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且让我们暂停下脚步，不像以前那般持续探入纳瓦霍国这块壮丽、深邃、尽管孤寂但仍有神族护佑的大地，让我们就留在千疮百孔的台湾，只因为近在咫尺，台湾也有和他们相似处境的人们，而且有悲伤的事发生——我相信，二〇〇四年将被历史记录下来，这是台湾原住民忍无可忍“反叛”的一年，也许直接用“宣战”一词好些，他们回到久违的平地，回到很讽刺以他们已被灭绝的一支部族命名的凯达格兰大道，唱他们久矣不再的出草之歌，最终被以违反集会游行相关规章，妨害了市民交通和治安的理由驱离，但这只是序曲，原住民说他们下回会带着猎枪和猎刀再回来，在我们谈话的此时此刻他们已在动员集结。
背景是敏督利台风挟带丰沛雨水的七二水灾，这个奇特的水灾亦将一并被写入历史，因为淹水重创之地并非汉族居住的低平城市，竟然是高山，原住民部落仅有的生存土地；导火线则是汉族统治者的侮辱性言辞，先说高山滥垦者不值得救助，接着又改口说应该让他们移民中南美洲云云。
仍然要先解释一下所谓的“剥皮行者”一词。剥皮行者是纳瓦霍人最害怕的恶的巫师，相对于医药者、诵歌者这些以“变幻的女人”所教导仪式为族人治病指引的善的巫师。剥皮行者披上诸如凯欧狼的兽皮行恶，并因此得到幻化的力量，可以化身为各种鸟兽之形，并拥有飞翔、纵跳、潜行等等各种防不胜防的能力。剥皮行者以巫术攻击人们，造成伤害、疾病和死亡，你必须辨识出他来，把巫术反射回他身上，只有剥皮行者被摧毁，那些遭他巫术攻击的受苦之人才可能痊愈。
在纳瓦霍人心中，有两个最大的恶之源，一是非人族的狡猾凯欧狼，一如纳瓦霍人常说的，“凯欧狼总是等着”（这也是席勒曼的另一部书名），代表着自然界持续的、不懈的、随时可能攻击的敌意；另一就是剥皮行者，这则是人自身之恶，剥皮行者的行恶不是报复性或为着某种功利性目的，而是恣意的，为行恶而行恶。从剥皮行者，我们看到了在纳瓦霍人对人性假设有着相当温暖善意的基本想法中，仍不侥幸地正视人性最幽暗的一角，恶是人性本质的一部分，你可以而且必须对抗它，但消灭不了的。
如果我们进一步从纳瓦霍人传诵的神话理解，还会发现凯欧狼这个大自然敌意象征的角色相当复杂微妙（这往后我们会仔细些讨论），有相当迷人的各种冒险事迹和其风情，纳瓦霍人怕它恨它，但其间亦有着敬畏的成分；剥皮行者则不然，它是纯粹的恶，没有故事，没有任何想像，连一丝隐喻性的光晕都没有，它几乎只是一个光秃秃的象征，一个概念，就是恶自身。
初中之国只是面对问题的开始
台湾的汉人执政者提出一个口号，那就是“初中之国”的概念，让原住民保有某一方土地，遂行自治，这抄袭自美国，但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提此口号的人知道“初中之国”的任何真实意涵及其麻烦，这极可能又只是一次语言游戏，没任何正经严肃的实践准备。
我们知道，纳瓦霍如今就是个“初中之国”，有自己的总统，自己的议会，它独立于所在的各个州政府之外，牵涉到外头白人世界的事务，只有美国联邦政府有部分管辖权。如同我们在席勒曼小说看到的，这里发生的谋杀案只有两个司法单位有权力，一是利风和契所代表的纳瓦霍国警察，另一则是直接上升到以肯尼迪等人代表的白人联邦调查局，他们相互合作，但往往也不免得钩心斗角一番。这既是人性，也是犬牙交错的制度使然，只因为这种“初中之国”的奇特政治体制有高度的复杂性、渗透性和依赖性，它只是面对纳瓦霍人问题的正确第一步，让纳瓦霍人取回自身问题的主体性位置，绝不是万灵丹，讲完“初中之国”四字真言之后所有实质性的问题自动解决，或说今后你们自己玩，自生自灭。
