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楚国，怀王任用屈原进行变法改革，是从具体到整体逐步推进的，从具体内容看，变法大致包括：限制贵族特权：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奖励战斗有功者，加强国防力量；大力发展工农商业；反对纵横游说之士；举贤授能，明君贤臣以推行“美政”；联齐抗秦，努力创造条件实现统一的宏图。在这些具体的变法改革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包括流血牺牲，人头落地。倘说楚之变法改革是一叶风帆，这船是在狂风巨浪中颠簸前进的；倘说这是一乘战车，这战车是在泥泞的沼泽中辗转而前的；倘说这是一位行僧，这行僧是在荆棘丛生的林莽中艰难跋涉的。虽然如此，荆楚毕竟是在发展，是在前进，新法相继出台，国势日趋强盛，六国于郢都歃血为盟，共推怀王为盟长，在华夏史上，怀王第一个统率山东六国之兵伐秦，这便是标志。为了尽早实现“统一天下”的愿望，楚需要制定一部国家根本大法，这便是《宪令》，以《宪令》来规范其他具体法律，同时《宪令》亦是其他法律的依据。屈原向怀王提出了这一问题，怀王不仅欣然同意，而且大加赞赏，就将草拟《宪令》的任务交给了屈原。屈原唯唯受命，似乎这是他责无旁贷的义务。

    怀王再三强调，《宪令》乃国之机密，在诏示天下之前，不得泄露于任何人。屈原亦有这个愿望，万一不慎，泄露一二，靳尚一伙顽固派必千方百计地予以破坏——君臣相得，英雄所见略同。

    任何战争，都是以大大小小无数个战斗和战役组成，倘说屈原以前所拟之法旨在抢占制高点，消灭小股敌人，那么这次拟订《宪令》则是攻坚战，要将敌军主力围而歼之，因而怀王与屈原都十分重视，不敢有丝毫马虎与掉以轻心。屈原重新封闭了橘园，将自己禁锢于书斋之内，他整日埋身于书山简海之中——食于斯，睡于斯，工作于斯，不分晨昏昼夜，一味只在攻读笔耕，饿极了，啃几口干粮；困极了，曲肱而枕，伏案而眠，一任面容憔悴，脱皮掉肉，全然不顾……

    在漫长的华夏历史上，早在虞夏时期，便孕育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禹会诸侯于涂山（今安徽蚌埠市西淮河东岸），执玉帛者万国。”①“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后至而禹斩之。”②

    夏初曾将其统治地区划为“九州”，设置了“九牧”，管理“九州”居民，并铸九鼎，以象征其统治。“夏后氏官百”③，有六卿、庖正、车正等官；并有司法机关和监狱（“圜土”）。此外，夏朝实行贡赋和捐税制度，所谓“自虞夏时，贡赋备矣。”

    关于华夏法律起始的具体时间，一些古书说：尧时“伯夷降典（法也），折（服也）民惟刑。”④意即将原来的习惯转变为规范，服（断）民以法。又说舜曾命皋陶为司法官，以“五刑”镇服“猾（乱）夏”的外族和“寇贼奸宄ｇｕǐ”的活动⑤。

    “夏有乱政（指平民、奴隶的反抗和奴隶主贵族间的倾轧），而作禹刑（可能以禹命名的夏朝刑法的总称）。”⑥据说：禹亦命皋陶为司法官。皋陶造律（法），定有“昏（‘恶而掠美’）、墨（‘贪以败官’）、贼（‘杀人不忌’）、杀”等刑名。

    “夏刑三千条”⑦（大辟二百，膑刑三百，宫刑五百，劓、墨各千）。另一种说法，禹打败三苗后，采用了五虐之刑惩治不听其命令的苗民。五虐之刑为劓、刵（截耳，一说为刖）、椓（去势，同宫刑）、黥——

    ①《左传·哀公七年》。

    ②《韩非子·饰邪》。

    ③《礼记·明堂位》。

    ④《尚书·吕刑》。

    ⑤《尚书·舜典》。

    ⑥《左传·昭公六年》。

    ⑦《尚书·大传》。

    夏刑之外有军法。中国古代，兵刑同源，有时不分，故有“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锯，薄刑用鞭扑”①之说。如夏启征伐有扈氏时，曾宣布一条军令：“用命赏于祖（祖庙），弗用命戮于社（神坛，奴隶主统治者进行祭礼、政治活动的场所），予则孥戮（一说杀其妻子，一说杀其子）。”把不听从军令视为严重的犯罪，不仅杀其本人，而且诛杀其妻子。

