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的理想型有一种罕见的混合性，即把大道理与小道理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让你觉得他讲的大道理一点儿也不空洞无物，小道理一点儿也不鸡毛蒜皮、小题大做。
“为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而不懈努力。”任正非总是能赋予理想主义实际的、可接触的、可亲近的内涵，而不是高高在上或纯粹形式主义。在华为，他的理想主义是十分自然的，已经到了见怪不怪的地步。他说生存艰难和问题与他说理想没有什么区别，“华为存在的问题不知要多少日日夜夜才数得清楚……但只要我们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探索、不断地自我批判、不断地建设与改进，总会有出路的”。
理想和现实，在华为的确是没有什么区别。因为理想是要变为现实的理想，现实是要改进得更好的现实。华为人对于任正非的理想主义非常习以为常，以至于耳濡目染，以至于外人总是会说，“你们这些人，一看就是华为人，总有点儿地方不对劲”。这个不对劲表现在，我们对现实并不是完全按其本来面目接受的，而是以一种发展的眼光去看它，认为它应该可以变得更好，我们也不嘲笑理想和看起来似乎不可能的事情。在华为，我们真正明白了“Just do it”和“Impossible is nothing”的含义。
我说过，遭遇华为、遭遇任正非，不可能不激发出新的认识，不可能不去琢磨、掂量新的企业方式。而随着写作的进展，我对此的体会更加深化细致了。写着写着，我就会联想到社会、现实、个人在现实中的发展等不同范畴、不同性质的事情。比如现在谈起的“理想”，越写越让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已。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这样写太打岔，脱离了主题，应该收敛一下。但是被激发出的灵感和思想，难道其本身不就是对评论对象最好的评论吗？
现在回想在华为的十几年，我越来越觉得这是一家能激发人的潜能的公司。或许这样的感觉与我本人的理想主义色彩比较浓有关。
身为一位企业家，还是要有点务虚能力的。在这一点上，任正非是把好手。他很喜欢旁征博引、评点历史。“我们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变法，虽然对中国社会进步产生了不灭的影响，但大多没有达到变革者的理想。我认为，面对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他们的变革太激进、太僵化，冲破阻力的方法太苛刻。如果他们用较长时间来实践，而不是太急迫、太全面，收效也许会更好一些。其实就是缺少灰度。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并不是一条直线，也许是不断左右摇摆的曲线，在某些时段来说，还会画一个圈，但是我们离得远一些或粗一些来看，它的方向仍是紧紧地指着前方。”
在我们中国，现实和理想的关系是很明确的，似乎早已约定俗成了：现实是残酷的，理想主义是脆弱的，理想主义在现实面前总是要摔跟头的，一个人不能太理想主义。这几乎成了每一个人都具备的常识。大量理想主义者失败的教训也不绝于耳。以至于商业的现实环境之差—极端点说—到了只有奸商、只有贿赂、只有不正当经营、只有暗箱操作、只有消费者权益被忽视才能成功的地步，而这种成功甚至成为社会默认、羡慕的成功，“只要不顶风作案就好，抓住、逮住了是你的倒霉”。在现实中，似乎成功的总不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总是失败的。
尽管如此，有理想的人和事，在中国并不罕见。历史上，理想主义的巨大力量和魔力，我们也是体验过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说理想主义就一定没有市场，一定会失败。我们要对理想的情况进行一定的厘清。
要全面认识理想主义，我们就要区分长波理想和短波理想。有一种理想主义具有长波效应，即在一个历史转折时期会出现一个新的社会理想，之后的几十年这个理想会成为影响社会的主导力量，由此改变中国的面貌。这种情况自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发生了好几次，戊戌变法、中华民国诞生、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可以说都是这些长波理想的起点。应该说，长波理想还是颇有成绩的，我认为，是它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变迁模式。在中国古代社会，社会的变迁主要依靠朝代的更替，而近现代史以来，社会变迁主要由这种理想主义驱动。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最大、最长的长波理想便是“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这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全跨度的长波理想。