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立了十多个革命根据地，其中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中央根据地最为出名，逐步地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总结了根据地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同时对各根据地的特点也予以了注意。1930年1月，毛泽东就指出：“朱德毛泽东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地是正确的。”这自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因而对“李文林式”、“方志敏式”等根据地的特点都有不少研究成果，而对其他地区的根据地研究明显偏弱。

    陕甘边根据地的特点就较少有人研究。陕甘边根据地是20世纪30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领导陕甘边人民创建的以南梁为中心的根据地，是中国北方最早的苏维埃区域。这块根据地后来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完整的红色区域，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北方特别是西北地区各民族的革命斗争，更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实现历史性转折作出了巨大贡献。因而陕甘边根据地在中共党史和解放军军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特点很值得深人研究。

    一、在流动中不断壮大

    陕甘边根据地在全国革命根据地中，具有罕见的流动性，并在流动中不断壮大。1936年，毛泽东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其中就指出：“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其区域开始是非常之小，后来也并不很大。而且根据地是流动不定的；红军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时大时小时缩时伸是经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发生。这种领土的流动性，完全是来源于战争的流动性。”这一对根据地流动性的论述，在陕甘边根据地体现得十分典型，集中体现在流动时间长、流动幅度大。具体来说：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历时六年之久，并经历了以寺村塬、照金和南梁为活动中心的三个发展阶段，其中寺村塬、南梁两个阶段在甘肃境内，照金阶段在陕西境内。

    1.寺村塬阶段。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就先后派刘志丹、谢子长等一大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在西北地区进行“兵运”、“起义”等武装斗争，但多次努力都最终失败了。对此，刘志丹认为：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1930年，刘志丹利用担任陇东民团军骑兵营长之机，领导了“太白收枪”，建立了革命武装，并经过努力，在1931年9月，成立南梁游击队。1932年1月，部队改称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又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开始执行游击战争的行动纲领，4月在正宁县寺村塬组建赤卫军和农民联合会，建立红色政权——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15人，常务委员7人，李杰夫任主席，下设土地、肃反、财政、食粮等委员会。后来虽然没能存在下来，但是一次重要的学习和实践，影响深远，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在陕甘边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初步形成之际，陕西省委批评陕甘红军游击队在山区建立根据地是“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要游击队到自然条件较好的平原地区去创建根据地。1932年6月，陕甘游击队撤离寺村塬，东进陕西韩城地区，遭受挫折后又返回寺村塬。7月下旬，陕西省委派省委常委李艮任游击队政委。李艮到游击队后，大批所谓的“机会主义领导”，并在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的情况下，派出战士在五顷原分配土地，限期20天内分配完毕。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李艮把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理解为军事上的死守和强攻硬拼，致使游击队接连失利，被迫撤离寺村塬，根据地丧失。

    2.照金阶段。陕甘游击队撤离寺村塬后，分兵游击，发动群众，筹集粮款，补充队伍，渡过了难关。19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开赴宜君县转角镇，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陕西省委“左”倾领导人杜衡主持这次改编，他大力批判陕甘游击队的“右倾机会主义”，逼迫谢子长、阎红彦等离开部队，对刘志丹降职使用，自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红二团成立后，坚决执行陕西省委的指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肩负起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新根据地的重任。到1933年三四月间，红二团在战斗中连连取胜，群众斗争蓬勃发展，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先后建立。4月5口，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召开，选举产生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在这前后，还成立了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等。照金根据地初步形成，“其地域以薛家寨为中心，东达胡家巷、高山槐，西至黄花山、七界石、马栏川，北迄断头川、伍房川，南到桃渠原、高尔原、老牛坡，地跨耀县、旬邑、淳化三县边界，方圆数十里”。

    正当革命形势不断好转之时，杜衡坚持错误路线，于1933年6月强令红二团南下渭华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结果遭到数十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几乎在终南山全军覆没，杜衡也被捕叛变，陕西省委遭到破坏。陕甘边区的党和人民经受了这一严重考验，新成立的红四团、耀县三支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补充进来，加强了军事力量。8月，陕甘边区特委在陈家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重新组建主力红军的问题，并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10月上旬，总指挥部决定红军主力南下转外线作战，以粉碎敌人的“围剿”，虽在战斗中取得重大胜利，但照金留守的军民寡不敌众，坚持到10月中旬后被迫突围，照金随之陷落。

