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这样开始的。那是一个寒冷的十月天。天亮时还下过一场令人心烦的毛毛细雨。后来雨停了，潮湿的刺骨寒风也住了，但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昏暗凝重，紧贴在地面。玛丽娅把炉子点着，先传上靴子，又穿好大衣，钻出洞穴似的地窖。她站了片刻，满怀心事地望着小溪，望着远处变得疏朗的树林，望着灰蒙蒙的、一夜之间便失去了平常那种淡黄色调的玉米地。

    玛丽娅把双手盘在胸前，悲伤地久久望着没有收割的庄稼地。她想起：在挨着这片庄稼地的地方，还埋着多少没有挖的马铃薯、甜菜和胡萝卜；集体农庄的瓜田里，没有摘的晚熟西瓜被乌鸦啄得一塌糊涂；再往前，在山岗后面，有一大片没有收的向日葵，也要被糟蹋了。籽粒饱满的花盘孤苦伶仃地把头垂向地面，撒落着籽粒。

    玛丽娅长叹一声：“多少人的劳动白白糟蹋了……在这片如今撂荒了的地上生产队花了多少力气啊……拖拉机手、汽车司机、马车夫、挤奶员和放牛放羊的人有多少夜晚没有睡过足觉啊……这些人我都认识。没有一个例外。我们在共同的土地上一道劳动，一道工作，一道过节，参加婚礼……一道在墓地里安葬父母……”

    这天早晨，玛丽娅一面想着被德国人赶走的村人，一面不断自言自语，一种有点对不起人们、对不起已经消失了的生产队的压抑感突然使她心如刀剜。

    “那咱们怎么办呢？”玛丽娅非常痛苦。“大伙儿当中只有你一个人活了下来，那你就该替所有的人干活，就得挺住。”

    她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便自我回答说：“你说你是一个人？你看看四下还有多少没有收的好东西！难道你挺得住吗？难道你能把这些东西全都收得回来？你不过是大海里的一滴水吧了！光看看玉米地吧，有六十公顷大哪，可你只有两只手，再也没有别的家伙了……”

    “向日葵籽会掉在地上的。多可惜啊。春天是我和伊万用汽车把种子送到地里的，是萨尼娅的父亲，拖拉机手季莫菲大叔把这片土地给翻了和播上种的。可现在，向日葵让鸟儿啄着，籽儿也干透了。会全都撒到地里的。怎么，我就待在一旁，眼睁睁看着它们这样被痛心地白糟蹋了吗？”

    “可是你这个傻瓜又能做得了什么呢？你有什么，是有收割机还是有卡车？这片向日葵地总不下三十公顷哩。”

    “收割机我当然没有。可是我有一把德国刺刀，还挺快。用它来割向日葵花盘倒是很顺手的，我把那头奶牛佐尔卡驾上套，让它把向日葵运回来。”

    “可是往哪儿运呢？你是有仓库还是已经盖好了粮仓？”

    “也可以不运走……我没有仓库……就堆在地里也行。”

    “要是下雨呢？要是下雪呢？”

    “不要紧。可以拿玉米秸把向日葵花盘盖上，象有家过日子时那样盖得好好的，烂不了。”

    “你这个傻瓜呀，玛丽娅！真傻！真是个傻姑娘！就算你能收回五公顷向日葵，可那二十五公顷马铃薯呢？那十公顷甜菜呢？那六公顷胡萝卜呢？还有那六十公顷玉米呢？这些事你全干得了吗？”

    “不，干不了。不过，把各样庄稼都多少收一些也好啊，免得全烂了，免得白白糟蹋了。咱们的人会回来的，咱们列宁集体农庄，弗拉季米尔·伊里奇集体农庄的人会回来的……到那个时候，他们会对我说一声谢谢的……”

    “你说他们会回来吗？他们要是回不来，要是永远回不来呢？德国人要是占了全俄罗斯，占了全苏联呢？要是再也没有什么集体农庄，只有德国地主的庄园呢？”

    “那我就掐死自己，连没生下来的孩子一道……”

    “你这个蠢货，为了还没有出生的孩子，你有义务保重自己的身子，不该在没有收的庄稼地里受累卖力。你还要怎么着？你没有被德国鬼子杀死，没有被赶到外国去。你找到了这个暖窝，安上了炉子，准备齐了过冬的东西：有马铃薯、有甜菜、有满满一车马肉，你还有四头奶牛。如今你要干的事儿只有一件，那就是坚持住，熬过这些痛苦，把孩子生下来，等着。明白吗，你这个没有头脑的婆娘？等着好日子……”

    “不行……我不能这样做。如果我在这里象条母狼似的待在洞里等着，把孩子生下来，白吃白喝集体农庄的粮食，就算真等到了咱们的人回来的那一天，那他们回来就会问：你这位先进挤奶员、被敌人吊死的集体农庄共产党员伊万的老婆、同他爹一道光荣牺牲的少先队员小瓦夏的母亲，你是怎么过的？你是光考虑自己，把别人忘了吗？那些同你本人、同你父母、同你丈夫一道来来往往蹚遍这些田地，在地里流了那么多汗，老老实实地劳动，干了那么多活儿的人……都让你给忘了？这么说，你玛丽娅考虑的光是自己喽？你的良心哪里去了？……”

    在这阴暗的清晨，孤苦伶仃的玛丽娅就这样站在自己那个洞穴似的地窖旁边，有两个让她惊慌不安的声音在她心中各执一词。她自己则痛苦万分，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因为只有她独自一人呆在这片一望无际、再也没有人管的庄稼地上。就她这个日渐虚弱、有病在身的女人，动手去收获这些庄稼是否有意义呢；在这个凄惨的、遍地鲜血和死亡的世界上，还有谁会需要她经过千辛万苦才能收获到的那一点点可怜的果实呢？