    同时，制有惩治渎职官吏的法规。《尚书·胤征》引夏之《政典》曰：“先天时者，杀无赦；不逮时者，杀无赦。”这是对主管制作历法的官的规定，如果所作历法的节气早于天时或晚于天时，都要杀无赦。至于对其他玩忽职守的官员的惩罚，也就可想而知了。

    据说，禹时已规定：“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入夏三月川泽不网罟，以成鱼鳖之长。”②这是古书上提到的我国最早保护山林水产的法规条文——

    ①《国语·鲁语》。

    ②《逸周书》。

    随着社会的发展，奴隶主贵族为了强化其统治，逐步建立了与其政体密切相关的几个主要制度：

    （１）分封制度。这是国王除自领都城附近地区（“王畿”）外，把所余土地、奴隶和该地统治权力分配给其亲属和功臣，即所谓“封邦建国”、“授民授疆土”。受封的诸侯尊国王为共主，诸侯是各地的行政长官，但有很大的独立性。诸侯在其封国再将一部分土地和奴隶分赐给卿大夫作为采邑；士再从大夫处分得禄田。国王、诸侯、卿大夫、士之间互有一定的权力和义务。这就形成了一个从国王、诸侯、卿大夫到士的宝塔式的等级统治体系。这一制度始于夏代，到商朝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周朝则进一步完善。

    （２）宗法制度。这是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是奴隶主贵族依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以建立其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它与分封制相结合，确立了国王、诸侯、卿大夫之间的等级关系。早在商代，王位的继承由“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并行，而后改为“父死子继”制。至西周，这一制度更加完备。按照西周的宗法制度，宗族中分为大宗和小宗。周王自称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称为天下大宗。天子的其他嫡子和庶子被分封为诸侯，诸侯对天子讲是小宗，在本封国则为大宗，其爵位亦由嫡长子继承；诸侯的嫡子和庶子被分封为卿大夫，他们对诸侯来说是小宗，在本家则为大宗，其爵位亦由嫡长子继承；从卿大夫到士，也是如此。因此，贵族的嫡长子，总是不同等级的大宗（宗子）。大宗不仅享有对宗族成员的统治权，而且享有政治上的特权。以周天子来说，他是天下的大宗，即同姓贵族的最高家长，也是政治上的共主，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诸侯、卿大夫在本封国、本家也是如此。这样，从天子以至大夫、士的宗族组织与奴隶制的国家组织合而为一，宗法等级和政治上的等级完全一致，形成了西周政治法律制度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在这种制度下，各级宗子不仅从政治上统治宗族成员，而且强制他们“尊祖敬宗”，否则便以“宗族之法”治罪。在这里，“忠”与“孝”的意义实质上是一致的。

    （３）等级制度和世卿世禄制度。等级制度的形成是上述两种制度的必然结果：（甲）由于分封，形成了贵族对土地、奴隶的等级占有；（乙）宗法制度被用作区分贵族等级的标准，依据这一制度，不同等级的土地、奴隶占有者，同时又是不同等级的宗子，因而在政治上必然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即所谓“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①。

    由于王位和各种爵职及特权均由宗子世袭，因而形成了各级奴隶主贵族世代垄断国家政权，即所谓世卿世禄制度。

    随着奴隶制经济、政治的发展，奴隶主贵族实行统治的法律也相应地在发展。

    史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②“甲祖二十四年重作汤刑。”③汤刑，是以商汤为名的商代刑事法律的总称。祖甲是商朝后期的国王。“重作汤刑”，就是根据商朝后期的新情况重新修定了汤刑。周公在告诫其诸弟如何统治商遗民时说：“陈时（是）臬事，罚蔽殷彝。”即断狱量刑时，要用殷商的常法。荀况也曾说过“刑名从商”。这都说明，殷商的刑法在夏代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商代的刑法较夏代为多，刑罚更加残酷，而且“罪人以族”。④商代的刑法源于夏的五刑而有所损益。后世有史书记载：禹“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汤武顺而行之”⑤；“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则五刑之属三千，殷周于夏、有所损益。”⑥所谓五刑，即墨（黥）、劓、剕（刖）、宫、大辟。此外，还有流、断手、活埋、火烧、桎梏等刑。至商末，纣王无道，更有醢、脯、剖心、炮烙等酷刑——

