，忠诚是没有问题的，可否让他负一点责任？”

    复兴社是军统的前身，下设书记、宣传、组织、训练、特务等处，其中特务处为其核心，蒋介石考虑良久才择定负责人选，以戴笠为处长，郑介民副之。

    郑介民走马上任。与戴笠共事可不容易，此人独断专行，霸道得很。好在上任前蒋介石交待过，让郑介民安心做副手，待到有机会给他在军界安个位置。有了这个交底，郑介民也就不想在特务领域里争龙头老大。特务处举凡人事、经费、内务、行政等方面由着戴笠发号施令，他乐得做个甩手大爷，懒得操心。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多事之秋，福建事变的硝烟刚散，“南天王”陈济棠又扯起反旗。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冷冷哼了一声：“陈济棠井底之蛙，成不了大气候。”一面挥兵迎敌，一面紧急召见郑介民。他一向坚信军事与政治要相辅而行，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军事家追求的最高境界。

    郑介民自然猜到了蒋介石的心思，应对时胸有成竹。他早在年前就发现陈济棠有异动，因此先期将特务处骨干潜伏到广州活动，而且卓有成效。陈济棠部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已答应与中央保持一致，绝不追随陈济棠兴兵作乱。

    蒋介石说：“陈济棠蓄谋已久，手上没有王牌不敢向中央挑战。他的王牌就是空军。最近广东方面向德国订购了一批容克式飞机，空中力量号称全国之最。我们的士兵对空中打击不很适应，有畏惧心理，陈济棠也正是有此心理优势，打掉他的空军就打掉了他的自信，胜负也就不言自明了。”

    “可以把他们买过来。”郑介民说得很轻松，他已经通过特务处华南区区长邢森州与陈济棠的诸多空军将领拉上了关系。

    “甚合吾心。”蒋介石在心中自语，问：“需要多少钱？”

    “2000万元。”

    一向出手大方、挥金如土的蒋介石被吓了一跳，道：“有这笔钱，我可以组建三个同样规模的飞机队了。”

    郑介民眨了眨眼睛，为蒋介石算了一笔账：“这比买新飞机合算多了，因为买一架飞机只能抵广东一架，而收买过来一架等于比广东多了两架；另外，训练一个飞行员比买一架飞机还要贵，收买一个就等于增加了两个。这样算来，即便以四五倍的高价收买广东空军也划得来。”

    “你这种算法很有道理，很有点政治头脑。”蒋介石由衷地夸奖道。

    有钱能使鬼推磨，2000万元大洋堆在一处像小山一般，广东空军将领黄光锐等人眼都直了。转眼之间，陈济棠引以为傲的广东空军齐刷刷飞向了南京，宣布反对割据，投奔中央。

    空军的反水让陈济棠失去了心理支撑，他长叹一声，只能宣布下野走人。

    蒋介石到了广州，专门召见郑介民，表扬他在此次行动中“判断准确，处置得当”，尤其收买空军一节“功不可代”，接着又掏出一纸支票，作为对其奖励。

    这一次郑介民没有受宠若惊，而是隐隐有一丝失望。他原指望借着此次的功劳，蒋介石能答应他脱离军统。他的许多黄埔同学现在已经是师长、军长，率甲数万坐镇一方，让他羡慕得心里发痛。

    虽是军统“二把手”，但他却志不在此。陆大将官班发愤攻读，赢得“军事预言家”美誉。狗肉终于上了台面，与共产党谈判，大耍泼皮手段，令美国人也脸红。

    郑介民的心思，蒋介石心知肚明。这几年特务处的工作“成绩斐然”，戴、郑合作还算默契。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在武昌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要扩大特务组织，成立“中统”和“军统”，其中军统就以复兴社特务处为基础。考虑到戴笠资历难以服众，决定由湘军宿将贺耀组挂名为局长，戴笠副之，主持日常工作。至于郑介民的位置，让蒋介石颇费心思。戴笠打打杀杀是把好手，但沉稳不足，需要郑介民这样的人帮衬、提醒。但为了突出戴笠的地位，总不能让郑介民也挂个副局长职吧，只能委屈他做个主任秘书。

