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份很好的差事分派给我们八个人，任务是去守卫一个已经放弃了的被轰击的支离破碎的小村子。

    那边军粮库还没完全清空，所以我们的主要对象也就是照管它了。那个军粮库同样也为我们提供给养保障。这是我们几个最专长的工作，除了海依早死之外，其他几个包括克托、阿尔贝特、米罗、恰德、罗尔、德特林，都到齐了。我们都很庆幸，因为好几个部队，损失远比我们惨重。

    我们找了个地窖当掩蔽壕，从上到下都有台阶相通，主要是用混凝土加固了四周。为加强防护，我们又在入口地方树立一道用混凝土砌成的土墙。

    我们终于能有时间放松一下了。这确实是一个全身心稍稍解脱一下的难得的机会。我们都不愿放过这样的时间来舒展一番，毕竟我们仿佛身陷绝境根本没有思考忧愁的工夫。而现在的情况就好一些了。可一切都还是离不了切中实际。每次头脑中偶尔闪出战时的一些想法都会让我不寒而栗。但很快就会过去我们刻意地去把一切都看开一些。所以总是找出各种闲言碎语来抚慰扎根在心底的恐慌担心。我们也只有用这种方法来麻醉劝勉自己，我们精神十足地工作，把日子装扮的像在农庄一样，怡然自得，成天就是尽情地去吃去睡，别的都不去想。

    我们从其余几所房间里把褥垫抽出来在住的小木屋里铺好。每个人都愿意让屁股舒服一点儿。只剩下屋子当中一处空闲了。我们又到村子里找来了毛毯、羽毛垫子，和别的高档舒适的东西，反正这里什么都能找来。阿尔贝特和我还找来一张搭着蓝绸帐铺着花边床单的而且便于折叠的桃花心木床。我满头大汗地把它搬到屋里，虽然如此也不能白白让它浪费在外呀，谁知道什么时候它还是不是这样完美，可能早已经支离破碎了。

    我和克托一块到几个屋子里挨着转了一圈。没多大工夫，我们便满载着十二只鸡蛋和两磅非常鲜美的黄油回来。正说着话呢，冷不丁就听见客厅一声“轰”响，一只铁炉子从墙中飞入，又从我们头顶经过，然后穿过我们一公尺远的后墙飞出去了，正好打了两个大洞。原来是对面的房子被炮弹击中，碰巧打在那东西的上面。“王八蛋，”克托笑着咒骂了一句。我们又出去捕寻。突然又一声特别的响动传入耳畔，我们急步赶过去。眼前的情景竟让我们惊呆了，原来居然有两只活蹦乱跳的小猪在猪圈里“哼哼”呢。我们真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仔细一瞅确确实实是两只小猪，它们就在面前。我俩上去一把抓住，是两只实实在在的小肥猪呢。

    我们掩蔽壕约五十步左右有一所原来供军官住宿的小房子。我们想好去那里做一餐丰盛的美味佳肴。厨房是应有尽有；有两个格栅，其余锅、碗、瓢、盆、壶样样俱全。甚至木栅栏里连碎劈柴都准备齐了。这里真是个舒适的好地方。

    我们分好工，早上我去野外农田里找来土豆、胡萝卜和扁豆。我们全部都用鲜菜，军粮库的罐头制品连动都没动，厨房里已经早准备好了两个大大的卷心花菜。

    克托动手把两个小猪都宰杀了。我们本想和烤肉调配做些油炸土豆饼，但又没削皮刀削土豆皮。不过很快便有了主意。我把一个罐头盖用钉子打了许多眼。然后戴上厚皮手套，保护好手指，很快便动手削起来，没多大工夫就完成了。

    分好工，克托负责小猪和胡萝卜、扁豆、菜花。我专管油炸土豆饼，每次炸四张。克托还给菜花添了白酱油做佐料。我干了十分钟便找到一个窍门儿，炸好一面以后，把锅往上一掀土豆饼就会自动在空中抛起翻过个来，又落到锅来。烤小猪时，我们像在祭祀神灵一样围成一圈看着，它们整只猪身油光可鉴的情景。

    我们又热情地请来两个无线电报务员到这里来做客，客厅里有一架钢琴。他们便一人弹奏，另一人和唱起《威尔河上》。他的歌声宛转而充满深情，甚至还有乡土的萨克森味。但它还是感染了我们的情绪，我们站在摆好的美味佳肴前充满了感触。

    但我们很快意识到，要有倒霉事过来了。炮弹已根据侦察气球指引的我们烟囟冒出的烟柱的方位向这边袭来。那些东西看上去小，而且落地后也只不过一个小坑洞，但却能向四周扩散，紧贴地面。连续不断地散片落在我们附近，一次比一次离得近了。我们又不忍心丢下这些东西不管。弹片不停地飞射过来。甚至有几块已打穿厨房的顶窗。烤完了小猪，但土豆饼就不好往下炸了。炮弹更加急促，弹片纷纷打在厨房墙壁上，窗户里。一有东西破窗而入，我就赶紧端着煎锅和炸饼弯腰在窗子边的墙根蹲下，躲一会儿。然后再抓紧时间继续炸烤下一张。

    一块弹片打中钢琴，结束了两个萨克人的表演。一切都完成就绪后，大家决定把东西带到掩蔽壕里去，每次等轰炸过后；俩人带些东西迅速跑五十公尺的距离进入掩蔽壕里。不一会儿他俩就不见了。

