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肩接踵的人群渐次登上电梯,宛如一条长长的彩带缓缓向上爬去。迎面乘电梯而下的人流中呈现出形形色色的面孔:有年轻的,冻得发红的,笑吟吟的,也有中年的,若有所思的,睡眠不足的,神色忧虑和焦急不安的。
谢尔盖喜欢仔细观察从身旁徐徐而过的人们的脸,极力从他们脸上捕捉到某种主要的、不同于其他人的东西,有时由于自己意外的小小发现而淡淡一笑。
一分钟之后,他机械地离开脚下移动的梯级,步入铺着大理石地板的大厅,随着人流踏上宽阔的台阶,向热气笼罩的地铁出口走去。
他终于来到广场上,深深吸了一口清新的冷空气,习惯地看了看挂在广场中央高柱上的银白色圆形钟表。“是啊,”他暗自说,“尽管天气寒冷,有暴风雪和维季卡的地理课,但我们还得按工作计划照常行动。”
今年冬天好极了,已经两个来月了,严寒仍然没有退去,雪下得非常多。
昨天是星期日,他带维季卡在伊兹迈洛夫滑雪,滑了大约四个小时。小淘气一趟一趟地从山上飞一样地滑下来,一点不叫累,像个没头没脑的愣小子。
谢尔盖爬到山顶上以后还要盘算一下怎样下山和从什么地方下山,还要鼓足勇气,而维季卡却像个蓝色的小圆球,转眼间已经滑到了山下边。谢尔盖甚感羞愧,急忙跟在他后边滑下山去。而最后几米维季卡却是一边连翻带滚地滑下来,一边兴奋不已地大喊大叫的。
星期天,他们向来在父母家里吃午饭。列娜早场演出结束后便到这里来了。
今天一早起来,维季卡就有点儿咳嗽,谢尔盖和列娜彼此望着,露出忧虑不安的神情。“瞧,都怪你们滑雪,”列娜生气地说,“我再也不让你们滑雪了,一次都不让。”但是谢尔盖知道,每年冬天她最害怕的是流感,完全和滑雪无关。
谢尔盖和维季卡从来都是一块儿从家里出来。“地理课”在路上就开始了。不久前,爷爷送给维季卡一本地图集。他整天整天地研究地图,令父母对他的发现感到惊讶。就在今天早上,在上学的路上,还发生了这样的事。
“爸爸,”维季卡开始说,“你知道美洲有几个华盛顿吗?”他立刻又不假思索地说:“三个!”
“怎么会有三个?”谢尔盖不胜惊讶。
“就是嘛。一个是首都,还有一个在得克萨斯州,另一个在俄克拉荷马州。”
“是吗?”
“嗯。你知道吗,那里还有莫斯科和彼得堡呢。”
“是啊,”谢尔盖不知所措地同意道,暗自对这个发现感到诧异。
“爸爸,”维季卡接着说,“为什么法国有个奥尔良,而美洲有个新奥尔良呢?你知道吗,还有……”
“天气太冷,不要多说话,”谢尔盖打断他说,“你本来就咳嗽了。”
谢尔盖把儿子送到学校以后,继续往前,往地铁走去。他通常走到马雅可夫斯基广场,接着在高尔基大街步行,穿过普希金广场,下坡到中央电报大楼,从这里拐弯到部里。整个这段路程估计需要几分钟就够了,一般九点整,他踏进嘈杂的正门。谢尔盖一边向卫兵出示证件,一边和同事们彼此交谈几句,然后乘电梯来到四楼。
今天早上也是这样。
谢尔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脱下大衣,挂在衣柜里,搓了搓冻僵的手,然后在桌子后边坐下来,惬意地点上烟吸起来。第一支烟向来是最有滋味的。
这时,电话突然响了。“是啊,一天开始了。”谢尔盖一边想,一边摘下了话筒。
“您请讲,彼得•伊万诺维奇。”
“请到我这里来一下,谢尔盖•巴甫洛维奇。”
五分钟之后,他走进了局长接待室。
“就他一个人吗?”他用头点了一下门,问秘书道。
“他把斯维特洛夫叫来了。”秘书回答说,还意味深长地加了一句:“星期一是重大的日子,谢尔盖•巴甫洛维奇。”
谢尔盖会意地点了点头,算作回答。
在局长轩敞的办公室里,有两个人隔着大写字台在低声交谈。谢尔盖走进来,两个人同时抬起了头。
“请坐。”局长从容不迫地说,用手势指着写字台旁边的第二把椅子。
他一向稳重自持,显得特别沉静练达,难得一笑。梳成整齐的分头式的浅色短发遮住了浓密的白发,但在他清瘦红润的脸上,眼睛周围和嘴角上明显地出现了细小的皱纹。
斯维特洛夫年轻,好冲动,结实丰满的面颊上泛着健康的红晕。他一只大手里拿着黑色钢笔,好像拿着根划过的火柴棒。
在斯维特洛夫前面靠近写字台的小桌上,堆着塞满文件的厚厚的一摞摞文件夹。
“你好,谢尔盖•巴甫洛维奇,”他说,“祝你碰上好天气。你昨天大概滑雪了吧?”
