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去看前面我写的东西，我悻悻然地发觉这些文字有点粗粝，其形状也有点混沌，还不够知本主义的味儿。尽管如此，我还是十分欣慰地对自己说：我已经涂涂抹抹地画出了我所认知的任正非的内在形象—一架竞争机器。我已经不可能改得更好了，否则就不是我原汁原味的想法，而且描绘得好不好也不全是文字本身的缘故。怎么说呢？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
任正非也有一种粗粝性。不是悬崖峭壁的粗粝，不是陨石的粗粝，不是戈壁滩石头的粗粝，不是碎玻璃渣的粗粝，而是一种鹅卵石的粗粝，是不管经历多长时间河水冲刷、洗磨、浸泡，即使棱角没了，我心仍然坚硬无比、仍然顽固不流俗且默默承受一切的粗粝。这种粗粝—至少在我的印象中—任正非在创办华为之后直到现在都还保持着。描绘任正非这样有质地有内涵的人，抹去其粗粝性，显然是得不偿失、南辕北辙的。就像梵高，如果在他的绘画中，没有那特有的短促、郁结和粗犷有力的笔触，怎么可能画出人的精神深度，又怎么可能震撼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
闭上眼睛用心端详着这个我千辛万苦画好的竞争机器的形象，我反而说不出话来，真的就是这样的吗？为了防止可能产生的自我怀疑感，我任由心绪顺着那些层层叠叠出来的线条来回游荡。渐渐地，受到这些线条的触动，我在心里再次勾勒了一遍任正非的内在形象。在勾勒的某一刻，我突然醒悟到，原来我如此执著地去涂涂抹抹，无非是要把任正非当做华为这个企业组织的“原型”，因为他比华为公司更具有机器性，更具有成为企业原型的资质。想到这一点对我很重要，否则，我不知道要把任正非“吹捧”到何等程度。这样想着，那种几乎要发芽的自我怀疑感就立刻烟消云散了。
任正非让我们见识到了一位中国本土诞生的伟大企业家，其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超越了个体性，具有某种“企业原型”的价值和内涵。
有了任正非这个企业家坐标，对华为来说，就相当于用最简单的方法，做了世间最复杂难办的事—在中国造就一家世界级公司—这是华为这个企业组织的幸运，也是所有华为人的福气。这是华为这家新型企业虽然起步十分平凡、发展无比复杂，虽然涉及的各种事物无穷无尽地多，但华为人却很单纯的原因。所有的复杂性和千头万绪全集中在任正非那里。
任正非如何负荷得起？
按照顺藤摸瓜法，我们已得知他通过变成竞争机器而具备了巨大能量，到目前为止，这是战无不胜的能量。
这样战无不胜的竞争机器，有着怎样的内在之核引擎？
2008年是多事之秋。南方的雪灾、汶川大地震、“三聚氰胺”事件、世界金融危机……
出版商真是会选时机。这一年秋天出版的著名富翁、投资奇才巴菲特的传记，书名叫做《滚雪球》，它来自巴菲特的一句名言：“人生好比滚雪球，重要的是发现湿雪和一道长长的山坡。”若是在别的年份，这句话完全可作为纯粹的人生智慧格言，让他的崇拜者、追随者钦佩不已。但那是2008年，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那年，因此“雪球”听起来不仅是比喻，竟有点像实指。或许应该说，巴菲特作为一位智者，早就料到了，人生再怎么精彩也不过恰如在雪地里行走—商界终究不过是一个寒冷的所在。
“只有在突然退潮的时候你才知道谁在裸泳。”这也是巴菲特的名言。对于工商界、金融界乃至全球经济来说，2008年是一个格外刺骨的寒冬，似乎是专门用来检验那些在过去享有盛名的能人、企业家、大公司和经济体的。我们突然发现，其中有很多人都在“裸泳”。如何度过这个寒冬？
2008年年初，南方的一场突如其来的雪灾，一下子让长期生活在温暖气候的人们陷入了困境。这激发了我的灵感：只有那些始终处在“冬天”的人，那些从身体到头脑到心态早就习惯寒冷的人，才能更容易地熬过寒冬。
