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格斯朝着那扇面向陆地的窗户望出去，看见松林间一位陌生人正在观看塔楼。车辆只到得了半路，那意味着沿桥墩蜿蜒而来的小径得徒步走上半小时。那个时间走那段路并不容易，艳阳依旧高照，没有一丝微风可吹凉斜坡上石子的热度。好体力，他想。不然便是造访的意愿极高。法格斯身材高挑，瘦骨嶙峋，灰色短发让他看起来有点军人的气质。他拉直双臂伸了伸懒腰，在盛满水的脸盆里洗净双手，走到外头去。两个男人对望了几秒钟，周遭的灌木丛传来一阵阵单调的蝉声。陌生人一边肩上挂着背包，身着白色衬衫、牛仔裤和登山鞋，安静并好奇地望着塔楼和塔内的人，仿佛在确认那是否就是他要找寻的地方。

    “早。”陌生人打招呼。

    他的声音显示不出他来自哪里，画师恼怒起来。他不喜欢访客，斜坡上放置了好几张明显的警告标示，声明那是个私人属地，尽管一只狗也没有，其中一张还是写着“内有恶犬数只”。在那个地方，他总是独来独往，唯一的社交是下山到背阴港：邮局职员，他偶尔光顾的小渔人码头的酒吧服务生，贩卖食物或画具给他的店员，或是处理他从巴塞罗那汇款的银行职员。他彻底切断任何人靠近他的意图，总是以恶劣态度打发那些想越过那条防御线的人，因为他知道单纯礼貌性的回绝并无法让人打消鲁莽的念头。他藏了一把一直没机会从枪套里拿出来的连发猎枪，以便应付情急状况——这字眼包括各种令人不安的可能，尽管都不大可能发生。猎枪擦得光亮并上了油，和两盒霰弹子弹一起放在楼上的木箱里。

    “这是私人属地。”画师说，态度冷漠。

    陌生人听了却无动于衷，在十或十二步距离外继续专注地看着画师。他身材健硕，中等高度，蓄着麦草色长发，戴着眼镜。

    “您就是摄影师？”

    不舒服的感觉更加强烈了。那个人说了摄影师这几个字，而不是画家。这指的是一段过往的人生，那不可能让法格斯觉得愉悦，更别说是出自一位陌生人的口中了。那段人生和这个地点、这个时刻扯不上任何关系，至少表面说来是没关系的。

    “我不认识您。”画师说，语气恼火。

    “您或许不记得我，但是您一定认识我。”

    访客说话的语气非常沉着，同时往前走近了一些，让彼此更容易交谈，法格斯不得不盯着他看。法格斯一生中曾看过许许多多的脸孔，大部分是透过照相机的取景器。有些脸孔他记得，其他的早已忘了。总是瞬间的一眼，快门喀嚓一声，只有偶尔被签字笔从图像目录表上圈出来的底片，才能幸免尘封归档的命运。大部分出现在那些相片里的人，都转化为无数的相似脸孔，背景是一连串不仔细回想便无法厘清前后次序的场景：塞浦路斯、越南、黎巴嫩、柬埔寨、厄立特里亚［1］、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安哥拉、莫桑比克、伊拉克、巴尔干半岛……单独的摄影活动，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尾的旅途，广阔的灾难地表上被摧残的景象，彼此错乱混淆的战争，人群和尸首。不计其数的底片，其中他每一百张、每五百张、每一千张才记得一张。而那种恐怖清晰明确又从未歇止，绵延了无数世纪和历史，就像荒凉且无限延伸的两条平行线间的道路。那是概括了所有恐怖的准确图像，或许因为只存在一种恐怖，亘古不变的恐怖。

    “您真的不记得我？”

    陌生人看来有点沮丧，但是身上没有任何法格斯觉得熟悉的地方。欧洲人，画师一边近距离观察，一边作出判断。体魄健壮，淡色眼睛，双手厚实，左边眉毛上有一道垂直的疤痕。外表有点粗野，因为眼镜而增添了几分温和。还有那淡淡的乡音，也许是斯拉夫人，巴尔干半岛人或那附近的人。

    “您拍了我一张照片。”

    “我这一辈子拍了许多照片。”

    “那张很特别。”