    3.南梁阶段。为解决革命面临的困境，明确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于1933年1月在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联席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分析斗争形势，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确定了刘志丹数次提出的以南梁为陕甘边区革命活动中心等建党、建军、建立根据地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方针，勾画出了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基本格局。包家寨子会议后，陕甘边区党和红军立即投入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4年2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四合台恢复成立，习仲勋当选为主席，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军事、文化等委员会，行使根据地临时政权的职责。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临时革命政权转变为苏维埃政权的条件逐渐成熟。11月，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正式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习仲勋当选为政府主席，刘志丹任军委主席，朱志清任赤卫军总指挥。这标志着陕甘边根据地的确立，是陕甘边乃至西北革命斗争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935年2月，在革命形势的发展下，同时也为应对国民党的重兵“围剿”，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安定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正式统一了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党政军的领导。这使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进人新的发展阶段，很快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其中，陕甘边根据地的范围“东到临镇，南到淳化、耀县，西到庆阳、环县，北到定边、靖边，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近80万；下辖南区、东区和中心三个行政单位。中心区包括华池、赤安、庆北、合水、安定、安塞等县；南区辖正宁、宁县、旬邑、淳耀、三原等县；东区辖甘洛、中宜、富西等县”。

    二、在勇于探索的同时顾全大局

    1943年4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指出：“刘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使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这对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努力探索建立陕甘边根据地的艰辛历程，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1．在与上级的分歧中顾全大局，坚持真理

    早在1931年秋，刘志丹、马锡五曾经在桥山山脉中段南梁一带做过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认为这里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建立根据地有许多有利条件。但是，当时“左”倾错误指导下的陕西省委坚持南下关中，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一再否决刘志丹的意见。1932年6月，陕甘游击队南下韩城作战中失利，转移到正宁一带休整。部队领导人讨论下一步行动方向时出现分歧，有的主张南下，有的主张北上。由陕西省委派来的政治委员李杰夫提出：愿南下者跟他们走，愿北上者跟刘志丹走。这一分歧，反映了在建立根据地问题上的不同意见，而且处理不好可能造成分裂。刘志丹、阎红彦等同志都反对“分家”，最终决定就地开展游击活动，伺机向南北发展，从而坚持了团结，对陕甘游击队的巩固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陕西省委长期以来坚持到平原地区开辟根据地的指导思想，最终还是给陕甘边区带来极大损失。1933年5月，陕西省委“左”倾领导人杜衡不顾刘志丹等人的反对，强行作出南下渭华的决定。而在部队渡过渭河之前，杜衡以向省委汇报工作为名离队，后被捕叛变，使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由陕甘游击队改编而成的红军第二十六军红二团在渡过渭河后，进退维谷，团党委有人主张前进，有人主张后退，意见不一。刘志丹最后说：“杜衡是坏人，我们自己搞起来的队伍，他硬是要我们自己去搞垮，我们唯一的任务，是设法保全部队，现在只有前进了。”部队继续前进，虽经英勇奋战，但众寡悬殊，几乎全军覆没。这次失败，再次从反面为建立根据地问题指明了方向，同时陕西省委被破坏，也在客观上排除了“左”的错误指导，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红军顽强地在绝境中奋起，决定以南梁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从而迎来了陕甘边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2．在内部的探索中顾全大局，宽容相让

    在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过程中，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依照陕甘边的实际来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在根据地内外实行了一套正确的政策。尤其是在白色恐怖包围下，能正确对待哥老会、烟商、民团等社会力量，充分利用敌人阵营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哥老会采取争取政策，因苏区哥老会的人很多，大多讲义气，对我们有过不少帮助，并与我们有长期的关系，如其中有反革命分子，要发动群众去清除，不要直接出面干涉”，“对扇子会、红枪会、硬豆、软扇等会道门组织，则采取争取政策，这里各种会道门在苏区内相当多，他们虽然迷信，但都还有反抗统治阶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能改造他们”。在刘志丹的教育启发下，苍沟哥老会头目马大爷、东坪冯大爷、小石岩民团团总罗连城，都为革命做过许多好事。青海省军区原副司令员郭宝珊本来是黄龙山的“大王”，经过刘志丹等同志多方面做工作，终于把他引上革命的道路，立了许多战功。有的同志对刘志丹等的正确主张很不理解，不断提出非难，甚至进攻与红军有统战关系的民团。刘志丹耐心解释道：“干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

    遗憾的是，这些非难和猜忌最终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失。1931年，刘志丹在收编土匪、民团武装的基础上成立南梁游击队。1932年，在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不久，部队一些领导人认为由南梁游击队改编的二支队成分不纯，部队不稳，缴了二支队的枪，解散了二支队，打死了几个人。这事还使一支队部分人员惊慌出走。对于这次事件，198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其中指出：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分的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3．在与兄弟党组织和友军的合作中顾全大局，谦让友善