说巴菲特耐寒，应该没人反对。他是一个始终能够独善其身的金融界传奇。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时候，他的定力和睿智就让人佩服不已。巴菲特是个充满智慧的人，理性、冷静、毫不留情，可以说他在精神气质上是一个有“冬天意志”的人。他的头脑似乎永不发热，不管股市是牛市还是熊市，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价值投资理念。只有当一只股票的价格严重低于其价值时，他才会作出买入的决定。而一旦买入，他就不会再理会股市的喧嚣起伏，也不会再管环球的“冷”与“热”。
巴菲特的这份淡定、从容、睿智以及不流于俗套的大无畏，我在任正非身上也看到过。
“世界上我最佩服的勇士是蜘蛛，不管狂风暴雨，不畏任何艰难困苦，不管网破碎多少次，它仍孜孜不倦地用它纤细的丝织补。数千年来没有人去赞美蜘蛛，它们仍然勤奋，不屈不挠、生生不息。我最欣赏的是蜜蜂，由于它能带给人们蜂蜜，所以尽管它会蜇人，人们也还是对它赞不绝口。但不管你如何称赞，蜜蜂仍孜孜不倦地酿蜜，天天埋头苦干，不会因为赞美而产蜜多一些。胜不骄、败不馁的品格，在它们身上完全反映了出来。在荣誉与失败面前，它们平静得像湖水一样……”
这正是任正非的自我写照，其中的沉郁、疏朗，竟与古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情怀异曲同工。这也是任正非所写文章中我最喜欢的一段话，正因为这段话，我非常排斥用“狼性”来描述任正非和华为。这哪里有一点传说中“狼”文化的急功近利和老谋深算？与其说任正非是“狼性企业家”，还不如说他是“蜘蛛企业家”—当狼在日渐险恶的现代环境里变成一种濒危动物时，蜘蛛与蜜蜂却仍逍遥自在。
我们不见得能看到任正非的逍遥自在，但可以确信的是，他一定会继续像蜘蛛和蜜蜂一样勤奋如常，该织网时织网、该采蜜时采蜜，不会因成功而得意忘形，也不会因一时受阻而妄自菲薄。对于这场全球金融的寒冬，他会不会觉得似曾相识？会不会再次激起他趁机让华为大大向前跃进一步的抱负？
早在2000年年底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任正非就在《华为的冬天》一文中告诫华为员工：“网络股的暴跌，必将对两三年后的建设预期产生影响，那时的制造业就惯性进入了收缩。眼前的繁荣是前几年网络股大涨的惯性结果。记住一句话：‘物极必反’，这一场网络设备供应的冬天，也会像它当初热得不被人们理解一样，冷得出奇。没有预见，没有预防，就会冻死。那时，谁有棉衣，谁就活下来了。”
这篇文章被传诵一时，“冬天”、“棉衣”甚至成了记者、企业家、管理专家不经意间就会说出的“术语”。没有人不佩服任正非的先见之明和他极其强烈的危机感。但任正非所拥有的绝不仅是预见和危机感，他具备一种罕见的能力，在任何时候总是从最严苛的生存条件出发去面对现实、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华为人知道，他的嘴里说出来的永远是“未来两三年是公司最艰难的发展时期”。任正非是个心态上永远处于冬天的人，长期的艰难、严峻、冷静、超然，在他的心中早已凝聚为一种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硬邦邦的“冬天意志”。这是他的“堡垒”—既是发起进攻的基点，也是进行防御的根据地。
2010年，华为进入了《财富》世界五百强的名单，在电信设备制造行业，更是进入了业界的前三名。这证明任正非又一次将危机化做了提升自己的机遇。
“失败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的，大家要准备迎接，这是我从不动摇的看法，这是历史规律。”这句话也许可以当做任正非“冬天意志”的注脚。
媒体或许可以以欣赏的眼光看待任正非和《华为的冬天》，但企业家绝不能只停留在这个程度。对于企业家而言，仅有危机感是不够的，临时抱佛脚是没用的，而关键是要具备一种能力—一种毫不留情地始终把自己放置在生存最严峻边沿的能力，我称之为“冬天意志”—这也是任正非这架企业家机器的内核。它是原子核，我们根本无法了解它究竟是怎样运作的，又包含些什么，我们不能不懂装懂，只能姑且称之为“冬天意志”。
对于不懂的事物我们如何去解读？
本来我们是无法解读的，可是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没有“冬天意志”的企业家，存在着大量熬不过冬天的企业。我们以山寨机作对比来说吧。
