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文字冤案，是湖南传出的手抄本长篇小说《归来》（《第二次握手》），该书是当时北京普遍收缴的六部手抄本之一。

    1974年10月14日姚文元下令围剿《第二次握手》，搜捕作者。因为此书广泛流传，被姚文元认为“流毒”全国，造成“严重后果”，应予严惩。小说作者张扬入监，审讯人员宣布其罪名是“利用小说反党”。《第二次握手》一书，之所以成为“反党小说”，其根本原因是对周恩来的歌颂。在此之前，歌颂贺龙的《洪湖赤卫队》（歌剧）、歌颂彭德怀的（长篇小说）、电影《怒潮》都受到了彻底批判。但这些作品倘没有像《第二次握手》那样，即具体而微，又崇仰备至地对周恩来加以颂扬，树碑立传。周恩来是江青集团篡党夺权、推行极左路线难以逾越的障碍。《第二次握手》将周恩来这一伟人形象，生动地嵌入了历史画幅，反映出广大国人对他的爱戴，并掀起拥戴周恩来的情感潜流。这一切一定都刺痛了江青集团，使其产生了难以言说的恼恨。所以，他们是绝不肯放过此书作者的。

    张扬（1944.5.19-）原籍河南长葛，在湖南长大。1963年初春写下《第二次握手》，以后十几年中多次重写。1970年书稿在全国广泛传抄，受到“四人帮”的围剿，是“文革”期间手抄文学的代表作。1975年1月张扬被捕入狱，1979年1月在党中央和胡耀邦直接干预下平反出狱。

    《第二次握手》故事讲述：青年男女苏冠兰与丁洁琼在海湾的一次风暴救助中相识、相爱。由于家庭反对、社会战乱和小人挑拨其间，两个人被迫离散。二十多年后，丁洁琼作为著名核物理学家不顾帝国主义阻挠，返回祖国效力。她却发现化学家苏冠兰已经与其干姐叶玉菡结婚，当丁洁琼悲伤地要离开北京时，周总理赶到机场做说服工作，丁洁琼决定留下来同大家一起工作。五年后，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第二次握手》以苏冠兰和丁洁琼的恋爱故事为主线。仅仅以两次握手，作为这一对男女的身体接触，书名已点出了这种爱情的时代特色和全部道德内涵。这也许正是当年令众多读者为之洒泪、神往之处。

    环绕着两次握手，作者还构置了叶玉菡——一个典型的贤惠、执着的中国妇女，以及党的代表鲁宁，帝国主义特务查尔斯，以及丁洁琼的外国追求者：奥姆霍斯博士，苏冠兰顽固的父亲：苏凤鳞，等等。他们是这场轰轰烈烈爱情的配角。

    作者试图把苏、丁刻骨铭心的爱情与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操融合起来。小说的结尾，对祖国的热爱弥合了丁洁琼和苏冠兰的内心创伤，一种更博大的精神，使苏、丁、叶三个人共同开始一种崇高、美妙的新生活。小说终结时，读者也经过艰难的情感跋涉，最终攀登上了这一凡人不易攀上的崇高精神峰顶，进入爱国主义精神境界。

    整部小说充满了一种苦难意识。书中苏冠兰抄录陆游关于沈园的诗词：“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苏冠兰与丁洁琼这种《钗头凤》式的旧式悲剧，包含了现实的政治因素。男女主人公承受着个人情感的痛苦，默默燃烧自己，默默承受苦难，将诸多磨难、苦衷消融于心中，将民族、祖国的利益置于一切之上。这种内心体验，集中表现了当时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情感历程和当时爱国主义精神的实际内容。苏、丁的爱情悲剧成为一代知识分子悲剧体验的象征。

    在具体情节、场景的选择、构置上，作者采用了类似当今畅销书所常用的手法。这是一种强调可视效果的手法。

    场景之一：电闪雷鸣，巨浪翻腾的黄浦江上，苏冠兰跃入江中救出一名少女。

    之二：美国新墨西哥州半沙漠地带，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场。在水泥地下建筑内，丁洁琼坐在中心控制室的指挥仪前的安乐椅上，在原子弹起爆前的11分钟，奥姆霍斯在传真机、荧光屏前向丁洁琼求婚，受窘的丁洁琼急忙喊：“绿线完成！准备试爆！”

    之三：PG-501研究室，黑面人用袖珍手枪对准苏冠兰，并用一小堆红蓝宝石试图收买苏冠兰。苏冠兰高呼：“抓特务啊——同志们！”叶玉菡将盛有“王水”的瓶子掷向黑面人，特务向苏冠兰开枪，叶玉菡立即挡在苏冠兰身前，中弹后倒在他的怀中……