    爆炸一来，大家都蹲下躲避好，马上便有俩人飞快地拎着两大瓶高档咖啡跑出去了。等爆炸再来时进入掩蔽壕。

    紧接着，克托和克络普把最为重要的东西：两只棕黄色烤乳猪，用锅端着弓着身子；高呼一声，箭一般穿过空旷的原野直扑五十公尺外的掩蔽壕。

    我耐着性子煎完最后四张饼，为此我甚至只好爬在地上，我终于完成了四个我最爱吃的土豆炸饼。

    我贴靠在房门背后，两手各端一盘隆得很高的油炸饼。只待炮弹飞驰而来，一声轰响我便迅速把盘子用双手抱紧，贴在胸部，飞奔而去。眼看越来越近，就听见空气中有什么声音呼啸而来，我像逃命的小鹿飞步狂奔，炮弹的碎片飞射到那墙防护的水泥墙上。在下地下室时我不小心摔下台阶，还擦伤了胳膊肘但油炸饼却都纹丝没动，就连盘子也都完好无损。

    我们从两点多开始聚餐，一直持续到六点钟。接着又拿出军粮库中为军官们准备的高档咖啡和纸烟、雪茄开始慢条斯理地享用，又进行到七点半。然后，便又开始吃晚饭。我们把小猪骨头扔到屋外已经差不多十点钟了。高涅克白兰地和朗姆甜酒也都是军粮库的好东西，随后还有长而且粗的中间贴着商标的高级雪茄烟。恰德咧着大嘴说现在惟独美中不足就是军官中心的妓女。

    夜阑人静，听到有猫叫的声音。发现确实门口蹲着一只小灰猫。我拿吃的东西把它引进来，喂给它吃。但却又勾起了我们自己的食欲。于是大家边嚼吃着东西，边躺在垫子上睡了。

    但我们满肚子都是油脂，整整一个晚上都没休息好。鲜美的烤乳猪折腾着我们的肠胃。人们来回进来出去个不停。一会儿就有两三个人放下裤子，在外面一边蹲着，一边还骂个没完，而我已经蹲了九次了。早上四点多，我们满屋的人，包括客人和卫兵十一个人都在外面蹲着。

    外边被点燃的房子像个红红的大火炬。不时听到炮弹轰鸣着飞来，又向四周散落。大街上弹药车队飞快地行驶着。军粮库一面临街，被炮弹给炸开了。车队司机见此情景，竟蜂拥而入，好像纷飞的弹片根本没有似的，只顾大肆地抢拿着面包。我们都干看着，不敢吭气，否则必将被狠揍一顿。我们只好想了个别的主意。对他们说，我们是些卫兵，所以知道一些这里的事情，我们用罐头食品去换取这里没有的东西。反正都无所谓，不知什么时候这些都会被炸得一无所有的。我们把库房里拿来的一些巧克力掰开吃了。克托告诉大家吃这东西有利于肠胃。

    我们成天就是吃、喝、闲荡，无所事事。慢慢地已不知不觉过了十四天，没人过问过我们。我们无忧无虑地生活着，习以为常地眼看着这个村庄被炮火渐渐毁灭。对我们来说，只要军粮库还没有被完全炸掉，我们就什么都不在乎，我们还真希望就在这里住着直到战争结束。

    恰德居然变得奢侈起来，整整一只雪茄刚抽一半就顺手扔了，还很傲慢地说，他己养成这种习惯了。克托更是容光焕发。他总是在早晨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快把鱼子酱和咖啡给我端过来，埃米尔。”我们都扮演出一副有身份的阔绰形象，都让别人做自己使唤、命令的公务员。“克络普，快把脚底下的虱子抓走，痒死了。”罗尔学着电影里的女演员把一条腿伸到他那边，克络普抓住这条腿便往台阶上拖去。“恰德！”——“怎么啦？”——“稍息吧，以后别用‘怎么啦’，要改成‘是，遵命’！——那么好，恰德！”恰德就很熟练地脱口说出歌德《葛兹•冯•贝里欣根》剧本中的那句名言来答复他。

    我们的快乐日子又继续了八天。上级来命令要我们调回去。我们是专门被两辆大型载重汽车接运走的，车上有堆得很高的许多木板，但阿尔贝特还是和我把那张能折叠的床，还有那顶蓝绸帐，垫褥以及花边床单都拖了上去，一并带走。又把一大袋最好的食物放到床头后边。袋里各种美味：结实的瘦肉香肠，可口的肝酱灌肠、各种罐头，成箱的纸烟。每次摸进去，就总会乐得喜出望外。大家每人都装了满满一袋随身携运。

    我和克络普还抓紧时间又拿来两把大红靠椅。把它们往那张床上一放，然后俩人都舒展开往里一坐，就像包厢一样。头顶上蓝色床帐被风高高扬起，像贵族的华盖。我们嘴里都叼着一支大雪茄，坐在高高的汽车上尽情地领略着野外的风景。

    我们把那只猫也带来了，装在一只小鸟笼子里。它咪咪地细声叫着，面前还摆放好一盘肉食。

    我们自由自在地唱起歌来。汽车向前慢慢地行驶着。身后那所遗弃的村庄里，一缕缕泥灰被炮弹地威力高高掀起。

    几天后，我们受命要去撤走一个村庄。沿途尽是些流离失所的难民。他们用手推车，婴儿车，或肩膀后背，拖带着各种生活用…品和财物，他们躬腰驼背，满脸忧郁，哀伤和痛苦无奈的神情。他们成群成伙地在一块儿，妈妈拉着孩子，大一点的女孩领着稍年幼一点的，步伐沉重地边走边回头看着。还有的带着玩具娃娃已经不成形状了。我们与这些人擦肩而过时，都变得沉默寡言了。