    法格斯认栽了，将双手插入长裤口袋中，耸了耸肩。“很抱歉，”他说，“我记不起来。”对方微微露出一笑，抱着希望。

    “先生，再回想一下。那张照片让您赚了笔钱。”陌生人飞快地指了指塔楼，“……或许这就归功于那张照片吧。”

    “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

    对方的笑容更深了。嘴里上排牙齿的左侧缺了一颗前臼齿，其他的牙齿看来状况也不太好。

    “那要看从什么观点来看。对某些人而言，这的确相当地大不了。”

    陌生人说话的方式有点一板一眼，宛如从一本辞典里抽出来的词汇。法格斯再次努力想认出那个脸孔，但是徒劳无功。

    “您那个重要的奖项，”陌生人说，“我的那张照片让您荣获国际新闻摄影奖……这您也不记得了？”

    法格斯怀疑地看看访客。那张照片他记得很清楚，还有出现在上面的那些人。那些人他一个个全都记得，三个站立的德鲁兹派民兵，戴着眼罩，其中两个正倒向地面，另一个还骄傲地挺着身，还有几乎近距离枪决他们的六个隶属马龙教会的长枪党党员［2］。受害者和刽子手，乔福（Chuf)的山区。十来本杂志的封面。入行五年后，让他戴上著名战地摄影记者光环的照片。

    “您那时不可能出现在那里，主角都身亡了，开枪的是黎巴嫩的长枪党党员。”

    陌生人踌躇了一下，一脸茫然，视线没离开法格斯。他保持那样几秒钟，最后摇了摇头。

    “我说的是另一张照片。乌科瓦（Vukovar）那张，在克罗地亚……我一直以为他们为此颁给您那个奖。”

    “没有。”现在法格斯重新提起兴趣仔细看着陌生人，“乌科瓦那张是另一个奖。”

    “也是个重要奖项吗？”

    “差不多。”

    “我，就是照片上那个士兵。”

    法格斯变得非常沉静，双手插在长裤口袋里，头微微向右倾，重新检视眼前那个脸孔。而现在，如同照片显影的缓慢过程，记忆中的影像终于开始慢慢地重叠在陌生人的五官上。这时他咒骂自己的迟钝。当然，就是那双眼睛，没那么疲惫，而是更有神采，却是同一双眼睛。还有嘴唇的弧度、有道轻微凹痕的下巴、坚毅的腮帮子，在旧照片里蓄了两三天的胡须现在刚刮剃干净。他对那张脸的认识几乎完全建立在观看那张照片上，秋季某日他在原南斯拉夫的乌科瓦拍下那张照片，当时塞尔维亚的火炮和船只从多瑙河炮轰克罗地亚军队，被击溃的军队艰难地守在围城里的狭窄防御线里。郊区的战况非常紧张，法格斯和奥薇朵从隐藏在玉米田里唯一可能的小径进入。一星期后，在通往彼得罗夫齐（Petrovci)的路上,他们和一队克罗地亚军团的几名幸存者错身而过，那队军团以轻武器奋战火力强大的敌军，被击败后正在撤退。身穿五颜六色混杂军服和平民衣着的生还者零乱地走着，体力早已完全透支。他们是一群刚被征召来的克罗地亚国民军,由农民、公务员和学生组成，脸上流满汗水，张着嘴巴，迷惘的双眼疲惫不堪，武器不是挂在皮带上就是拖在地上。在敌军坦克车几乎是贴着他们的脚跟急急追赶之下，这些国民军刚跑了四公里，现在几乎像鬼魂般在映射于路面上的阳光里缓慢移动，只听得到远处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他们脚下摩擦地面的声音。奥薇朵没拍下任何照片，她只拍景物，几乎从不拍摄人像，但是法格斯经过他们身旁时，却决定记录那种筋疲力竭的画面。他将照相机拿到脸前，在调整焦距、光圈和景框的同时，让两个脸孔经过，他透过取景器选择了第三个，几乎是巧合：一双极为空泛的淡色眼睛，疲惫得不成人样的五官，沾满汗珠的皮肤，汗水湿透了前额上又脏又乱的头发，一把老旧的AK47漫不经心地倚在右肩，一只手托着枪，手上绷带的血迹已凝为棕色。快门喀嚓一声后，法格斯继续他的路程，那就是一切发生的事。四个星期后那张照片被刊出，同时间，乌科瓦沦陷了，该城的所有捍卫者也被歼灭，而那张照片变成了战争的象征。或者，就如颁给他年度欧洲焦点摄影奖的专业评审团所下的结论，那张照片变成了所有战争中的士兵的象征。