    郑介民心里窝火透了，屈居戴笠之下已经是颜面无光，但好歹还是他的副手，现在则成了僚属，这让他心里怎么也抹不直。

    从此，他干脆不沾军统的边，只是借口参谋部工作忙，分不了身，由着戴笠去折腾。此时戴笠正在扶植他的“江山帮”(戴为浙江江山人)，也正好借着郑介民的空缺，将亲信毛人凤提拔为代理主任秘书，开始建立起军统局的“戴氏王朝”。

    郑介民脱离军统局的想法由来已久，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个正宗的职业军人，应该在疆场上博取功名，特工一行终究不是正途。另外，他也看不惯戴笠，这家伙太好色，太嗜杀，太残忍，太没有道德观念和行为戒律。所以他开始找门路，托人情，希望蒋介石能开恩，让他在军队谋一席之地。

    蒋介石摇摇头，说：“郑介民没有自知之明，他的才能正在特工方面，带兵打仗他不行，那要有勇敢和魄力，这两样他都缺。”

    郑介民的老婆柯淑芳也摇摇头，用手指戳着他的额头训道：“死鬼，昏了头了！重庆这么多衙门，就数军统局肥得流油，现在市面上汽油比金子还金贵，毛秘书(毛人凤)定时按点往家中成桶的送，还有缉私没收的紧俏货也不断弄来。你一走，谁还买你这壶凉茶水。家中八个孩子都张着嘴，靠你的薪水，能过上舒心的日子？”

    戴笠听说郑介民要离开军统，也是一阵紧张。他太横行，得罪了朝中不少要人，如陈立夫、陈果夫，他们都在蒋介石面前攻讦戴笠将军统局变成了“独立王国”，提醒蒋介石要防止戴笠尾大不掉。蒋介石历来疑心大，已经私下打听了几次，弄得戴笠心里发毛。

    于是戴笠专门跑了趟郑府，恳劝郑介民不要离开军统：“郑主任如想要散散心，最近陆军大学办了个将官班，倒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局里的职务替你保留着，大事情还由你作主，我们一向合作愉快，不要弄个生人来，大家都别扭。”

    劝完了郑介民，戴笠又去见蒋介石：“郑介民要离开军统纯属谣传，但学生考虑他是黄埔二期生，居我之下有些不便，请校长能否变通一下，我个人名分是不重要的。”

    没想到戴笠竟替别人要起官来，蒋介石点点头：“我早说过，革命军人要想到做事，而不是做官，你能从工作考虑，替别人着想，这就对了。郑介民的事我早有打算，准备升任他为军事委员会第二厅中将副厅长，只是考虑到你是他的上司，反而是少将，因此颇费周折(因为军统局局长贺耀组是中将，戴笠的军阶很长时间都停滞在少将)。”

    戴笠连忙表示没关系，他并不在乎军阶的高低，他更看重的是掌握实权。郑介民就这样又被留了下来。

    到了陆大将官班，郑介民学习刻苦，尤其对特工理论、军事情报学、游击战等学科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英国人最早认识到了郑介民的价值。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郑介民作为非正式代表与杜聿明一道赴南洋参加同盟国军事会议，制定保卫新加坡的计划。

    郑介民早年在南洋生活过，又是个有心人，早对这一问题进行过研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魏菲尔高攀不上，他退而求其次，与魏上将的幕僚谈自己的想法。依郑介民的观点，魏菲尔坚守新加坡的战略是纸上谈兵：“中国人有句古话叫‘丢卒保车’，新加坡无险可守，根本挡不住如狼似虎的日军，不如集中兵力保卫印尼。另外，从作战心理讲，英军孤悬海外，士气不高，现在又有印尼为退路，人人皆有逃生之想，只有结背水之阵，置之死地而后生，才能同仇敌忾，踵不后旋。”