    以上场景颇像今天欧美电视连续剧，把虚构的人物放置在宏大的历史舞台中央。这是运用现代史诗手法，写成的典型通俗小说。

    在语言上，《第二次握手》注重词藻的丰富性，追求色彩斑斓的效果：

    “丁洁琼那大理石般洁白的面庞则添上了一抹风尘，这可能是从那金黄色的大戈壁滩上带来的痕迹吧！”

    如果从畅销书的角度来看待《第二次握手》，那么它获得的极大成功，已不容置疑。在1979年7月出版时，在三个月内就印刷了三次，仅第三次印刷数即为50万册。

    对知识分子的全盘肯定，讴歌周总理，以缠绵的爱情为主旨。这三点的突破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作者在表述这一切时，显示出了他充分的明确性和自信力。

    《第二次握手》不愧是“文革”中的一部奇书。它像是几滴甘露洒在文化沙漠上。只有曾身处“文革”历史环境中的人们，才能体验到这几滴甘露的宝贵。

    在张扬所写的回忆录中，他详细记述了《第二次握手》写作经过，以及在这一“文字狱”中遭受迫害的经历。

    1．被捕

    1975年1月7日上午，阴冷潮湿的南方农村的早晨，男女老少社员们都忙着出工。工间休息，生产队长来叫我，说是公社主任让我去谈口粮问题。

    我上山下乡落户在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中岳人民公社南岳大队书塘生产队。公社机关就坐落在我们队，近在咫尺，几十秒钟后，我跨进了公社主任的办公室。

    那时，“文革”高潮已经过去，我们知青户里，女知青各寻门路，有的走了，有的嫁了人；男知青也八仙过海不知去向，只剩下我一条光棍。

    走进办公室，我一屁股坐下，就谈开了。公社主任神情古怪。他频频点头，似乎在倾听，却又心不在焉。

    这时，门外又走进四个身穿藏青色警服的男子，呈半环形在我前面和侧面坐下。我瞥了一眼，并不在意，继续恳切陈词。

    那位主任更加心不在焉了。他一面继续频频点头，一面抬头冲对面的一个中年警官道：“怎么样？你们说说罢。”

    什么？他们说说？我愣了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那中年警官盯着我问。我回答了，但有点茫然。

    “哪里人？”

    “多大年龄？”

    “现在住址？”

    我都回答了，同时感到莫名其妙。

    “你被拘留了。”他平稳地说出最后一句话，同时亮出一张纸头。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拘留证。

    我接过纸头看看，是省革委会公安局发出的。执行人姓李，身材高大，表情冷峻。

    “咔嚓”一声，我被戴上手铐。

    公社主任避开我的视线，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我们走出他的房间，接着是搜查我那间破旧、低矮、阴暗的土砖屋。

    我冷冷地看着他们在屋里屋外“深挖细找”，忽然忆起1964年的9月，我上山下乡那天。身上总共揣着亲友们送的14元钱。那几乎是我21年生命史上私人拥有钱币的最高额！在“革命化道路”上艰苦跋涉了八九年之后的今天，我身上竟连14元钱也没有了，而且一身褴褛，骨瘦如柴。

    从我的住处只搜出了一部尚未完成的中篇小说稿《含丹的歌》。

    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它记载了我个人的一段发生的“文革”初期的爱情悲剧。这几乎便是我唯一的财产了！

    从长沙迢迢三百里赶来的是两辆北京吉普。公社里里外外已经围了许多人，大家都用难以言喻的神情目送我。我戴着手铐，冲他们微笑颔首，环顾四周，然后钻入一辆小吉普。

    在浏阳县公安局停车加油和交接档案后，车子又继续前进。黄昏时到达位于长沙市东北角的省公安局看守所。旧时这儿有一个颇具神仙味道的地名——鹿洞里。反动军阀何键在这里修筑了一座国民党的“模范监狱”，专门用以残害人民群众，屠杀共产党人。鹿洞里成了这座监狱的代名词，声闻遐迩。新中国接管了这一片建筑物，仍作看守所用。“文革”以来关押过不少省委书记等高级干部。

    我被解除手铐，关进监房。

    2．1970年逃亡与第四稿《归来》

    在第一次审讯中，曾问及我“有无前科？”

    我回答：“有！”

    那是1970年年初，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中，我成了“追捕”对象，而且终于被捕了。原因是：浏阳有位中学生、红卫兵头头，一个既敏感又偏激的“小将”，他在1968年给我的书信中猛烈抨击了“非神学的圣经”、“林立的偶像”和“蒙泰尼里式的红衣大主教”。我给他回过几封信，表示同意他的观点。