    “我的天！我以为您阵亡了。”

    “我的确几乎丧生。”

    两人保持沉默，互相注视对方，好似没人知道该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才对。

    “嗯。”法格斯终于喃喃地说，“我承认我欠你一杯。”

    “一杯？”

    “一杯什么的……酒，要是您喜欢酒的话，一杯酒。”

    法格斯首度露出微笑，带点勉强，对方也回以笑容，如之前一样露出牙床上的黑洞，看起来像在思索事情。

    “对。”访客下结论，“或许您欠我那一杯。”

    “请进。”

    他们走进塔内。访客看着四周，显得非常惊讶，稳住脚的重心慢慢转圈环顾巨大的圆形壁画，同时战争画师则在堆满画笔、颜料罐和颜料管的桌子底下寻找东西，又在地上的纸箱堆里，有草图的纸堆中，楼梯、画架和用来盖鹰架的木板堆里，以及两颗一百二十瓦的灯泡中翻找。灯泡吊在附带衣架和轮子的移动架上，连接着外头的发电机，法格斯晚上工作时会用来照射壁画。“西班牙白兰地和热啤酒，”画师说，“我能招待您的都在这里，而且没有冰块，冰箱只会在我启动发电机时运作一小会儿。”

    对方继续观看壁画，做了个表示无所谓的动作。对他而言，什么饮料都一样。

    “我永远都认不出是您，”法格斯说，“那时候照片上的您比较瘦。”

    “之后我还更瘦。”

    “我猜那是段不好过的时光。”

    “的确是。”

    法格斯拿着半杯满的两杯白兰地往访客那边走去，高声重复说：“对大家都是不好过的时光。”他想着在那三天之后所发生的事，靠近拍摄那张照片的地方：乌科瓦郊外的波罗沃拿歇尔捷（BorovoNaselje）的公路壕沟。他将一杯酒递给访客，喝了一口自己那杯。那个时间喝酒并不恰当。陌生人将目光自壁画移开，手上拿着酒杯，但没怎么搭理法格斯；画师突然想到，用“陌生人”来称呼对方已经不合适了。访客眼镜后的那双浅灰色眼睛，现在定神地看着画师。

    “我知道您指什么……我看到那个女人丧生。”

    法格斯并不容易显出惊讶，也不喜欢展露情绪，但他的脸上一定反映了某些事情，因为他再次看见访客嘴里的那个黑孔。

    “那是您拍下我以后的几天。”访客继续说话，“您没注意到我在场，但是那个下午我在波罗沃拿歇尔捷的公路上。当我听到爆炸声，我以为是我的战友……经过时，我看见您跪在壕沟里，在……身边。”

    他迟疑了一会儿才说出最后那几个字眼，好像在“尸体”和“身边”之间拿捏不定后，终于选择了后者。法格斯判定，那种说话方式非常怪异，带点礼貌，又有点跟不上时代的字斟句酌，老是为了用字遣词而有所停顿。现在访客终于将酒杯递到唇边，眼睛依旧注视着法格斯。两人维持了一段沉默。“很抱歉。”法格斯说，“我没认出是您。”

    “很正常。您那时看起来精神上受到不小的打击。”

    “我并不是指波罗沃拿歇尔捷的事，而是指那几天前为您拍摄的照片……您的脸是好几本杂志的封面，从那时开始，那张照片我看了好几百回。当然，现在我记起来了。知道您就是照片上的士兵以后，事情就简单多了。但是您变了不少。”

    “您刚刚说过了，不是吗？……不好过的时光。之后，又过了好多年。”

    “您怎么找到我的？”

    “四处寻访，”对方回答，随即转头去看壁画，“这里、那里，到处去问。法格斯先生，您是个众所周知的名人，”访客补充说道，心不在焉地以白兰地润湿嘴唇。“尽管您退隐有段时间，很多人都还记得您。我跟您保证。”

    “您怎么逃离那里的？”