“滑雪了。”谢尔盖温和地微微一笑。
“我和薇拉去图里斯特旅行了一趟。那里的山可真壮观!”
“好了,好了,你们倒闲聊起来了,”局长淡淡地一笑说,“言归正传吧。请把整个情况从头报告一下。不要着急。我们要进行讨论的。”
斯维特洛夫像谈论滑雪那样轻松而无拘无束地说:“应该从诈骗案件开始谈起,彼得•伊万诺维奇。”
“那就开始吧。”
“是。这是一起涉嫌汽车的特大诈骗。有四个情形可以说明。”
“三个。”谢尔盖纠正说。
“已经四个了,”斯维特洛夫迅速做出反应,“还有一份调查材料。”
谢尔盖摇了摇头。
“一个危险的团伙在活动。”
“正是这样,”斯维特洛夫附和道,“还发现一个有趣的情况。为了更加令人信服,犯罪分子把身份证留给了受害者。”
“这个我们知道。”谢尔盖点了点头。
斯维特洛夫狡黠地一笑:“另一件事你不知道。不过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所有的身份证都是偷来的,甚至上面的照片都没有撕下来重新贴过。这种伎俩对那些轻信的人才有用。”
“这个我们也知道……”
“你别忙。那么留下来的四个身份证中有三个是在博尔斯克市签发和注册的。这个你也知道吗?”
“很想知道……”
“你想过了。这是一条线索!并且目前只是第一条线索。现在可以谈关于安眠药的事吗,彼得•伊万诺维奇?”斯维特洛夫转向局长问道。
“等一下。您有什么补充的吗,谢尔盖•巴甫洛维奇?博尔斯克是您的辖区。”
“暂时没有。”
“那好。请您接着谈吧。”局长朝斯维特洛夫点了点头。
“那么,”斯维特洛夫情绪高昂地继续说,“现在谈最后一个情况。犯罪分子在长途列车上结识了一个受害者,一个打算在莫斯科购买大宗货物的人,并偷偷地往酒里下了安眠药,然后窃走了现金、信用卡和证件。这个人死了。”斯维特洛夫含有深意地举起食指说:“这里有一个细节。”
谢尔盖怀着越来越浓的兴趣洗耳恭听。关于诈骗汽车的事件他是知道的,当时犯罪分子冒充某机关工作人员,打着销售汽车的幌子,把受害者诱骗到这个机关里来。可是这条线索原来竟延伸到了博尔斯克!并且现在又发现了安眠药……
“……有一个细节,”斯维特洛夫接着说,“事情发生在莫斯科至博尔斯克的路段上。你注意到了吗?”他看了谢尔盖一眼。
“喏,这个路段需要行驶一个多昼夜,”谢尔盖摇了摇头,“火车都是经由其他城市路过这里的。”
谢尔盖多半是由于意外而提出异议,他内心里已经开始感觉到斯维特洛夫的推断有某种逻辑上的联系。
“你为什么确信是一个团伙在活动呢?”谢尔盖问,“采用的手段好像有两种。”
斯维特洛夫滑头地一笑。
“为什么?就是为这个。我已经说过了,在诈骗的四种情形当中,有三个留下来的身份证是博尔斯克签发的。不是吗?而第四个……第四个身份证是在火车上从一个被催眠的人那里偷来的!可以说是用第二种手段干的。借助于……它叫什么名称来着?……”他匆匆打开一个文件夹,在装订好的文件里一页页地翻寻起来,然后说出了安眼药的名称。
谢尔盖甚至惊诧地吹了一声口哨。
局长不慌不忙地点上烟吸起来,然后把一包烟从桌子上推到自己的部下跟前,往后一仰,靠在了沙发椅背上。
“一切都和博尔斯克有牵连,”他从容自若地说,“您,如常言所说,是行家里手,谢尔盖•巴甫洛维奇。这件事您就抓一下吧。其余的事交给您的副手去处理。您现在和斯维特洛夫坐下来,初步拟定出作战方案。午饭后你们飞往博尔斯克。要抓紧时间。每一分钟都可能有新的犯罪。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团伙。并且你们要注意,他们是从诈骗开始下手的。现在又采用了暗中投放安眠药的卑劣手段。今后也许更加危险。因此,务必抓紧时间。”
他坚决地又说了一遍。
“明白了,彼得•伊万诺维奇。”
“那好。你们大概没有意见吧?”
“那些身份证把人搞得不得安生,彼得•伊万诺维奇。而这又是有现实意义的事业。”
“我知道。您一直在为莫斯科刑事侦查局暗暗担忧。”局长笑了笑,但他的声音里表现出令人感到温暖的绵绵情谊。
“看来担忧的不光是我一个人。”谢尔盖也微微一笑。
“不是您一个人……那好,着手干吧。您打算带谁一起去,决定了吗?”
“谁也不带。在博尔斯克,我有一个可靠的人。”
“谁?”
