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城内热得喘不过气来。火辣辣的太阳晒化了地面上的柏油。从早到晚在市中心区的街道上，都可以看见天蓝色的洒水汽车，在它那扇形的清凉的水流中不时映出片断彩虹，但丝毫也没有减轻这酷暑的威力。水落到灼热的柏油上，几乎立刻就变成了一股股温暖的水汽。在卖汽水的小摊和车厢旁总是排着长长的一队人。
夜晚也没有一点儿凉意。沉闷而干燥的空气似乎更加浓厚了，使人简直无法呼吸。
谢尔盖、格朗宁和罗巴诺夫三个人，在涅斯库花园深处最僻静的一个地方休息。他们躺在草地上，懒洋洋地交谈着。
“哎哟，”谢尔盖侧转身子，不由得呻吟了一声，“浑身的肌肉都在发痛！”
“自卫角力——是很有用的东西。”罗巴诺夫嚼着一根草杆，教训式地说，“干我们这一行的人绝对少不了它。我记得，沃龙错夫曾经有过这么一回事。”
一提到沃龙错夫，谢尔盖就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近来他们的关系更加恶化了。谢尔盖极其痛楚地忍受了自己的头一次失败。正因为当时沃龙错夫比别人更厉害地嘲笑了他的论点，而结果又显得完全正确，所以谢尔盖也就更加不喜欢他了。但在这互相之间的不愉快的气氛中，最主要的还是沃龙错夫对新同事的轻视态度。
因此，沃龙错夫在谢尔盖眼里就成了刻薄、吹毛求疵而又自负的人，这就必然要激起谢尔盖的愤怒。
“我在你们的沃龙错夫身上就看不出一点儿长处来。”他忿忿地说。
“嘿，你的这个看法是不对的，”罗巴诺夫心平气和地反驳说，“其实维克多是个不坏的小伙子，真的！”
“他是个爱找茬儿的小人，狗肚鸡肠的家伙！”谢尔盖发火了，“你们只不过是怕他那张嘴罢了。”
“哈，哈，哈！”罗巴诺夫大笑起来，“你听见没有，科斯加？爱找茬儿的小人……这说的是维克多！”
一直闷声不响的格朗宁听了谢尔盖最后的几句话，侧过身来，望着罗巴诺夫，生气地问：
“你高兴些什么？”他压了压火，很有分寸地又说：“科尔舒诺夫，您这是诽谤！由于个人恩怨，您的成见实在太深了。”
大家都默不作声地呆了一会儿。格朗宁重重地翻过身去，再也不看谢尔盖一眼。罗巴诺夫收敛了笑容，脸色也变得严肃起来。
谢尔盖由于他们的一致反对感到很不自在，“个人恩怨”——这几个字深深地刺痛了他。之所以刺痛。也正因为这批评是正确的。谢尔盖心里立刻就承认了这一点。他习惯于深厚而坦率的友谊，也喜欢以诚恳、爽直的态度待人，因此不由得为自己的激愤和显然不公正的论断而深感惭愧。同时他也觉得有些对不起人，这些人一贯被他当成自己的朋友，而他们也的确是他的朋友。
谢尔盖站起身来，踱过草地，走到格朗宁面前站住了。
“对，我承认，是我过激了。”他低声说，“我收回自己说的话。”
“这才像话。”科斯加扭过头来，半躺着把手伸给他，“在这种情况下，老弟，自尊心应当收到口袋里去。”
“好极了，太好了。”萨沙半戏谑，半郑重其事地说，“现在我可以再给我们年轻的同事讲一件事，作为教训。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你怎么这么爱吹牛！”格朗宁闷闷地说。
“没有的事，我只不过爱谈往事罢了。”罗巴诺夫抱屈地回答。
又是一阵沉默。
后来格朗宁站起来，抖了抖土，看了看闪光的表盘，说道：“走吧，伙计，要不然我的两肋都得躺出疮来了。”
他们穿过公园，科斯加在出口处和朋友们告了别。
谢尔盖忽然变得闷闷不乐起来。
多么想知道，莲娜现在在干什么呀！她正好在度暑假，大概已经离开莫斯科了。不过，也可能没有走吧？
“听我说，萨沙，”他突如其来地转身对罗巴诺夫说，“你愿意我给你介绍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吗？”
“为了什么？”罗巴诺夫小心起来，“你自己想看见她了吧？”
“不，不为什么，随便说说。”谢尔盖没料到自己的朋友会这样明察秋毫，以致一下子茫然失措了。
“那有什么，行。”罗巴诺夫同意说。
他们找到了公用电话，一起进了四面镶着玻璃的电话亭。谢尔盖拨了号码，听见一阵长长的铃声，可是他突然又坚决地把电话挂上了。
“我不给她打电话了。”他忧郁地说道。
罗巴诺夫惊讶地看了谢尔盖一眼，显然已经明白，是什么在他心中翻腾不安了。于是肯定地说：“那就别打电话吧。要知道，感情是不能勉强的。”
第二天晚上七点钟左右，莫斯科刑侦局的值班员向左托夫报告说：“在您这一区发生了重大的住宅失窃事件，请记下地址。汽车停在大门口。”
……
一个区民警分局的工作人员，在别象街的一幢新建的大楼内，在宽敞的、陈设华丽的住宅前厅里，迎接了刑侦局的值勤工作组。他把左托夫请到一边，简短地报告说：“现场的一切都保持着原状，住宅的主人是建筑事务委员会的负责人、总工程师舒宾斯基。他现在身体状况很不好，躺在饭厅的沙发上，我已经请过医生了。此外，”他压低声音又说：“根据他的要求，我已经给国家安全委员会打过电话，看样子，他这儿保存有机密文件。”
“委员会的人还没有来吗？”
“还没有呢，这就来。”
“舒宾斯基怎么样？”
“我看，不太好。”
左托夫吩咐他的随员开始视察住宅，但暂时不要到饭厅去，以免惊动病人。
这时，前厅的电铃响了。两个穿着便服的陌生人走进屋来，打听谁是工作组的负责人。有人把左托夫指给了他们。
“国家安全委员会佛洛诺夫大尉。”其中一个人一面向左托夫自我介绍说，一面把证件递过来，“请问您怎么称呼？”
“民警少校左托夫。请到饭厅来吧，大尉同志。我们先问问失主丢了些什么东西，然后再决定我们之间应该由谁来处理这个案件。”
左托夫一跨进饭厅就看见了躺在沙发上的舒宾斯基。他是一个胖胖的、头发斑白、胡子理得很整齐的人。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妇女坐在他身旁的椅子上。她一面捏着他无力的手，一面看着表，显然正在试脉搏。女人看见有人进来，便小心地放下舒宾斯基的手，很爽快地说：
“好了，一切已经正常，安东•查哈洛维奇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但是要躺两三天，严格遵守卧床制度，也不能经受任何刺激。”
“可这是绝对不行的！我得去向部长汇报。”舒宾斯基连忙反对。
“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您的健康最重要！”
“唉！好吧，好吧。”舒宾斯基痛得皱着眉头，顺从地叹了一口气。
女人带着担忧的神情转身对进屋的人说：“同志们，请不要使病人过于疲劳。现在对他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安静。”
“好，我们尽力做到，尽力做到，医生同志。”左托夫一面回答，一面走近沙发，对舒宾斯基说，“我是左托夫，是莫斯科刑事侦查局的。这位是佛洛诺夫大尉，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舒宾斯基同志，首先请您告诉我们，匪徒们抢走了些什么东西。”
“请坐，我的朋友们。”舒宾斯基回答。
他有气无力地用手势指了一下椅子，然后看了医生一眼。医生已懂得了这眼光的含意。
“只是不要过于激动，也不要说太多的话。”她恳切地、好像是在请求似地说完后便走出了房间。
舒宾斯基侧过身来，这一动作使他痛得脸都变了样。