    访客给他一个奇怪的眼神，回答说：“我猜您是说乌科瓦。您拍下我两个星期后，我受伤了。不是照片里那个手伤，您看，我还留着疤痕；而是另一个更严重的伤。那时切特尼克（iks）队伍还没封锁玉米田的通道。我被疏散到奥西耶克（Osijek）的一家医院。”

    访客摸了一下左侧肋骨，指出确切的部位。不是用一根指头，而是用张开的手掌，因此，法格斯推测伤势非常严重，马上点头表示领会，带着一丝怜悯。

    “炮弹？”

    “一颗2.7毫米的子弹。”

    “您的运气真好。”

    画师指的不是访客没有死于枪下，而是遭到枪击的当时，负伤还可以被疏送离开乌科瓦。当时塞尔维亚人也将那条小径封闭，没有任何人可以离开那座被包围的城市。而当这个城市沦陷时，所有符合战斗年龄的俘虏全被杀害身亡，甚至连伤员也从医院里被拖出来，死在枪口下，通通被埋进一个大坑洞里。

    听到运气那个词，这个克罗地亚人以怪异的神情看了看法格斯，而且持续望着他好一会儿。最后他把杯子放到桌上，视线再度扫过圆形墙壁。

    “很奇特的地方。但是我没看见往昔时光的回忆。”

    法格斯指着壁画：火山般的灾火逆光映照着古城阴暗的岗楼，现代武器的金属反光，身着铠甲战装的军队从城墙缺口如水流奔泄而出，女人和孩童的脸孔，被吊死的人如串串果实悬挂在树上，船只在灰色水平线里走远。

    “那些都是我的回忆。”

    “我是指照片。您是摄影师啊！”

    “我曾经是。”

    “曾经是，没错。摄影师通常会把照片挂在墙上。自己曾拍过的照片，尤其是得过重要奖项的话。您不会因为您的照片而感到羞愧，对吧？”

    “我已经对那些照片没兴趣了。就这样。”

    “当然。”访客怪异地微微一笑，“就这样。”

    现在访客一边专心地看着壁画上的图像，一边皱起眉头。

    “古老的战争也在您的回忆里吗？……特洛伊以及类似的地方？”

    这下换成法格斯淡淡一笑。

    “那就对了。类似的地方总是同一种地方。”

    那句话应该是引起了对方的兴趣，因为访客安静下来，眼神停在壁画上，思索着刚刚听到的话。“同一种地方。”访客低声重复这句话。他走了几步，靠近观看细节，突然觉得很不自在。

    “我不懂画。”他说。

    接着他走到放在门口的背包前，拿出一个文件夹，从里边抽出一张中间对折的纸。那是杂志上撕下来的一张老旧的纸页，被反复摸过：《新闻镜头》的封面，一张十年前拍摄的照片。访客拿着封面走近桌子，挨着颜料瓶罐和画笔放下，与画师沉默地观看照片。法格斯自言自语：“这的确是一张特别的照片，冷漠、客观，完美无缺。”他曾经看过好多次，但是那些看不见的——对一位专注的观察者而言，或许是看得见的——几何线条依旧令他感到欢欣，那些线条如一张完好无瑕的网状粗布将照片支撑住：筋疲力竭的士兵的特写镜头，迷惘的眼神像是构成那条不通往任何地方的公路的部分线条，溅满炮弹麻点的废墟房子几乎变成多面体的墙面，远处的灾火浓烟如一根巴洛克黑柱垂直竖立，不见一丝微风。所有那一切，被框在照相机的取景器里，印在一张24×36mm的胶片上，与其说是精算的结果，不如说是本能所致，尽管颁发欧洲焦点摄影奖给那张照片的评审团强调：巧合是相对的。其中一位评审委员如此宣称：不仅是照片的完美，我们确信，这位摄影者的观点和视角是由丰富经验累积而成，那个影像是最终的沉淀物，一段个人、专业和艺术漫长过程的登峰造极之作。