“罗巴诺夫•亚历山大•马特韦那维奇。不久前他被任命为刑侦处处长了。”
“你们在莫斯科刑事侦查局一起工作过吗?”
“正是这样。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八年。”
“一言为定。”局长用手掌啪地拍了一下桌子,暗示谈话到此结束。“两小时以后我等你们的方案。就这样吧,你们可以自由了。”
谢尔盖和斯维特洛夫同时从位子上站起来,把堆积如山的文件夹平均分开,从办公室里走出去了。
航空站有上下两排窗户的候机大厅里像平素一样嘈杂、紧张而忙乱,数以百计的单个的人汇合在一起,在极短的时间里聚拢在这个大厅里。他们都有各自的命运、打算和愿望,有各自的性格与气质、悲伤与欢乐,他们由于巧合而集中在这同一个地方,要去同一个方向,怀着唯一的心愿——飞走,飞往某地,办理某事,一定要飞走,尽快地、刻不容缓地飞走。激动不安或者表面上平静自若的、忧虑烦恼或者喜笑颜开的人们聚集在数不清的售货亭、问询处、小卖部柜台跟前,聚集在占据整个一面墙壁的、标明班次的、闪闪发亮的巨幅匾额旁边,或者坐在摆着极长的、顶到大厅两端的一排排沙发椅上,翻阅着报纸、杂志,匆匆浏览着电报、报导、短评、文章标题,因为航空站特殊的、极不稳定的生活节奏,以及焦急和等待不允许集中注意力做任何事情。有人不时对那些兴奋的、淘气的孩子呵斥两声,母亲们试图把他们抱在腿上,哄他们睡觉。
嘈杂的说话声时不时地盖过被烧热的飞机发动机强劲而遥远的轰鸣声,给候机大厅里带来一阵新的、隐隐约约的惊惶和紧张。
谢尔盖坐在沙发椅上,把脸掩在竖起来的大衣领子里,似乎以此与周围忙乱的人们隔开来。他腿上放着一个棕色的大公文包,提手是铜的,样式很时髦。
从旁看去,谢尔盖好像在打瞌睡,其实他脑海里思绪汹涌,都是一些不连贯的片断,急匆匆一闪而过。一会儿,手忙脚乱地帮他往公文包里放东西的维季卡突然浮现在脑际。这时,他最感兴趣的是,父亲将乘坐什么飞机:“图”还是“伊尔”。他显然更喜欢喷气式飞机“图”。
后来,谢尔盖给列娜留了一张字条,而维季卡迫不及待地揪住他的袖子:“……他说有支流的密西西比河比密苏里河长三百公里。这是骗人的,真的有支流吗?”在门口,他最后一次紧紧搂住谢尔盖的脖子,悬在他身上,压低嗓门,担心而好奇地问:“爸爸,你没有忘记带手枪吧?”他深为父亲及其工作而自豪,这一点使谢尔盖甚感欣慰。
但是谢尔盖现在把关于儿子的思绪驱散开,努力集中思想考虑公务。可是这一点没有办到,反而突然开始想起萨沙①•罗巴诺夫来了。很想知道他在那里,在新的工作岗位怎么样?萨什卡②古道热肠,而且说话诙谐。要想对他做出评价,必须对他有了解才行。于是一位身材不高而敦实的、几乎是方形的萨沙•罗巴诺夫,即亚历山大•马特韦那维奇•罗巴诺夫出现在谢尔盖眼前:他那垂到额头的一绺浅色头发、依然那样狡黠的眼睛和老是可笑地皱着的满是雀斑的翘鼻子。唉,萨什卡,萨什卡……他们有多少年的友谊了?他们是在莫斯科刑事侦查局碰在一起的。萨沙比谢尔盖早一年半来到这里。就是说,他们的友谊大概不少于十二年。他们在办第一个大案,即“形形色色的案件”时结下了友谊。谢尔盖清楚地记得他。他像个“小弟弟”似地来找卡佳•格朗宁娜,也就是说,当时她还不是格朗宁娜……当时,那条叫弗莱达的狗被打死了。一条出色的狗……并且抓获了老牌匪徒格里高利耶夫……
【① 亚历山大的小名。——译者注】
【② 亚历山大的昵称。——译者注】
这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之后,发生过多少事,接触过多少人,各种各样的人:有坏人,也有好人——形形色色的人。而且总是有萨沙在身边,还有科斯加•格朗宁•喏,这个人现在还在莫斯科刑事侦查局担任领导。“不,我和萨沙还是要为我们这次相逢干上一杯。”谢尔盖暗自笑了笑。他开始估计抵达博尔斯克的时间。一般地说,他不会晚到的。萨沙当然会去接他,他已经给他发了电报。
“啊,他们真该死!……”谢尔盖突然听见旁边什么人在喊叫,便抬起头来。
在候机大厅上空,从扬声器里传来漠不关心的、喉音很重的话,盖过了嘁嘁喳喳的喧闹声:“……次航班,”播音员报出谢尔盖所要乘坐的班次,“因技术原因延迟两小时起飞。再广播一遍……”
“您看,真难以设想,”坐在旁边的一个人转过脸对谢尔盖说,“不管你怎样计划、打算和考虑,他们只一句话——技术原因,就全吹了。我们要是能这样出报纸就好了:‘亲爱的读者,由于技术原因,报纸延期出版。’那非得闹翻了天不可!我们的技术原因可比他们多。”
“这毕竟比因为天气而延迟起飞要好,”谢尔盖说,“遇到那种情况,根本没有盼头。”
“两小时之后,他们这里连天气也要变坏了!您瞧着吧。”
谢尔盖微微一笑,看了看邻座。这是一位身材瘦削的年轻小伙子,戴一顶毛茸茸的护耳皮帽,穿着新款厚呢大衣。他的腿跟前放着一个公文包,和谢尔盖的一模一样,只是颜色是黑的。
“您也去博尔斯克吗?”谢尔盖问。
“对。”
“那么我们是同路人了。也好,我们认识一下吧。我叫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尔舒诺夫。我去出差。”
“我叫格奥尔基•乌尔曼斯基,”年轻人回答说,“在报社工作,《红旗报》报社。”
“报界。应该跟您交个朋友。”谢尔盖笑了。
“就是嘛。您在什么单位工作?”