“瞧，心脏开始出毛病了。”他喃喃地抱怨说，“一着急，就差点儿来个心肌梗塞。不过俗话说，‘差点儿’是不能算数的。”他虚弱地微微一笑，神经质地扯了一下胡子，又说：“事情是这样的，我前几天才从乌拉尔飞回来。我在那儿帮着建设一个……咳……重要的工程，带回来一些文件。就是说，主要的资料是由别人负责运送的，但我自己也随身带了一些。此外，我还在上面按照自己的科学方法作了一些笔记。就是这些准备将来工作时用的笔记，我把它们锁在自己的桌子里了。今天我一走进屋子就看见：食橱——瞧，就是那一个——打开了，餐具都翻得底儿朝天。走进寝室，柜子也都打开了，很多东西不翼而飞。这时候我就吃不住劲儿了。再走到书房一看，桌子被撬开了，抽屉都拉了出来，所有的东西都翻得乱七八糟。这下子我再也支持不住了，勉强蹭到安乐椅跟前，只看见眼前的东西都在飘呀，飘呀……”
舒宾斯基疲倦地将头靠到枕头上，闭了一会儿眼睛。佛洛诺夫和左托夫默默无言地互相看了一眼。
“可是我终于鼓足了劲儿去看了一下抽屉，”舒宾斯基继续说道，“发现我的笔记还放在那里没有动。等到我给民警局打过电话以后，人就晕倒了。至于您，我的朋友，”他一面对佛洛诺夫说，一面把手放到身旁的皮包上，“想请您把我的笔记送到一百一十二号工地去。我到了那边以后再进行整理。谢天谢地，看来所发生的事情不是属于您这个部门的。”
“您的家眷在哪儿呢，安东•查哈洛维奇？”左托夫关心地问。
“在别墅里。”
“什么东西被偷走了，您能现在说说吗？”
“请让我歇一会儿吧，朋友，等一会儿我的爱人就会回来，那时……”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您是否能够大概地确定一下发生盗窃的时间呢？”
舒宾斯基沉默了片刻，不很自信地说：“据这几天替我做饭的女邻居说，中午一点钟左右她到这儿来过，我是四点钟回来的，也就是说，是在这一段时间内发生的。”
“您的女邻居怎么称呼？”
“她叫瓦尔瓦娜•依里依尼奇娜。她住在我们这一层楼的二十号。”
“好，谢谢，安东•查哈洛维奇。”左托夫站起身说，“请原谅，让您受寒了，我再不问什么了。只是还要让我们的工作人员静静地观察一下饭厅。行吗？”
“哎呀，老天，请吧。”舒宾斯基挥挥手说，“归根到底你们还是为了我才这么奔忙呀。”
他又把眼睛微微闭上了。
左托夫和佛洛诺夫尽量轻手轻脚地走出了饭厅。佛洛诺夫腋下挟着皮包。
“这么说，”左托夫在前厅里对他说，“这里仅仅是个盗窃案件，虽然很不一般，看来只好由我们尽力来办了。”
“一点儿也不错，”佛洛诺夫回答道，“祝你们成功。”
左托夫在前厅里又站了一会儿，一面考虑着什么，一面从容不迫地用花手绢擦着脖子上的汗，然后向另一个房间走去。
“少校同志，”格朗宁一边把放大镜放到口袋里，一边对他说，“总算是找到了一些痕迹，要给您看看吗？”
“好吧，马上就给我看。”左托夫答应着，随即把舒宾斯基说的一些情况给工作人员们讲了一下。
“现在我们继续工作吧。”他结束说，“格朗宁，给我看看你们发现了些什么。”
格朗宁把左托夫引到前厅的门口，指着地板上的铁丝脚垫说：“当匪徒或者是匪徒们进入房间时，显然曾经无意识地擦过鞋底，因此在脚垫上留下了红粘土和石灰，还有一些落到了地上。我把它收集起来了。”
他把一个小包递给左托夫，后者小心地打开纸包，取出放大镜，仔细看了一下包内的东西，然后问：“为什么您认为这是匪徒留下来的呢？”
“地板不久前才擦过，除您以外我把舒宾斯基和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的鞋底都检查过了，并未发现粘土和石灰的痕迹。”
“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呢？也许是他们留下的。”
“沃龙错夫追上了他们，那时他们都坐到汽车上啦。”格朗宁微微一笑，“可是也没有痕迹。”
“很有意思。”左托夫称赞地说，“还发现了什么？”
“请您到书房来一下。”
格朗宁把左托夫领到书桌旁，指着放在文具前面的一块厚玻璃板说：“在这上面发现了非常清楚的手指印，不过是戴着手套的。匪徒的手出了汗，显然汗水透过了很薄的手套。我们已经把这些指印拍摄了下来。您想看看吗？”
“等一会儿再看。还有什么？”
“还发现匪徒的手套在衣橱里面的钉子上剐了一下。我在钉子上找到两根由手套上剐脱下来的线，旁边还有一个小血点。这是那两根线。”
格朗宁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于是左托夫又拿起放大镜来看了看。
“嗯，妙极了。”他隔了一会儿说，“把那个血点刮下来送到我们的化验室去鉴定一下血型。”接着他又转身对谢尔盖补充说：“有一次还是桑德列尔对我说过：‘犯罪而又不留下任何痕迹是不可能的。实践证明，只不过在某种场合下痕迹多一些，另外一种场合下痕迹少一些；有时痕迹很明显，容易发现，有时比较隐蔽，不容易发现罢了。’老头儿的话不是很对吗？”左托夫意味深长地翘起大拇指说：“初步的材料已经足够证明，在这儿作案的是个很有经验的惯犯。可是仍然留下了蛛丝马迹……同时，这里也少不了内线。必然有人把这所住宅的情况告诉了匪徒。”他又转身对格朗宁说：“好吧，继续搜索检查，可以到饭厅去，只是要轻些。至于您，谢尔盖，立刻去查明见证人，顺便看看女邻人的鞋底。”
谢尔盖走出屋子，来到楼梯平台上。他向四周打量了一下，看见有一扇门的上方号码是“二十”，于是去按了门铃。
一个穿着无袖长衫、系着围裙、又高又胖的中年妇女打开了门。她小心翼翼地看了谢尔盖一眼，问：“您找谁？”
“瓦尔瓦娜•依里依尼奇娜。”
“我就是。有什么事吗？”这位妇女仍然站在门口，两手交叉地放在胸前，又问道。
“您这副吓人的模样，瓦尔瓦娜•依里依尼奇娜，简直使我的话都卡在喉咙里说不出来了。”谢尔盖笑了起来。
“可是您到底有什么事呀？”
“和您谈谈吧，但不要隔着门坎，要不然准得吵架。”
“告别的时候才不能隔着门坎。”瓦尔瓦娜•依里依尼奇娜也忍不住笑了。
一分钟以后，她已经把谢尔盖让进自己整洁的小房间里，请他坐下，随即激动地叙述起来：
“真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谢尔盖•巴甫洛维奇，只是在两点钟的时候，我听见楼梯那边传来了猛烈的敲门声，我出来看了一眼，原来是磨刀匠在敲舒宾斯基家的门。敲得好厉害，就像是雇他来敲门似的。我对他说：‘那儿什么人也没有。’他气愤地啐了一口，说：‘人家告诉我，说那儿的老太婆是个聋子，敲门要用力些。’他转过身就走了。我就知道这些。”
“这磨刀匠是熟人吗？”
“是熟人，他就在这附近的肉铺里磨刀子。那天还到我们这里来过一趟。”
“关于老太婆的事是谁对他说的呢？”
“谁知道他呢！反正他说谎也不要本钱的。”
谢尔盖道了谢，走到楼下的院子里。“还能向谁问呢？孩子们？当然值得问。还有谁？看院子的人？也应该问问。他住在哪儿呢？”谢尔盖想着，在院子里转了一圈，一个人也没有碰见。他向街上走去，在大门口站下来，若有所思地向四周扫视了一遍。
对了，人，只有人们才能指出罪犯的踪迹来。上次格朗宁不正是这样围绕着黑汽车的线索破了案吗。可是谢尔盖那时却在嘲笑他，嘲笑别人，结果自己抱着成见栽了跟头。他又记起了西兰契耶夫的话：“罪犯并不是在真空中生活和进行活动的。经常有许多双诚实的眼睛有意无意地监视着他们。”应该善于找出这些人来。格朗宁是怎么进行工作的呢？他抓着一条很小的，小得几乎看不出来的线索，从而开始了正确的第一步——去询问住户。可是现在谢尔盖甚至连这样的线索都没有。和女邻人的谈话没有得出任何结果。她没出房门，所以什么也没有看见。对了，唯有那个磨刀匠，这里面有点蹊跷。他提到一个在舒宾斯基家里根本不存在的老太婆……这是谁告诉他的呢？这不是明显的谎话吗？谢尔盖打了一个寒噤。对呀，对呀，谁需要这样的谎话？想达到什么目的？
这不就是条线索吗，侦查员科尔舒诺夫同志！它也是那么细小，那么模糊不清、渺渺茫茫。试试看，抓住这条线索！可是怎么着手呢？去找这个磨刀匠？可惜，这儿连他的名字都没有人知道。而眼前也许还会有别的见证人，诸如孩子、看院子的人、住户等。