    ①《左传·昭公七年》。

    ②《左传·昭公六年》。

    ③《竹书纪年》。

    ④《尚书·泰誓上》。

    ⑤《汉书·刑法志》。

    ⑥《晋书·刑法志》。

    民事、婚姻家庭和继承法律规范，也有了显著发展。

    西周灭商之后，鉴于商末滥施酷刑而导致灭亡的教训，为了维持和巩固他们对全国广大地区的统治，强调“明德慎罚”。所谓“德”，即要求各级贵族加强自我约束，勿做不利于其统治的事。“慎罚”，即慎重地施用刑罚，以免冤滥。在这个口号下。他们采用了不同的措施：有选择地援用商朝常法（“殷彝”），以其“义刑义杀”①对付殷商遗民；按照封国的不同情况施用轻重不同的法律，即所谓“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②；提出刑罚要随形势的变化而相应的“世轻世重”③：同时，赞赏和强调“礼”，把它发展成重要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礼的法律化，使奴隶制法律化趋于完备。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后又制修刑法。据《尚书·吕刑》载：周穆王曾命司寇吕侯制定《吕刑》三千条。《左传·昭公六年》说：“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可见，西周曾修制刑法是无疑的。所谓“九刑”，可能是以九种刑罚代称周代的刑法。九种刑罚，除前述的五刑之外，又增加了流、赎、鞭、扑等四种——

    ①《尚书·康诰》。

    ②《周礼·秋官·司寇》。

    ③《尚书·吕刑》。

    德是主观要求，礼是客观的规范，刑是惩罚手段，三者并用，互为表里，各起不同的作用，以维持奴隶主贵族的统治。这是周初在总结殷商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新主张，新措施，曾对西周的统治和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明德慎罚”只是西周前期之计，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烈，待到西周后期，它便被镇压和肆杀所代替。

    随着礼的法律化，西周婚姻家庭和继承的法律规范已臻完备。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特别是西周中、后期“私田”增多后，其他民事法律规范也有很大发展。

    夏、商、周三代的司法制度，随着国家和法律的发展，逐渐建立起一定的体系。夏时，除国王行使审判权外，还设有司法官“士”或“理”。商朝，国王握有生杀予夺和决定诉讼胜败的大权，王之下设有司寇、正史等司法官员，宗教官员也参加审判。地方负责审判的，畿内有“多田”、“亚”等，畿外则由派出的行政、军事长官兼理。西周的司法组织较之商代渐趋完备。周王握有最高审判权，设大司寇“以佐王刑邦国”①，“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宥）然后制刑”。②据说，夏朝已开始实行类似这样的制度。总之，刑事案件的决断和执行“刑杀”，都要报告国王，以王命是从；诸侯之间的争讼，也由国王裁判。这是君主集权制的具体表现。周王之下，设有大小司寇、士师等专门司法官员，负责掌握法律和整个审判工作。地方的司法组织与行政合一，同时也设有乡士、遂士等司法官，负责处理民、刑案件；重大案件呈报司寇。诸侯、大夫分别享有本国、本邑的审判权——

    ①《周礼·秋官·大司寇》。

    ②《礼记·王制》。

    西周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两种，司法官处理前者称为“决讼”，审判后者称为“断狱”。纠纷或犯罪发生后，当事人可以自诉、自告。刑事诉讼必须有“剂”（诉状）；民事诉讼必须有其请求的实体权利的证据。但是，不允许儿子控告父亲，下级控告上级，因为这违背宗法精神。

    自诉时，要交纳诉讼费，民事为“束矢”（一说十二矢为一束，一说五十矢甚至一百矢为一束），刑事为“钧金”（三十斤铜），否则便认为“自服不直”，判处败诉。

    审理时，原、被告必须都到庭，所谓“两造具备”①，才予审理。诉讼的当事人在审讯前还必须盟誓。但是，无论大小案件，大贵族都不亲自出庭，而由其属吏代理。审理时，要讯问当事人，审查、检验证据。审讯方法，采用所谓“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②所谓辞听，即观其说话，不直则烦，心烦意乱；色听，即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难为情的样子），头上冒汗，脸上发红；气听，即观其气息，不直则喘，理不直则气不壮；耳听，即观其听聆，不直则惑，理不直则听觉迟钝；目听，即观其眸子，不直则眊然（眼睛昏花），理不直则眼睛无神，不敢正视。