“我在内务部工作。”
“啊!是警察吗?”乌尔曼斯基越发活跃起来,“我们和你们早就是朋友了。一切关于民众纠察队员和警察的材料都是通过我的专栏发表出去的。我们是竭尽全力赞扬你们的。”
“你们真的在赞扬我们吗?”
“肯定的。喏,我们对纠察队员有时提出批评,而对警察不会的。有这样一条宗旨。”
乌尔曼斯基快活地丢了个眼色。谢尔盖微微笑了笑。
“那么假如没有这条宗旨呢?”
“您没有用心听我说,谢尔盖•巴甫洛维奇,”乌尔曼斯基笑了起来,“我们也是爱国主义者。您想必是下去作视察吧?”
“什么情况都会有,”谢尔盖不置可否地回答说,“你们那条宗旨虽然令人感到愉快,不过依我看却是危险的,”
“为什么?”
“我是这样认为,假如使国家的某一个基层单位摆脱舆论批评,那么这个单位就会严重地生锈。”
“宗旨不是我们制定的。该做什么和如何来做,都是那里考虑的。”乌尔曼斯基提出不同意见,特别强调了“那里”这个词。
“对正确的宗旨做出不正确的解释,这种情况是有的。”
“我和您,谢尔盖•巴甫洛维奇,好像互换了角色,”乌尔曼斯基笑了,“不是我们批评你们,而是你们批评我们。您知道吗?我有一个建议。由于技术原因,我们或许能到餐厅去撮一顿?可以说,民航赠送给了我们两个小时。”
“好吧,建议通过了。”
“您要知道,”乌尔曼斯基俯身向谢尔盖,压低声音说,“我还有一个建议。您看,一个姑娘坐在那边。她也是飞往博尔斯克的,我已经了解清楚了。我们把她也邀请上怎么样?”
谢尔盖朝乌尔曼斯基所指的方向看了一眼。那边沙发上果然坐着一个年轻姑娘,身穿黑色皮袄,毛茸茸的高帽子下边露出几绺浅色的鬃发。她那姣好的脸上微微显出惊惧的神色,惶恐不安仿佛在她那大眼睛里凝滞了。
“姑娘长得不错吧,啊?”乌尔曼斯基用行家的口吻问道。“她大概是头一次坐飞机。您瞧她那副着急样儿。”
“挺可爱的,”谢尔盖同意道,“只是有点儿不便去邀请她。”
“哪里话!我一个人去是不方便。可是有您在……而且我们抱着最美好的,我敢说,甚至是最人道的意愿,”乌尔曼斯基激烈地反驳道,“您允许吗?”
谢尔盖耸了耸肩说:“那就去邀请吧。”
乌尔曼斯基提起公文包,朝姑娘走去。
“对不起,”谢尔盖听见他快活的声音,“我和我的同伴断定,您也是飞往博尔斯克的。”
姑娘打了个哆嗦,抬起惊惶的眼睛望着他。
“是的。有什么事吗?”
“我们只是想邀请您到餐厅去坐一坐。您瞧,民航把我们可害苦了,不是吗?走吧,真的。我们在一起,时间会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
“不,不。谢谢……”
“您不必担心。我们只是一块儿坐一坐,聊聊天。”乌尔曼斯基坚持说,并开玩笑地加了一句:“我们甚至什么饮料都不喝。我们都是可信赖的人,我在报社工作,我的同伴在……部里工作。”
谢尔盖暗自笑了笑:“看来,他决定不说出我的部去吓唬她。”
这时,乌尔曼斯基继续热情地说服那姑娘,那姑娘终于顺从地站起身来,和他一起走到谢尔盖跟前。
“请认识一下吧,”乌尔曼斯基高兴地说,“这位是谢尔盖•巴甫洛维奇,叫我格奥尔基就行了,下边不需要了。您叫什么名字?”