谢尔盖发现，他所处楼房的斜对面是一家橱窗明亮的大食品店，紧挨着就是一家肉铺。“磨刀匠不是在肉铺里吗？”谢尔盖突然想了起来，出乎意料的喜悦一下子笼罩住了他。一切都变得明朗了：这磨刀匠就是关键，太关键了，必须找到他。
谢尔盖以果断的步伐穿过街道，跨进了肉铺。
肉铺里顾客很多，谢尔盖挤到柜台前，向一个戴着白帽子、有一对黑眼睛的年轻售货员问道：
“劳驾，问一下，你们这儿的磨刀匠今天来过吗？”
“特劳费梅奇吗？”那个售货员立刻回答说：“他现在就在这儿，请到侧面的房里去。”
谢尔盖十分高兴，迅速抬起柜台上的盖板，走进了偏房。
“特劳费梅奇在哪儿？”
“在院子里。瞧，从那道门过去吧。”一个穿白长衫的妇女回答他。
在院子里，谢尔盖看见一个身材矮小、留着胡子的人，他穿着一双长皮靴和油污了的黑上衣，正在专心致志地磨一把大砍刀，露出很满意的神情。在他那磨刀架的轮皮带下面露出几把长刀，旁边还放着两把斧头。
“你好，特劳费梅奇。”谢尔盖问候道。
“祝你健康，亲爱的人儿。”他头也不抬地回答。
“嘿，磨得真棒！”谢尔盖说，他注意地看着特劳费梅奇如何用指甲去试砍刀的锋刃。
“那是自然喽！钢吗，它就是喜欢磨，特别是当它迸出火花或者淬火的时候，它就好像变年轻了一样。”
“怎么样，特劳费梅奇，你今天没到十七号楼去吗？”
“怎么没有去？去了。”他一面说，一面把砍刀塞到皮带下面，接着憨厚地一笑，又说：“我在那里差点儿没把一家住户的房门给打破了。”
“怎么会这样呢？”
“是这样的：我正往院儿里走，恰巧台阶上坐着一个人，看见我就说：‘你到二十二号房间去一趟吧，那儿要你干的活儿多着呢，只是敲门要使点儿劲，那家的老太婆是个聋子。’于是，我就去狠狠地敲起门来。结果女邻居从另外一个门里跑出来了。她说：‘那个住宅里什么人也没有。’我说：‘那家的老太婆是个聋子。’可是她连听都不要听，还说：‘哪个鬼跟你说的？我每天都在那里收拾，什么不清楚啊！房间里没有人。’当然喽，我只好来一个向后转，出来了。嘿，那位公民却坐在那里抽烟呢。他问：‘怎么样，敲开了吗？’我回答他说：‘你怎么啦，平白无故地把人骗到五层楼上去，那里根本没有人。’他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说：‘没事儿，老兄，一切都很正常。’接着就飞快地向大门走去，好像专门在那儿等我似的。这么一个不负责任的人。”特劳费梅奇摇摇头，便又弯下身去磨起刀来。
“是啊，”谢尔盖同情地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呢？真古怪，他穿得怎么样？”
“穿得很整齐。上身是一件粉红色的短袖绸衬衫，下身是那种浅色的，嗯，浅灰色长裤，连凉鞋都是上等货，也是灰色的。”
“年轻吗？”
“说不上年轻，跟我的年纪差不多，不过没有胡子。”
“他是一个人吗？”
“起初好像是一个人。后来，当我下楼的时候，有个学者模样的人在和他说话，那人戴着黑帽子，还有眼镜。他们甚至吵了起来。原来的这个家伙，把拳头一直伸到那人的鼻子底下，那一位却彬彬有礼地让开了。等我走近的时候，那个戴帽子的已经快步走出了院子。说实话，我当时也像凶神恶煞一样。”
“瞧这事儿。你大概马上就离开那幢大楼了吧？生气了？”
“不，没有。我还在院子里走了一圈儿，喊了一阵儿。后来又和费多尔在大门口站了一会儿。他在等他的老婆，也是个爱闲聊的人。”
“他是谁呀？”
“我的朋友，过去我们同在一个生产合作社里工作过。”
“就是房屋管理处的那个水管工人吗？”
“对，对。”特劳费梅奇高兴起来，“那么，你认识他？”
“不，”谢尔盖微微一笑，“只是听说过。”
特劳费梅奇努力用脚踩动轮盘，火花向四处飞溅着。黑眼睛的售货员从门里面跑出来，快活地问道：“我的小刀磨好了吗？还没有磨好？唉……”他不满意地看了谢尔盖一眼。
“好吧，再见，特劳费梅奇。”谢尔盖说。
“祝你健康，亲爱的人。”他唱歌似地回答，“有纸烟吗？”
谢尔盖把自己的香烟送了一半给他，就走了。
找水管工人费多尔并没有费多大的劲儿。
费多尔说，特劳费梅奇走后不久，就有一辆出租车开到了大门口。从汽车里出来一个穿粉红衬衫、戴草帽的人，他穿过院子，就进了那幢有二十二号住宅的大楼。费多尔由于无事可做，和司机闲聊起来。司机便告诉他，这个乘客不大可靠，没准儿会溜走，但是计程器上已经记了五个卢布的账。看来，应当跟着他，把车开进院子。于是费多尔提起，这家伙刚才还骗过磨刀匠。司机更加不安起来，真的把车开进了院子。过了二十分钟光景，这辆出租车就开走了，那个乘客也坐在里面。放下的车窗里还竖着一条卷起来的毛毯。
“你没有注意出租汽车的号码吗？”
“没有这个必要嘛。”费多尔辩解说，“出租车就是出租车呗。不过你可想不到，汽车的挡泥板碰坏了一点儿，”他又来了兴致，“司机说今天和一辆别的什么车‘接了吻’，他害怕会没收他的驾驶执照呢。”
“那司机长得什么样子？”
“长得吗，瘦瘦的，黑黑的脸，戴一顶宽檐帽。额上的头发倒挺好看，像哥萨克人一样。”
“请问，你看清楚没有，这家伙是一个人坐在车里吗？”
“一点儿没错，就他一个人，我看得很清楚。”
“院子里有个戴黑帽子和黑眼镜的人，你看见没有？”
“没有。”他想了一下，回答说：“不知怎的，没注意。”
“好，谢谢，费多尔。你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朋友。”
“哎呀，老天！要早知道是怎么回事，哪怕跑步，我也跟着这车跑一趟。”他激动地回答，“瞧瞧，什么事儿呀！”
此时此刻，谢尔盖有这么一种感觉，好像他终于发现了野兽的踪迹，一只可怕的野兽，而且正一步步地逼近它的洞穴。他整个内心都由于急切难耐而颤抖着，充满了幸福与自豪。瞧他，谢尔盖•科尔舒诺夫，一个新手，接受了重要任务，随即以自己的机智和努力去完成了它，没有旁人的帮助，而且完成得多么出色啊！他得意地想：“现在，当他们还在那个住宅里忙乱的时候，我就差不多已经破案了。”
这是第一次独立破案！此后，萨沙•罗巴诺夫再不会用庇护的口吻来给他解释人所共知的大道理了。至于沃龙错夫，就让他忌妒得脸色发青吧。桑德列尔也一定会高兴的，因为谢尔盖现在也是他的学生呀。
谢尔盖一口气跑到舒宾斯基住的五层楼上，这时他才看了一下表，快十一点了，已经很晚了。谢尔盖想了起来，莫斯科刑侦局的车已经不在门口。就是说，这一切都得拖延到明天。于是他慢慢地走下楼来。
对莲娜的思念又占据了他的心。近来他不断地想起她。不知为什么，他愈来愈难以认定：她是一个和自己已经疏远了的外人。更为奇怪的是，现在的莲娜在他眼里既不是那天在她家吵架时的模样，也不是有一回在咖啡馆她突然抽烟时的样子。所有这些形象差不多全都从他记忆中消失了。就像一幅活动图画似的，由这些晦暗的、模糊不清的回忆中，忽然异常鲜明地浮现出看完电影后那个夜晚的情景，不，不是整个晚上，只是当他们谈到邻居老太太时，莲娜突然转身看着他的一瞬间。谢尔盖还记得她那灰色大眼睛的光芒，在这目光中蕴藏着羞怯和喜悦。是的，这是由于他站在她身旁而激起的欢乐。唉，如果现在能够再看见她，对她谈谈自己的第一次巨大成功该有多好！难道到那时她还不明白他做的是什么工作吗？
谢尔盖不由得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加快了脚步。
第二天早晨，桑德列尔召集了一个短会。
起初，左托夫汇报了现场的调查结果，后来桑德列尔转向科技室鉴定员兹沃雷金娜问道：“喂，加丽娅，检验结果怎么样？”
兹沃雷金娜从放在膝盖上的文件夹里抽出几张材料，放到桑德列尔的桌上，然后说：“匪徒是由正门进的屋，在锁的内部发现了万能钥匙的痕迹。动作很熟练，显然是个老手。”她很有把握地结束了报告。
“你的汇报不完全。”桑德列尔严厉地说，“对在衣橱里发现的那两根线的分析结果怎么样？”