    我们走成一列。那边应该不会轰击一个还居住大量居民的村庄的。但我们的想法却错了。仅隔了一瞬间，就听见空气中一声巨响，大地随之动摇，喊叫声一片混乱，在队尾处正好有一发炮弹爆炸了。大家往四周一散，便扑倒在地。但我马上意识到我昔日在炮火中安然无事地机敏却突然没有了；“你完了，”我脑子划过一个念头，惊恐和无奈登时都闪现出来。刹时我感觉左腿好像被鞭子狠狠抽打了一下。身旁传来阿尔贝特的尖叫声。

    “起来，快跑，阿尔贝特！”我冲他大声喊叫，我们刚才的地方太平整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掩。

    他跌跌绊绊地向前跑，我就紧随其后。前边有一处篱笆，我们跑了过去，它比我们高出一些。克络普抓住树枝，我把他的腿举起，他大叫一声便翻了过去，我也跳上去，又翻下来。但那边却是一处池塘。

    我们沾了满脸水藻和污泥。这里倒适合隐蔽。我们身体都泡在水里，只探出头来。一听到有“嘶嘘”地响动，我们就把头也扎到水里头。

    连续十多次，我们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阿尔贝特埋怨着说：“咱们还是出去吧，我快被沉下水里淹死了。”

    “你哪儿受伤了？”我问。

    “好像是膝盖那儿。”

    “你还能跑步吧？”

    “好像能——”

    “那好，咱们离开这儿吧。”

    我们到了路边一条沟边，弓着腰沿着它就往前跑。身后炮火紧紧跟着我们。但我们很快改变了主意，斜对角往野地农田里横插过去。因为先头那条路靠近军火库，要是那爆炸了，我们肯定必死无疑了。

    阿尔贝特越来越慢：“你先走吧，我一会就跟上。”边说着，身体便倒了下去。

    我赶紧摇着他的胳膊说：“阿尔贝特快起来，再坚持一会儿，我扶你，一躺下就很难站起来了。”

    我们总算躲进一个小掩蔽壕里。克络普一下瘫倒在里面，我就给他把伤口包扎好，伤口正好在膝盖偏上一点的地方。这时才发现。我自己的裤子和胳膊也都在淌血。阿尔贝特又用他的急救包帮我把伤口包扎上。他的腿已显然不能动了。我们甚至感到不可思议，自己是怎么从那么远跑过来的。这种情况只有在极度恐惧和紧张的情形中才可能发生；甚至双腿全无了，还能用残留的部位继续向前拼命地奔跑呢。

    我勉强爬出去一段路，叫喊住一辆经过的救护车，他们把我们一块拉走了。车里坐满了伤员，有个一等兵护理员给我们胸口打了一支预防破伤风的针。

    到野战医院后，我们解决了一下，然后肩并肩躺着。我们每人又分了一碗稀汤，便一口气吃了个精光。虽然我们过了很长时间的好日子，吃的是好东西，但在这里却不同了，毕竟我们己饿得饥不择食了。

    “我们可以回家了，阿尔贝特。”我说。

    “希望是这样，”他说，“我只想知道我的伤势怎样。”

    伤口巨痛，绷带下火辣辣的。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着水。

    “我的伤口，离膝盖有多远？”克络普问我。

    “十多公分吧，阿尔贝特。”我欺骗他说。事实上可能就三公分左右。

    “要是没辙，一定得给我截肢锯腿，我就干脆一走了之。我不愿意残废着活后半辈子。”他坚定地说。

    我们都心潮起伏，静静地躺下来，等待着。

    我们被送到“刑场”已经是傍晚了。我不禁一愣，但很快明白我应怎么做；野战医院医生给伤员动不动就总切除手术，这一点大家都有耳闻了。在伤员繁多的情况下，切除往往比修补简单快捷的多。克姆里奇的影子一下跃到我眼前。我就是疼到动手抓他们的头也决不去注麻药。

    还算可以。那个医生把我伤口挑动了半天直疼得我双眼发黑。“别装蒜了，”他狠狠地骂了一句，又开始扎起来。手中的器械像疯狂地野兽在灯光下闪亮着。我钻心般疼痛。旁边一边一个护士紧紧抓住我的胳膊，但还是被挣脱一只。那家伙发现我挥拳往他眼镜砸去，往后一跳躲开了。“快给这个混蛋注射麻药。”他歇斯底里地吼叫着。

    我便恢复了平静：“对不起医生，我肯定不再动了，请别给我上麻药。”

    “那就这样，”他笑出声来。这个家伙不到三十岁，金黄头发，脸上有几块伤疤，一副眼镜让人看了难受。他拿起医疗工具，开始动手。但我很快感觉到他是故意在戏弄我。一边不停地挑动我的伤口，一边用斜眼偷偷地透过眼镜看我。我强咬牙关，双手拼命地抓着把手，宁死我也不在他面前叫喊。

    他把挖出的弹片扔到我身上。现在他看上去对我的举动比较满意，他还细微地给我上好夹板并对我说：“你明天可以回家了。”然后我又打上石膏。我准备见到克络普时对他说：“明天早晨也许会开来一列运送伤兵的火车。”

    “我们得找找那个中士医生，好把我们弄到一块儿，阿尔贝特。”

    我递给那医生那支中间贴着商标的大雪茄，事情就解决了。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他只闻了闻雪茄说：“你还有这玩意吗？”

    “好多呢，”我对他说，“那是我的朋友，”我又用手指指克络普，“他更多，不过我们想明天从运伤兵的火车窗口递到你手中。”

    他一听就明白了，又深深闻了一下雪茄说：“好吧。”