这个理想的渗透力是如此之强，以至于100多年来，有无数仁人志士为此抛头颅洒热血，寻求救国、兴国之路。尽管在这个长波理想的过程中，我们历经各种磨难，有时甚至难免会将其夸大，但它仍然不失为中国的核心动力，被各个时期的中国人所接受并实践。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有理想的人是空有理想，“百无一用是书生”，说的其实不是书没用，而是理想没用—但是没用的理想一般指的是短期的理想，即短波理想。这种短波理想往往以为，做了某件事、解决了某个问题，便从此天下大吉，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我们曾经以为有了北洋水师，就可以一举成为世界强国；有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可以解决共和与独裁的问题；有了北伐战争，就可以一举打破国家的割据局面；有了“大跃进”，就可以马上超英赶美……而事实上这些都是短波理想失败的经典例子。当然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在此我只想说明一点：越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就越容易导致期望落空。近现代史的100多年，短波理想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然而，中国仍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和进步。应该说，这是长波理想的胜利。我们说理想与现实对立而且经常处于下风，却往往只是看到了短波理想的急功近利所造成的不好后果，却不知，如今的现实往往是受到长波理想的影响所致。
现在的中国，又面临了一个新的长波理想的生成。自20世纪末以来，我们就习惯说或愿意听到：“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应该说，这是“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或“振兴中华”这一长波理想之后的下一个长波理想（我个人认为，世界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2008年，可以说是近现代史理想告一段落的标志。上一个长波理想以达到了中国与世界互相平视为终点）。现在，中国处于中国世纪这一长波理想波形的萌芽期，应该说这个理想还没有成为一个客观事实，也不一定是一个必然的发展结果，不过是中国人的集体梦想或寄托。的确，这是一个伟大的梦想。但这是不是一个伟大的一相情愿、一个美妙的白日梦呢？还没有人知道。如果未来证明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幻想而成为一个基本事实，那一定是因为中国产生了大批的杰出者、卓越者。
这些人的表现将决定21世纪能否发展成为中国世纪，并规定着中国世纪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层面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实质内容。中国世纪要实现，必须要由这些人开启经济、文化、政治的新思路。只有在这三个主要社会领域里有卓越贡献的人，才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世纪的缔造者。这样的想法，是一种主观努力，还是一种痴人说梦，或顶多只能称之为中国的可能性？其实没有人知道。而能否实现，只能看结果。在这一结果最终实现之前，我们仍然要一边产生理想，一边生怕理想落入空谈。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于强国富民，中国人的探索已进行了很久，取得了相当不容易的进展，却发现社会的改变仍然有一种宿命性，仍然未达到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高度、深度和广度。我们的社会还有很多缺陷“阻碍”着中国世纪的到来，还有许多事情等着人们去启动、去完成、去创造、去挑战。
不管关于中国世纪的想法是否虚幻，能够在经济领域、文化领域、政治领域有卓越贡献的人，必定是十分擅长驾驭短波理想，并能使之和长波理想良好吻合的人。
理想尤其是短波理想在改变中国社会方面，走得何其艰难，至少到目前为止，权势和历史沿袭的力量起的作用要大得多，理想的作用在它们面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在经济方面，这种现象就更显而易见。改革开放以来，理想一度再次兴起，然而它却在商品社会的全面到来之际，迅速触动了权势和历史沿袭力量的反弹，表现为控制型经济、垄断型经济、关系型经济、投机型经济加速膨胀。想在商界说理想，不啻是痴人说梦。幸亏还有少数人，极力地以自己的行动自觉不自觉地抗衡着这些力量。华为的任正非便是其中一个。