“我?”姑娘重问了一句。“我叫……玛丽娜。”
“好漂亮的名字。我们走吧……”
他们三人穿过乱哄哄的候机大厅,踏着宽敞的楼梯,登上了二楼。
餐厅里比楼下肃静。对着停机坪的窗户旁边有一张空桌子。乌尔曼斯基手脚麻利地把残留着不知是谁吃剩下的饭菜的盘子一个个摞起来,端到紧邻的业务台上,把高脚酒杯也放过去,抖掉桌布上的残渣,用邀请的手势指了指桌子说:“有请。现在一切都井井有条了。”
谢尔盖把玛丽娜让在前边。
“我们在这里能听见什么时候广播登机吗?”姑娘不安地问。
“肯定能听见。这里就有扬声器,”乌尔曼斯基安慰地说,“稍等,我去找一本菜谱来。”于是他环视了一圈周围的桌子。
谈话渐次开始了。说话的其实主要是乌尔曼斯基,他在讲编辑部那些无休止的、令人发笑的故事,他总是这些故事中最具吸引力的形象。玛丽娜心不在焉地听他讲着,分明在想自己的心事。当两个男子汉点上烟吸起来时,她突然也坚决要吸一支,并笨拙而冲动地对上了火。“她很着急。”谢尔盖想道。
“您也去出差吗?”他问。
“不。我到……叔叔家去。”
“要待很久吗?”乌尔曼斯基探问道。
“说不准。看情况吧……”
“请您多待一些时间。我给您介绍介绍我们的城市。您来过博尔斯克吗?”
“没有……”
“您看,我们这里有一流的剧院,古老的教堂,公园……”
“是啊,是啊……”玛丽娜不经意地点了点头。
“她肯定顾不上教堂。”谢尔盖心想。
“您打算写什么呢?”他问乌尔曼斯基,“您是为了找材料来莫斯科的吗?”
“不,瞧您说的,”乌尔曼斯基笑了,“我们自己的材料足够了。我是来为朋友庆贺生日的。待了两天。”
“昂贵的快乐。”谢尔盖说。
“没什么。我和瓦利卡是一起从新闻系毕业的。哎呀,小伙子可出息了!您知道吗,他的悟性和敏锐是罕见的。他前途无量。只要跟他谈一会儿话,自己就好像长高了一头。要知道,他视野很开阔。我喜欢这样的人。我现在尤其需要这一点。”
“为什么偏偏现在需要呢?”谢尔盖感兴趣地问。
“有这样一件事。他们打算对我提出起诉。”乌尔曼斯基解释说。
“我碰到两个有意思的伙伴,”谢尔盖心想,“不管是他还是她……”
玛丽娜没有加入他们的谈话。她凝望着某处的空间,小口地喝着咖啡。
她那细细的眉毛紧张地挑动着,据此可以猜出,她又在想什么心事。
她身着雅致的淡蓝色上衣,围一条亮丽的蓝色薄纱围巾,衬托着她那蓬松的浅色头发和面颊上柔和的红晕,显得十分相配和谐。于是,谢尔盖不由自主地欣赏着,不时看看姑娘。
“玛丽娜。”谢尔盖叫道。
在最初的一刹那,姑娘漫不经心地瞥了他一眼,然后急忙问道:“您说什么?”
“我觉得您跟我们在一起感到无聊。”谢尔盖微微一笑。
“哪里话!不,不!……”
“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和我在一起感到过无聊。”乌尔曼斯基愉快地声称,“我现在给你们讲一件我们一位工程师的真事。简直是一篇现成的幽默。他曾在阿斯旺①工作过。他离开那里时,别人送给他一条幼小的鳄鱼作为纪念。非常小的小鳄鱼,装在一只小锌盒里。你只要把手指塞给它,它便用没有牙齿的嘴吸吮,在水中翻跟头。总之,小鳄鱼十分可爱。于是,你们瞧……”
【① 埃及的一个省会。——译者注】
扬声器在天花板下面的什么地方突然响了起来。乌尔曼斯基阴郁的预言落空了:播音员郑重宣布开始登机了。
“竟有这种事!又不是时候,”乌尔曼斯基气愤地说,“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居然搞出这种事来。玛丽诺奇卡①,上飞机后我把这个故事给您讲完。”
【① 玛丽娜的小名。——译者注】
“可是我们的座位不挨着。”姑娘微微一笑。
“这个我们看看再说!”