    我们俩彻夜未眠。整个晚上，我们病房里先后死了七个人。有一个临终前残喘着粗气，呻吟着，还用又高又尖的破嗓子唱了一个钟头的男高音赞美诗。另一个，从病床摸索到窗前好像再也看不到外面了似的，又沮丧地躺到床上去了。

    我们被担架抬到月台上等待火车驶来。下起雨来，月台上没有地方可以蔽雨，我们的被单又窄又薄。在这里已经整整淋了一个钟头，还没来车。

    我预感会有什么意外，心里坎坷不安。那个中士医生像母亲一样精心地照料着我们，我不时地假装整理背包给他看，还先给了他一支雪茄。那中士为了表示感谢又给我们盖了一层帐篷布在上面。

    “阿尔贝特，”我又忽然想到一件事情，“咱们那张折叠的大床，和笼子里的那只猫还有……”

    “从活动中心搬来的那两把安乐靠椅。”他接着说。

    那几把舒舒服服的用红丝绒包装的活动中心的安乐靠椅，它曾和我们一块儿度过好几个夜晚，我们像雍荣华贵的王侯一样端坐其中，还想以后用它们出租挣钱呢。隔一个钟头抽一颗烟，的确可以无忧无虑以此为业来轻闲度日呢。

    “阿尔贝特，”我又想起一件事说，“那袋食品也留下了。”

    说完俩人都神色沮丧起来。我们还很需要那些东西呢。克托肯定会明天把东西都带来给我们的，只可惜火车不会推迟一天的时间再出发。

    命该如此了。医院里的伙食尽是些干巴巴地面食，可惜我们那装着罐头食品、烤猪肉和其他美味的几个袋子。但现在我们却显得很安静，身体己极度虚弱了，情绪也变得稳定了。

    担架已经湿透了，火车才在早上开到。我们被那中士安排到同一节车厢里。还有一些红十字会的护士也在里面。克络普睡在下铺，我被特意安置到他上铺去，他们把我小心地抬了进去。

    “我的老天！”我惊叫起来。

    “怎么啦？”护士问我。

    我铺位上的雪白色亚麻布床单新新的，一个褶皱都没有，而我的衬衣却又脏又旧在身上连续穿了六个礼拜了。

    “你行动不方便是吗？”那护士关切地问我。

    “没事，”我汗往下淌，“您可以把被褥抽走吗？”

    “怎么啦？”

    我自己浑身像一头脏兮兮的猪似的，怎么睡进去呀？“那里太——”我犹豫着说。

    “怕脏了是吗？”她怕我不好意思，说，“没事我们还会再洗干净的。”

    “我，我不是那个——”我有些结巴。她的热情，我竟有些不习惯。

    “你们在战壕都睡过，我们还怎么在乎洗一洗床单呢。”她轻柔地说。

    她是个年轻貌美的姑娘，皮肤健康细腻，我真难以置信，她为什么不去服侍军官呢？他们肯定会不平衡，或者有些不可理喻呢。我悄悄看了她一眼。

    她是在跟我做游戏，让我不得己说出实情来。“可那是——”我说了一半，我想她应该听懂我的意思了。

    “我不明白是什么呀？”

    “我有虱子嘛。”我还是憋不住喊了出来。

    她忍不住笑了：“它们也应放假休息休息了吗？”

    我也不在乎了，躺在铺上，把被子拉开钻了进去。

    中士的手在被子上搜寻着，然后带着雪茄下去了。

    大约一个钟头，我们感觉到外边的东西在推移。我们行驶开船。

    夜深人静，我却辗转难眠。克络普也在下边翻来覆去动着。外面火车有节奏地在铁轨上滚进。我的心难以平静，发生的一切都难以置信：那张床，这列军车，还有家。“阿尔贝特，”我轻轻地向下喊他。

    “嗯——”

    “你说去那边方便？”

    “我想，在车门右侧有厕所。”

    “我得去一趟。”车厢一片漆黑，我摸索着从床边慢慢往下踩，但脚没法找东西，腿上了石膏却也没多大用，“咚”的一声便掉了下去。

    “妈的，真没用。”我小声骂道。

    “你撞伤了吧？”克络普问。

    “你没听见吗？刚才我的头都——”我小声地埋怨着。

    那个女护士拎着一盏灯，从后面车厢门里进来，盯着我看。

    “他刚才从上面掉了下来。”

    她先看了看我的脉搏，又把手放到我额头，然后说：“你并没有发烧。”  “没有。”我点头说。  “你一定做了个噩梦吧？”她又问。  “好像是……”我想引开她的提问，她却不停地往下仔细追问，一双晶莹的眼睛那么漂亮地冲我眨着。我无论如何都不愿告诉她，她实在太整洁大方了。

    她又把扶上铺位。但要是她一离开，我还得再爬下来。要是面前是老太太，我会不假思索地告诉她，我想干什么，但她却顶多二十五岁，那么年轻，我真不好意思去开口说这些事情。

    还是阿尔贝特帮助了我，他并不怕别人会不会害臊，反正他自己无所谓。“护士小姐，”他向那个女护士喊道，等人家转过身来他又说“他好像要——”。这时阿尔贝特也觉得难为情不知如何文明含蓄地表达给人家。在前线，只说一个词就解决了，但在这儿，尤其还跟一位女士那可不行。他似乎受到了什么启发，用学校里常用的方式说完了刚才的话：“我想他是要出去一下，护士小姐。”

    “是这样，”护士很温和地说，“但带着石膏就别再乱动了。好啦，您打算怎样？”她又冲着我问。

    我吃了一惊，被她问闷了。我不知道她们称那为“怎样”，是职业用语。不过她看出了我的疑惑。

    “小的还是大的？”