“请原谅，吉奥尔基•弗拉基米诺维奇，”兹沃雷金娜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分析的结果证明，这是妇女用的细纱手套上的线。”
“好吧。现在，科尔舒诺夫，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谢尔盖带着得意的心情汇报了自己的收获。汇报时他瞥了沃龙错夫一眼，可是沃龙错夫毫不在意地坐在那里，仿佛根本没有听谢尔盖说什么。直到报告要结束的时候他才凑到邻座的身旁，颇为高声地耳语说：“我们的这个美男子又在装模作样了。”谢尔盖听见了这些话，气得他那蓝色的眼睛陷得更深了。
“对，很好，科尔舒诺夫。你现在逐步地掌握了侦查工作的方法。”桑德列尔点点头，接着又狡黠地眯缝起眼睛问：“就像这样来解开线索，不是非常非常引人入胜的吗，嗯？”
“非常引人入胜，吉奥尔基•弗拉基米诺维奇，我恨不得能通宵工作才好呢。”谢尔盖微微一笑，“只是不知为什么，所有的人一到夜里就要睡觉。”
“真是奇怪的习惯！也不让人显示显示自己的才能。”沃龙错夫嘲笑地说。
大家都笑了起来。
桑德列尔看了谢尔盖一眼，随即让罗巴诺夫进行汇报。他也是负责查清见证人的。
谢尔盖感到很诧异，甚至有些遗憾。他发现，罗巴诺夫获得有关汽车的材料要比他快得多。
“我从一开始就假定匪徒是乘坐汽车来的：因为被盗走的东西实在太多。当时院子里一共停着四辆汽车。有三辆我很快就查明了，车主就住在大楼内。第四辆是出租车，这是两个女住户告诉我的，她们各自从自己房间的窗子里看见过这辆车。”
“好吧，就这样，现在我们来简单地总结一下，”桑德列尔说，“罪犯是一个很有经验而且胆大妄为的人。由此得出结论：行动应当谨慎，无论如何不能打草惊蛇。今天就要查出那辆出租车的司机。一经查明，立刻把他带到这儿来。伊万•华西里耶维奇，那时由你亲自审讯他吧。”
左托夫同意地点点头。
“至于那个戴着帽子和眼镜的人只不过是个帮凶罢了。”萨沙•罗巴诺夫深信不疑地说，“磨刀匠也许误会了，以为他们是在吵架。”
“可是要知道，他的外表不像这类人。”桑德列尔怀疑地摇摇头，他考虑了一会儿又说：“顺便提一下，科尔舒诺夫得到的材料非常重要。其所以重要，不仅因为他了解到汽车的特征，以及司机的面貌特征，甚至还搞清了司机和水管工人的谈话内容。在必要时这可以使司机回想起这趟旅程的情况。此外，偶然插足其间的磨刀匠的材料也很有价值。匪徒巧妙地利用了他，再一次检查住宅里是否有人。这一点更加证明了匪徒的狡猾和富有经验。谁也没有重视这个细节，而它却是唯一能说明匪徒能力的事实。”桑德列尔看了谢尔盖一眼，接着说：“不过，科尔舒诺夫，所有您的材料只能帮助查明罪犯，要想证明他的罪行则必须有在现场上找到的物证和印迹才行，因此也不要过高地估计您的成绩。如果只有您一个人，那是什么也完不成的。”
“科尔舒诺夫好像有不同的看法。”沃龙错夫讽刺地说。
谢尔盖本来准备用同样的语调回敬他一下，但这时桑德列尔已经果断地宣布说：“会就开到这里。晚上我在这儿等候司机。伊万•华西里耶维奇，你再稍等一下。”
工作人员们走了以后，桑德列尔和左托夫默默地抽了一阵烟，各自考虑着自己的事。左托夫习惯地抚摸着他那剃得发亮的头。桑德列尔皱着浓黑的眉毛，一动也不动地坐着，面容显得很疲倦。
多少年来，这两个人已经学会了不用交谈就能互相理解、默契。共同的、危险而又困难的工作，使他们养成了许多同样的品质和习惯。此外，他们彼此早就熟悉了对方在到刑侦局之前的全部生活经历。
左托夫生在顿巴斯，同父亲和兄长们一起在“倾斜的奥里加”矿井里工作过。二十年代末期，这位青年矿工、共产党员应征入了伍。在远东与伪满白军进行的几次激战中，左托夫获得了自己的第一枚勋章。
服役期满后，他到莫斯科来找哥哥。首都深深地吸引着这个求知欲极强的小伙子。几个月后，左托夫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民警工作，分到了刑事侦查局。也就是在这儿，他遇见了桑德列尔。
桑德列尔的生活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随着革命的第一声轰雷，这个瘦弱、活泼而斗争性极强的青年，穿着军大衣、戴着红星军帽，来到了莫斯科刑事侦查局工作。原警察局的留用警官对桑德列尔以及他的同志们采取了敌视的态度。双方的斗争从他来这里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桑德列尔和他的同志们终于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取得了胜利。以后是新经济政策时期，犯罪事件层出不穷，盗匪集团的组织往往庞大到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和他们进行的残酷搏斗常常转变成正式的战争。桑德列尔是剿匪特别行动小组的成员。在那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受过七次刀伤和枪伤。他成了莫斯科民警局中最有经验、最精通业务的侦查人员。因此，左托夫就开始向他学习所有的东西。
桑德列尔皱着眉头，默不作声地抽着烟，而后又放下香烟，转脸对左托夫说：“值得注意的是：在短短的时间内，你这一区就发生了两起严重的住宅抢劫案，其中的一起还发生了凶杀。而且两起都在白天，两起都有汽车，最后，这两起案子都有内线。难道是偶然的吗？就算是吧，但是头一件案子复杂化了：出现了一个‘老爷子’。第二起案子总起来说尚未破获。目前我们正处在残酷的战斗前夕。”
晚上六点钟左右，出租汽车司机华西里•丘尔金把汽车开到了祖波夫斯基广场的停车场上。他的车排在第二位，很可能马上就会找到乘客。可不知为什么，调度员走到他面前来问他的汽车号码，接着也没有回答惴惴不安的丘尔金的问题，便回岗亭去了。丘尔金气恼地耸耸肩，让自己坐得舒服些，准备打个盹。但是，他的思绪怎么也离不开昨天发生的事件。直到现在，丘尔金一想到自己所出的事，就感到一阵透心凉。再加上昨天还撞了一辆汽车。嘿，简直该……现在等着向交通管理局的检查员解释吧。“可是调度员要我的车号做什么用呢？”他的心中一直忐忑不安，于是，那点睡意就彻底消失了。
丘尔金睁开眼睛，忽然发现一辆咖啡色的“胜利”牌汽车在广场上某个部的大楼旁停住了。从车里走出一个长着浅色头发的小伙子。丘尔金看见他穿过广场，可是不向自己这辆已经排在第一的汽车走，反而向出租汽车行列的末尾走去。“连次序都不知道。”丘尔金不满地想，“这应该是我的乘客。”他从车窗里望出去，看见这个年轻人绕到行列的排尾，一面仔细地查看汽车号牌，一面很有把握地向前走过来。丘尔金提心吊胆地戒备着：他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调度员奇怪的行动。最后，年轻人走到他的汽车面前，问：“有人吗？”
“请吧。”丘尔金闷闷不乐地回答说，随后又不觉胆怯地问：“上哪儿去？”
那人从容不迫地说出了交通管理局的地址。丘尔金的脸马上就沉了下来。“怎么就给自己招来这样一个不祥的客人呢。”他茫然失措地想。当然，主要危险已经过去了，而且好像不再存在了。可是这另外一件——撞车问题又该怎么办？一分钟前还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现在摆在丘尔金面前，却显得后果十分严重。“只要不没收驾驶执照就行。”他怀着恐惧的心情期望着。
二十分钟后他已走进了一个侦查员的办公室，桌子后面坐着左托夫。
在问过一般的履历以后，左托夫终于用他那一贯的、平静而颇为冷淡的语调说道：“现在，丘尔金公民，请您好好地、用心地回想一下昨天的事情吧。”
“首长同志，说真的，不是我的错！”丘尔金叫了起来，神经质地揪扯着手中揉皱了的便帽，“他同样也把我的挡泥板撞坏了，我已经不提了。”