密密麻麻的人群从白雪覆盖的停机坪向飞机走去。乌尔曼斯基竭力挡住玛丽娜以免她被凛冽狂劲的顶头风吹着。
长长的机舱里拥挤而忙乱。大多数乘客还在寻找自己的位子,有些乘客已经脱下大衣,另一些乘客把手提包、公文包以及一包一卷的东西塞进头顶上方的网袋里,还有一些乘客正努力在深凹的沙发椅上坐得更舒适些,以做好远航的准备。
谢尔盖第一个找到自己的位子,开始注视玛丽娜和乌尔曼斯基:他们的座位更远一些。身材高大的乌尔曼斯基戴着毛茸茸的棕红色护耳皮帽,显得超群出众,伸出的一只手里拿着两张机票,一张是他自己的,一张是玛丽娜的。他远远地停在前边的什么地方。玛丽娜从沙发椅当中轻盈地移到自己的座位跟前,而乌尔曼斯基则俯身向坐在旁边的一位女士说着什么。过了一分钟,那位女士含笑站起来,于是她和乌尔曼斯基互换了机票。
“他总算安顿下来了,”谢尔盖一边温厚地想,一边朝靠窗户的自己的位子挤过去。
乘客们渐渐地各就各位了,很快,从套上护套的沙发椅高靠背上方只能看见他们的脑袋了。
一位清秀优雅的女乘务员出现了,她戴一顶船形制服帽子,娇媚地推到耳朵上。她用清脆的声音报告了目前要飞行的路线、令人头晕的高度、极快的航速和舱外可怕的低温,然后满怀敬意地报出机长的姓名。原来机长是一位苏联英雄,乘客们暗自感到欣喜。
这时,发动机放慢强大的功率开始隆隆地响起来。过了一会儿,飞机颤抖了一下。在窗外,在突然变得更加浓重的黑暗中,机场的灯光时隐时现。
开始起飞了……
谢尔盖微微闭上眼睛。他的思绪已回到家里去了。维季卡大概已经做完了功课,列娜现在不可能使他丢开地图集。列娜今天没有演出,晚上她在家,她会打发维季卡睡觉的。而且在厨房里吃晚饭的将是他们两个人。奶奶也许会来的,她本来打算来的。然后她将独自回家。晚上,谢尔盖通常把她送到地铁站,因为他们那条胡同里又滑又黑……
谢尔盖不由得暗自笑了笑。不知为什么,他从小就记住了曾在什么地方读到的托尔斯泰的一段话:“一个赶路的人行至中途时想的是,他身后留下了什么,而行后半段路时想的却是,前面等待着他的是什么。”譬如,等待着谢尔盖的是萨沙•罗巴诺夫,他大概在不时地看表,正准备到机场去。他当然已经知道飞机晚点了……
等待谢尔盖的还有工作,还有错综复杂的案子。是啊,一个危险的团伙,他们已经杀了人,罪责难逃。摆在谢尔盖面前的是要找到线索,通过这条线索,顺藤摸瓜,一举打掉这个团伙。在没有出现新的受害者,没有发生再次犯罪之前,必须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谢尔盖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没有办法,他的工作就是这样。一般地说,他对工作是胜任而愉快的。但是每一次,在着手调查一件复杂的犯罪活动时,他总感到前面是可怕的一团漆黑,犹如现在机窗外面一样。窗玻璃上只映出机舱里的灯光。这灯光甚至使人看不见外面的黑暗。如同在他的工作中一样,为了什么都不被掩盖住,什么都不要把黑暗遮挡住,为了使眼睛习惯黑暗,并到时候渐渐把前面的东西看清楚,现在就必须把与案件无关的一切统统抛到脑后。
那么办这件盘根错节的案子,他已经具备了什么呢?临行前,他和斯维特洛夫制定的方案一般说是正确的,虽然只是一个大致的方案,应当去寻找线索,这是明摆着的。自己寻找或别人帮忙寻找,在最可能的地方,在最可能的人们当中,像经验所提示的那样。而目前一切都是模糊的,不明确的。
所以一定不能使神经松懈,不能张皇失措,不能四面出击。这是现在最重要和最困难的。神经,神经……顺便说说,犯罪分子也有神经。这是一场神经战。
谢尔盖微微睁开了眼睛。周围的人们都在读书看报,相互交谈,有的人舒适地仰靠在沙发椅的高靠背上打盹儿。飞机有点颠簸。发动机强大的轰隆声突然减弱了。
“天啊,飞机怎么了?”坐在不远处的一位女士不安地问。
“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男人的声音回答说,“害怕为时尚早。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谢尔盖笑了笑,然后悠然地点上烟吸了一口,看了看表。啊哈!已经飞了一半路程了。他忽然想起了自己偶然结识的旅伴。格奥尔基大概不会使玛丽娜感到寂寞和害怕的。说不定他还在讲什么小鳄鱼的故事呢……
旁边是一位老者,舒适地发出轻轻的鼾声。他身着黑色卡拉库尔羊羔皮领子的大衣,没有系扣子,戴的那顶也是黑色的卡拉库尔羊羔皮帽子,滑落到斑白而浓密的眉毛上。他那口髭浓重的胖脸在睡眠中显得怒气冲冲。他腿上有一张摊开的报纸,被他那厚敦敦的手掌弄皱了,手背上鼓起一条条静脉。
“是个做工匠的老头儿,”谢尔盖思忖道,“还没有退休,还在劳动。很想知道他出行去干什么。”
他扫了一眼报纸,看了看整个版面的标题。《革命的五十年,乌拉尔的岗位》。还有一幅漂亮的照片:一排巨大的高炉。题词……谢尔盖微微俯下身看了看:《国家的骄傲——马格尼特卡的高炉车间》。是啊,一幅富有感染力的图片。乌拉尔的岗位……
那么他,谢尔盖的岗位呢?是啊,比如说,当然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报道:《莫斯科刑事侦查局的岗位》。再说,在这样的标题下边能配什么图片呢?