    这些“黑信”中的话，不需要解释，人们也清楚，“林立的偶像”指“文革”中的个人崇拜狂潮，所谓“林立的”，也可以视作“林彪搞起来的”；“非神学的圣经”则显然指“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背诵“老三篇”等恶性膨胀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而那个“蒙泰尼里红衣大主教”则指的是林彪。

    我就是这么理解的。

    我比那位“小将”大几岁，老谋深算一些，在通信中提醒他不得保存信件。但他不听，竟保存了一千多封信。他早就是县里密切注视的人物，“一打三反”中抄了他的家，搜出了成捆的“黑信”，其中有我的那几封。

    他和他那些红卫兵同伙成了“反革命集团”，统统被抓了起来。我自然在劫难逃。

    但我曾经竭力逃跑。长沙一些哥们儿掩护我，在工厂、旅店、乡村……我东躲西藏，这儿两天，那儿三天，疲惫不堪。

    逃亡生活枯燥无聊，已经到了可怕的地步。于是，我又重新写起了《归来》。这部作品成了我最钟情的爱侣。

    那时我一贫如洗。我弟弟的一个同学送了一个黑塑料皮笔记本给我。他知道我爱写。我便用那个本本写第四稿《归来》。在路灯下写，在农村小镇旅店的昏黄油灯下写，在车站候车室中写，在工厂宿舍里写……每次多则一两千字，少则一二十字。1969年12月和1970年1月初，我是在汨罗县乡下朋友家度过的。该县智峰公社位于大围山区，积雪盈尺。我那朋友家穷得连一张板凳也没有，屋子也又黑又小，甚至没有窗户，又点不起油。于是，白天我打开房门，借屋外映进的雪光写作，双脚都冻得麻木了，手也嗦嗦发抖，不听使唤，但我依然写着，写着……

    从汨罗回到长沙，躲在一位朋友的单位里，我写完了第四稿《归来》，恰好写到那个黑塑料皮笔记本的最后一页。这一稿约六七万字。1970年2月下旬的一天，我要去某处看一位朋友，预感到会出事，便将随身挎包存放在一位姓陈的知青伙伴家，只身前往。

    果然，浏阳来的警察在那位朋友处蹲堵，我被捕了。

    “你的生活用品呢？”

    “我没有什么生活用品。”

    “牙刷、牙膏、肥皂、毛巾、换洗衣裤……”

    “我都没有。”其实这些东西都和《归来》一起，塞在那只挎包里。

    “那么，你在哪里过夜？”

    “火车站的候车室。”

    “我们会去作调查！”

    他们要押解我回浏阳，但我没有生活用品，只得先押我回家，取些东西。

    父母都在各自单位接受“群众专政”，家里还有一位80多岁的祖母、未成年的妹妹和也已下乡当了知青而又“倒流”城市的弟弟。

    家中一片愁惨萧索，因为早已抄过多次了。

    我趁两名警察不注意做了点手脚。

    我对仍缩在被窝中的弟弟轻声说：“快去陈××家，将里面的东西——”我打个手势：“嚓！嚓！”

    然后，我走了，回浏阳蹲大狱去了。

    蹲了近三年，而且是货真价实的“国营监狱”——县公安局看守所，却没填过拘留证或逮捕证。

    当然，罪名是“反革命”、“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林副统帅”……

    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后，我的事仍拖了一年多。直到1972年12月29日，我才获释，回到大围山区。

    知青伙伴们见我形销骨立，便偷了鸡，割了肉，打了酒，用同样是偷来的坑木劈成柴，在土砖屋中架起火，支起大锅，款待和慰问我，帮我恢复元气。其场景、气氛，有些像传说中的绿林好汉。伙伴们给我讲述了好些故事，有的故事无聊粗俗，有的却还文雅、颇具吸引力。这些故事，都是我身陷囹圄的三年中发生在社会中的实事，或来自“手抄本”，大家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而与世隔绝已三年的我，不论听什么都感到新鲜有趣。

    “1959年深秋，在北京前门外大街旁的一条小巷深处……一辆小轿车戛然停下，一位教授走下来。他叫苏冠兰……”一个五大三粗、以打架斗殴闻名的知青，居然轻声细语、娓娓动听地说起一个发生在高级知识分子阶层中的故事。

    “你说什么？”我吃了一惊，这不正是我写的《归来》的开头吗？

    “什么‘什么’？”他瞥瞥我，不高兴我打断他的话头。

    “你刚才说的那个教授，叫什么来着？”