华为的成功使我们认识到，对中国企业而言，理想作为一种非对称竞争优势特别有用。
理想型在华为具有压倒性的表现。在别的地方，如果你老跟用车、考核、采购等事较真，一来你会碰壁，二来你会被说成理想主义。其实这是权势的力量在起作用。和别的企业相比，权势的力量之所以表现得很弱，是因为华为有一个巨大的非对称性竞争优势，即任正非以及他的理想型。而且，真正厉害的还不是任正非的理想，而是他实践理想的方式。为何任正非的理想主义不那么脆弱？因为他在理想主义中加入了非常多的外部杂质—如“灰度”或“灰色理论”，如“实事求是”，如“自我批判”，如“群体奋斗”，如“压强原则”，如“均衡”，如“人力资源的增值大于财务资本的增值”，如“在思想上艰苦奋斗”，如“友商”，如“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如“委曲求全是人生最大的美德”—这就使得任正非的理想主义色彩变成“灰色”，几乎让我们看不出他还有理想主义。然而就像钢加入了异质元素后分子结构会变得更强，任正非的理想主义也因此具有了大大不同于以往我们所知的理想主义的刚度、强度和韧度。
任正非的灰色理论体现在：理想主义不是为了好看，也不是为了让它散发出表面的光彩夺目，理想主义所要求的合理性是要在日常的工作中实现的，而不是为了拿来和现实对抗、碰撞的。
华为的实践告诉我们，没有所谓的好企业，只有企业。先验中的好企业是不存在的，后验中的好企业也是不存在的。不能因为有理想，想办好企业，就要求别人对你的企业怎么样，不能一遇到困难就抱怨环境。是的，很奇怪，我们很少听到任正非抱怨。在他的心目中，所谓的好企业，不是整天说自己有多好、有多少领先的技术和优秀的产品，而是—以市场为领地，以客户的满意为唯一的检验，没有任何退路和侥幸，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脱颖而出。而且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事，企业时刻有可能会经历各种考验和挑战，稍不留神，便会沦落为平庸或遭到淘汰。
为什么是华为？华为为什么……以前我们不仅会听到别人问这样的问题，我们自己也会时不时地产生这样的疑问。现在我们知道了，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任正非是理想型企业家。理想型，是一种非对称竞争优势，一种巨大得无可比拟的力量。由于它无滋无味、由于它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华为的同行、竞争对手对其知之近无。难怪很多失败了的同行无论如何都想不通：为什么华为能比我更成功呢？难道任正非真有什么背景？
谈论任正非为什么又说起了理想主义？是否扯得太远了？
说起任正非和华为的理想主义，其实也很无奈，因为任正非所做的，本来不像是理想主义，他不过就是老老实实地做了点本分的事情—尽最大努力地诚实经营，服务尽可能为客户着想，建立团结合作、作风踏实的企业文化以吸引、凝聚员工，不营私舞弊、不拉帮结派，在研发上投入重金以开发出能和国外企业相竞争的产品和技术等—一点儿也不玄奥。我之所以大费周章、东拉西扯地说什么长波理想、短波理想，并不是想故意复杂化理想。理想主义、理想型都是很好理解的概念，关键是实践。一说到实践，我们就必须东拉西扯，为的是让大家从身、心两方面感觉到，不管从哪个角度、层次看，实践在我们国家都是很难的，尤其还是实践理想，这简直是难上加难。
任正非的理想型，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我将它诗意地形容为“万路丛中我择其艰”，其字面上的意思是“在一万条摆在我面前的道路中，我独独要挑选最难走的那一条”。我想说的是：华为不是不投机，而是坚持一种高级的“机会”主义，即要在企业经营的几乎每个方面，走最基本因而也最艰难的道路，通过自己的点滴努力取得进步，一点点获得客户给予的机会，不轻易浪费每一个机会，并以此去证明华为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满足客户的要求，以此进一步吸引客户给予更多的机会。从这个角度看，华为的理想主义甚至够不上理想主义，我们反而应该问：“为什么别的企业不走最基本的道路？”
或许因为现实中权势和历史沿袭的力量太大，理想被搞得灰头土脸，退隐在不知什么地方，所以哪怕任正非只是做了一些最基本的具有合理性的事情，比如善待每一位客户的“普遍客户关系”，他的理想色彩和威力就显得很大。
度过了“万路丛中我择其艰”中最初的艰难，华为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迅速找到并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商业模式，先是不自觉地“以市场为领地”，后来就变成了自觉的“服务好、质量好、成本低”，另一方面又充满灰色和灵活性。在任正非的理想型的驾驭之下，华为没有简化为一个捞钱的工具，而是在各方面进行改良、改进，保留了未来无限量发展的可能性。最难能可贵的是，它保留了成为世界级企业的可能性。
有道是，理想型造民企，总有成为世界级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