席勒曼对纳瓦霍人有着数十年如一日的温柔深情，对长居新墨西哥州的他，说此生志业已和纳瓦霍人的命运绑在一起也不过分，但跳出席勒曼小说之外（其实小说中也看得到蛛丝马迹），我们会听到纳瓦霍国自身一些较负面的讯息：像纳瓦霍国自治政府的运作，到目前为止的绩效和声誉并没让人很满意；像美国政府对其免税的优惠措施，使得包括纳瓦霍在内所有的美国原住民自治区大型赌场充斥；像纳瓦霍人蛮严重的酗酒问题；像白人强势流行次文化的持续入侵，尤其是渗透力最强大的可口可乐和麦当劳汉堡，纳瓦霍人，特别是小孩，一个个不正常的肥胖，体型滑稽凸梯的失衡表象之下，正如同酗酒，都是一点也不滑稽凸梯的再严肃不过的典型社会和文化失衡问题。
初中之国的架构确定，才使得纳瓦霍人的独特问题有机会单独分离出来，明确地开始思考并寻求解答。一如哈贝马斯说的：“一个受到歧视的少数民族上有他们属性相对集中的情况下才能要求得到平等对待。”事实上，席勒曼小说里的纳瓦霍，便是一九六八年以后业已完成“初中之国”准自治架构底下的纳瓦霍国，席勒曼尊敬这个文化，对这片大地上生活的人们深情款款，但这绝不是一组描写乐土的小说，他写的是谋杀案，而且还不是那种假背景假人物的无关痛痒谋杀案，席勒曼每一个死亡故事的背后，都容纳了不止一个的悲伤故事，不止受害者，往往连杀人凶手都值得同情——我们知道，当谋杀故事中的凶手都值得同情，这样的小说通常便升高了批判的层次，得到某种更深沉的意涵和反思，把目光从个别之人往上移。有时是操控人的无情命运，有时是人无力妥善抉择处理的价值信念冲突，更多时候则是宰制人的不义社会，我们此刻手中这本《剥皮行者》便是这样的故事之一。
那些轻佻讲完“初中之国”四个字就以为没事、可就此把台湾原住民所有实质问题抛诸脑后的政客，是不是该读读席勒曼的小说呢？
百分之二的困境
相对于台湾原住民，纳瓦霍人毕竟还是拥有他们最起码的幸福和尊严，这我们可从两件事来看，一是土地，一是他们拥有像席勒曼这样的挚友。
纳瓦霍人今天的土地，对他们而言不仅仅是一块可居住维生的落脚之所而已，他们曾为了这块被白人视为不好谋生的土地，拒绝了美国联邦政府所提供更富饶更好生活的俄克拉何马，只因为这里有着白人所不知的更重要东西——这里是故土，是他们昔日漫游整个北美大陆的祖先和神族所选定并安居的国度。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此抉择不是乡愁无关浪漫，在这里，他们寻回的不只是经济性的谋生可能而已，还包括他们熟悉而且珍视的生活方式，其中包含了他们全部的神话和仪式，也就是他们所有的文化和历史记忆，以及他们对待生命的态度和对待世界的看法和想像云云。用纳瓦霍人自己的语言来说是，回到这块四座圣山环抱的四角神圣之地，“我们因此免于死亡的不仅仅是肉体而已，更重要免于死亡的是灵魂”。这我们都已经晓得了，纳瓦霍人对肉身死亡有着异乎寻常的豁达，用我们的标准来说快接近不在意，他们对死亡的高度神经质集中在灵魂这部分，他们在意死后能否寻回正确的道路，安然地回归“美”之中。
这段劫后余生的话，系针对他们之前被白人驱赶到萨姆纳堡盐卤、不毛、陌生土地，随时可能灭族的绝望岁月而发的，因此携带着沉沉的重量，不是悠闲的文化论述。
不幸的是，台湾的原住民今天的处境是萨姆纳堡时期的纳瓦霍人处境，更糟的是，台湾的原住民并没他们的四角神圣土地可回，这是冷酷的现实——平原沃土再回不去了，一波波移民而来的汉人已成为谁都不能撼动的既成事实，邈不可及；就算是高山之地，当年温柔保护他们祖先避开汉人欺凌追猎的山林溪谷，如今充满了严酷的敌意，一次地震、一场雨水都可能带来毁灭。而且，台湾的原住民整整有十二族之多，除了兰屿自成天地的达悟族之外，我们到哪里去分别找出十一处可安置他们的土地，这不是驱赶牛羊，而是要能生活、要能保护他们自身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要有希望的十一块土地。