“山寨机”是一种杂牌手机，也被称为高仿机，已经从几年前的黑手机(走私手机、套牌三码机、五码机)发展到现在的高仿机和智能手机。这些手机功能极其丰富，价格极其低廉，外观极其新颖……很多人承认，“山寨手机”的智慧总能敲打到我们最无奈的那根神经，也让一些缺乏创新精神的国产品牌无地自容。而现在，山寨机已经成为一种非主流手机文化。
全球手机产业是新兴产业，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起步，而我国也差不多是在同时起步的。但是直到现在我国的这个产业还和“盗版”紧密联系在一起，基本没有形成什么品牌和竞争力。这不能不说是对身处这个产业的企业的一种讽刺。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华为。华为最早从香港进口小交换机到内地卖，当时全国上下从农话到国家骨干电话网用的全是国外进口的设备，产品可谓“七国八制”，而像华为这样的以倒买倒卖为主的小厂家不计其数。但20年后的今天，华为已是全球通信领域最全面的设备制造商，在固定通信、移动通信、数据通信、光网络等领域都是世界少数几个主要供应商之一，也是中国最有声誉、最具全球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
华为的成就让人佩服，有人会说这是它所处的行业好的缘故。行业不同是事实，但华为起步所处的环境一点儿也不比中国手机、汽车、计算机、软件行业更好：大量的杂牌机器和小厂商充斥市场，世界上最著名的大企业和品牌已经占据了多数市场份额，自有技术和专利几近空白，国人对外国品牌的无限信任以及对国内厂家的轻视，客户的高高在上与制度的不规范……无一不可置华为于死地。华为的发展，是一部持续20年在生死存亡的边缘挣扎的历史。
因此，“冬天意志”绝不是一种单纯的危机感，而是一种不可分割的整体思维—行为方式，即持续地对生存环境作出正确的判断，继而采取行动。危机感就像南方人对冬天的认知，虽然知道冬天可能会下点雪，却并不真的以为寒冬会来临。寒冷对他们而言是突发事件，并不是常态。而具备“冬天意志”的人则仿佛是长期生活在冰天雪地里的爱斯基摩人，寒冷早已构成了他们身体和意识中的一部分。任正非一直所处的思维环境就是如此。当我们谈论写于2001年的《华为的冬天》的时候，他已经在冬天里待了13年甚至更久。
他的每一句话似乎都是“冬天意志”的注脚。“10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怎么可能有荣誉感、自豪感？他的危机感不是装出来的，而是达到了开口就是的地步，达到了每一个行动都是对寒冷的条件反射的地步。
他“条件反射”地做了什么？主动实行员工持股制，解决了最基本的利益机制问题；主动进行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使企业有了产品和技术的根基；主动推行“普遍客户关系”，使营销和服务在开始就有正向的导向。要知道，当初主动采取这些行动的风险要比不行动、不主动的风险还大。只是多年以后很多风云一时的企业回过头去补股份激励、研发和客户关系这些课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华为在起步的时候夯的基石确实比别人的坚实了许多。这让它节省了很多从头再来的时间，也让它具备了越发展后劲越强的能力。
实际上，“冬天意志”从骨子里就符合中国人的思维特质，即中华文化几千年养成的独特的忧患意识，这在杰出的中国人身上或者从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那里，都可以感受到。这也与司马迁所描述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忧患意识不是空谈，而是结合了思想和行动的一种能力，是在困境之中采取行动，是超越困境本身。只有这样，你才能做出一些与众不同的成就，而成功与失败，让别人去评说。何况，“千秋功罪，何必要评说呢？何必要等到评说呢？没人会给你评说。”
