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稍稍讲一下的是，在这部《说话的神》书中，第一个抓住我眼睛的，是那位不愿在医院死去的纳瓦霍老女人，她在亲族的扶持下坚毅地走出去，回家，为自己做了一个美丽的传统之祭，自在地迎向就等在伸手可及处的死亡。
这唤起了我一些快想不起来的回忆。很久了，医院已然成为人们死亡的场所，或正确地说，“自然”死亡的惟一可能场所，除医院之外，死亡都是意外的、措手不及的、不应该也不幸福的，简称为横死，然而，在我小时候还住宜兰时，人们还“可以”在自己家中死去，于是这也意味着，在人类长达数百万年的“生命/死亡”历史上，医院里的死亡其实才是新鲜的、极其短期的现代现象。
当然，死亡总是认真的悲剧，不是风花雪月的讲情调之事，死者能受到专业的临终照料也是好的，我自己也曾亲眼目睹比方说我自己父亲在医院里最终的一段时日，这其实是作为看护家人颇为普遍的经验，我说的是，那种时候，你会很清楚看出来，他已完全没有任何生命余裕在意我们这些健康无病的家人了，惟一还能唤起他一丝神智的，是照顾他的外籍看护、护士和巡房的医生，这些专职但原本是他素昧不识的人们，反倒是他最后能依赖、带给他慰藉甚至希望的人。我除了一点点素朴的寂寞之感而外（不是因为他是我父亲，而是对所有生命已走到这一刻的人），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劲，毕竟，病痛受苦的人是他，决定要跟生命拼搏到哪里不松手的也是他，而且最终要面对，如同很多人说过的，这么一趟不可能再返回的旅程的，也只能是他只身一个，他有权自己选择出发的时间，以及送行饯别的人。
我只是多少有些微弱的感触罢了，想的仍然是“驯服死亡”这个人类亘古的老问题。如果死亡，真的像人们说的是趟远行，如今我们已不再从家中出发了，而是先到附近某家旅店住十天半个月的，然后才打包走人不是吗？
当死亡只能在医院发生并且完成，死亡的意义便很难不是畏惧的、悲恸的、挣扎的；而且，死亡将不只在衰老沉寂的最终时刻才到来，他将回头统治我们更长的生命时光，如同台北市冬天阴郁淫雨的连绵不绝日子，不再只是窥视于一角的沉默恶魔，更不可能如本雅明讲的那样，只是日升日落生命辉煌前进行列里一个小丑般的可怜跟班，如今我们通常在四十岁左右才弯过生命折返点的时刻，便被迫进入他的黯黑王国之中，一方面和他进行长达数十年的不懈但绝望斗争，一方面如朱天心说的，持续穿梭于同侪友辈父母亲的病房和殡仪馆丧礼会场中相互壮胆围势。死亡，不再是生命之路的杳然终点，不再是纳瓦霍人说的那样，是疲惫苍老生命的休息和沉睡，而是喧嚣且无所不在、每时每刻威吓我们的专制帝王。
D.h.劳伦斯这个怪怪的、在性爱中寻找生之欢愉以及死亡脚迹的小说家，整个人生晚年长住在美国西南这一片开阔静寂的土地上，并在此死亡，我总觉得他跟这个纳瓦霍老女人做了大致同样的事，他们自己选定了死亡时刻和出发地点，一个也许因此早到半年一年但有所补偿的生命终点，那里，看得到高远的天空还有夜里流转神秘的一天星斗，没有四面苍白的围墙囚禁人的眼睛，空气也是通畅的、无阻拦的、自由的，不掺杂药物和消毒水的味道，生命，在这里是大梦一场，很舒服的大梦一场。
四十年来的少数民族新面貌
这本《说话的神》是陌生的死亡，或更具体地说，一具陌生的尸体，被“抛掷”到纳瓦霍国里来，没脚迹（印第安追踪专家乔·利风仔仔细细检查了），没证件，没任何可辨识追溯身份的东西，甚至没牙齿（这点最为奇怪），这显然不会是纳瓦霍国的死亡，空旷的纳瓦霍国只是它垃圾场般的丢弃地点而已，这个死亡是遥远东岸华盛顿特区的，有着国家层次的浓郁政治味——在这桩原不属于他们的政治游戏的谋杀案件中，利风和契像两个远征的纳瓦霍勇士，利用自己的假期分头追了上去，最终，白人解除了一场政治暴乱，利风和契则把流落在白人世界的“说话的神”神圣面具带回家，带回他应该居住并持续福佑的四角神圣之地。在纳瓦霍的神话记忆之中，这个国家原本就是说话的神带领一干神族所建构起来的，那是在纳瓦霍人乍乍来到地表这个不毛土地的曙光时刻。
作为一个推理小说家，东尼·席勒曼的书写方式总是很“吃亏”的，利风和契又合作又有点互别苗头的破案模式，总让他得一次写两种探案途径、两个切入命案的角度和方式——显然，破案方式也是有风格的，有着个人独特的印记，无法用超越性的科学统一起来，也就是说，谋杀，其本质是文化的，侧看成岭卧成峰。