    “苏冠兰。”

    “好吧，你往下说，我听着。”吃惊之余，我又沉住了气。

    他往下说，往下说，说到深夜，直到完。有些人没有听过这个故事，都入了迷。也有些知青听过这个故事，或看过这个手抄本，便叽叽喳喳：

    “哦，这书叫《归来》！”

    “不，我看的那本叫《归国》！”

    “我是在江西看到的，可以叫作《氢弹之母》！”

    “我看的叫《一代天骄》……”

    “听说，写的是真事……”

    “是一个美国人写的……”

    “不，是一个高干子弟写的，他了解情况……”

    七嘴八舌，五花八门。

    我缄口不语，却扯长耳朵倾听，唯恐遗漏了一星半点。因为，我明白这关系到我的命运。

    又过了几天，我得知家里的人都还活着，于是回到长沙。

    我悄悄问弟弟：“三年前我被捕时，要你去陈××家……那本《归来》手稿，怎么样了？”

    “啊，当时我没有毁掉……”

    “果然！”我想。

    “我一看，没什么嘛！我借给了×××，他又借给了别人。后来收不回来了，听说到了沅江，在那里的知青中流传……怎么啦？”我瞥瞥弟弟，“哼，恐怕已经从沅江传到更远的地方！走着瞧吧。”

    对《归来》一书中的传抄、围剿的过程，都被记录在北京公安局的档案中，张扬事后为写回忆文章曾被允许查阅这些文件。

    3．第960期《内部参考》和姚文元指示

    前面提到，我于1970年2月被捕前将《归来》手稿存放友人陈××家，并嘱我弟弟去取回销毁。但是，“其弟借给马衍湘，马又转借给郑文元和李山，李山又借给长沙市14中学生周利亚，周在传阅时，被红卫兵搜出交给老师贺志强。1976年3月，黄××与吴××（按：均系预审员）到北京钢院（贺志强从14中调北京钢院任教）找到贺老师，取到这本书。据黄××介绍，贺老师调北京后，听说《归来》是部反动小说，正在收缴，他立即从其弟处索回，藏于衣箱底下，追缴时，原物交出。但并未主动上交。”（详见预审主卷16）

    可以想见，《归来》就是在上述传递过程中扩散成手抄本的。

    “北京市公安局1975年5月26日对湖南省公安局说：张扬所写坏书《归来》，于1972年春由湖南衡阳化工厂工人徐阮（源？）带来北京，经北京标准件机修厂工人刘展新传抄改名为《第二次握手》，在北京流传。”（详见预审主卷1，P50）

    上述材料说明《归来》在流传时有了另一个书名《归国》；之所以被北京那位工人改名为《第二次握手》，是因为他所见到的抄本书名缺失，在北京和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后来都是以《第二次握手》书名传抄的。

    1974年10月，首都一家报纸在第960期《内部参考》上反映了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广泛流传的情况。姚文元看到这份“内参”后于10月12日打电话给报社说：“请找一本给我，并查清作者在哪里。”10月14日下午4时他又打电话给报社，“你们的《内参》反映一本坏书《第二次握手》，今天把书送来了。我翻了一下，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坏书，也绝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

    报社将上述“指示”向北京公安局14处作了口头传达。该处成立了《第二次握手》专案组。（以上均据《审查进程》）

    接着，新华社《内参》以《北京市发现许多单位秘密流传手抄本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为题详细登载了流传情况，说明“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姚文元同志的指示对坏书《第二次握手》的作者进行了清查。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现在已初步查明，作者是湖南浏阳县大围山区中岳公社插队知青张扬。”该《内参》认定小说“内容极其反动……”

    于是，北京市公安局通知湖南省公安局：“……遵照姚文元同志批示，我们对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作者进行了查找。现已查清，这本反动小说是你省浏阳县插队知识青年张扬所写，现将情况函告你局，请考虑处理。”

    这以后，便是我在湖南被拘留。

    4．罗织罪名

    1969年底至1970年初，我在逃亡中写下了第四稿（实际上可能是第八、九稿），这一稿在结构、情节上没有变动，唯一变动的是书名改作了《归来》。用《归来》比喻书中女主人公之一丁洁琼教授不仅人回到祖国，最终连心也真正“归来”了。

    从1972年12月29日获释至1975年1月7日再度被捕，我自由了两年零九天。所谓“自由”，也就是在乡下劳动。尽管贫苦不堪，我却仍然发自内心地喜爱《归来》，决心重写《归来》。