    “那时候我二十七岁。”访客说，用手掌抚平那张纸页。

    访客说这话的语气平淡，不带乡愁也没有忧郁，但是法格斯并没有注意到。“艺术”那个字眼在他的脑海里萦绕着，回顾过往让他感到不适。奥薇朵有一次曾说过，“在我们这行，‘艺术’这字眼听起来总像作假，像是暂时用来缓和伤痛的热布条。”当时的她坐在一张座内已被挖空的单人沙发上让胶卷倒片，几台相机搁在膝盖上，面前是一具无头的男人尸体，而她只拍下了他的鞋子。她说：“我们缺乏道德观总比不道德来得好。你不这样认为吗？现在，请亲吻我。”

    “这是张好照片。”访客继续说，“我看起来很累，对吧？……我的确是累。我想就是疲惫让我的脸看起来如此具有戏剧性……是您选的标题吗？”

    法格斯想，那些照片恰好是和艺术对立的东西。线条和外形的谐调，唯一的目的只是要得到问题的内在答案。这一切和美学毫无关联，和其他摄影师用来——或是他们宣称用来——在镜头和工作之前当做滤光镜的伦理，也没关系。对他而言，一切都只是在生命的难题与其附带的损失所构成的迷蒙格网里移动。他的照片就像国际象棋：其他人看到格斗、苦痛、美丽或和谐的地方，法格斯却只看其中谱出的无数谜语。他正在进行的大壁画也一样。所有他试着在那面圆形墙壁解决的问题，都与一般人所谓的艺术背道而驰。又或许实际上是有个模棱两可又毫无退路的点，其中的伦理和美学都已凋零无存，一旦跨越过那个点，艺术将会变成，或许较恰当的字眼是“再度”变成——一种冷漠又或许有效的公式，变成一种冷静观照生命的工具。

    好一会儿，法格斯才发现对方正等着他的答案。他努力回想。标题，对！访客问到照片的标题。

    “不是。”画师说，“那是杂志、报纸和通讯社他们自己定的标题。不是我选的。”

    “‘战败的脸孔’，非常恰当。法格斯先生，您还记得那天有什么其他的事吗？……关于那次战败的记忆？”

    访客好奇地望着画师。或许那种好奇显得过于正经，仿佛提问是出于礼貌而非兴趣。战争画师摇摇头。

    “我记得燃烧的房子和您的队伍撤离战场……其他就没什么了。”

    其实不然。他还记得其他事情，但是没说出来。他记得奥薇朵沉默地走在公路对面，胸前挂着照相机，背上一个小背包，麦色的头发扎成两条辫子，牛仔裤使她的双腿更显修长，白色运动鞋让公路上被迫击炮打碎的砾石沙沙作响。他们俩渐渐靠近前线，枪炮声越来越近，她的脚步也像是更敏捷更坚定，好似在冥冥注定中，奋力地赶赴三天后在波罗沃拿歇尔捷公路上等候她的那个无法逃避之约。爬上一道让他们暴露行踪的斜坡时，山坡的曲线与危机重重的直线立刻交会，两颗流弹从他们头上飞啸而过，朝射程所及的极限飞去，法格斯看到她稍微曲身停下，像个接近猎物的狩猎人谨慎地环顾四周，然后转向他，露出会心的微笑，表情有些心不在焉，像是出了神，鼻翼扩张着，炯炯的双眼有如快要流出肾上腺素。

    访客从桌上拿起杯子，握着一会儿后，又放回原处，没喝半口。

    “我呢，倒是很清楚地记得你拍下我的那个时刻。”

    “虽然我们当时身处在不同的状况下。”访客补充说。当然，对法格斯而言，捕捉战场画面就是工作上的例行公事；但那是克罗地亚人第一次遇到那种状况，几天前他才被征召入伍，那时却与同样惊慌的战友们并着肩，双手拿着步枪面对塞尔维亚的坦克车。

    “听着，我们被他们击溃了，彻彻底底地击溃。我们本来有四十八人，最后只剩十五人回来……就是您在公路上看到的那些。”

    “您和战友们的气色很差。”

    “您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像兔子般奔跑，穿过田野，在彼得罗夫齐的郊外才重新集合。我们惊慌无比，长官只好命令我们往乌科瓦撤退……就在那时候，您和那个女人与我们擦身而过，我记得看到她时我很惊讶。她是摄影师，那时我想。一位特派摄影记者。她走得很快，经过我们身旁时，好像没看到我们一样。我定神看着她，当我转过头来，您就在我面前。您对准我，或是将我放入景框，怎么说都好，拍下我……是的，喀嚓一声，您就继续往前走，一个动作、一个招呼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我想，当您放下照相机后，已经不会再想到我，甚至不再看我。”