华为，也可以说是任正非的发愤之作。在20年前，我们不会去期望这样的公司诞生，到今天这样的公司仍然不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各行各业中也还很少会见到这样的公司。不深憋一口气的人，不会去做这么清苦、漫长的事业。不这样做的人，不还是有大把致富成名、事业有成的吗？
忧患意识、“冬天意志”的道理谁都懂，但竟然有人在当今这个时代还这样实践，就不好理解了。这种不理解才是真正的不理解：一说起来道理都懂，一行动起来，便什么都不按道理行事。因此，骨子里承载着古代理想人格的人是可怕的。清朝有个这样可怕的人，叫曾国藩。国外也有，名叫巴顿。他们事功卓著，却有一种人格上的深沉，独独地散发着远古的光辉，当然也不为流俗所理解……虽然任正非是一介商人或企业家，但他还有点别的东西让我们觉得既陌生，却又熟悉。
熟悉的是其中的文化心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毕竟深藏在中国人的心里；陌生的是现实—“没什么别没钱，有什么别有病”的犬儒心态—对这种文化心理的淡漠。对于华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好斗者看到了狼，爱钱的人看到了财富……但是只有感受到了任正非的“冬天意志”，才可以说华为对你是有意义的，是可以学习、借鉴的，否则光是华为不上市、任正非如此低调等就会让你觉得华为很怪。这也是如果单独看华为的某件事，不管你是深表认同还是格外排斥，总会觉得华为很奇怪，总会觉得它是一个谜的原因。如果没有意识到深藏在任正非心中的“冬天意志”，华为的事情曝光的越多，我们对华为就越觉得难以理解，越觉得神秘。你会发现它的语言用词是怪异的、不合时宜的：“不让雷锋穿破袜子”，“在思想上艰苦奋斗”，“集体大辞职”，“自我批判”，“小建议大奖励、大建议只鼓励”，“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烧不死的鸟是凤凰”，“从泥坑里爬出来的就是圣人”……不仅语言用词是怪异的，事件、活动也是怪异的：集体大辞职，大合唱，中研部将呆死料作为奖金、奖品发给研发骨干……
其实，怪异不可怕，难在坚持，难在一如既往的“怪”。任正非打造华为这个平台，是他的“冬天意志”的作用，是其在实践中的渗透。因此所有的事一放在华为公司这个背景下，就显得自然而然、恰如其分，并且卓有成效。对华为人而言，外人觉得怪的东西他们一点儿都不觉得神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你身处的环境真正地崇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然任正非不见得会这样去表述，他一般会这样说：“公司所有员工是否考虑过，如果有一天，公司销售额下滑、利润下滑甚至破产，我们怎么办？”—你怎么会觉得怪？你自然而然地就会充满忧患意识，这是不用学就可以掌握的东西。
所有的怪异都是这么产生的—一般人即使“知道了”也不去做，不仅不去做，看到有别人做了，反而会认为做了的人不可思议，不合潮流。任正非的最大谜团在于，他去做了，并取得了成功。虽然因为他的成功，别人不再“计较”他的怪，却仍看不到“怪”的真谛。“不让雷锋穿破袜子”，这不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而已，这是一个行为原则。这种事在华为尤其是早期的华为比比皆是。“先生产，后生活”，它的实质至今仍在华为蔓延，最近的说法叫做“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以奋斗者为本”是一种与“以员工为本”相冲突的原则，也与“以股东为本”不一致。但这些或许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一个华为人都应该且必须艰苦奋斗，否则只好离开华为。当然如果你不离开华为也没人赶你走，但是，你会觉得很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