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会议没有开什么预备会。
1978年11月10日一开幕，就是华国锋讲话。在这个讲话中，华国锋自己宣布会议开幕，并讲了这次会议要讨论的三个议题。第一个议题是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对这个议题会议准备了两个讨论稿：《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第二个议题是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对这个议题，会议也有一个文件。第三个议题是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提出这三个议题后，华国锋指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并说在讨论这三个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在新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他宣布这次会议头两三天讨论这个重点转移问题，整个会议准备开20多天，并且告诉大家会议分六个组讨论，等等。
这个会议似乎没有设秘书长，名单上没有这么写，会上也没有听人讲过。有的文章说汪东兴是秘书长。至少我没有看到或者听到任何表明汪东兴是秘书长的材料。在开幕会的讲话中，华国锋把本来可以由秘书长讲的话都说了。
开幕式上四位副主席都没有讲话。
华国锋这次讲话不长，讲稿不到五千字。在讲话过程中三次离开稿讲话。从我的笔记本看，插进去讲的话也有两千多字。他慢条斯理地讲，也只讲了一个小时略长一些。我认真地听。那时我的耳朵不像现在，一点也不聋，听得很清楚。我注意到在这个讲话中他不再讲“两个凡是”。
对华国锋这个讲话我本来没有过高的要求。我注意听他的讲话，是想了解客观形势和他的认识已经发展到了怎样的地步。
我还注意到这个讲话使用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法。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前，毛泽东在南巡中对沿途见到的某些领导干部谈话时讲过中国共产党有过十次分裂，有过十次路线斗争，讲了他与十次错误路线进行过斗争，这十次是：一、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二、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四、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五、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六、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七、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八、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九、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十、1970年庐山会议的斗争(“九一三”事件后被称作林彪反党集团)。
这第十一次错误路线，是华国锋针对“四人帮”的情况提出来的。在1977年8月召开党的十一大时就使用了这样的概念。
十一大报告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使用了“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作为标题。他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仍然使用这个说法。我听了十分刺耳。因为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就意味全部肯定以往的十次路线斗争，也就意味着肯定第八次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和第九次反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而这两次路线斗争涉及当时还活着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批判、受迫害的许多老同志。在“文革”前期造反派使用过“刘邓路线”这样的说法，在1978年时许多人也还记得。华在讲话中关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第九次路线斗争的说法，也意味着肯定了有错误的“刘邓路线”。他在讲话中使用这样的语言也许是有深意的，它可以抬高“历史上从来没有犯路线错误、一贯正确”的自己，贬低或者压一下在路线斗争中犯“政治错误”的许多老同志。不过他毕竟没有指明这一点，要经过一番逻辑推理才能揭示出来。而且退一步说也可以原谅他，即他说的是十一大报告中的老话，写这个讲话稿是秀才的手笔。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想点穿。
对华国锋讲话中所说的重点转移，今天有人可能有所误解，以为他讲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转移。如果他说了党的工作从毛泽东一贯强调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建设为着重点，那是应该看作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件事。而在他的讲话中并没有涉及这样的原则问题。
华国锋是在讲了会议的三个议题之后，才接着讲：“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华国锋告诉中央工作会议的出席者说：“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一致认为，为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完全必要的。”