    在村边，就在那被炸毁的养牛场后面，自从有村子以来就是一片墓地。墓地没有墙围着，它今天在那个并不陡峭的山冈脚下显得格外凄凉幽暗。玛丽娅向墓地走去。两条狗紧紧跟着她。她在头一座坟墓前停下来，坟上插着的木头十字架已经歪了，村里那些上年纪的人说，这片墓地也就是从这座坟开始逐渐形成的，这座坟里埋葬着村里的第一个居民、伊万的祖先——科尔涅老爷爷。人们说，科尔涅老爷爷那间破败的茅舍原先就在伊万后来盖房的地方。他们还说，科尔涅老爷爷原是一个农奴，是从地主那里逃到这片当时还非常偏僻、满目荒凉的地方来的，一直到死都在贫困中挣扎，过着勉强糊口的日子。

    玛丽娅在墓旁站了一会儿，哭了一场，低声说道：“科尔涅老爷爷，伊万已经不在了……我的小瓦夏也死了……村里连一个活人都没有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大家说，您是头一个来到这里的，村子是从您开始逐渐形成的……老爷爷，您是头一个，而我却是最后一个了……”

    玛丽娅慢步绕过这个坟墓，向墓地一角的那片长得不高的杨树走去。玛丽娅的母亲就埋葬在这片伊万栽种的杨树下面。树干淡白色的杨树几乎已经落光了树叶，树叶铺在脚下仿佛是一层柔软湿润的地毯。只有几片零零落落的赤褐色树叶还紧紧挂在纤细的枝条上，发出轻得听不清楚的籁籁声，应答着寒风的吹拂。玛丽娅觉得，母亲坟墓上的土丘似乎下沉了，用四块刷白了的砖所砌成的十字架已被落叶掩埋过半。

    玛丽娅跪下来。

    “妈妈！”她低声说道。“您听见我的话了吗，妈妈？这是我，是您的女儿啊……您说句话吧，妈妈！我该怎样在人世间活下去呢，您给出个主意吧……”

    她嚎啕痛哭着扑下身去，把面颊紧贴在潮湿冰冷的坟丘上。

    “您怎么不说话呀，妈妈？”她发狂似地低声说。“您别不作声啊！您告诉我，您为什么把我生了下来？您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幸福……您爱我，疼我……您教育我学会思考，您临死还嘱咐我要作一个有良心的人，叫我热爱人们、热爱土地，叫我当一个贤妻良母……这我都做到了，妈妈！我做到了，可又什么都完了……我的好妈妈，如今我没有了心爱的丈夫，也没有了可爱的儿子，没有幸福，没有好日子，我就连该在什么地方安身都不知道……”

    ……

    然而，在这个阴暗深秋日子里，这块墓地上除了玛丽娅之外再没有一个活人。在不声不响的两条狗的陪伴下，她漫步走遍了所有的坟墓，悼念了她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每一个人。她尚未出世时，或者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姑娘时就已故去的那些年纪最老的人，她都不认识。但在近二十年中离开人世的那些人，玛丽娅全都熟悉。她站在他们的墓前，独自一人以他们的一生来检验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良心，仿佛是在掂量，他们之中的任何人，如果象她现在这样只剩下一个人，会怎样行事，又会做些什么？

    “这座坟墓里埋着阿尔谢尼大叔，”玛丽娅回忆道。“他是在１９２０年，也就是我七岁的时候，被弗兰格尔白匪军砍掉脑袋的Ｆ……这里安息的是村里的贫协主席鲁卡·瓦西里耶维奇。他号召村人们为保卫公社、保卫列宁而斗争。富农们用粗绳把他绑到一棵老榆树上，拿铁叉把他捅死了。当时我才八岁……这个十字架上写着我姑妈瓦尔瓦拉·巴甫洛夫娜的名字。她是村里第一个加入共产党的人，在我九岁那年得斑疹伤寒故去了……这一排坟墓是在我记事以后逐渐立起来的，躺在里面的人我都见过，都认识，都说过话儿。他们里边有拖拉机手、耕羊人、养蜂人、挤奶员、饲马员。他们劳动了半辈子，建设了我们的集体农庄，不怕挨饿受冻，是大家为他们盖上了红旗安葬的，还在墓前为他们给人民做过的事，向他们表示了感谢……”

    一阵剧痛刺透了玛丽娅的心。在众多村人长眠着的墓地上，却没有她丈夫和儿子这两个对她来说是最亲近的人的坟墓。

    玛丽娅久久地站在墓地大门旁边，前言不搭后语地低声说：“我本可以在你们的墓上栽满鲜花，栽满漂亮的鲜花……我本可以用洗净的河沙撒遍四周，撒遍每一条小径的……亲爱的人们啊，我本该经常到你们这里来，也给自己准备个地方，好叫我永远不同你们分离……谁能告诉我：你们埋葬在哪里？安息在什么地方？没有人能够告诉我，我也永远不会看到你们的坟墓了……”

    离开墓地之前，玛丽娅又在科尔涅老爷爷的墓前停下脚步，向已经倾斜的十字架深深一鞠躬，象对活人说话似地轻声说：“你是这里的头一个人，大伙儿没有给你丢人现眼，同你安息在一起的那些人，还有被凶恶的敌人杀害和押走的那些人都没有给你丢人。我也不该比他们差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