事情就是这么困难，如果你认真当一回事的话，如此，那些轻易说出“初中之国”、“国与国伙伴关系”的汉人执政者，显然就不只是态度轻佻而已了，我们几乎可以直接愤怒地指责这根本是骗局一场。
另一个冷酷的现实是，台湾的原住民只四十二万人，占百分之二人口，在只知选举、只晓得讲少数服从多数而毫无其他民主内涵的台湾当前政治大游戏中，他们的任何愤怒并不构成威胁，只是骚扰而已，你不必去解决它，只要盖住它就可以了。
因此我个人才想，台湾的原住民多么需要一个像席勒曼这样子的挚友。
席勒曼之路
席勒曼这样的挚友是什么意思？我指的不只是那个写纳瓦霍题材最好推理小说、编纂各式纳瓦霍书籍、慷慨把自己整个人生和纳瓦霍国命运绑在一起的好心白人东尼·席勒曼而已（台湾当前并不乏热心原住民事务的好心汉人），我说的席勒曼还是一个象征，其中既包含了他工作的重要社会意涵，还包含了纳瓦霍人和整个美国白人社会的关系真相。
席勒曼象征，首先清晰表现在最庸俗的书籍行销量上——我们知道，席勒曼小说几乎本本列名全美畅销排行榜之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了同样才只几十万人口（但已是最大印第安部族）且在美国二亿以上总人口数基底占更不起眼比例的纳瓦霍人，他们所受到的社会关心、重视程度，远远远远超过了纯数人头的选票意义，印第安人的问题不是一个独立于我生活之外的、遥远的、特殊性的，只跟某些学术研究者、专职社工和疯子才有关的问题，而是一个与我有关系必须去好奇、去理解、去关心的基本社会问题，在人权意义上，在文化意义上，在历史意义上，在经济意义上等等乃至于最终极最素朴的人性普遍意义上。也就是说，印第安人的特殊性，包括人种、文化、生活方式和历史遭遇那小小部分的不同，系建立或凸显于他们和我们共同是人、是美国合法公民的绝大部分共同基础之上，因此，他们理应拥有我们所有的基本权利和机会，并且，还应该比我们更多一点特殊待遇。这才是“初中之国”的正确意涵，不是划出去，而是更温柔更尊重地纳进来。
顺此，我们便可较准确解读出在美国社会四处可见的印第安商品符号的真正意义了，比方说今天我们在台湾也看得到的咖啡、香烟（近年我还看到一款名为“美国精神”的高档香烟，封壳上就是一尊印第安人头）以及职业棒球、美式足球等等重要商品符号。相对来说，台湾本土，有任何以原住民为符号的重要商品吗？除了微不足道的一两样土产而外？这样的社会真相，说明要反省的便不只是汉族执政者而已，而是整个汉人社会，我们一样别过脸去假装他们不存在，连那些强调自然、有机、生态、环保、不添加化学物的琳琳琅琅商品，我们都不以原住民作为象征和代言人。
在庸俗的市场上是如此，在深层的文化思维领域亦复如此——我们之前提过一个人类学界的调侃说法：“今天，每一个纳瓦霍家庭的标准人口结构是，祖父母、父母、小孩三代，再加一个人类学家。”美国的白人主体社会，不是像我们把原住民当政治宣传样板而已，他们是真的相信也付诸行动地去探索，美洲原住民的文化有着他们极其独特的内涵、深度和现实的启示性，尤其在人与自然的相处关系之上，以及整个美洲的身世来历上。
如何能让他们稀少、遥远、异质、事不关己的存在，重新纳回整个社会的正常生活层面之中，这里，最需要可能不是更多强调意义的抽象理论和概念而已，毕竟，原住民的问题并不在于概念上的正当性，事实上，他们的正当性太够了，太多概念上正当性的强调，往往反而把他们更特殊化了——就像台湾今天的原住民抗争，我们大概都心知肚明他们是对的、有道理的、受委屈的，但我们并不真的关心，甚至会冒出一些复杂幽微的心思，有点逃避，因为真相总令人难受；有点不安害怕，因为正常的生活秩序感觉受到某些威胁，举凡交通、治安、权力结构和社会福利分配云云。