    真难为情！我脸通红，汗水往外直冒，吞吞吐吐地说：“只来小的——”

    无论如何，我总算解决了一道难题。

    我可以利用一个小瓶子。几个钟头后，不单我，许多人也都得到了。早晨时，我们便习惯了这些事情，说话要求也都自自然然不再难为情了。

    火车缓慢地行驶着。还总是停车，抬走在上面死了的人。

    阿尔贝特开始高烧。我倒不至于，但隐隐感觉有些疼痛，还可能有些虱子在石膏绷带下痒得我浑身不自在，又不容易搔到。

    我们连续几天都躺着睡觉。野外风景快速地从车窗上闪过，我们在第三天的晚上到了赫伯斯塔尔。护士说阿尔贝特高烧不退；下一站要抬下去。“还有多远的行程？”我问。

    “到科隆。”

    “阿尔贝特，你等着。我们不会分开的。”我说。

    等听到护士又巡视过来，我憋住气。脸涨得通红。她见了停下来问：“是不是有些疼啦。”

    “嗯，”我呻吟着，“突然就疼起来了。”

    她递给我一支体温计，便看别的病人去了，但我早已从克托那里学到了许多奇方异招。这种军用体温计，不适应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兵。只要里面水银柱子升上去，就会在真空管里保持住，再不下落。

    我向下斜着把温度计挟在胳膊下，然后不停地用手指弹击它。渐渐地它便升到三十七度九，再当我用一根火柴非常小心地加热一点它便升成了三十八度七。

    我喘着粗气，呼吸紧张；眼睛死呆呆地盯着她，无奈地眨动着；有气无力地说：“我实在不行了。”

    于是我的名字也被她写到一张字条上。当我的石膏绷带被再拆开时，我便踏实了许多，若非特殊情况那是不允许的。

    我俩被一起抬下了火车。

    一所天主教会的医院接纳了我们，还把我们分到同一病房。我们也暗自庆幸自己所在的这所医院是有名的具有良好治疗素质和可口饭菜的综合医疗机构。我们列车上的病人把这里挤得满满地的，有些重病患者也先后被带入。由于医生人手不够，我们今天并有被检查。常常有橡皮轮平板车来来回回地在走廊里推着一个个平展展躺下来的躯体匆匆地经过。

    我们几乎整夜都被乱糟糟的声响吵得没有睡好，天快亮了，我才稍微迷糊了一会儿。早晨大亮了，我才睁开眼睛。有个已经来了两三天的病号对我们说：“走廊里每天早晨都有护士做祷告，并把我们病房门都打开，以便使所有人都能得到保佑。”

    但这种良好的祝福反而使我们浑身都觉得酸疼。

    “我们都在熟睡，她们却愚昧地干这些事。”我说。

    “正因为那些伤病较轻的人都在这里，才选中在这儿作祷告的。”

    我气急了，看着阿尔贝特不停地呻吟忍不住喊道：“你们能不能让我们清静一会儿。”

    大概过了一分钟，那个穿着像咖啡壶一样的黑白相间的护士进来了。“护士小姐，您可以帮我们带上门吗？”有人问。

    “我们要把开门为大家做祈祷呢。”她回答。

    “那还让不让我们再睡觉了——”

    “睡觉能和祈祷相比吗，”她友善地瞪大眼微笑着说，“反正都七点钟了。”

    那边阿尔贝特呻吟声又开始了。我愤怒地吼道：“快关上门！”

    她吓得不知所措了。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我们做祈祷也是为了你们呀？”

    “还不是那样，你先关上门！”

    她没有关门转身出去了。外边此起彼伏的祷告仍然在继续。我不由地怒火中烧，便冲外面喊道：“要是我数三下之内，你们还吵吵，我就往外扔东西了。”

    “我也不客气。”又一个人也随后大声说。

    我数完五以后，毫不犹豫抓起一个瓶子照准门口扔了出去。摔得一片粉碎。那些护士涌进来纷纷指责我们。

    “关上门！”我们齐声吆喝着说。

    那些人离去了，先头那个矮个护士说了一声“外教徒，”便带上门最后一个走了。我们终于战胜了。

    医院巡查中午时进来，严肃地训斥我们一番。并拿关禁闭作威胁来吓唬我们。但我们谁都不在乎，因为医院检查员和军粮处检查员一样都是文职军官。这一点连新兵都知道了。“即使他们去告去说，又能把我们这些人怎样呢？”

    “是谁扔得瓶子？”他问。

    “我！”我还在思考要不要承认，却听见有人答应道。

    就见一个胡子拉茬的人从床上坐起来。他为什么要往自己身上揽呢，大家都不禁捏了一把汗。

    “你？”

    “是我。她们无聊的吵闹声使我们无法入睡，神志不清，自己都不知道当时做了什么。”他一口气很流畅地说了一大堆。

    “告诉我你的姓名。”

    “增援部队后备兵约索夫•霍姆赫尔。”

    检查员离开了。

    我们满腹疑惑，奇怪地看着他，问道：“你干吗要把事情尽往自己的身上揽呢？何必那样说呢？”

    他微微一笑：“什么事都不会有，我有狩猎资格证书①。”【①狩猎资格证书(Jag)：士兵的行话，意思是精神错乱的医院证明书。】

    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有了狩猎资格证书就可以不受限制，想怎么就怎么样。

    “他们说我脑袋瓜不太正常，就给我开了一张证书。并指出我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因此我就舒服多了，谁都害怕招惹我。没人敢对我怎样。我感觉刚才下面那一下恼气十足，猛摔猛砸很过瘾，我很高兴，便自然应为他承担责任。要是明天她们再把房门打开；我们还得继续砸给她看。”