对于席勒曼这么一位把纳瓦霍人命运及其当下处境当成自己独特负担的小说家，我想，起码有一点是毋庸置疑或者讲是可以放心的，那就是，在席勒曼笔下，我们并没看到白人对于纳瓦霍人有着明显的歧视，如果有的话席勒曼必定会大声说出来，尤其在这部《说话的神》书中，利风和契是远离了自己族人聚居取暖之地深入白人世界之中，他们所遭遇的，只是一眼被辨识出来是所谓的印第安人而已，还有，就是契穿的衣服有点不合时宜，不是穿得像印第安人，而是穿得像南方来的骚包牛仔。
很明显，美国这个社会是进步了，因为事情并不一直是这样子的，我们晓得，才不过四十年前，比方说比印第安人人数更多也更有力量的黑人（如今得称之为非裔美人）还不能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前半段“白人座位”，不能读白人学校，不获准在白人游泳池里游泳（也因此，在美国这个游泳王国之中，有着惊人运动天赋的黑人至今仍无一席之地），不能到白人图书馆里借本书，甚至，就算口袋中有钱，到某地餐馆也休想有个白人侍者会来理你。
在席勒曼笔下，如今纳瓦霍人的具体困扰，最强烈表现在比方说契个人的爱情困扰问题上。契的第一任女朋友是来自威斯康星的纯白人小学老师，第二任女朋友则是成功在东岸白人世界执业的纳瓦霍人女律师，每当爱情走到婚嫁的临界一点上，仿佛宿命的紧张关系便又来了，那就是她们肯放弃白人世界已有的一切，甘心终老于纳瓦霍初中呢，还是契愿意抛弃他的纳瓦霍人身份，连同他寻求成为诵歌者的终极志业？——这里没有粗鲁的种族歧视问题，而是更深层、更无奈的社会、文化结构性大难题，无法仰赖人的个别善意来解决，最终，要面对的是一个可见未来的“历史惘惘的悲剧”，那就是纳瓦霍人，包括它的语言、文化、记忆和生活方式，究竟还有没有机会、还有没有希望？还有多少能存留下来？为着这个，人得支付什么样的代价？可能抵抗多久？等等等等。老实说，这已经不是纳瓦霍人的独特处境了，而是人类学者、历史学者、生物学者、语言学者再熟悉不过而且每天每时眼睁睁看到的事，边陲的部落社群持续消失，美丽珍稀物种的死亡脚步总快过人的拯救和保护，语言稳定地以平均每个月两种的速度殒没。在充满敌意不仁的天择之下，以及在充满更敌意不仁的普世性社会文化结构之下，人的个别善意总是英勇但看起来徒劳的，特别像一首悲伤易感的歌。
有一点我个人始终不解，每当面对诸如此类近乎无解的难题，总有一种梦幻般的声音会在第一时间响亮地传出来，那就是要人们回头向大自然寻求智慧寻求方法，好像那里有简单明白的答案等着似的——当然大自然是有方法的，也再简便不过了，事实上它就这么一招，使用了几亿年不变，那就是死亡，该死的就让它死，整个天择的核心机制就是死亡，把生命的数量保持在它可供应可允许的范围之内，生生不息的另一面，便是更庞大数量的死亡，如纳瓦霍人神话讲的那样，衰老疲惫的生命把位置空出来，让给年轻有劲的后来者。
那些向大自然寻求智慧的人们，要不要也顺便想像一下如此智慧的必然成果呢？如此，立刻宣告绝种的生物将不只是我们朗朗上口的那些美丽蓝鲸、金鹰、熊猫、黄金企鹅、白犀牛等，包括马这个大眼睛、聪明敏感的生物也一定在消灭的名单之上，已故的古生物学者古尔德（已把他的生命位置让出来了，包括他的教授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位置）有篇精彩的文字，告诉我们马极可能是一个天择意义底下已衰老该淘汰的物种，它今天仍能跑能跳还更高大骏美，那是因为人（非基于善意，而是基于奴役使用）的喂养、保护和繁殖。
还有更可怖的，真正大自然天择机制底下所允许的人类生存数字会是多少呢？我想，当前人口的十分之一绝对是个太过太过乐观的估算了。
除了传说中末世性的、终结性的核爆（或彗星撞地球云云）之外，我们实在很难想到为数更巨的死亡了。
这件事政治得走社会前头
有些事是自然不起来的，那种把大自然想成是善意的、智慧的、又爱我们到毫无道理的上帝，我以为我们老早晓得了，那只是一个安慰我们、帮助我们入睡的美丽说法。
回到纳瓦霍人，以及和他们类似历史生存处境比方说台湾的原住民问题来。