“对，对，”左托夫笑了笑，“后来您又做了些什么呢？”
“不，不是后来，是起初！”丘尔金急躁地反驳说，“是他从第二道行车线向右转的，我那时刹车已经来不及了。我当时是在绿灯下行驶的，所以没有减速。”
“这不是在十字路口吗？”
“咳，当然喽，我是应该减速，但要知道他是从第二道行车线右转的呀，首长同志。唉，好吧，您罚我款吧！”他绝望地喊道，“但请不要没收执照，首长同志。”
“好，不没收。”左托夫又笑了笑，“但是出了事故之后，您为什么没有回车场去呢？”
丘尔金最怕的就是这个问题。当然，他又违反了一条规定。可是他难道能说出来，为了下一趟行车，人家塞给他多少钱吗？而且最主要的是，他也不能说后来的一切是怎么发展的呀！
“这是因为撞伤的地方不大，”他沮丧地说，“要用放大镜才找得出来。”
“要用放大镜？”左托夫严厉地又问：“那么您就带着这块撞伤满城跑吗？”
“哪有这样的事呀，老天爷！”丘尔金叫喊着说，“总共我只跑了一趟。”
“一趟？”
“就是一趟！要是说谎，就让我死在这里！”
“那么您这一趟到哪里去了？”
“记不清了……”丘尔金回答道，他感到浑身都在发冷。
“记不清了？撒谎！现在就和我们走一趟吧。”左托夫站起身来，断然地说。
“怎么现在就走？到哪里去？”丘尔金惊慌地问，他的脸刷地一下变得苍白了。
“去您昨天带着坏挡泥板去过的地方。”左托夫凝视着他的眼睛回答说，“站起来吧！”
丘尔金低下头，仍然坐着不动。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傻瓜呀！”他什么人也不瞧，绝望地说，“我并不是在交通管理局。你们是刑事侦查局的吧？是吧？我怎么一开始会没有想到！”突然之间，他挑衅地抬起眼睛看着左托夫叫喊起来：“我不愿意牵连到你们的事情里去！我记不清地址了！而且，我根本就没有载过什么乘客！让我安静一下吧！……”
丘尔金的脸涨得通红，嘴唇神经质地颤动着。在他睁得很大的眼睛里蕴藏着恐惧和愤怒。
左托夫惊奇地扬了扬眉毛，又坐回到自己的位子上。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取出香烟，稍稍犹豫了一下，便抽起烟来。
“好吧，丘尔金，”他终于开口了，“就算这一切都是您杜撰出来的。我们谈话的时候又没有见证人，您也没有在审问记录上签字。因此，谁也不能指控您撒谎。那么请安下心来吧。”
左托夫住了口，看了丘尔金一眼。那一位真的稍微安静了些。
“丘尔金，请回答我一个问题，但是要说实话。”左托夫继续用那种平静的语调说，“这是我们之间的谈话，我也不作任何记录，只是一定要诚实。您是一个共青团员，我是共产党员，而且入党已经二十五年了，是为纪念列宁逝世而吸收党员时入的党。这是我的党证，您看看吧。”
左托夫拿出自己的党证，递给丘尔金。
“用不着了。”丘尔金稍微推让了一下。
“不，您看看！”左托夫严肃地说。
丘尔金接过党证，看了一会儿，随即尊重地将它还给了左托夫。
“好吧，现在像一个团员对党员那样，诚实地回答我一个问题。”左托夫继续说，“发生了什么事？我看您是被什么事情吓坏了。”
“我告诉您，”丘尔金勉强抑制住激动，低声回答说，“他们用手枪威胁过我，说是假如我泄露了秘密，就要打死我。他们从我的身份证上把地址抄去了。还对我说，如果他们被逮捕了的话，他们的同党就会把我打死。我可不愿意死在强盗的枪弹底下！”
“对，这个事情很严重。”左托夫沉思地说，“可是虽然我在刑事侦查局已经工作了十五年，但却从来没有看到过匪徒当真执行自己的威胁手段。这种威胁只能用在神经脆弱的人身上。”
他住了口，眼睛凝视着窗外，聚精会神地想了一会儿，然后仔细地看了丘尔金一眼，显然是下了某种决心，于是又继续说下去：
“要是换一个人，丘尔金，我会这么对他说：‘我们找您并不是偶然的。这儿有证人的供词。有人看见您和匪徒们坐在同一辆车子里，您又运走了赃物。难道您拒绝指出这些匪徒，拒绝帮助我们破案吗？如果拒绝的话，我们就完全有理由怀疑您是这件罪案的同谋者。’假如我面对的是一个虚伪无耻的人，我也可以对他这么说：‘您不是怕那些土匪吗？那好办，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去指控他们，现在主要的只是抓住他们。所以我们不用写审讯记录。您的名字也不会被牵扯到案子里来。您只要和我们一起去指出匪巢的地点就行了。而且我们还可以帮您化一下装，谁也不会认出您来。您也尽了自己公民的义务。’这种话，丘尔金，我可以对一个懦夫说。但您是一个共青团员，一个立过功、得过卫国战争勋章的坦克手，一个多次出生入死，亲自把死亡带给敌人的战士，我不能对您说这些话。”
左托夫又沉默下来，看了丘尔金一眼。刚刚在他心中激发起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使他那瘦瘦的、紧张的脸上显出似乎从未有过的严峻。不过他的眼睛里还含有恐惧的神色。
两个人都默不作声了很久。
最后，丘尔金终于站起身来，轻轻地、十分庄重地说：“走吧，什么化装也用不着。”
两辆小汽车在公路上疾驰着，明亮的汽车灯光划破了黑暗。两侧不时现出郊区别墅的轮廓，但很快又都沉没到黑暗中去了。远处，跑在前面的汽车的尾灯偶尔闪出红光。有时迎面而来的汽车突然在一瞬间闪出眩目的灯光。紧接着所有的车灯又同时熄灭了，汽车就好像幻影一样地互相擦肩驰过。
公路上不时现出黄色的箭形指示牌，上面标着地名：“彼洛沃”、“维斯涅基”、“柳别尔茨”、“克拉斯哥沃”，最后是“玛拉霍夫卡”。
汽车离开了公路，驶进了一条弯弯曲曲的、长满青草的街道。街道两旁，那些别墅的凉台和窗子内灯火辉煌、人声嘈杂，传来一阵阵音乐声和欢笑声。
丘尔金十分准确地辨识着方向，在领头的那辆汽车里一直可以听到他那信心十足的声音：
“一直走……现在向右拐……瞧，那是变电所，现在再向右拐……对，一直走，一直走……马上就会出现一堆木料。看，那就是木料！这该向左了……一直走……”忽然，他小心翼翼地耳语说：“左托夫同志，就在这儿。”
左托夫迅速地俯身对司机说：“向前开，到第二个转弯的地方，我们在那边转过弯之后就停下来。”
汽车甚至没有放慢速度，就一直开走了。马达声终于静息下来。人们慢慢走到草地上，活动活动坐得麻木了的腿。
左托夫发出命令：“把一辆汽车开到邻近的街道上去，就让它停在那儿。所有的人都到这辆汽车上来，免得暴露出聚集了一群人的样子。”然后他转身向丘尔金说：“我们把您送到车站去，谢谢您，丘尔金同志。”
“能耽搁您一下吗，左托夫同志？”
他们走开了几步。
“我自己找得到去车站的路。”丘尔金说，“可是您知道，我想留在这儿，也许会有用的，可以吗？”
“不，丘尔金同志，回去吧。”左托夫摇摇头说，“再一次谢谢您，我很高兴，没有看错您。”
丘尔金低下头说：“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您别往心里去，左托夫同志，我不是懦夫，只不过起初一下子昏了头。”
他们告别以后，左托夫回到汽车上来，勉强挤到前面的坐位上，那儿已经有两个人坐着了。
“同志们，现在一切就绪了。”他从容不迫地说，“看见别墅了吧？可是还不能马上就到那里去，因为房舍的配置情况不清楚，匪徒可能会悄悄地躲起来。此外，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里面。看来，要组织一次埋伏。计划是这样的：格朗宁、沃龙错夫、查别林和科尔舒诺夫，你们监视着别墅的围墙。把所有出来的人都扣住，带到这儿来。把所有进去的人都放过去，并且立刻报告。其他的人暂时留在汽车里，司机也留下来。完了。执行吧。”