    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红军，不仅对上级的错误指导和内部的错误纷争都以大局为重，而且对待兄弟党组织和友军也同样是顾全大局。1934年7月，谢子长、郭洪涛率陕北游击队主力转战来到南梁，陕甘边、陕北两地领导人在南梁阎家洼子召开联席会议。谢子长在会上宣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信，信中不切实际地指责红二十六军领导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错误，说部队组成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郭洪涛还作了支持这些错误指责的发言。对此，陕甘边区的与会人员有些议论，但考虑到他们是由兄弟党组织陕北特委派来的，觉得他们是在重复北方代表指示信中的内容，不解决实际问题，所以没有展开议论。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陕甘边特委委员张策等同志后来找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和刘志丹说：“怎么陕北管起陕甘边的事了呢？”张策后来还回顾说：“我那时虽然不大晓得其中的是非曲直，但我知道，自从1933年陕西省委被破坏后，陕甘边特委一直没有上级党的领导，而且这期间，中央和北方局都没有派人来这里检查过工作，就是我们的邻居陕北特委，也没有派人来过这里。那么这些批评到底来自何人何地呢？这不能不使人奇怪。虽然受到了一大堆批评指责，陕甘边特委的领导同志还是本着革命友谊赠送了许多枪支经费，特别是把红四十二师政委的位置让了出来，由谢子长暂时代理，并派红四十二师的部分主力红三团到陕北协助作战。”

    虽然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但在陕甘边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顾全大局下，阎家洼子会议的主导方面还是积极的。会议加强了陕北和陕甘边两地党组织和红军的联系，并派出红三团北上作战，对陕北根据地有一定帮助，这也为以后两支红军的联合、两苏区的统一打下了基础。郭洪涛后来也说：会议决定谢子长担任红四十二师政委，并派红三团北上，同陕北游击队一起活动，“对于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不采取这一果断的战略措施，仅仅依靠陕北武装的力量去粉碎敌人的‘围剿’。确实是有困难的。”

    总之，在陕甘边根据地创建的艰辛历程中，由于党处于幼年时期，党内指导思想出现几次“左”倾错误，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依照当地实际来运用马列主义原理的探索，遭到了来自上级、内部、兄弟党组织和友军的错误指导和纷争，但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红军都以革命事业的大局为重，服从党的纪律，维护党和军队的团结，在实践中努力奉献，以探索结果来证明是非曲直。周恩来当时常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贰，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共产党员。”李维汉也评价道：刘志丹“明知个人会有危险，但还是顾全大局，服从纪律”。

    三、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根据地建设

    刘志丹牺牲后，毛泽东曾在一次大会上这样说道：“联系群众这一条，也要用客观标准来衡量。比如，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论定，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真正的群众领袖，到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会觉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这既是对刘志丹联系群众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刘志丹领导的陕甘边根据地群众工作的认可。以刘志丹为领导的陕甘边根据地，不仅代表人民群众利益顽强英勇地进行革命斗争，而且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根据地建设，从而获得群众的广泛拥护。

    1．开展土地革命，满足农民土地要求，减轻农民负担

    陕甘边区土地比较集中。南梁一带69.2％的土地是地主的，67.1％的农户是佃户。这里出租土地1.8万余亩，每年收取租粮四五千石。1930年，环县的各种摊派名目有120余种。不可思议的是官府竟然强迫农民种植鸦片，以便征收“烟亩罚款”，不种者则征收“懒款”。在边区更其特别的是剿赤捐，即剿赤军队支？一应费，“只在王拉（郎）坡附近几个村子，每日除供给国民党的军队3001人的饭以外，还要出洋30元”。还有雇工、高利贷等剥削，加上军阀混战，兵匪成灾，压得陕甘边区人民喘不过气来。