    审讯结束，作出判决，并向当事人宣读（“读鞫”）。宣读后，当事人不服，可以要求再审（“乞鞫”）。然后，由负责的官员再行审判或送上级裁决——

    ①《尚书·吕刑》。

    ②《尚书·吕刑》。

    春秋前期，各诸侯国大都沿用西周的法律。其后，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深刻变化，新兴地主阶级在争夺政治权力的同时，也在法律方面提出了维护自己利益的改革要求，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要求公布成文法。

    原来，奴隶主贵族不仅对奴隶可以为所欲为，而且对平民以及非贵族出身的新兴地主也随意迫害。为了随意用刑，他们根本不肯公布法律。正因为如此，所以新兴地主阶级在法律问题上，首先要求公布成文法，以便对奴隶主贵族的专横加以限制。春秋后期，一些诸侯在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和支持下，经过斗争，公布了成文法。

    公元前５３６年，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即把刑法条文铸在金属鼎上，公布了成文法。晋国人叔向立即写信反对说：以前的国君都不预先公布刑法条文，惧怕人民“有争心”。即使如此，仍不可防范（御禁），所以采用义、政、礼、信、赏、罚等手段，才使人民服从，听从使唤，“而不生祸乱”。你今天公布了成文法，人民知道了鼎上的刑法条文，就不怕君长了，是非曲直都按刑书，君长怎样实行统治呢？因此，叔向将这一事件同“国将亡”联系起来，要求子产放弃包括“铸刑书”在内的一切改革，子产则答道：“吾以救世也。”拒不接受他的意见。

    公元前５１３年，晋国又“铸刑鼎”，把范宣子所著的刑书铸在铁鼎上。孔子对此也大加反对，他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①孔子所说的“度”，就是奴隶制不可逾越的等级制度。在他看来，成文法的公布，打破了奴隶制的等级制度，限制了旧贵族的特权。因此他说：今天放弃了这一制度“而为刑鼎”，人民按照鼎上的法律条文办事，还怎么能像原来那样尊重贵族呢？贵族失去了任意处罚人民的特权，不就等于失去了贵族专政的事业吗！②——

    ①《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②《左传·昭公六年》。

    历史发展到了战国时代，屈原重温了李悝在魏国的变法改革、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改革、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改革的内容及经验教训，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在这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年代里，除了上述三个伟大的变法改革家，还有申不害在韩国的改革。

    申不害（约公元前３９５年——公元前３３７年），原郑国人。韩灭郑后，韩昭侯（公元前３６２年——公元前３３３年）任其为相，进行改革。

    申不害相韩十五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做到了“国治兵强，无侵害者”。他谈法治，但更突出的是讲“术”。当时韩国改革不彻底，新旧法律错杂使用，所谓“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布；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旧贵族和一些官吏便利用这种空隙擅权谋私。为了加强君主的统治权，申不害要求君主排除左右私情，把用人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并强调君主要善于“术”。所谓“术”，即“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是君主“藏之于胸中”的驾驭群臣，使之能为自己尽忠效力的手段。简言之，是驾驭群臣的权术。

    申不害的主要目的在于建立和维护君主专制的封建政权。

    在战国时期的众多诸侯中，赵武灵王堪称是改革创新的佼佼者。为了富国强兵，赵武灵王决定改革军制，穿胡服，置骑兵，即所谓“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的改革曾遭到宗室贵族的反对，他力争说：“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古代圣王“随时制法，因事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也不必一道，而变国不必古。”并强调说：“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坚决地进行改革，使赵国兵力很快强盛起来。

    齐威王时任用邹忌为相，进行改革。邹忌劝说齐威王鼓励臣下进谏，选拔人才，奖贤黜奸，厉行法制，集权中央，因而生产发展，府库充裕，国势强盛，成为与魏国相抗衡的封建制大国。齐威王、齐宣王为了探求强国之道，还在国都临淄的稷门（西门）外设立一座大学堂“稷下学宫”，集中各国文人学士多人（据说七十六人），专门讲学著书。其中一人叫慎到（约公元前３９０年——公元前３１５年），赵国人，他是个较早地从理论上强调“法”的重要性，并把“法”作为判断是非客观标准的法家人物。他主张“事断于法”，“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并认为只有“定赏分财必由法”，才不至于“乱”。慎到特别强调“势”的重要性。所谓“势”，即权势、政权。他说：“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治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他的这一观点，论证了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重要性。