    大家登时兴奋起来。这下我们什么都不怕了，只要有约索夫•霍姆赫尔在就足够了。

    平板车不声不响地进来，把我们推走了。

    我们被紧紧的绷带粘着，公牛般大声地嚎叫起来。

    我们八个人住一间病房。满头黑色卷发的叫彼得，他肺部中弹，伤势很重，而且比较复杂，旁边那个胳膊受伤中弹的叫弗兰茨•威希托尔。他的伤势开始很不甚于太重，但第三天夜里，便大喊大叫要我们按铃，说他在不停地滴血。

    我没完没了的按铃，也没见夜班护士进来。大家都换了新绷带非常疼痛，所以那天晚上她忙坏了。这边刚要求把腿放在那边，而那边的人却又喊着这么放，还有人又要她端水喝，第四个枕头太实又要她弄松软一些；最后老太婆不停地咒骂着，一甩门走了。她又以为还是那些事，便装没听见不过来。

    等了一会儿，弗兰茨说：“再试一下。”

    我又一个劲地按，她还是没过来。这儿就这么一个夜间值班护士，可能是去其他病房了吧。“弗兰茨，你真的是出血了吗？”我问他，“可别让她再骂我们。”

    “都湿透绷带了，不信谁给开灯看看。”

    开关在门口，我们没人能起来去打开它。我就用大拇指按在铃钮上一直不放，让它响个不停。也可能她是工作量太繁多，一天天地又得做祷告，现在疲劳过度给睡着了，听不到铃响。

    “干脆再往外扔个瓶子。”那个持有狩猎资格证的约索夫•霍姆赫尔说。

    “铃声她都听不见，更何况这个呢。”

    好一阵子，门“砰”地开了。老太婆一筹莫展的样子走了进来。但看见弗兰茨的伤势后有些急了，还埋怨着说：“怎么也没有个人告诉我呀？”

    “我们按了铃。这儿又谁都没法走动。”

    她忙着替他包扎。血确实流的太多了。头一天睡觉前他还很健康呢，第二天早晨脸色已变得瘦小蜡黄了。有个护士便来来回回进来看看。

    有时候一些亲切可爱的红十字会志愿护士会来护班。但她们都笨手笨脚的。每次换床时总要疼得我们伤口发麻，而她们便吓得手忙脚乱，结果疼得更厉害了。

    修女们都能很灵活准确地处理我们的各种情况，但我们更希望她们多少再活泼开朗一点就更好了。不过也确实有几个幽默大方的很出色的修女。丽贝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能使每一处的病房都充满欢快轻松的气氛，甚至离她很远都能感受到。还有好几个跟她差不多，为了她，我们甚至甘愿奋不顾身。修女们让我们没有理由再埋怨，她们像平民百姓一样对待我们。这与野战医院那令人心烦意乱的情况恰恰相反。

    弗兰茨•威希托尔终于没能好转。一天有几个把他抬走后，便再没回来。“我们不会再见他了。他已转到死亡病室中了。”

    “死亡病室？什么意思？”

    “就是那些重伤快咽气的伤员住的病房呗。”

    “那它到底怎样呢？”

    “快死的人都先被送到这边拐弯的一间很小的病房里，屋里摆着两张床。人们都管它叫死亡病室。”

    “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到那后，他们可以省去不少麻烦，而且离去太平间的电梯又很近。何况他们也为别的病人考虑，不至于影响别的病人的情绪。到那里他一个呆着。他们照料起来也能更方便、更细心。”

    “他难道没感觉吗？”

    约索夫向上伸了伸腰说：“他们通常都不会有什么不好。”

    “已经有好些都听说这个事吧？”

    “住久一点的人，基本上都知道。”

    下午，又一个病人抬到了弗兰茨•威希托尔那个铺位上。他只呆没两三天就被抬走了。约索夫耐人寻味地挥了挥手。很多人不停地进进出出。

    那些泪流满面，不停地叮嘱久久不愿离开的亲人坐在床边的情形接二连三地进行着。有个老太太一直坐着舍不得走开，但又在这里陪着过一夜。第二天她一大早便赶来时，已经好些更早的人都来了。那个铺位上却已换了一张面孔。她木木地把苹果分给我们，往太平间那边去了。

    小彼得情况开始糟糕了。体温记录卡上已一天比一天严重。那天，他们推着平板车停到了他的床边。“要去哪儿”他恐慌地问。  “到包扎病室。”  于是他被抬出去了。但那个护士用一只手拿下他的衣帽和军装时，彼得拼命地在手推车上挣扎着想滚下来。嘴里还大喊大叫着：“我不去，我要留在这里！”

    他的肺被子弹打穿了。声音有气没力地发出：“我不去死亡病室里去。”她们用手按住他。

    “我们是去包扎室的。”

    “那又干吗要连军服一块儿带上呢？”他已经无话可说了，嘶哑着，颤抖着说，“就让我呆在这儿吧！”

    她们执意把他推走了，快到门口时，他又挣扎着想起来，眼里泪水如注，乌黑的卷发随着身体甩来甩去。“我不会走太久的！我很快会回来！”他哭着那么哀伤悲凉。

    安静了，门关着，大家心情复杂一言不发地躺着。只有约索夫还在说着：“出去时总是那么说，可进去了是不可能再出来的。”