为了抓获犯罪分子,为了不再发生新的犯罪,谢尔盖依然乘飞机去出差,到非常遥远的地方。要知道,犯罪分子周围现在也有人。他们都保持沉默吗?
没有发现吗?害怕吗?要么他们认为,这与他们不相干,他们本来就够忙的了?
没什么,谢尔盖会找到所有这些人,说服他们,让他们给他提供帮助。
在参加工作的这些年里,他遇到过多少这样的人啊!大多数人给予了帮助,大多数,但不是所有的人……哪怕只有一次真正帮助过他,或者像他一样,哪怕有一次冒过危险和感觉到斗争异常紧张的人,现在都会去帮助每一个人。
这时,他听见头顶上年轻女乘务员清脆的、有点儿庄重的声音:“乘客公民们,请系好安全带。博尔斯克到了,飞机要降落了。”
谢尔盖凭窗眺望。
在下边很远的地方,在他身下黑魆魆的极深处,出现了点点灯火:飞机在城市上空盘旋。过了一分钟,灯光又出现了,已经离得更近了。在灯光照耀下,现在可以分辨出一条条街道、林荫道和广场。闪烁的灯光仿佛被一条条看不见的线串成了长长的奇巧别致的项链。
发动机的声音开始减弱,断断续续地响着。飞机似乎变得沉重了,犹豫不决地往下滑行,由于疲劳而颤抖着,颠簸着。下面的灯光消失了,城市落在一边了。
坐在旁边的老者醒来了,在沙发椅上忙乱起来,整理好帽子,习惯地用手把口髭捋顺,不知为什么生气地问谢尔盖:“这么说,我们到了?”
“到了,老伯,到了。我们都活着。”
“那就谢天谢地了,外边多黑啊。”
飞机轻轻地触了一下地,疾驰起来,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颠簸着。着陆灯光在窗外一一闪过。乘客们紧贴着窗户,兴奋地彼此交谈着。那些性急的乘客站起来,已经把物品从网袋里取了出来,认真地扣上扣子,动作笨拙地从沙发椅之间挤过去。
当谢尔盖已经站在狭窄拥挤的通道上,缓缓向出口移动时,才恍然想起自己偶然认识的旅伴,开始用眼睛寻找他们。他立刻看见了乌尔曼斯基高大的身影。乌尔曼斯基不知是向他挥手致意,还是向他告别。没有看见玛丽娜。
谢尔盖挥了挥手,算作回答。谁知道他们还会不会相见呢?
他们将会在怎样意外而复杂的情况下重逢,难道这是谢尔盖能够预测到的吗?
……乘客们踏着高高的,有点儿颤悠的舷梯慢慢地走下来,踩在雪地上,由于寒风砭骨而瑟缩着身子。
下边站着许多人。
谢尔盖刚一走下舷梯,一个戴着有护耳的帽子,把衣领立起来的人就跑到他跟前来。
“谢尔盖!”
只见那人笨拙地上前去拥抱,把被霜弄得湿乎乎的脸贴在谢尔盖的面颊上,然后急匆匆地拿起他的公文包。
这是萨沙•罗巴诺夫。他那冻得发红的四方大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神情。
“走吧,老朋友,走吧,”他催促道,“为了迎接贵客,仪仗队已经列队恭候了。瞧,就在那边。”他朝航空站亮着灯的大楼方向挥了挥手,然后向四周环视了一下,喊道:“尼古拉!”
一个人离开接机的人群,来到跟前,口齿清晰地自我介绍说:“刑侦处副处长,赫拉莫夫大尉。”
“嗬,像个学生,”罗巴诺夫傲慢地说着,把公文包递给赫拉莫夫,“拿着。”
“行李不多,”谢尔盖一边反对说,一边要回公文包,“我自己来。”
“首长身先士卒,”罗巴诺夫用开玩笑的口吻难过地说,“甚至连效劳的机会都不给。”他们已经上了汽车,在驶向城里的路上,萨沙说出了自己的决定:“这样吧,现在直接到我那里去。”
“不,先去旅馆。”谢尔盖提出异议。
“你到旅馆去干什么?”萨沙发火了,“怎么,你这是到了外人那里吗?”
谢尔盖笑了笑,说:“你最好直截了当地说,你没有弄到房间吧?”
“怎么没弄到?!只要需要,难道我们还会有弄不到的东西吗?可是……”
“那就去旅馆。”
“真拿他没办法!”罗巴诺夫伤心地感叹道,“我是想给你创造一个舒适优雅的环境。”
“你先结婚,然后再创造舒适的环境吧。”
“是吗?你是在暗示?那好,我明天就结婚!”