放诸自然，让天择乃至于更严酷的主流社会机制接手，像纳瓦霍国这样的社群极可能是毫无机会的，这里我们说的，不只是可见未来的死亡而已，而是当下就层出不穷的悲剧。用比方说哈贝马斯的话来说，没有一个社会（在竞逐有限紧张的生存资源这个基本前提下）是不存着歧视和敌意的。天择底下的杀戮基本上有两种，一是对于食物，比方说狮群猎杀羚羊斑马；另一则是对于竞争对手，比方说狮群猎杀猎豹，或狮群内的同类相残。人对人的歧视乃至于猎杀基本上属于后者。
所以我们才说，二十世纪六〇年代之后的美国社会在这方面基本上是进步了（当然，小布什掌权这几年是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反挫），而且这种极短时间内、近乎是戏剧性的进步，是个很不错的历史成功实证，对我们充满着启示力量，是很珍贵、值得牢牢记取的历史资产。
六〇年代的这个进步，我们晓得，当然是通过全美国广泛的民权运动得到的，而其中关键性的一点，我以为是一九六九年“民权法案”正式在国会批准并施行。民权法案是积极性、介入性的法案，就美国联邦和各州的特殊分权关系来看，它是联邦政府对各州政府一次极醒目的“凌驾”或说“侵入”，禁止各州政府任何侵犯基本人权，尤其是种族方面人权的立法和行政作为，形式上，它是以禁令的方式说出来的，也就是说，它不是等待美国社会这上头民智的普遍提升和觉醒，从而水到渠成给予法律上的正式确认和巩固，而是倒过来，在美国社会，尤其南方各州，犹遍地是种族歧视事实的现况上头，由上层的政治力量（包括社会精英）发动，抵抗无所不在的社会偏见、习惯和自私残酷心理，并予以引导。
民权法案当然没一夕之间解决美国为期数百年的种族问题，比方说此一民权法案最重要的推手人物马丁·路德·金博士便转身投入抵抗黑人贫穷的长程社会工作，以为贫穷，以及围绕着贫穷的犯罪、低教育水平、发展机会和希望的集体缺乏，是种族人权接下来更艰巨的任务。差不多将等到八〇年代，随着黑人在美国社会各行各业站稳脚跟，甚至在某些特殊领域如体育、音乐、艺术、影视爆发出巨大动人的光芒，赢得普遍的尊敬，美国的黑白种族问题基本上才告一段落——事实上，二十世纪八〇年代当时被誉为是美国历史上黑白融合最好的一刻，甚至黑人的相貌特征也取得流俗审美的认可，很多白人还仿照黑人去整形加厚嘴唇云云。也就是说，如今做个黑人是有希望的了，做个黑人不必再自觉耻辱或怨恨上帝。
由上而下的民权法案没一举收拾种族问题，但它把问题推到正确的道路来，让问题有解决的可能。
说到这里我们就非得触景伤情一下不可了，以一般种族歧视的水平来说，台湾社会有（尤其一些习焉不察的偏见、刻板印象和语言习惯），但并不算太严重难返，台湾的大麻烦在于完全颠倒过来，是法律在惩罚少数族群尤其是原住民和新移民，是公权力在欺压他们，是上层政治人物动不动在侮辱他们并一次次挑动仇恨。我们所做的，跟民权法案的启示完全逆向而行，是把已经可能的，再次返祖为不可能。
找寻希望
当社会第一阶段的粗暴歧视告一段落，如美国社会近一二十年的基本景况，种族问题便是个深层的社会、文化、经济等复合性问题了，这是个用脑子、用耐心、用信念和价值的长程工作了，它得是专业的，但专业必须收敛它的技术性独断，专业得时时服膺平等、感情、包容等更高价值的指引和约束。
其中更为重要的，是整体社会得共同努力为其少数族群、少数民族找寻出希望——希望源生于可能的发展机会，而发展机会又需要实质性甚至物质性资源和配备的支撑，也就是像罗尔斯书里讲的，在平等的大基础上，他们需要社会“暂时”提供更多一点的照顾和支持，他们比较少，所以该分得比较多，他们比较苦比较困难，所以应该得到可以抵减这个的多出来部分，所谓的正义，才不会是一种残酷的遁辞，像早年社会达尔文主义援用的那样。
要抵抗只此一种的社会主流发展路线、保卫某一个和此主流路线并不兼容的文化和其生活方式，永远是艰困的，而且记住，还是昂贵的、耗用资源的。其中还有一个常见的陷阱，那就是，不管是遥远的纳瓦霍人也好，是我们近在咫尺的原住民也好，他们是活着的人，而不是出土文物，保卫他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绝不是弄个恒定温度、湿度的玻璃柜子把它框起来，让它永远停留此时此刻的模样即可，这是处理死亡的、已完成的珍贵对象的方法，而不是活着的东西。就像利风和契携回纳瓦霍国的那个“说话的神”的神圣面具，我们当然知道，留在东岸的现代博物馆中展示，它会受到训练有素专业人员的保护，有可能不灭不坏地地老天荒下去，回到纳瓦霍国，它反而可能在某次祭祀、某个仪式中使用而损毁，然而，不是有毁坏死去的可能，才恰恰说明它此时此刻还活着不是吗？