    手术后，我连着两天呕吐不止。医生的文牍员说我的骨头还没合上。还有两个人骨头弯了没长到一块儿，后来又断了。很令人感到晦气。

    主任医师在病房检查时发现我们当中有两个年轻士兵长着扁平足，他非常兴奋。“你们的脚在这里很快就能矫正，”他微笑着对他们说，“只要给你们动一个小手术，你们的双脚便很快能跟正常人一样行走自如了。”护士小姐，请替我把他们记下。

    约索夫见他一出去就忙不迭失地告诫他们：“那个老东西对科学技术非常狂热，像个变态者。说什么也不能让他给你们动手术。他专爱给人做手术开刀，简直着了迷。要是他给你们矫正扁平足，放心，脚是不平了，但也成畸形了。那以后你们就只能和拐杖扶手打交道了。”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有人关切地问。

    “就直接告诉他不愿意做！你们只想治疗枪伤。反正上了战场你们都不曾感到脚有什么不舒服。要是给那个老东西带上手术台，你们就成为一个连路都走不了的残废了。他只不过是想拿你们作试验研究。战争是他和其他所有医生的资源宝库，往往他们会因此而辉煌起来。你们到下边看看现在还有十几个人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都是他手术矫正的。有好些是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来的。这些年来没有一个比开刀以前更好走，而且多数腿上还打着石膏。老家伙每六个月便把他们重新找来；弄断骨头然后说这次一定能好起来。记住，只要你们不点头；说一个‘不’字，他就不敢让你动手术的。”

    “好阴险呀，一个人听完说。但另一个早就厌烦了约索夫。他说：“那也比上战场丢了脑袋强呀。这儿最多残废一只脚，但我可以因此回家了，总比死在前线舒服多了。他想给我做手术，就由他做好了。”

    另一个和我们差不多的小伙子却不肯答应。老头次日一早就叫他们过去了。软硬兼施，又讲道理，又恐吓，好一阵子之后他们便答应下来了。他们仅仅是两个普通士兵，在这样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面前又能怎样呢？当他们送回时上面绷着石膏而且用了麻药。

    阿尔贝特病情加重，伤势恶化。被他们抬走做了截肢手术。一条腿全部被锯了去了。之后，他更加沉默寡言了。甚至他说要是有一天手里再有一把枪，那他将首先给自己一颗子弹。

    我们病房又从刚到的运输车队里送来两个病号。他们都己双目失明。还有一个年纪很轻的音乐师。为了以防万一，护士不用刀具给他喂饭，他曾突然从护士手里抢过一把。但不幸还是发生了。护士给他喂晚饭时把餐具放到他旁边的桌上，有人喊她便出去了。那音乐师迅捷地抓起餐叉，用尽全力穿到心脏上，又拼命地用一只大鞋往里敲打。有三个男人听到我们的呼救声跑进来用大力气才把那把餐叉拔出来。叉刺很钝，但他用力过猛扎得非常深。我们整夜都被他骂的难以入睡。天一亮，他便开始痛苦地嚎叫了。

    又空下一个床位。我们就一天天地在绝望、惊恐、呻吟等痛苦地氛围中度过。在我们病房里，有人天不亮就死了。护士还没来的及去处理。太平间空间太小，都有些周转停放不开了。

    有一天，忽然有人推开房门，只见那个满头卷发的彼得笔直地坐在担架上，嘴乐得合不拢，他看上去那么虚弱，面色苍白。后面丽贝亭护士也笑逐颜开地推着他到开始的床位上。我们都以为去了死亡病室他便真的再也不可能回来了。

    他来回看了看周围说：“你们还要说些什么呢？”

    约索夫也奇怪不已，就连他也第一次碰到了这种事。

    过了些日子，有几个允许站起来了。我还可以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来回走动了。阿尔贝特总是有些愤恨地瞪着我，所以我便很少在房间里走动。我实在受不了他那种怪异的眼神。有时我便悄悄来到走廊上，可以随意地走动。

    腹部和脊椎受了伤，头部受了伤的在楼下一层，还有一些是双腿或双臂做了截肢手术的。右边住的是颚骨受伤，中了毒气，或耳朵、鼻子、脖子有伤的士兵。那些伤了肺、瞎了眼、盆骨被击中，关节被损伤以及伤势在肾脏和胃部的都住在左侧一边。看过这些地方就会明白原来人的每一个部位都会中弹受伤的。

    有两个破伤风病人死的时候，面色惨白、身体僵直，其中一个连眼都没合上，瞪着这个世界就去了。许多床上都吊起伤兵的受伤的四肢，并在下面放一个盆，伤口渗出的脓水便滴到里面。很快便会积满，过两个钟头就得倒一次。躺在伸缩绷带里的人，一头用一个大铁磅挂在床上。那些伤到肚腹肠子上的，里面尽是淤集的粪便。我从医生文牍员那里看到一些拍着被粉碎的头骨、膝盖和肩膀的X光照片，惨不忍睹。

    在一个伤痕累累血肉模糊的身子上，居然还会有一张人的面孔，而且还能证明他还继续一天天地活着。这真的让人无法相信。整个德国、法国、俄国会有无数这样的情形，而这里却仅仅是一个部门，一所很普通的医院罢了，一切事情都在这种险恶的情形中，没有了去说、去写、去做的必要，那都是毫无意义的。全部都是瞎编乱造的，不知所云的东西。这种血腥的灾难，这种痛苦的折磨极大的嘲讽着有了几千年悠远文化的历史。仅仅一所战后的医院便是对战争的强烈控诉。