    为了拟定《宪令》，屈原翻阅的资料，研究的典籍，犹如漫天星斗，莽莽林海，难以历数。毫不夸张地说，在此之前问世的各种书籍，他几乎浏览无余，涉猎遍及，重点部分，反复研究，或圈圈点点，或笔录摘抄，以备查考。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地苦读，他仿佛穿行于林莽之中，昏暗幽晦，不见天日。偶尔阳光从密林的缝隙筛进阴霾潮湿的草地，似金银在闪耀，像珠宝在生辉，是那么明亮，那么眩目，那么令人赏心惬意。如今他仿佛走出了密林，豁然开朗，眼前天高地阔，阳光明媚，一条金灿灿的大路伸向远方。他仿佛跋涉于深山狭谷之中，发微探幽，身边奇峰峻拔，脚下怪石嶙峋，豺狼奔突，蛇蝎蜿蜒，只有头上的一线天给人以光明和希望。如今他仿佛攀上了顶峰，居高临下，山川、村镇、田野，一览无余，心中透烟透火。至此，屈原完全可以展帛挥毫，制定《宪令》，一挥而就，一气呵成，然而，他却迟迟不肯动笔，总觉得准备得仍不充分，似乎还缺某种成分或某道工序。譬如做豆腐，不点卤水或石膏，则难以成脑。那么，眼下制《宪令》所缺的卤水或石膏究竟是什么呢？屈原一时还难以把握。人生是短暂的，谁也不能从远古走来，但人类文明写就了历史，人们却可以通过书籍了解人类历史的林林总总，纷纷纭纭。经过几个月的伏案攻读和潜心研究，屈原自问对华夏历史的法制业已尽揣于胸，历历在目。制定新法，无非是借鉴古人，结合现实进行。鄂渚一年的深入基层和郢都四年的风风雨雨，屈原对楚之上下左右，可谓了如指掌。他也曾出使齐国，合纵六国，怀王曾以盟长的身份统率六国之师伐秦，因而对天下形势了解得洞若观火。隆冬季节，室内亦无取暖设备，屈原却感到闷热烦躁，他踱至窗下，启开窗扇。窗外天色铅灰，空中飘着零零星星的青雪，朔风时大时小，时缓时急，吹进室内，屈原不觉寒冷，倒觉凉爽惬意。阵阵清风吹开了屈原的心扉，使他茅塞顿开，他对监狱中的情况尚不甚了然。

    进京后，屈原早闻荆楚贪赃枉法之风极盛，正如后世民谚所说：“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诉讼胜败，判罪轻重，全赖行贿之多寡。狱中情形，更是漆黑一团，无罪处死，死罪逍遥者屡见不鲜。这些，屈原只是耳闻，并未实见。欲制定切实可行、完美无缺的《宪令》，必须结合这一现实。为了制《宪令》，为了当今和后世，哪怕肝脑涂地，他也在所不辞。他当机立断地决定：深入圜土，琅珰入狱。

    除了怀王，谁也不知道这位新关进囹圄铁牢的犯人与左徒屈原有什么关系，只知道他叫成业旺，与关进另外监牢的几个杀人犯同谋。首次出现在牢头狱卒面前的成业旺，不仅披枷戴锁，而且皮开肉绽，遍体鳞伤。据说他是从一个郡的监狱转来，是个顽固不化的家伙，任你酷刑用尽，死活不肯招供，而且把钱财看得比性命还宝贵，宁可皮肉筋骨吃苦，也不肯贿赂官吏和行刑者分文，故而才这般吃苦。从此，屈原杂于囚徒之中，与案犯为伍，自然少不了经常被提审，被严刑逼供，倍尝狱中的千辛万苦，同时也控制了牢内及整个司法系统的斑斑伤痕与累累症结，这里只陈述他在狱中耳闻目睹的点滴事例。