    “有可能。”法格斯承认，有点不悦。

    访客随手指了指照片，然后说：“您无法想象这几年来看着照片让我想到多少事情，所有从我自己和他人身上学到的东西。由于这么深入研究我的脸，或者该说是我当时的脸，我竟然能跳出来反观自己，您了解吗？……也就是说，看照片的是另一个人。尽管事实上，我猜想，现在看照片的也是另一个人。”

    “但是您，”访客下结论，非常缓慢地转头面对画师，“并没怎么变。”

    访客的腔调有点奇怪。法格斯用一种怀疑的眼神质问，却看到访客微微举起一只手，仿佛那个没说出口的问题不具意义。对方那动作意味着：没什么特别的事，我经过这里，想跟您打声招呼，不然您以为我来干嘛呢？

    “不对。”停顿了好一会儿，访客继续说，“更准确地说，您几乎一点也没变……或许多了点灰发，脸上多了些皱纹。尽管如此，要找到您还真不容易。我走过许多地方，不停地询问。我到过您那些摄影通讯社，杂志社……我对您几乎一无所知，但是，随着我慢慢搜集线索，我知道您是位有名的摄影师，最优秀的摄影师之一，大家都这么说。您几乎都是在战场上工作，获得许多奖项……有一天您放弃了一切，失踪了。一开始我以为这和那个女人的死有关，但是后来我证实您还继续工作了几年，直到科索沃［3］和萨拉热窝事件［4］之后才退休的，不是吗？……还有非洲的某个事件之后。”

    “您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呢？”

    无从判断访客是否在微笑。他的眼神四处飘移、冷漠无情，与嘴上友善的笑意并不搭调。

    “您让我成名。我决定认识让我成名的人。”

    “您叫什么名字？”

    “这很有意思，不是吗？”那双眼睛依旧冷漠，继续凝视着法格斯，但是笑容却更开了。“您拍下一个邂逅两秒钟的士兵，一个您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士兵，而那张照片却绕了世界一圈。然后您忘了这位无名小卒，又继续拍摄其他照片。其他人的名字您肯定也不知道，我猜。或许您也让他们成名，像我一样……您从事的真是一份奇特的工作。”

    访客停止说话，陷入沉思，或许正想着法格斯在摄影上的独特表现。他出神地看着放在相片旁的那杯白兰地，像是注意到那杯酒的存在，便拿起来凑近唇边。

    “我叫伊柏•马克维奇。”

    “您为什么要找我？”

    对方放下杯子，用手背擦干嘴巴。

    “因为我要杀您。”

    法格斯的嘴巴半张着，说不出话来。有好一会儿只听得到外头灌木丛里的蝉鸣声。法格斯合上嘴看了看四周。他的心脏缓缓跳动，失去了节奏。他发觉心脏在胸膛里躁动难安。

    “为什么？”法格斯问。

    他已经缓慢地移动了一下，仅是细微的几公分，并保持高度戒备。现在他在侧边，左肩对着访客。离手边最近之处是一把有刀尖的宽叶调色刀，刀柄露在大小颜料罐之间。他伸出一只手去拿刀，对方却什么话都没说，也未显示惊慌之色。

    “您的问题不容易回答。”访客若有所思，看着法格斯握在手里的调色刀，“这么多年我反复思索杀您这件事，计划着每个步骤、每个细节之后，却发现事情比表面看来更复杂。”

    战争画师直盯着访客，心里估算着线条、角度和体积：没有阻碍的空间、到门口的距离、两人的体格差距。他很惊讶自己并不觉得惊慌。

    “真的吗？然后呢？……我觉得事情非常复杂，要是您状况良好的话。”

    “什么？”

    “要是您的脑袋没毛病，没疯。”

    对方近乎是热切地点头。他口气自然地说，我了解您的顾虑。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之前，我本来以为这一切轻而易举，可以一语不发地杀了您，不须任何解释。但是时间并徙劳飞逝，人也会再三思考。我想过了，光是杀了您，我觉得不够。