    刘志丹领导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红军充分注意，到了这些现象。1932年，陕甘游击队就发布布告，宣布自己的根本任务，首要一条就是“本军是贫苦工农自己的武装力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作不妥协的斗争，摧毁国民党的统治；此外明确了很多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相关的内容，如“国民党军阀给予工农劳苦群众一切苛捐杂税、摊派勒索，慨（概）作无效”；“帮助穷苦工农、白军士兵，起来分配豪绅地主的食粮财产和土地”；“一切文字的口头的高利贷、账债、契约，宣告无效”；“缴收白军、民团、警察的武装，武装农民赤卫队，保护自己的利益”等。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陕甘边根据地政权不断健全，尤其是南梁地区逐渐组建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在整顿和加强工会、农民联合会、贫农团、赤卫军的同时，又成立了青年、妇女、儿童等群众组织。在全面建政的基础上，陕甘边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长李生华回顾说：“陕甘边最早分土地在荔园堡”，当时的政策是“地主的土地全部没收，或者只留给些不好的地；富农的土地只没收出租部分，即他们自己种不了的长余土地”。当然，在开展土地革命初期，根据地由于缺乏经验和“左”倾错误思想影响等原因，分配土地存在一些脱离实际的问题。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陕甘边根据地开始总结出陕甘边土地革命斗争的特点，这主要有：“由于陕甘边地广人稀，蚓地贫瘠，历史就是广种薄收，农民所受的痛苦，首矧是土匪、灾荒为害，高利贷、苛捐杂税的剥削，所以我们进行土地革命时，群众对于分土地并不感到多捌兴趣，而对于打土豪，分粮食、牛羊和衣物，不交粮款和租子，则很感兴趣”，“南梁地区由于土地集中、《地多人少，地主又多住在庆阳城”，群众“对土地的要；求不太迫切，与陕北恰恰相反”。而且南梁地区外来？户多，“这些外来户在异乡安家，不得不接受奇重的高一利贷盘剥，‘驴打滚’、‘大加一’外带五分的高利贷，使这些移民，世世代代做牛马。因此，在土地革命中，农民关心废弃债务，甚于关心分配土地”。

    在调查实际、掌握特点的基础上，陕甘边根据地开始形成一套成熟的土地政策。对此，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总结道：“没收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分川地不分山地，这因为山地很多没有人种，川地也是种一年休息一年；中心地区分土地，边境地区则不分，这因为边境区的群众自己的牛羊都不保，还要什么土地，而边境区闪苏区的扩大而变成中心区时，仍进行分土地；田、莆一齐分，因农民最需要的是苗，若分田不分苗就会降低农民的情绪；没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没有地没有牛羊或少地少牛羊的雇农、贫农和中农；阶级划分是依该户的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及其剥削与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的；争取与改造流氓参加生产；红军家属分好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此外，“废除一切债务（不含农民之间的债务）和高利贷”。

    针对农民的沉重负担，陕甘边根据地废除各种苛们杂税、摊派勒索，同时对于军队和政府的供给，“财、粮来源主要是取之豪绅、地方，并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而“对群众不动员粮，也不‘欢迎’粮”，做到了对群众秋毫无犯。陕甘边区的广大农民分到了土地，又没有负担，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生产积极性很高，很多其他地区的农民也不断投奔过来。

    2．活跃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

    南梁地区在清朝以前就有集市贸易，但清朝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后停止了集市，此后再也没有恢复，群。众买东西要到百里以外的甘泉和安塞等地，来往极为不便。因此，长时间以来，群众只能维持落后封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陕甘边根据地政权建立后，“成立集市便利交易，在白马庙、荔园堡等地建立了集市”，“保护小商人，允许其来苏区做生意”。“荔园堡集市初成立时，每月三集，逢一（即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逢集日，白区商人运来蓝、白布匹，粉连纸，绿红纸，油墨，食盐、等物品，在集上购买牲畜、土特产，带走大烟和白洋。根据地人民主要是卖熟米、细粮、马料，并卖用蓝布做的鞋，每双一块白洋。”

    几乎每逢集日，边区政府主席习仲勋等人都要去集市转一转，看一看，了解市场发展状况，及时采取相应政策措施，进一步促进边区经济的繁荣。边区政府没有明文规定的税收制度，不向商人收税，而且在此基础上又采取优惠让利政策，将南梁地区的山货、羊畜、皮张等土特产品低价卖给白区商人，鼓励他们将边区的紧缺物资从白区贩运过来，政府出面保护他们的安全和利益。“开始白区商人来苏区者较少，都是一些过去常来这一带做买卖的商人，或在苏区有熟人关系的商人前来交易。后来就逐步增多。他们来时，驮的盐、粮（细粮）、布匹等东西，回去时贩卖牛羊、娴土等。敌人企图封锁边境，但封锁不住，脚户还是常到苏区来做生意。”这极大地解决了边区政府的困难，方便了群众生活，增加了群众的收入。同时，边区也有一部分人到白区去贩货。

    恢复集市的初期，市场上流通的都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边区政府成立后，组建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银行，并建立造币厂，发行自己的货币，在边区内统一使用，严禁使用国民党的伪币，建立了独立的金融体系。边区的货币是用木板刻模，印在白洋布上，加盖边区政府大印，再涂以桐油。票面有红色一角、蓝色二角、紫色五角、黑色一元四种。群众称为“油布票”或“苏币”。“苏币币值稳定，很值钱，每元苏币相当白洋一元，携带方便，很受群众欢迎”，商人“在集市上卖得苏币，可到政府供给处兑成白洋”。这极大地促进了边区的商品流通。