谢尔盖和他的三个同志第一次经过别墅的时候，大家都在一起，笑着，大声地谈论着。围墙并不高，而且已经有些坏了，但是小小的别墅楼差不多整个都隐蔽在矮树丛和树木的后面了。灯光已经熄灭了。所有住在别墅里的人似乎都已进入了梦乡。
他们到了墙根之后，沃龙错夫和查别林就转身往回走。
“步也散过了。”沃龙错夫讽刺地埋怨着，“在这么舒服的地方呼吸了一下新鲜空气，可就是有些多此一举。”
但是谢尔盖和格朗宁决定查看一下这个地段的后面部分。这儿既与别墅相毗邻，又可通向邻近的街道。他们不慌不忙地逛了这条街，发现在两个地段之间有一条窄窄的通道，沿着这条通道走，便能直接抵达那使他们发生兴趣的别墅围墙。
“我们在这儿等一等吧。”格朗宁耳语着说，“这是到街区最好的捷径。瞧，还有便门呢。你藏在这里，我到通道口去看看。如果有人出来，丢一粒松果给我，我们从前后两面堵住他。”
谢尔盖点点头，立刻在矮树丛里藏了起来，开始仔细倾听。
他很快就发现，在寂静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头顶上有架飞机在轰轰作响。远处不时传来火车和电气列车的汽笛声和车厢的撞击声。一只狗在什么地方吠了起来，接着响应它的有第二只、第三只。从隔壁的别墅里传来广播员的声音，原来，无线电正在广播最后的新闻。在街上不远的地方，可以听得见脚步声，一阵哄堂大笑，而后是歌声。紧靠身边的树丛里，有只不知名的小鸟儿在啾唧乱叫，当小鸟飞到另一个树枝上的时候，就弄得树叶沙沙作响。一粒松果从松树上掉了下来，蟋蟀在草里面唧唧地叫着，所有这些声音都很容易辨别，它们是那样清楚和熟悉，引不起任何一点惊惶。
谢尔盖聚精会神地坐着，时刻戒备着。
曾几何时，他在前线上，也像这样敏锐地窥伺过敌人，以后又曾经在那遥远的外国城市守卫过不安的夜晚。现在，他又在和敌人进行着斗争，但已经是在祖国的土地上了。这儿是那么温暖，生气洋溢，无数熟悉的声音。处处使他回想起自己的往事。
这时候突然响起了沙沙声，它使谢尔盖更加小心起来。树枝喀嚓一响，在别墅里面的围墙旁出现了一个黑影。有人谨慎地走近小门，倾听了一会儿，轻轻地嘎吱一声把门打开了。显然，开门声使他吃了一惊，他又凝神倾听了一会儿，然后才走进通道里。
谢尔盖正要警告格朗宁，不料他又一次听见了顺着小路过来的脚步声。围墙旁出现了另外一个人，他轻声地、命令式地说：“过两个小时以后我等你，否则就来不及了。如果我睡着了，你回来的时候就叫醒我。你愿意到什么地方去找都行，十万火急！要是来晚了，你那一份就拿不到了。嘿，你要是根本不来的话，我会找到你的，那时你就去祷告上帝吧。”他粗野地骂了几句脏话，又用谢尔盖还不大明白的黑话说了些什么。
那第一个人哑着嗓子毫不在乎地回答说：“闭住你的臭嘴，我那一份是不会放过的，滚回家吧！”
第二个人又骂了几句就回别墅去了。留下来的那个人仔细听着他那渐渐远去的脚步声，然后向着大街走去。谢尔盖放他走过自己身边，随即一挥手臂，抛出了一粒松果。
这人刚一踏上街道，他的肩胛骨就被热呼呼的手枪口顶住了。格朗宁轻声威吓说：“不准出声！”
谢尔盖走上前去，于是他们把扣押住的人带往小汽车那一边。
在拐角的地方，那人突然一弯腰，向路边跳去。走在后边的谢尔盖眨眼间也跟着跳了过去，短促有力地一击便将他打翻在地。格朗宁也赶到了跟前。五分钟后，这人已被捆住双手送到汽车里了。他被安排到后面的座位上，脚下就躺着那条警犬。左托夫立即开始审讯。
被扣的人是个年轻小伙子，满头乱发，长着一对吉卜赛人的眼睛。他看见事情已经不妙时，就不再矢口否认、顽抗到底了。
“从我身上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我没有参与这个案子。那是罗什金和基特做的。他们为了卖东西才把我叫到这里来的。可是我根本看不上他们。还是自己的性命要紧。”
“别墅里现在有什么人？”
“沙伏龙•罗什金。他的妹妹卓娅上班去了。”
“基特在哪里？”
“在城里。他明天来。”
“别墅里还有什么人？”
“女主人。她睡在楼上。”
“好吧，不过万一不是这样……”左托夫威胁说。
“这都是实话。难道我还不懂吗？刑侦局就是刑侦局。是鬼把我蒙到这儿来了！”
“到别墅里去怎么才能不被人发现？哪些房间里有人睡觉？”
“这个好办。我现在就可以把一切说得清清楚楚。”
十分钟后，别墅被包围了。瘦小的沃龙错夫头一个毫无声息地钻进了稍微开着的厨房窗子。他的动作迅速、坚决而又勇敢。
在其中的某个房间里抓住了正在熟睡的罗什金。他的枕下放着两把子弹上了膛的手枪。
搜查开始了。
“偷来的东西放在哪儿了？”左托夫盘问罗什金，“我劝你赶快交待。”
“你只能劝劝那些比较年轻的人，”罗什金冷笑了一声，回答说，“我可已经是过来人了，我还能劝告别人呢。东西是没有的，信不信由你。我没有犯过什么盗窃罪。”
搜查进行得十分仔细。各个房间都用反射探测器查过了。敲遍了墙壁，检查了地板，在一个地方还拆开了护板，所有的家具都被挪到一边，并且仔细地看过了阁楼和地窖。
谢尔盖在书桌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封未写完的信，字迹圆浑而整齐。信的内容使谢尔盖十分惊奇：“亲爱的父亲，我正在忏悔。我的灵魂有罪，现在准备到您的小庙里日夜祈祷，求神赦免。我将从地底下出来。请收拾一下殿堂，扫去灰尘，准备好祭坛、蜡烛、圣饼和长明灯的油……”
很快就找到了那副女人用的手套。它放在炉子里，在一堆木柴、干树枝和纸片的下面。显然，已经准备点炉子了。左手手套的一个地方稍微扯破了一点，同时，大家早就注意到罗什金左手的一个手指上有块涂了碘酒的稍稍擦伤的伤痕。
左托夫指着手套问罗什金：“谁的？”
“大概是妹妹的，看样式就知道。”
“不对。喏，戴上这一只看看。”
罗什金一动也不动。
“策略很不高明，愚蠢透了。”左托夫轻视地说，“害怕了吗？”
“我生平还没有怕过什么东西呢！”罗什金怀着恶意地回答，“好，请欣赏吧。”
他戴上手套，那上面剐破的地方正好与手指上的擦伤相吻合。
“能把这种巧合解释一下吗？”左托夫问。
“没有这个打算！”
“那么我来给你解释吧。你戴着这只手套的手，摸到衣橱里去了。在那里的钉子上剐破了手套，也擦伤了手指。”
“这一点还需要证明。”
“我们能证明。”左托夫沉着地回答说，“你知道检验是怎么一回事吗？看，就像这样。它能证明，挂在衣橱里钉子上的线正好是这只手套上的，这是一点；其次，你的血型和衣橱里血斑的血型是相同的。明白吗？”
“明白倒是明白。可是，最主要的还是东西哟。偏偏它们就是没有。”罗什金挑衅说。
“我们找得到的。请放心吧。”
“等你们找到了，”罗什金断然宣布说，“那个时候，见你们的鬼，我就会彻底坦白。但是现在请不要麻烦我。”
左托夫考虑了一会儿，突然命令他：“把凉鞋脱下来！”
“这是怕我跑吗？”罗什金撇着嘴冷冷一笑，“好吧，如果必要的话，我赤着脚也能跑。”
他脱下鞋，左托夫吩咐把凉鞋拿到另一个房间去。他在那儿拿出放大镜，仔细地观察了鞋底。
“找一找有红色粘土和石灰的地方。这家伙不久前又到那里去过。”他对侦查员们说。
……
谢尔盖和萨沙•罗巴诺夫拿着铲子走遍了别墅的整个地段，已经说不清有多少次了。
“这个坏蛋，给我们找的好事！”谢尔盖气恼地说，“可是他能把东西藏到哪儿去呢？”
“应当设身处地把自己放在他的位置上想一想。”罗巴诺夫笑了起来，“懂吗？总有这么一个舒服、温暖的好地方。”
他们一边沿着围墙慢慢地向前走，一边研究着泥土。谢尔盖的眼光无意之中落到了邻家的地段上。一个新挖的坑和从坑里挖出来的高高的土堆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
“萨沙，那边是什么？”
“那边？那是人家的地段。”
“不是，我说那个坑是怎么回事？”
“这得去问问主人。”
“可是你看，这坑很奇怪。”谢尔盖若有所思地说。
“有什么奇怪的？人会挖坑——这一点很奇怪吗？”