接着他要大家来考虑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已经达到什么火候。华国锋说：“恰当地估量运动的发展状况，是我们提出转移全党工作着重点的重要依据。”
然后他自己对这个运动的发展状况做了估量，认为到1978年底，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可以完成自己的历史性任务，胜利结束。由此可见，华国锋在这次讲话中提出的是工作阶段问题，他自己就说，有这样一个历史的经验：“一个阶段的主要问题解决了，就要发展到新的阶段。”提出要解决的问题是1979年后的工作方针问题、具体条件下的具体工作的问题。华国锋在接着讲了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形势之后，最后又回到这个着重点转移的问题上来。他说：“我们这次会议，头三天就讨论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问题。从明年一月起，全党工作实行这个转移，这样做适当不适当？各级党委的工作如何实行这个转移？随着这个转移，明年要注意抓几件什么大事？我们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我们的农业、工业、财贸、科技、文教、军事、政法等各方面的，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的工作，怎样适应这个转移？请大家出主意，想办法，畅所欲言，集思广益。这以后，会议再讨论前面讲过的三项议题，这些讨论，也都要围绕着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中心问题。”
这一段话也说明他讲的着重点的转移，讲的是在具体时间、具体条件下如何具体工作的具体问题。
讲到这里他插进讲了一段他对着重点到底转移不转移曾经有过的考虑。他说：“对于‘双打’也曾考虑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搞一下运动。”
他说：“对这个问题，考虑了多次，认为这样做不好，因为一提要搞运动，领导精力又会集中到运动上去，就影响到各省各市抓现代化建设。”
他也考虑过“各省市可以根据情况搞一下运动，打击一批已经明确的分子”，而“全国不采取这个办法，不搞全国性运动”，因为只要一搞运动，不论中央还是地方，不是半年就是一年，全党还是应该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好。他说：“要提倡搞法制。群众批判斗争会必要，要经过法院。不要拉在汽车上游行示众，不搞这样的办法。”这里华国锋讲的是对“四人帮”的爪牙等的斗争，至于我们的队伍里，华国锋也说自己“原来也考虑过搞全国性整风运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发展全国运动。这样做也要半年一年，占用各级领导精力也很多。当然不是说不可以搞，如整顿领导班子时开整风会议。”
他还说系统揭批是要长期进行的。王明路线经过很长时间还要进行。今天我把这段话从笔记本中抄下来，为的是说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确是经过反复考虑的。
接着他讲了很长一段建设问题，讲了国内经济形势，也讲了有利的国际条件，讲了要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吸收外来资金、外来技术(在定稿时接受李先念的意见，在这句话前加上了“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几个字)。讲到这里他又插了很长的一段话。一开头他说：“由于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不敢进口。一进口就被诬为‘卖国’，诬为‘崇洋媚外’。”听到这里我就会想到那个有名的“蜗牛事件”。
“文革”期间，在我国与美国谈判进口彩色显像管的过程中，对方为了表示友好，赠送了一个造型为蜗牛的精美工艺品。江青就认为这是对中国发展速度低的讽刺，说美帝用这个办法来嘲笑中国的经济像蜗牛那样爬行，对内严厉责怪我国的谈判代表接受这样的礼物，对外退回礼物，向美国方面提出抗议。结果使我国电视工业的发展耽误了好多年。
华国锋在这里讲了不少具体情况，讲了“文革”中外国看到中国很乱，不敢在资金上、技术上支持我们，粉碎“四人帮”后，先搞了中日长期贸易协定，200亿美元。条约签订后，日本认为200亿太少，提出从1980年到1990年，增加到1000亿美元。小平同志在谈判时同意在200亿的基础上增加100亿至200亿。小平同志说，日本现在不但政治热、群众热，而且还有经济热。中日长期贸易协定签字后，西欧着急，法国也要和我们签订这个协定，说日本质量不如法国，积极要求发展和我们的贸易。西德也是如此，也想在中国打开市场。现在我们同意与法国、英国、美国、西德、意大利签订长期贸易协定。国外也积极到我们这儿来投资。他们在广东搞了机械化养鸡厂、手表厂、电厂。国际形势现在是很好的。正因为这样……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吸收外国的技术和资金，来大大加快我们的建设速度。
我听了之后加深了我原有的一个印象，华国锋的确是一个热心建设的人，情况掌握得不错，思想也开放。粉碎“四人帮”后他的确想好好地干出一点名堂来。
讲到结尾，又回到议程上来，华说：
“这个会原想开二十天，怕时间不够，政治局讨论两次很热烈。”
最后他又讲了一下干部对什么是“四化”思想不清楚的问题。他举了新疆干部为例，石河子和南山县对四个现代化认识都很差。他还特别讲了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政府机构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问题，举了上海申请进口一个设备就要打18个图章，还举了好多例子来说明我们的上层建筑实在不行，讲他也非常赞成叶剑英的意见，在企业管理方面也要大大改进。他说我国经济工作中“笑话很多”，特别批评我们不重视市场竞争，等等。他这些话我觉得讲得也很好。
华国锋的讲话虽然有上面我讲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样一些不好的内容，但总的说来，大家——包括我在内——是比较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