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赵一凡为核心的圈子在1973年逐步扩大，不少文学青年以及关心政治的青年不断出入赵一凡的沙龙。许多青年经他人介绍与赵一凡相识、交谈，并建立通信联系。青年们聚在沙龙中不仅谈小说、诗歌、谈样板戏，也谈“批林批孔”运动。到了1973年底，这个圈子无形中成为与诸多青年圈子沟通的辐射网，由北京辐射到全国各地。

    1974年1月28日深夜12点，由当时的公安部长签署逮捕证，赵一凡被公安局逮捕，与此同时，在同一个时间徐晓也被捕入狱。因为两人是在一个城市，相距比较近，怕相互串通，所以公安局采取统一行动，同时加以逮捕。

    在1月26日，徐晓已听到风声。有人向她透露，“你要小心，你已被人注意上了！”当时徐晓20岁，思想比较单纯，根本想不到会被抓进去，只想到领导会找她去“谈话”，顶多办她的“学习班”，再也想不到别的了。入狱后，通过几次审讯，徐晓才了解到“案情复杂”，并且牵连了几十个人，十分震惊。

    案情还需从头讲起：在1973年徐晓认识了一些由外地来京的朋友。当时，如果认识了一个知青并获得信任，就会通过此人结识一帮朋友。反之，徐晓也将自己的一帮朋友介绍给这个人。这是一种“滚雪球”式的方法。徐晓就这样结识了一些东海舰队的部队朋友。当时，大家年龄都不大，在信中不仅谈文学，也涉及小道消息“批林批孔”。这些通信后来受到邮检。拆开一个人的信，根据其内容再拆另一个人的信，不断扩大侦察面，最后扩大到全国范围：北京、山西、陕西、河北等地。最后给这种联系定了一个组织名称“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赵一凡为首犯，徐晓为联络员。

    因此案坐牢的人很多，不算其他受株连的，与徐晓直接有关系的就有10人左右。山西还因此案查出其他所谓问题，其中二人被判死刑，“四人帮”打倒后两年，这两人才放出来。也算命大，因为半年后就要对这两人执行枪决了。

    因“第四国际”案坐牢的还有郑红丹。她的姐姐郑小丹参与遇罗克搞“出身论”，被杀害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载：郑小丹为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曾宣传《出身论》，还公开向中央文革提出18个问题，向康生、江青及林彪发出挑战，于1968年6月6日惨死狱中。郑家是军队干部，其父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邢台。郑小丹生前与赵一凡交往很深，郑小丹死后，其妹郑红丹也到赵一凡处去。郑红丹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对“文革”中的一切都看透了，恨得要命。她的男朋友王××，也受牵连被捕入狱。所有这些人，大多数都与赵一凡认识，大家全被一锅烩了。

    所谓通信问题，其内容，从现在看已够谨慎，但从当时罗织罪名来看，就可以讲有问题。因为办案人员心中先有一个结论，去“套”你的情况，怎么“套”怎么是问题。就凭着信上这些牢骚话，赵一凡、徐晓等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徐晓被捕时正在北师大上学，是个工农兵学员，入狱后即被开除学籍。后来，她逐步在狱中适应，变得镇定如常。入监时，她一天到晚想，会判自己多少年，5年还是10年，怎么不牵连家庭；然后想，怎么尽量不向家里父母要钱，减少家中负担，如何节省消费：一年用一块肥皂、两个月用一卷手纸……

    徐晓回忆狱中生活讲：“凭良心，没什么特别不好。”在狱中，当时女监的队长们对政治犯比较客气，吃食比插队知青都强。囚粮是“皇粮”，每月13.50元，窝窝头是正经棒子面，不掺红薯面，金黄金黄，早上还有北京辣菜。因为还没判刑，2-3人住一间牢房。开始老提审，审讯人员来回“套”你的话，让人心情紧张，烦躁不安。后来就不提审了，整日关在牢里，这时又总盼着提审，因为“提审”说明“案件”有进展。自己就想着：哪怕判了我，也比这么长期关着，不死不活的要强，判了也可与家人一个月见一次面。

    当时，徐晓关在半步桥监狱的“王八楼”（牢房有一圆心，四面是放射状，形似王八）。赵一凡关在“K字楼”（K字形楼。K字为国际通用监狱符号，战争中飞机不能轰炸监狱），那里也关了不少政治犯。徐晓知道赵一凡在“K字楼”，但两人却无法见面。

    对他们所犯下的“罪行”：搞文艺沙龙、创作、收集、流传反动小说、诗词；搞反动串联恶毒攻击中央首长、攻击“批林批孔”；组织“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仅仅凭其中一条即可以判他们死罪，或是几十年刑期。

    1974年正是江青集团有组织有预谋地进行文艺围剿，大规模反“右倾”的一年。他们势必要拿这一案件作为突破，扫荡隐伏的敌对势力。严酷的命运要降临在赵一凡、徐晓和郑红丹等人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