    我还是二十岁的年轻小伙子，却过早地饱尝着命运的恐惧、绝望、死亡和对伤痛后的茫然之外，对于人生我没有别的概念。在我眼里只有麻木无知地顺从凶残，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敌视和争斗。而有人却在创造更精明的武器撰写更辉煌的文章不断泡制和延长着他们的仇恨和屠杀。我们那些遍布各方的同龄人都亲耳亲眼亲身经历了这些事情，现在我们把这件事讲诉给我们的父辈们，他们又将作何解释和答复呢？倘若战争结束了，他们还会对我们有什么希望呢？我们已在这些年中成为一个个职业的刽子手，只知道杀人。我只懂得人生与死亡是紧密相联在一起的。此后怎样？将来我们又会怎样呢？

    莱万多夫斯基是我们这个病房年岁最大的，已经四十了。他在医院十个多月了，等着重伤的腹部渐渐治愈。他的伤势在最近几个星期开始慢慢好转，有时还能一瘸一拐地弓着背走几圈。

    她远在波兰的妻子给他来一封信。信的内容让他连续几天激动不已，信中说，她攒了些钱，准备当做探望他的路费。

    她已经出发了，很可能随时就到，莱万多夫斯基茶不思饭不想，甚至把只吃了两三口的赤蓝香肠也大方地给了人。那封传看了几十遍的信，在他手来不停翻来折去，举在眼前绕着病房踱来踱去。邮戳的数字日期已经推算过好些次了。手上的油脂和脏物已经把信封上的地址磨得模糊难辨了。莱万多夫斯基终于熬不住发烧了，只得再躺倒床上焦虑，期盼地等待着。

    在他和他妻子分开两年期间，她有了他的孩子，并一起要带到这儿来。可有一些别的事却让莱万多夫斯基联想不断。他原计划等老婆来了以后到外边呆一阵子，毕竟双方分离得太久，要有条件还是要相互在一块儿温存一番，干些别的事情呢。

    我们曾听过莱万多夫斯基给我们大量灌输这种事情。在部队这又是很公开的。大家都觉得这很正常。有几个外出过的人说有几块很隐蔽的地方，根本没人知道，甚至有个人还能说出一所很安全的小屋的地址呢。

    莱万多夫斯基愁云笼罩着，那些主意一点儿用都没有。对于他来说那种事已成为他生活中惟一的乐趣了。我们看他如此，都安慰他都表示一定能帮助他。

    他的妻子是第二天下午赶来的。这个女人羞答答地站着，身材矮小，头发纷乱，眼睛在来回寻觅着，她披着一件已经很旧的带花边和饰带的黑斗篷。

    她不好意识地站在门口，不停地小声自言自语着。我们屋里的六个男人把她给唬住了。

    “你进来吧，玛尔雅，他们都很欢迎你呢。”莱万多夫斯基居然试着咽下一口唾液冲她说。

    她先绕着跟每个人友好地握了握手。她伸手把小孩抱起时，小东西正好把尿布又弄脏了。她从一只花色手提包里拿一块布给孩子铺好垫上。她开始自在一些了，他们便亲热地谈起话来。

    莱万多夫斯基心急如焚，总是向我们哀伤无奈地眨眼。

    医生查房过后，比较安全。有时也不过进来一个护士看看便走了。有个人出去观察了一会儿便朝莱万多夫斯基点点头说：“约翰；外边什么人都没有，很安全，你们开始吧。”

    他们小声聊着。那女人不好意思地涨红了脸。我们摆摆手冲她一笑，告诉她无所谓，别在乎这些。我们才不管那些闲话呢。在这里被枪弹残废的细木工人约翰•莱万多夫斯基与他的妻子在一起谁晓得下次见面会在什么时候呢？他们需要好好地亲热亲热了。

    为防护士干扰好事，我们让两个人站在门口望风，只要她们一过就设法拖住。两个人在外边大概看守了一刻钟。

    我们又把几个枕头堆垫在莱万多夫斯基侧着的身后，小孩由阿尔贝特照看。于是我们转身背对着他们，黑斗篷很快便钻到被窝里去了。我们这边也有说有笑海阔天空地谈论着，还拿出牌来。

    我手气不错，拿了一手梅花牌，有四张杰克，一圈便赢了。我们几乎想不起那边的莱万多夫斯基夫妇。不一会儿，阿尔贝特用尽一切办法都止不住那孩子的哭声了。细细地吸吮声音响起，我无意抬头，只见那孩子已在母亲怀抱里了，嘴上还咬着一个奶瓶。约翰的事情已经完成。

    我们好像是一个大家似的，彼此又近了一步。莱万多夫斯基眉开眼笑了，汗水早已满身都是，而那女人却一副精神十足的样子。

    约翰把花提包里的鲜嫩的香肠，挥舞小刀分切成片，让他的矮女人微笑着分给我们吃，她头发蓬乱但却漂亮多了，我们都叫她妈妈。她便很亲热地为我们打一打枕头。

    几个礼拜过去了，每天早上我得到山德尔学校去接受治疗。我要在那里把勒得硬绷绷地一条腿变得能够活动起来。胳膊已经痊愈了很长时间了。

    再从前线送来的病号，便由过去布料绷带改用白色皱纸绷带了。前线非常匮乏那种纱布绷带。

    阿尔贝特的腿也很快恢复起来了。已基本上愈合了伤口。听说就要给他接人工假肢了。但那些日子他却越发阴沉着脸，沉默寡言了。经常说着话便戛然而止，呆滞地盯着前方，要没我们这些人，他早就死了。不过这两天，他已渐渐有所好转了。也经常凑过来看我们一块玩牌。

    我准许休假回去几天。

    母亲更憔悴了，她拉着不让我走开。

    不久我便又被调到团里，再次奔赴前线。

    我真有些不舍得阿尔贝特•克络普，他是我真正的好朋友但这种朋友在部队已经很平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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