一个原住民因不义受苦，这可以只是原住民他们的事；但一个人因不义受苦，这便无可遁逃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也就是说，原住民这个抽象概念让我们分别并且分离；但当原住民是一个实体的人时，我们和他们便取得可感的联系了，他们会悲伤的事，我们一样会悲伤，他们失业找不到工作、小孩学费午餐费缴不出来、生病、受伤、房屋被大水冲垮云云，这一样都是我们可经验的也可同情的——同情得有一个可感的共同基础，某个人的处境，是我过去曾经有、现在一样有、或未来也可能会有的类似遭遇，是在如此的共同的基础，我们完成了情感的联系和转移，让他者的处境和感受，成为我自身的处境和感受。
如此把概念还原为实体，把原住民还原为正常人，便是席勒曼象征的积极内涵——当然，扮演这类失落环节的不止他一个，但就纳瓦霍人和美国白人世界的联系，他无疑是巨大且成功的一个，足为典范。
在席勒曼小说中，出来的不是概称的纳瓦霍人，而是乔·利风，是吉米·契，是埃玛、梅莉·兰登、拉果等一个个实体的人；我们读书的人也没被正襟危坐地告知诸如“纳瓦霍人的集体处境及其命运”这一类沉重而且带着道德义务的话语，我们看的是乔·利风的工作和家庭，包括妻子埃玛的病，以及他在白人和纳瓦霍人夹缝中的探案和感受，是吉米·契年轻生命的抉择，是继续留在故土当警察甚或成为诵歌者，还是申请联邦调查局工作出去重新建构人生，这还严重关系着他的爱情云云——在这里，席勒曼的小说起着“翻译”的功能，他把纳瓦霍人和美国白人社会（甚至包括万里之外的我们）调到同一个接听频道上，最终，纳瓦霍人的共同处境和命运，才真的完整浮现出来，被社会广泛地听到、理解到、感受到，成为我们的共同问题。
我们这里再强调一次，原住民问题有两大面向，一是百分之二人口的特殊问题，它在政治大游戏中可被而且总是被淹没掉；另一是百分之百的社会正义问题，它可以得到社会百分之百（理想中）的支撑，蔚为巨大力量。美国二十世纪六〇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冷静的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清楚意识到这一点，尽管黑人的人口比例远比原住民醒目且具备相当程度的力量，但金仍极力安抚黑人的愤怒，积极面向白人世界呼吁，他说黑人民权运动得有白人兄弟同行，因为这绝不单纯只是黑人处境而已，这是人的基本自由、权利和正义的堂堂皇皇问题。这一场以“我有一个梦”为题的演讲，底下有二十万的游行抗议群众，有黑有白，地点是世界政治焦点的华府，这不再是遥远亚拉巴马某一个黑人妇女坐公共汽车遭不公平对待的私事了。
如果台湾的原住民也有席勒曼这样的挚友，如果有人把台湾原住民的实体处境持续翻译给所有人听，如果哪一天如席勒曼小说本本畅销，说明这个社会有这么多人愿意去理解并感同身受原住民世界，如果——这一道奉席勒曼之名的“如果”之路，应该是可实践的，如果是这样，它解决的便不只是绝大部分原住民的绝望问题而已，它还会先解救台湾这个社会本身，解救它的冷漠、虚无、自私和自恋，尤其解救它极度的虚荣，让它不再是一个眼睛永远只看美日欧洲第一世界，却永远不屑回头看一眼比自己贫穷、落后、但对自身处境充满启示性第三世界国度的浅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