    监狱里的条件十分恶劣，地狭人多，人满为患，是这里的主要特征。屈原所在的这间牢房，总共不过一丈多见方，无牖无窗，只有一扇小小的木栅门，但却监押着二百多罪犯。白天犯人们都坐着、站着、占地方小，到了夜晚却成了灾难，彼此相挤，相压，相撂，你枕着我的腿，我躺着他的腰，毫无回旋的余地，屎尿皆闭于其中，与呼吸并饮食之气相混杂，令人难以忍受，故每夜均有窒息者，少则三五人，多至十几人。这里最怕疾病传染，也最容易传染疾病，每当流行病传染时，患者相继倒地，外运不迭，死者相倚相累，堵塞门户。狱卒命犯人帮忙往外抬死者，常常走着走着便猝然身亡，溘然长逝，令人不寒而栗！……

    郢都和全国大大小小的监狱，为何关押的罪犯竟会如此之多？原来，士师、胥吏、狱官、禁卒，均以此谋利，关押的犯人愈多，他们获利愈丰，因而稍有牵连，便千方百计地捉拿监禁，岂能不多！一旦入狱，不问是否有罪，一律给他们戴上手铐脚镣，锁进老监，令其困苦不堪，然后进行敲诈，根据犯人出钱多少，分别对待。出资最多者，不仅可以脱去刑具，还能移至监外板屋居住；一贫如洗，沙粒似的连一滴油水也难挤出者，不仅刑械决不稍宽，还施用种种手段进行折磨，立标准以警其余。同案入狱，主谋和重罪者，出居于外；轻罪和无罪者，反而严刑折磨，遭受非人的待遇。这些人积忧成疾，寝食违节，一旦染病，又无医药，侥幸生活者，百不及一。

    在这里，金钱能够通神，上上下下的工作人员，少有以国家法律为念者，多以手中的权柄作为牟取暴利的手段。刽子手本是十分下作的职业，但在这里却很是盛气凌人。凡判处死刑已经上呈的，刽子手们便公开进监敲诈，索取金钱与财物。对那些被判处极刑的，满足其要求者，行刑时先刺其心，否则四肢尽解，心犹不死；对那些被判处绞刑的，满足其要求者，始缢即气绝，否则三绞加别械，然后得死；惟独对被判处大辟的，无所要挟，然而还要质其首，以勒索钱财。负责捆绑的也是这样，不满足其要求者，捆绑时即先折断其筋骨。专管上刑的和打手们更是如此，例如，有三个犯人同时被拷打审讯，其中一人给二十金，被打得筋断骨折，数月卧床不起；另一个给双倍，只伤了点肌肤，旬日即愈；第三个人给六倍，当夜行走健步如飞。

    有一姓郭的恶棍，一向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后因霸占一村姑而连杀三人，被捕入狱。似此十恶不赦之徒，依法当斩，按民愤亦当处决。然而，他是当地著名的富豪，家中有的是钱财，买通了胥吏，他们另外准备一份奏章，狱辞不动，只取同案从犯无亲无故者换其名，待将审判书加封上奏时，偷偷更换过来。主审官虽然发现了其中的破绽，但却不敢上本复请，因为那样做是要被罢官撤职的，谁肯以自己的高官厚禄换一个素不相识者的性命呢？因而作恶多端的郭某依然逍遥，继续为非作歹。

    凡杀人者，狱辞中无“故杀”、“谋杀”的字样，经秋审必定缓行。有一解某，共杀四人，以重金买通胥吏，改动狱辞，缓行遇赦。将要离开监牢的时候，似有恋恋不舍之意，夜夜与其党徒置酒酣歌达旦。有人叩问杀人之事，解某毫不避讳，一一详叙之，得意洋洋，口若悬河，似在炫耀自己的本领。

    有一巨商，姓赵，往来吴越作盐业丝绸生意，家产无数，因买奴婢事打死人吃了官司，被关押在监。秋审后，处死的呈文业已批下，不久就要执行。恰在这时，他在西湖南岸买的一位八姨太香茗来探监，胥吏一见钟情，垂涎欲滴。经周旋，赵某同意将香茗让与胥吏，换取了自己的性命，狱中待赦。监押期间，赵某与胥吏里外勾结，狼狈为奸，在狱中经营起了特殊生意，大发不义横财。

    数月之后，屈原虽吃了许多皮肉之苦，但对楚之司法系统和监狱中的黑暗腐败现象却摸得烂熟，《宪令》成竹在胸，于是迫不及待地出狱，不顾遍体伤痕累累，周身筋骨酸疼，一头扎入书斋，一心扑在制《宪令》上，一气呵成了《宪令》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