“不是，这个坑挖得很奇怪。你想一想，”谢尔盖目不转睛地望着坑，兴奋地说，“凡是挖这种大坑的时候，坑里的土总是向四面扔出去的。这里也是这么挖的。你看，那不是印迹吗？可是后来把挖出来的土堆成了一个高土堆。这是为什么？”
“而且粘土是红色的！”萨沙喊了起来，“周围撒满了石灰！围墙上还有一个洞呢，真是太方便了！”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向邻家的地段爬了过去。
谢尔盖紧跟着他。他们拿起铲子用力挖了十分钟。一只用草席包得很好的舒宾斯基的箱子，从地下发掘出来了。紧随其后的是其它物件。
“我们成了掘宝人了。”罗巴诺夫拭去额上的汗，笑着说，“总算找到了。祝贺你，科尔舒诺夫同志。好，去报告吧。我先在这儿看守着。”
这时候，格朗宁正当着左托夫的面，对别墅的女主人进行审讯。这是一个面颊红红的中年妇女，小小的鼻子上架着角框眼镜。斑白的头发在后脑勺上马马虎虎地梳成一个不大的蒜头似的发髻。她穿着旧式的花睡衣，说话的时候不断地抽着烟。
索菲亚•格里高尔叶芙娜•罗文斯卡娅是一个内科医生。她的丈夫也是医生，已在战场上牺牲了。每年夏天她的女儿就同丈夫、孩子住在这个别墅里。不过现在他们到乌克兰的亲戚家去了，所以罗文斯卡娅也就第一次决定把别墅的楼下租出去。她自己很少在别墅里过夜，因为诊疗所的工作很忙，罗文斯卡娅常常直到深夜还在自己的区里巡视。她在这儿已经工作很多年了，差不多每家每户都有人认识她，都期望得到她的劝告和帮助。有时还天真地认为，医生不仅能治疗肉体的病痛，还有办法医治一切其它不幸。因此，罗文斯卡娅也就经常向社会救济部、向工会中央委员会、向地方工厂职工委员会写信，向他们的漠不关心和官僚习气提出申诉或表示抗议。很可能，在信末的签名——一个主治医生——真的加速了对事情的处理。
的确，她碰上了坏房客。老实讲，她只把别墅租给了卓娅•罗什金娜一个人，但是以后她的哥哥来了。从此楼下就开始了醉汉们的吆喝、狂歌。而且有各种各样的人聚到这儿来。
“什么人常到他们这儿来呢？您还记得谁吗，索菲亚•格里高尔叶芙娜？”格朗宁尊重而又耐心地听完了她那没有头绪、甚至是多余的详情细节之后终于问道。
“您知道，什么样的人都有。例如，不久前有一个男孩使我非常不安。”罗文斯卡娅皱起眉头说，“他大概只有十六岁，起初好像还有些害臊和胆怯，后来就坐下来和他们一起玩牌、喝酒了。当然是赌输了，我听见他们逼他，跟他要钱，但是他一无所有。于是大家都嫌恶地骂他、威吓他。以后有个人出来替他说情。而他的父母却绝对想不到，他们的儿子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消磨时光的。”
“他叫什么名字？和谁一起来的？是在什么时候？”
“他好像叫依果尔。是上个星期天和一个老头儿一起来的，我记得也就是这个老头儿替他说的情。”
“您能说说，这个依果尔长得什么样子吗？”
“他是这么一种典型的瘦弱少年，懂吗？高个子，胸部很窄，一双纤细的手，淡黄色头发。至于性格吗，显然很急躁。毫无疑问，是一个很神经质的、容易受刺激的人。”
“好，这么说，有一个小伙子和一个老头儿来过。还有谁呢？”
“还有，另外一个年轻人，年纪大一点，他们好像叫他基特。是个讨厌的家伙。你们看，我还发现他有些退化的特征。”
“是些什么样的特征呢？”左托夫发生了兴趣。
“例如，收缩的下颌，狭窄的前额。同时，他的齿缝也相当大。”
“这很有意思。”左托夫点点头说，“您说得出这老头儿的长相吗？他们怎么称呼他？”
“我没有亲眼见过这个老头儿。但是大家都听他的。我记得这个罗什金就对他发过牢骚。那时我正好在厨房里忙着，就听见罗什金说，有人妨碍他解决别象街的事情，可是他还弄不清那个家伙究竟是什么人。我当时曾想：他们莫非是投机商？而那个老头儿就用这么一种油腔滑调的声音对罗什金说：‘没有关系，敬爱的，走吧，照我说的去做吧，一切都会妥贴的。’我对他那个刺耳的称呼——‘敬爱的’，记得非常清楚。噢，等一等，我想起来啦！”她一下子兴奋起来，“罗什金把老头儿叫做‘老爷子’。”
“老爷子！”格朗宁不由得脱口而出，他看了左托夫一眼。
左托夫却仍然不动声色地抽着烟。格朗宁猛地醒悟过来，连忙岔开说：“这实在是有些刺耳。那么，还有谁来过这儿呢？”
“真的，再也想不起什么人了。”罗文斯卡娅深思地说。
“您还有问题吗，少校同志？”格朗宁转身问左托夫。
“只有两个问题。我们也不再多耽搁您了，索菲亚•格里高尔叶芙娜。”
“不，没什么，您这是哪儿的话？您随便问吧。我看事情是很严重的。”
“很严重。”左托夫点点头，“是这样的，前天他们用汽车运来了许多东西。您没有注意到，他们把东西藏到哪儿去了吗？”
“没有，您瞧，我没有看见。”罗文斯卡娅惋惜地摇了摇头，考虑了一下，又说：“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可惜！第二个问题：您没有听说那个孩子——依果尔住在哪里吗？哪怕只知道在哪个区也行。”
罗文斯卡娅不慌不忙地熄掉烟蒂，然后又拿出一支，把它用手指捻松。
“他住在哪儿？”她慢吞吞地说，“可惜他们谁也没有说到这一点。不过，老实说，我曾经偷听了一下。这个孩子的命运使我很担心，我甚至想通知他的父母或者学校。”
“您怎么知道他是在学校里学习呢？也许他已经工作了。”
“不，他们曾谈过关于学校的什么事。”
“什么事呢？”
“现在让我想一想……噢，依果尔说，他那天必须到学校里去，好像戏剧组要开会，他还是组长呢。所有的人起初都嘲笑他，说是找到了一个演员。老头儿又替他辩护，还说这样很好，应该这样。说要让学校里的人尊敬他。懂吗？这个老混蛋！”索菲亚•格里高尔叶芙娜一下子激动起来，“他教小孩耍两面派，到后来还催他走，告诉他从车站到学校怎么走最快。”
“对，对，”左托夫插嘴说，“这点很重要。怎么走？”
“他说，坐地铁沿着环形路要近得多，到那边再跑过去。”
“就是这些吗？”
“很可惜，就是这些。”
“太少了点儿。”左托夫毫不掩饰地叹了一口气说，“打扰您了，再一次请您原谅吧。有什么办法呢？”他微笑着摊开双手又说：“我们做的就是这么一种令人不安的工作。”
“我明白。”罗文斯卡娅点点头，又颇为忧虑地说：“能找到这个孩子就好了。要知道，你们的工作和我们医务工作一样，预防特别重要。”
就在这一刻，门开了。门口出现了满身是泥、兴奋无比的谢尔盖。
……
一小时以后，第一辆汽车载着被捕的人向莫斯科驰去，紧随其后的是第二辆，最后是根据左托夫的要求，在夜里开来的第三辆汽车。
别墅里设下了埋伏，专门等候基特。
在载着罪犯的汽车里，大家都默不作声。甚至侦查员互相之间的谈话也是被禁止的。
但在第三辆汽车里，人们却非常起劲儿地谈论着这次出击。虽然又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但是一路上大家都在争论着，笑着。
“对了，伊万•华西里耶维奇，”科斯加忽然想起一件事，“想问问您，什么叫……哎哟，这个字又忘了。嗯，是罗文斯卡娅谈基特时谈起的，关于他牙齿的事。”
“关于齿缝吗？”左托夫笑了起来。
“对，对。”
“这是说，牙齿之间有很大的缝隙。非常重要的特征。对了，同志们，你们必须熟悉很多医学上的特征和术语。”
“哦，老天爷，”罗巴诺夫滑稽地叹了一口气说，“可是，有一个聪明人说过，本来抱不住的东西，你就别勉强去抱它。例如，我记得一件很有趣的事，那时……”
“你可知道，”谢尔盖笑着打断了他的话，“那个聪明人还说了什么？”
“什么？”萨沙感到他这话里有话，变得小心起来。
“如果你家里有喷水池，就把它给堵住：好让喷水池也休息一下。”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真叫人惊奇，罗巴诺夫知道那么多生活中的事例，”科斯加嘲弄地说，“简直可以应付生活中的一切变故了。”