    这些话传到魏菲尔耳中，他耸耸肩膀：“请转告郑将军，我也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叫‘杞人忧天’。他的那些顾虑是不着边际的，女王陛下的士兵不是懦夫，对付日本‘蚂蚁’绰绰有余。”

    魏菲尔的话音未落，日军进攻新加坡的炮声就证实了郑介民的判断。只不过转瞬之间，日军的铁蹄就踏上了新加坡，六万多英军死伤惨重，魏菲尔仓皇逃往印尼。

    痛定思痛，魏菲尔开始对郑介民刮目相看。在布置防守印尼战略时，他专门邀请郑介民参加，称他为“杰出的军事预言家”。

    许多在华的美军顾问对郑介民也有耳闻，于是相邀结伴而来，让郑介民预测一下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这在当时是盟军的最高机密，大家只能捕风捉影，信口开河，郑介民却是毫不含糊，语气像板上钉钉一样：“1944年6月定有好戏。”

    时间居然精确到月，这就让许多人大摇其头了，然而事实证明郑介民的判断是准确的。就连美军驻华总司令魏德迈也在蒋介石面前竖起大拇指：“你们的郑将军很有战略眼光，像这样的人才，放在美国，是会受到相当重视的。”

    蒋介石也感到脸上有光，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扬郑介民：“事事留心皆学问。郑介民能得到盟军的重视和好评，对战争的发展、结果屡屡判断准确，因为他是个有心人。我们今后要打胜仗，就要对地形、天文、海洋、民情民俗，乃至人的心理都要有所研究。”现在，蒋介石已把他作为多面人才来使用，军统局内一些出头露面的事多由他来负责，比如主持建立中苏情报合作所，协助戴笠建立中美合作所，参加中美联席参谋会议。就连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也指定由郑介民负责保卫工作。以上各项工作，郑介民一概胜任愉快。

    但郑介民也有挠头的事，就是与共产党打交道。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除了在战场上较量外，谈判桌上也是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因为郑介民长袖善舞，能言善辩，蒋介石又圈定他为军调处北平办事处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与共产党打嘴仗。

    郑介民头皮当时就麻了，与共产党打交道不易，可不要让北平成了自己身败名裂的泥淖。他向戴笠谈了自己的心事。

    戴笠却是兴奋得直拍大腿，连说机会难得，“都说本局的同志狗肉上不了席面，现在老头子也让我们做正经事了，这个决定很英明。战后的工作重心是对付共产党，看来本局的业务又要迎来新的发展，新的扩大。你放心地去，局里全力支持，要人有人，要经费有经费，这是我们当前的头等大事。”

    近墨者黑。郑介民自以为儒雅，但他在军统中混久了，思维及行事方式中也不经意地染上了泼皮的习气。国共谈判本是十分严肃的事，他却喜欢搞一些见不得人的鬼名堂，盯梢，窃听，栽赃陷害，贼喊捉贼等等，不一而足。郑介民曾密令特务罗日明派人跟踪住在北平饭店的中共工作人员，阴险地说：“注意他们是否去八大胡同的妓院，一旦发现，马上给我抓起来。我要让共产党出个大丑！”特务报告抓不到共方人员的一点辫子，郑介民咬牙切齿地一跺脚：“你们真是饭桶。难道共产党就不是人，就没有一点破绽？”得知这些情况，美方代表感到脸红了，说：“郑将军，指望这些小动作，是赢不了谈判的。”

    郑介民心里也很窝火，共产党人太难对付，好像个个都是天生的外交家，斗争有理有节，有张有弛，总让己方处于被动。他摇头长叹，“我这样做，也是不得已，美国佬还充什么假正经。这份差事看似体面，其实却是苦不堪言。”