    仍然没有钱，仍然是我弟弟那个同学买了两个黑塑料皮笔记本送给我。

    照我历来的说法，这算是第五稿。

    与以前诸稿不同的是，这次我写得特别严谨、认真，一丝不苟。我学过画，会写美术字，此稿从头至尾全部是用整整齐齐的方块美术字写出来的。此外，脱稿后共二十万零五千字，是几稿中最长的。后来正式出版的《第二次握手》，既以这一稿为蓝本。

    这一稿《归来》中大大加强了对周总理亲切感人形象的刻画，增加了对美国进步科学家奥姆霍斯的描绘。丁洁琼在美国几十年的生活、事业历程，历稿中只是用短短几段文字，以追述的形式带过，而在第五稿中使用很多篇幅作了正面描绘。这些变化，无疑使作品总的水平有所提高。

    但“四人帮”的爪牙在审讯室中呵斥我说，这一稿表明我“越写越离奇，越写越反动”！

    不管怎样，《归来》毕竟是一部文艺作品，而不是一条反动标语。当然，照“四人帮”及其爪牙的观点，这两者是一码事，没有本质区别。或者照他们更彻底的主张，前者比后者更“阴险”，更富于“欺骗性”和“毒害性”。

    但现在面临的不是纯意识形态，而是法律问题，要解决的是构成犯罪，要处理的是“刑事犯”或“反革命犯”。

    他们给我罗织了一大堆刑事罪，但终究经不起推敲，连办案人自己也不相信。前几年那个‘前科’，现在虽还能挤出些油水，但总嫌底气不足。所以绕来绕去，最后仍是在《归来》本身上找“犯罪”，以便“依法”惩办。

    当时有好些手抄本在流传，其中有一本黄书《少女的心》。

    他们向我宣布：“《少女的心》是砒霜，《归来》是鸦片！”

    这个“鸦片”有四大毒素。

    第一是“反党”；第二是吹捧“臭老九”；第三是鼓吹“科学救国”；第四是“你明明知道不准写爱情了，为什么还硬要写？”

    对第四个罪名，我反问：“什么时候？有哪一项法律、政策、条例，包括‘文革’期间颁发的全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文件中，规定了不准写爱情？哪一条款中的哪一句作了此项规定？”

    他们不回答。因为无法回答。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照样把这一条列为我的定罪依据。

    其他几条“罪状”，我也都一一痛加反驳。

    为了在“法律”上站住脚，他们先给书中人物分别定性定案。请看：

    女主人公丁洁琼教授是叛徒；

    男主人公苏冠兰教授是特务；

    书中的老地下党员、卫生科学院党委书记鲁宁是走资派（后来在《起诉书》中升格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此外还兼有一项“媒婆”的恶谥，因为他促成了苏冠兰和叶玉菡的婚姻；

    书中老天文学家苏凤麒是反动学术权威、洋奴买办；

    书中美国神甫查尔斯是帝国主义分子；

    书中另一位女主人公叶玉菡是地主阶级的少爷小姐……

    不仅如此，他们又给我加了“反对文化大革命”、“妄图搞反革命复辟”的罪名。后来在《起诉书》中也确实是这么写的。

    对张扬的“起诉书”，是以长沙市公安局的名义提出的。下面摘抄这份“起诉书”的有关内容——

    “……特别是1973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已被彻底摧垮，他们的‘叛徒哲学’、‘天才论’等反动谬论都已被批倒批臭了，张扬出于其反动阶级本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又写出反动小说《归来》第六稿，变本加厉地、非常露骨地鼓吹‘叛徒哲学’和‘天才论’。文字越写越冗长，内容越写越反动。这本反动小说的要害是要资产主义‘归来’，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这本黑书从头到尾贯串着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极力鼓吹‘叛徒哲学’、‘天才论’，为刘少奇、林彪翻案，反对文化大革命；捧出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亡灵，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搞和平演变，为刘少奇、周扬文艺黑线招魂；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这样毒汁四溅的黑书，被告张扬却得意忘形地说：‘我把书名改为《归来》，既切题，又含蓄，不仅人归来了，而且心也归来了。’从这本黑书描写的主人公和主要人物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归来’的都是叛徒、特务、反动学阀、洋奴买办、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地主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张扬书写反动小说《归来》的反革命动机、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起诉书还倒打一耙，诬蔑《归来》突出歌颂周总理的光辉形象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起诉书还指摘张扬“攻击中央首长张春桥同志”，“矛头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

    除上述“主罪”外，还有许多“罪恶”，堪称“不可救药的反革命死硬派。”所以，起诉书要求“严惩”。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张扬的命运才可能得以根本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