    陕甘边根据地还努力通过其他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例如，“当时，军队和干部买鞋的人很多，集市供不应求，后来政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给群众蘑布让做鞋，并规定了合理的手续费，群众都抢着做”再如，“南梁政府当时组织了合作社，华池县各区都有，红三团还给捐款六七十元。合作社组织群众养蜂、养猪、养鸡。当时这些都订有计划，并向各区和干部？作了传达”，只可惜由于“围剿”和反“围剿”的战争频繁，有些未能完全实现。

    3．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制定移风易俗的社会政策

    陕甘边根据地由于长期贫困和落后，农民基本是文盲。这种状况，在农民向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红军。通报敌情时有着直观的颇具趣味的反映。处在白色包围中的陕甘边根据地，遍布各地的农民成为特别重要的了解敌情的来源。“农民中识字的人极少，能够写一封明白信的人更缺。即使能写信的，大体上都是错别字，有的信我们实在难以看懂，要花很大的工夫分析辨认，拼音看形，才能知道信的内容。”“有的人不会写字，干脆用一片破纸插着一根鸡毛，经多人之手一直传到南梁我们的驻地。还有的用一张破纸包上一块煤炭，插上鸡毛，也传到我们这里，我们看后，只能知道是不好的消息，知道是敌人来了。”

    边区政府很重视解决军队和群众文化水平较低的问题，在战争条件下，仍大力支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陕时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就指出：当时“办了军政学校，刘志丹同志任校长，我任政委，马文瑞、蔡子伟、吴岱峰等同志负责教学工作，培养军政干部，各乡办起了列宁小学，发展教育，扫除文盲”。军政学校“主要训练军队连排长以上干部”，前后共办三期，累计“学员约200余人”。在荔园堡附近的转嘴子，办起了陕甘边区的第一所红色学校——列宁小学，“学生近60人”，“学生的文具和教员的吃用，全部由政府供给”。此后，各乡也陆续办起了列宁小学，陕甘边东区就依靠政府部门和群众的大力支持，“解决了课本教材、教员奇缺困难。桥扶峪、阎家沟、下寺湾、王家坪、杏子沟门等地先后都办起了列宁小学”。边区政府还十分注意成人的文化教育，在一些村庄办起了成人扫盲识字班，开展扫盲活动，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坚持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由于发展落后、文化低下，陕甘边根据地原来还存在许多迷信、愚昧的旧风俗旧习惯。对此，边区政府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破除陈规陋习、移风易俗活动，设立了禁烟、禁赌、放足委员会，发布了相应的条例，并制定了反对封建婚姻、反对迷信活动等法规，开展了以“劝破除迷信、劝戒赌博、劝戒鸦片烟、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足、劝男人剪辫子”为内容的“六劝”活动。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群众，引导他们从封建思想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边区政府提倡开展文化娱乐活动，每开大会或逢纪念节日组织演出，宣传英雄模范人物，表彰好人好事，宣传科学常识和进步思想。“开始我们要求给雇农发单衣、棉衣、手巾等物，多偏重于雇农方面，而有些雇农则好吃懒做，以后我们规定凡是雇农一定要劳动”；“对红军家属，社会上的孤寡、残废，均实行救济”。另外，还大力倡导男女平等，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和工作，努力把根据地建设成为革命的精神文明和生活文明的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在破除陈规陋习、移风易俗的活动中，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红军始终起着模范带头作用，遵守革命纪律，倡导艰苦朴素的革命生活。当时，刘志丹“提出制定一条法律，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以上者枪毙，现在看起来这处分未免太重，但那时老百姓最恨贪官污吏，盼望有为民理政的‘清官’，正因为刘志丹同志了解群众的心情，才制定严格的法规，以警戒自己的同志”，“有了这条法令，在干部中确实没有发生过贪污事件”。

    综上所述，陕甘边根据地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即在流动中不断壮大、在勇于探索的同时顾全大局、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根据地建设。中共中央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建立也予以过关注，在1932年4月曾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定》，为陕甘边根据地党和红军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只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中共中央对于陕甘边根据地后来的具体发展并不知情。陕甘边根据地主要依靠自己的探索和努力，在长期斗争中坚持下来，并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完整的红色区域，最终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学术界对此也颇为关注，从西北地区偏远、刘志丹等的正确领导、中共中央的及时到达等方面探讨了“硕果仅存”的原因。这都忽略了这块根据地自身具备的特点，上述三个鲜明特点正是这块根据地能“硕果仅存”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区别于其他根据地模式的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