    戴笠失事，郑介民接班，无意中破了一桩共党大案。保密局长的椅子还没坐热，就被不起眼的毛人凤硬生生地鸠占鹊巢

    1946年2月，戴笠乘飞机在南京附近失事，军统局群龙无首，作为“二把手”的郑介民顺理成章地接了戴笠的班。不久，军统进行大改组，换成了保密局的招牌，郑介民又成了保密局的第一任局长。

    新官上任三把火，郑介民决心露两手给“老头子”看看，他干得不比前任戴笠差。破获中共北平地下组织是他经常吹嘘的“杰作”。

    一天深夜，郑介民正在北京军调处的寓所伏案读书，突然有人敲门，保密局“王牌”报务员赵荣德一头汗水地闯了进来，拉着他就往机房走。

    “去机房干什么？今天又不是你当班。”郑介民不动声色地问，心里却明白一定发生了大事。

    “晚上被老婆数落了一顿，家中不得清静，所以躲到机房来。嘿，还多亏老婆这一闹，你猜我听到了什么？”赵荣德一边解释一边调弄着电台。

    一道道陌生的电波回荡在郑介民的耳边，他是个内行，当年办中苏情报合作所，他主抓的就是无线电通讯。

    郑介民神色凝重起来，十分肯定道：“这是共党间谍的秘密电台，这波长、频率、指法，我都似曾相识，而且一定有苏联人在背后。通知北平军警当局会同我们的人，带上刚从美国进口的探测车，一定要当场抓获。”

    赵荣德坐在那辆进口探测车中，追踪着神秘的电波，随着他的一个手势，车子停在了兆东街24号。他跳将下来，一脚踢开大门，身后几名保密局特工如同饿狼一样蹿了进去。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间，中共地下报务员李政宣和他的妻子张厚佩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捕了。李政宣很快叛变，出卖了中共北平地下组织。

    郑介民本来算定此事一定有苏联人的背景，有心抓住把柄，给苏联人一个难堪。但他亲眼目睹了李政宣使用的电台后大失所望，这不过是一架经过改装的老式电台。“共产党神着呢，他们的土家伙，有时比美国人的洋玩意还管用。”郑介民打心眼里佩服。

    尽管上任伊始就撞上了大运，蒋介石也好好夸奖了他一通，又将他提升为国防部次长，但郑介民却没有坐稳保密局长的位置。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一向不起眼的毛人凤公开站出来向他叫板，硬生生地将他的局长宝座掀翻了。

    但蒋介石并没有对郑介民失去信任，这也是郑介民的滑头之处。因为他“惧内”的名声在外，一切贪赃枉法的事都推给了夫人。假如有人向蒋介石告御状，蒋介石也只得苦笑两声：“郑介民我是了解的，尚称清廉。只是家中河东狮吼，他也是不得已，这种怕老婆的人虽说没有太大的出息，但使用起来也让人放心，不会轻易越轨。”所以他还一度考虑让郑介民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后来又打算让他负责组建新式机械化部队，试试他究竟能否带兵，但这些都因为形势变化太快而搁浅了。

    有蒋经国背后撑腰，郑介民卷土重来，斗得毛人凤积疾归西。因黄阳辉一案百口莫辩，只得自杀了结，蒋介石追赠他为“一级上将”

    自国民党溃败撤逃台湾后，郑介民一度离开了特工系统，毛人凤成了台湾的“特工王”。但没有多久，郑、毛斗法又续写了新的篇章。郑介民虽然心计不如后者，但他有一个毛人凤不可比拟的优势，那就是他是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

    蒋介石逃到台湾后，痛定思痛，认为国民党的派系斗争是造成大陆失败的重要原因。现在，他只相信一句话：“血比水浓”，蒋经国才是最亲的人。因此定下一个原则，一切工作重点，都要保证父业子传的顺利进行。

    蒋经国血气方刚，他对国民党的老一辈早就看不顺眼，认为他们腐败、无能，所以要扶植属于自己的新生力量，其核心就是与他前后从苏联留学回国的国民党员，郑介民正是沾了这个光。