生为一个纳瓦霍人（或生为一个台湾原住民），有他生命的独特负担，这是高贵的但也是极辛苦的，就像契不肯为他魂萦梦系的爱情毅然放下一切出走一般，就像影剧事业有成的金素梅转头面向自己族人和部落、变成吉娃丝·阿丽一般。但他同时生为一个正常人，他也有和你我一样正常人的合理需求和欲望，住更舒适的房子，享受所有现代化的生活云云——在这个两难之中，总是得有所取舍、有所牺牲的，而且我们一定得记住，我们整体社会睿智而慷慨所提供的多出来资源，永远及不上他们自身为保卫自己文化和生活方式所付出的必要代价。
社会的付出得到什么？得到一种多元丰饶的面貌，得到不同的想像力，得到因为某种非主流异质事物和生活方式的存在而必然促生的反省和思考，这是极具价值的，想想我们花那么大资源建构、经营大型博物馆、美术馆云云不也是为着这个吗？对待朽骨尚且如此，何况是好端端还活着的生者呢？
更重要的，在一切眼前可见的功利性目的之上，一个社会必须为它坚信不移的价值信念奋战，这是一个好社会和坏社会的分别，是一个深厚和浅薄社会的分别，是一个有历史内容和空洞无根社会的分别——我们不是成天信誓旦旦讲多元讲包容吗？我们有打算为它做点什么付出点什么吗？
和历史奋力一搏
把时间拉长，拉长到历史学者，甚至不仁上帝的视野来看，很多东西也许是残酷的，残酷到儿童不宜，很多比纳瓦霍（以及我们原住民）更丰饶、更富想像力的民族、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都已倒了下来，或被吞噬于某个不见得更睿智的强势文化之中，这是任谁都熟知到已不会为之悲伤的事实。在这个颇令人难受的历史大前提之下，如果契选择离开纳瓦霍国成为联邦探员，如果倒过来另一个吉娃丝·阿丽想成为主流社会成功成名的昔日金素梅，这于是也合理到任谁都不该皱下眉头的，毕竟，这正是每一个人都拥有不可让渡的、追寻自我幸福美好生活的所谓天赋权力，如美国《独立宣言》和往后一堆历史不朽文献所明白揭橥的。
因此，保卫另一种文化、另一种生活方式，是价值和信念之事，也是极其现实之事，或更正确地说，我们必须为此价值信念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这其实是做得到的，用百分之百的整体社会支持一个才百分之二的少数民族、少数族群，是意愿的问题，而不是能力的问题不是吗？
今天，主流的资本主义社会其实远比那些麻木不仁的人想的有弹性有包容可能，尤其一个堪称富裕的主流社会，这半世纪以来美国黑人民权成功的例子，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个主流社会肯放弃偏见，提供机会，很多异质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是能显现其力量的，是可能找到其表现活力而活生生发展下去的。
六〇年代末，金博士那一场“我有一个梦”的廿万人大游行，成功地震慑了美国社会并促成主流社会的大转向，但今天我总有个时空错置的异想，如果那一场游行阵容，若还有后来的迈克尔·乔丹、“魔术师”约翰逊，有丹泽尔·华盛顿和威尔·史密斯，甚至有鲍尔这样的人，那将是多华丽而且具说明力量的展示，也因此，在二〇〇四年台湾高金素梅所领导的原住民出草抗议阵容中，如果和她牵手走向凯达格兰大道的，还有曹锦辉、阳建福、黄忠义、张泰山、阿妹、张震岳等人，那又将是何等光景？
如果社会已真实证明，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一员，作为一个原住民，是有希望的，不必掩饰自己的身份，那它将有力量和残酷的历史一搏而不见得会输的。
我不认为这是异想天开，我也从不认为历史有什么必然性，太多的历史结果，不过是人的懦怯和错误所造成的结果而已，否则，进步还有什么实质意义呢？人，包括人的自由、自主和能动性，还有什么实质意义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