“我要是处在你的位置上，萨沙，早就写出一本回忆录来了。”谢尔盖诙谐地说。
“就叫做《往事与思考》吧。”科斯加又嘲弄地插嘴。
“笑吧，笑吧，”萨沙一点儿也不生气地回答，“不过说真的，为什么关于我们的工作就没有人写点儿什么呢？”
“其实，我们这儿倒是来过一位作家。”左托夫笑了笑说，“可是他收集呀，收集呀，收集了半天材料，后来全扔了。”
“这是为什么呢？”谢尔盖饶有兴味地问。
“说是，主题既不符合目前的迫切需要，现象又不是那么典型。”
“这该怎么说呢？”萨沙不以为然地说，“我看要抓住像罗什金这样的人，任务是相当紧迫的。”
“但是，现象自然不是典型的。”科斯加颇有分析地指出。
“现象吗，可能不是很典型的，但对于某些人来说，却是极有教育意义的。”萨沙摹仿着他的神气说。
“现在问题不在罗什金身上。”左托夫深思熟虑地说，“问题在那些逍遥法外的人身上。”
回到莫斯科的时候，已将近中午十二点了。左托夫决定，所有参加这次行动的工作人员，都立刻回家休息两个小时。
休息一下是极其必要的，因为面前还有巨大的工作等着要做。很显然，罗什金虽然被捕，本案却远未结束。恰恰相反，直到现在该案件的真正规模才展示出来。正如往常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完全被案件吸引住了。因此，大家都十分勉强地去执行左托夫有关休息的命令。
当天晚上，沙伏龙•罗什金在左托夫的办公室里受到了审讯。
在问了一般的履历以后，左托夫说：“您干这一行的历史很悠久呀，罗什金。您头一次受审是在一九三二年。那是为了什么事情？”
“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儿，我们抢了斯摩棱斯克附近的一个大教堂。打了一个神父。”罗什金很痛快地回答，又冷冷地一笑，“这是和宗教欺骗作斗争嘛。”
“那么，第二次在一九三九年，又是为了什么？”
“也是为了抢教堂，这是在莫斯科附近，杀了一个牧师。”
“根据从您家里搜出来的信件文体看，从前您自己也是这个阶层的人吧？”
罗什金轻蔑地哼了一声：
“我在自己村子里当过两年撞钟人。宗教文体我是后来才研究的。反正在那些年代里总共抢了有十个教堂。不过，人总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
“可是您一直在撒谎呀。”左托夫从容不迫地反驳说，“无论是第一次判罪，还是关于撞钟人的事，都是假话。您是因为和父亲一起纵火而第一次被判刑的。想起来了吗？没有？好吧，我来提醒您。那一年你们村里建立了集体农庄。你们打死了看守人，放火烧了仓库。因为庄员们把全村的马和牛都关在了那里。你们烧得很巧妙，以致所有的牲口都烧死了。而且您也不是撞钟人，是富农，是村里排首位的富农家庭出身。教堂您也的确搞过，但那是后来的事了。是这样吧？”
“你们那儿摆着帐本哪。”罗什金歪嘴一笑，“好吧，就算是这样吧。”
“不是算这样，而是事实。”左托夫纠正他说，“现在您说说，这封信是给谁写的？”
“是给一个朋友写的。我反正绝不会出卖他，所以你们也就不用穷追不舍了。总而言之，你们和我纠缠是白费工夫。”接着他又坦然地加了一句：“反正我会跑掉的。”
这时，桑德列尔走进房间来了。
“逃跑？”他一面坐到左托夫身旁的椅子上，一面反问道。“谢谢您的警告。您没有来过莫斯科刑事侦查局吧？”
“我没有这样的福气。”罗什金彬彬有礼地回答说，“我一直在外省作案，所以也就只在那里坐过牢。”
“对，对，”桑德列尔继续审问，“您再说说另外一件事。我们这儿有材料说，有人企图阻挠您在别象街的盗窃。这人是谁呢？”
“鬼晓得！”罗什金极其困惑地耸耸肩，又说：“我自己也不知道这家伙是个什么人。看来，不是你们的人。要不然，这个案子我就不会作了。不过他要是碰到我手上……”
“他对您说了些什么？”
“他说，滚到一边儿去，这份货对你不合适。我就给了他一拳。当时，不知为什么他把手伸到口袋里去了，刚巧磨刀匠走了出来，他躲到了一边，后来就溜走了。”
“大概是你们的同行吧？”
“不是。”罗什金自信地否定说，显然，这个问题也使他伤过脑筋，“不是，我多多少少跟他递了些‘点子’，可是他不懂我们的‘唱曲’。”
“您那时是第一次碰见他吗？”
“也不是。问题也就在这儿。我们……也就是说我，在打那幢房子的主意的时候，那还是在动手的两天以前，他就在那个院子里转悠。”
“您记得他的特征吗？”左托夫问。
“丢开这个念头吧！”罗什金恶毒地冷笑了一声说，“我不打算帮助你们，如果需要他的话，你们自己去找吧。”
“胡说八道！”桑德列尔一面信心十足地说，一面意味深长地看了左托夫一眼，“这不过是个偶然碰到的人罢了。算了吧，现在您给我说点别的。罗什金，您还有什么亲人没有？”
“有个妹妹，叫卓娅。”
“她在哪儿？做什么工作？”
“在‘小燕’咖啡馆，当招待员。”
“噢，那么‘老爷子’呢？”左托夫淡淡地问，“他难道不是您的亲戚吗？”
“我不认识这个人。”罗什金回答得那样肯定、从容，如果左托夫事先不知道实情的话，这种语调甚至会迷惑住他。
“不认识吗？没关系，我们尽量快一点给你们介绍吧。”桑德列尔冷笑一声，“您还没有成家吗？”
“家？我要家干什么？它在我生活里只能是个累赘。”
“您的生活实际上是像狗一样。您是一个危险的强盗，”桑德列尔点点头说，“可是倒要装成一个文雅的人，抽着名贵的香烟，进屋的时候还要擦脚。”
“我已经习惯了和那些有文化、有财产的人打交道。”罗什金厚颜无耻地微微一笑。
“难道您就不厌倦吗，罗什金？”桑德列尔严肃地问。“最近二十年来，您只有八年是自由的。而且这种自由也是有限的。这种生活应当使您恶心了。您是把自己的生活建筑在别人的眼泪上的。”
“现在来说教已经迟了！”罗什金粗鲁地回答道，“现在我自己能给随便什么人上一课！”他的脸变得通红，眼球上布满了血丝，从椅子上跳起身来喊道：“我要抢！我要杀人！教育家们！我恨！我恨所有的人！……”
像这样疯狂的、野兽似的张牙舞爪的表情，谢尔盖还从来没有看见过。由于嫌恶和愤怒，他全身都战抖起来了。
桑德列尔不动声色地眯缝着眼睛，轻声说：“好家伙，没什么可说的！”
审问差不多进行了三个小时，等把罗什金带走后，桑德列尔说：“危险的罪犯。但是现在我们主要的，应当说，也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老爷子’。这是他们的师傅和教唆者，是一个成员很复杂的大犯罪集团的头目。他活动得这样猖狂，因此就特别危险。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碰到这样的家伙了。可以说，这是行将灭绝的盗匪的最后代表人，要战胜他可不是件容易事。通过谁能找到他的行踪呢？罗什金？他不会交待的，这点很清楚。只剩下一个所谓的基特了。让我们看看，埋伏会有什么结果。”
“现在还有一点没有搞清楚。”左托夫说，“那个戴黑帽子和黑眼镜的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对，”桑德列尔点点头表示同意，“这是件颇费猜测的事情。此外，我们还不知道是谁把舒宾斯基家的情况告诉匪徒的。这点很重要。总之，这是很伤脑筋的案件。同志们，有些地方还会有相当的周折。伊万•华西里耶维奇，”他又转向左托夫说，“注意，还有一个‘小燕’咖啡馆。”
……
三天以后的深夜里，留在马拉霍夫卡打埋伏的侦查人员才回来。他们又疲倦、又不安。罗什金的同谋犯，外号基特的危险匪徒没有到别墅去，他失去了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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