    郑介民早把毛人凤恨到了骨子里，此番卷土重来，下手绝不留情，先是在蒋经国面前聒噪，将毛人凤负责的大陆工作处劈手抢过，接着又攫得台湾国家安全局的大印，当上局长。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烧向了毛人凤，把保密局降了一个档次，改为国防部情报局。另外在业务范围上也加以限制，只要他们负责大陆与海外工作，岛内的那一摊子，一概移交司法部调查局，毛人凤经营的家当被他剥夺了一大半。

    毛人凤性格内向，这满腹的苦水只能一个人强咽着，终于积郁成疾，于1956年患肺癌在台北去世。他与郑介民斗了这么多年，终于还是郑介民笑到了最后。

    毛人凤一死，郑介民也开始走下坡路。他与美国人的关系一向尚称融洽，经常参加一些涉外工作，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有“军事外交家”的称誉。这使他有点得意忘形，有些事开始借外人以自重，张口闭口“这是盟邦的意思”，却忘了蒋介石是疑心重的人。

    “黄阳辉事件”让蒋介石疑心大发，并最终送了郑介民的命。

    黄阳辉是台湾当局通缉的对象，公开的罪名是“共产党员”，其实此人与中共没有一点瓜葛，是个地道的台独分子。他在台湾建立了共和党，风马牛不相及地将之扯成美国共和党的分支，还说美国政府有意将台湾变成美国第五十一个州，那时，台湾的共和党可以参加美国国会议员的竞选。乱言惑众，台湾岛也曾被他闹得沸沸扬扬，连不少名流都成了他的追随者。

    蒋介石不敢掉以轻心，掷下手令，立即捉拿黄阳辉归案。

    黄阳辉身后有美国人支持，闻听风声后就一头扎进美国人的宅子中躲起来。但郑介民毕竟是老资格特工，有的是耐心，守株待兔等了整整两天，终于将这小子捉拿归案。

    但郑介民低估了黄阳辉与美国人之间的特殊关系。黄阳辉被收监后，美国人即来探监。在台湾，美国人比在他们自己国家更随心所欲，台湾上下也轻易不驳他们的面子。于是他们在狱中转了一圈后，黄阳辉就仿佛地遁一般在狱警的眼皮底下“蒸发”了。

    蒋介石这一下不由怒火冲天，他甚至怀疑是郑介民与美国人勾结，合演了这出“捉放曹”。郑介民不敢将这盆污水朝自己身上扣，辩白了几句。这就更激起了蒋介石的怒火，那腔调让人感到阴森森的：“是啊，你现在出息了，有美国人撑腰了，也没顾忌了，你弟弟郑挺锋身为国家官员赴美逾期不归，你的长子现在也在美国，你也可以不听我的话一走了之嘛。”

    这番话让郑介民心惊肉跳。为了洗清自己，他向蒋介石保证：三日之内破案。

    三天的期限转眼间就过去了，案子毫无头绪。蒋介石也不客气，当即下令给郑介民记大过两次，并下令一周内必须结案，否则，所有经办人员一律军法处置。

    别说一周，就是一年，郑介民也是束手无策。他并非对黄阳辉的情况一无所知，他甚至猜到黄阳辉藏身的具体地点，但那里竖着美国星条旗，他是望洋兴叹。如果贸然行动，引起美国人恼火，发起难来，蒋介石还是要打他的屁股。

    1959年12月11日，即黄阳辉从狱中逃跑后的第22天，台湾中央社报道了郑介民的死讯，死因据说是心脏病突发。但知情者都清楚，郑介民是引咎自杀，以死来表明自己的“清白”之身。

    郑介民之死，让美国人大为触动，这件事闹到如此程度，已经有损美台关系了，于是将黄阳辉抛了出来了事。

    蒋介石也是心生歉疚，两次去殡仪馆参加郑介民的悼念活动。台湾当局也随之发表褒奖令，追赠郑介民为一级陆军上将。郑介民活着时梦寐以求的东西，在死后总算是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