司机嘿嘿一笑。谢尔盖也笑了。惟独和司机并排坐在前面的赫拉莫夫平静自若,不动声色。
“瓦尼亚,开到‘中心旅馆’。”罗巴诺夫吩咐道,“我们要向首长证明,一切都预先安排好了。其余的事情,我想那边都安顿就绪了吧?”他做了一个极富表现力的手势,问赫拉莫夫道。
“是的。”
“预先定出两套迎接你的方案,”罗巴诺夫向谢尔盖解释说,眼睛里闪烁着激情,“我们知道你那不合群的性格。”
看得出来,他对朋友的到来感到无比高兴,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于是一切忧虑、焦急和不快一时间竟荡然无存,不知退到哪里去了。其实,谢尔盖也正是为了这些操心事到他这里来的。
这时,汽车在城市繁华热闹的大街上疾驰,不大的商店橱窗、灯光和电影院五光十色的广告一闪而过。
“这是新落成的邮政总局大楼,”罗巴诺夫说,“你瞧,多漂亮啊。比莫斯科的邮政总局大楼稍微小一点儿。前面就是建设者文化宫。哎呀,那才叫快呢,一下子就盖起来了!这种情况莫斯科没有。真带劲儿!”
“我发现,这半年来你成了这里的爱国主义者了。”谢尔盖微微一笑。
“对不起,只有五个月。”
“正是这样。甚至未婚妻也找到了吧?”
“当首长发命令当英雄的时候……”这时,罗巴诺夫打住话头,突然干练地说:“喏,旅馆到了。请吧。”
汽车在灯火通明的正门口停住了。
来到人行道上,罗巴诺夫惊讶地扬起了眉毛。
“你看,”他指着停在不远处的一辆绿色伏尔加对赫拉莫夫说,“这是我们的值勤车。它怎么停在那里了?”
他那红扑扑的脸庞露出凝思的神情。
“你去了解一下。我和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现在上楼到房间里去。快点,科利亚,快点。这个我不大喜欢。”
赫拉莫夫点了点头,大步流星地朝正门走去。
谢尔盖向司机道了谢,从车上下来,问道:“出什么事了?”
“暂时还不清楚,”罗巴诺夫忧心忡忡地回答说,“赫拉莫夫马上会来报告的。我们走吧。”
高大的前厅里熙熙攘攘。行政值班经理的小窗口旁边唧唧喳喳地排着一队人。
罗巴诺夫到间壁后边去了一下,然后手拿一张蓝色的方形纸卡走了出来。
“三层。走吧。”他说。
谢尔盖上楼梯时间:“发生了什么事?”
“值班经理现在什么也不清楚。好像一个女人出了什么事。已经叫了救护车。说不定那边已经通知我们了。”
“嗯。”谢尔盖怀疑地摇了摇头。
房间宽敞而舒适。
罗巴诺夫干练地把房间仔细检查了一遍,满意地说:“一切正常。那边是浴室和盥洗间。这边,”他拉开高大的窗帘,“可以说是卧室。”
靠窗户摆着一张雅致小巧的写字台,上面放着电话机,窗台上有一个电话簿。长沙发旁边摆着铺上花桌布的圆桌。靠近圆桌的椅子上有一只小手提箱。谢尔盖指了指小手提箱,问道:“这是谁的?”
“我们的,”罗巴诺夫简短地回答说,“来吧,我们把衣服脱下来。这里热。”他第一个脱下了大衣。
过了几分钟,有人敲门。
“进来,进来!”罗已诺夫喊道。
赫拉莫夫走进来,把门严严地关上。从他那冷冰冰的长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
“喏,科利亚,出什么事了?”罗巴诺夫急切地问。
“允许报告吗?”赫拉莫夫望了谢尔盖一眼。
“说吧,说吧。请坐下。”
赫拉莫夫摘下帽子,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快的事,亚历山大•马特韦耶维奇,”他转向罗巴诺夫说,“260 号房间里一个女人死了。”
“怎么死的?”
“毒死的。”
“是她自己服毒自杀的吗?”
“房间里曾经还有一个人。”
“她来这里做什么?”
“住宿登记卡上填的是:‘私事’。在她的物品里找到一封信,很短,只有一行:‘来吧,应该谈一谈,这是最后一次。’”
沉默。过了一会儿,谢尔盖问:“她是什么中毒,查明了吗?”
赫拉莫夫停了一下,回答说:“查明了。是安眠药,大剂量的。”
“什么?!”
罗巴诺夫甚至从座位上微微欠了欠身。
“是的,亚历山大•马特韦耶维奇。”
“什么时候死的?”谢尔盖很快地问道。“说个大概时间也行。”
“大约两小时之前。”
“一桩更加危险的命案发生了,”谢尔盖思忖道,“真是说来就来了。”
他站起来,习惯地整理了一下制服下边的枪套,问赫拉莫夫道:“那些人还在工作吗?”
“是的。”
“走,我们到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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