    “您想在这里杀了我？……现在？”

    “不，我就是因为这样才来和您说话的，我说过我不能只是杀了您而已。在杀您之前我们得先谈一下，我需要更了解您，让您也知道某些事情。我要让您完全了解状况……之后我才能杀了您。”

    语毕，访客羞涩地看着画师，好像不确定那样解释是否礼貌，又好像不确定是否用对了语法结构。法格斯释放出压抑在胸腔内的一口气。

    “您要我了解什么？”

    “您的照片。或者应该说：我的照片。”

    两人望着法格斯右手上的调色刀。画师突然觉得荒唐至极，便把刀放回原处。当他抬起视线，在访客的双眼里读到简洁的赞同。那时战争画师莞尔一笑。

    “您想过我可能会防卫吗？”

    对方眨了眨眼，好像不满法格斯以为他不会想到这一点。他回答：“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个机会，当然您也是。”

    “或者您想过我可能，”法格斯迟疑了一秒钟，因为那个字眼好像很荒谬，“逃跑？”

    访客过了一会儿才回话。他抬起双手，似乎是想表明自己身上没藏任何可以用来攻击的东西，随后走到背包那儿，抽出一本破旧的摄影书。当访客再度走近时，法格斯认出那是他的一本英文版作品集《战争之眼》。对方在桌上摊开书本，放在《新闻镜头》旁边。

    “我不相信您会逃跑。”访客翻阅着这本书，不在乎法格斯并没在看书而是盯着他，“先生，这几年来我一直在研究您的摄影作品，我对这些照片一清二楚，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已经够了解您了，所以我知道您不会逃开，目前您也不会有任何行动。我们谈话时，您会一直留在这里，一天，好几天……我还不知道。您跟我一样需要答案。”

    译注：

    ［1］厄立特里亚（Eritrea)是非洲东北部濒临红海的小国，曾为意大利属地、英国保护领土，二次大战后与埃塞俄比亚成立联邦，却被后者兼并（一九六二年）。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随即进行武装抗争，经过三十多年努力，于一九九三年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公投正式宣布独立。该国自独立建国以来，内战不断，与埃塞俄比亚的边界纠纷仍是其对外关系的重点。

    ［2］黎巴嫩长枪党（成立于1936年）的前身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青年体育组织，发展成党后势力日渐壮大，成为代表黎巴嫩天主教马龙派的主要组织，并在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对立的内战中（1975—1990）扮演极重要角色。

    [3]科索沃事件，在科索沃的二百万人口中百分之八十是信仰穆斯林教的阿尔巴尼亚族裔，由于他们要求自治，强势当局就采取种族清洗方式进行镇压，一万多人被屠杀，一百多万人被迫逃离到邻国成为难民。

    [4]波黑内战，从1992年3月波黑宣布从前南斯拉夫独立开始，到1995年11月戴顿和平协议签订为止，经历了3年多的战争。战争初期是波黑塞族军队分别与波黑克族和穆族军队，波黑穆族军队与波黑克族军队之间进行。之后，屈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组建了穆克联邦，战争转向波黑塞族军队与波黑穆克联邦军队之间。波黑战争造成了20至25万人的死亡，数以万计的人员受伤。战争使近220万的人离开了原居住地，近百万人成为国际难民。

    从1992年5月2日至1996年2月26日，波黑首都萨拉热窝被波黑塞族军队包围了1395天。20多万人在大炮和机枪、狙击步枪的威胁下，在缺水、缺电和缺粮的情况下维持生活了3年多，有10615人被打死，其中有2000多是儿童，近5万人受伤。萨拉热窝成为人类历史上被围困时间最长的一座城市。1992年6月在波黑斯布雷布尼察地区一次种族清洗中有近8000名穆族人被杀害。1994年2月一颗炮弹落在萨拉热窝市中心的一个集贸市场，当场炸死68人，炸伤200多人，是萨拉热窝被围困中最血腥的一次惨案。为了促使交战双方实现停火，1995年7月，波黑问题国际伦敦会议通过了“大规模轰炸波黑塞族”的决议，授权多国部队对塞族采取军事行动，轰炸摧毁了塞族人的军事设施，解困了萨拉热窝，同时也留下了贫铀弹的遗患，给当地人带来了长久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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