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人民进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人民军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十几块根据地之一，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产生了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史学界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够重视，因而缺乏深入的研究。笔者将在本文中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的特点进行一些探讨，说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起到的独特作用。
一、积极开展兵运工作，通过兵运工作打下创建红色武装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创建过程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通过开展兵运工作，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军事骨干，为创建红色武装和革命根据地打下基础。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笔者先对比较著名的根据地的军事骨干进行一些分析。毛泽东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起义军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即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湖南平江、浏阳和湖北崇阳、通城的农军，江西安源的煤矿工人。上井冈山后，又有袁文才、王佐的绿林武装加入。再后来又有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上井冈山会师。可以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骨干主体来自原国民革命军和两湖尤其是湖南的农民运动骨干分子，少量来自工人和绿林武装。再看鄂豫皖根据地，最初是中共黄麻特委组织的黄安、麻城农民自卫军举行起义，建立黄安县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后上黄陂木兰山开展游击战争发展起来的。方志敏等建立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是领导弋阳、横峰地区的农民起义，建立革命武装和政权发展起来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邓小平等领导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起义，与韦拔群领导的左右江农军结合建立起来的。从上述分析可以明显看出，这些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在北伐战争经过的地方，是工农运动的中心地带，尤其是农民运动开展得比较猛烈的地区，军事骨干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原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其二，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和骨干，其三，进人革命队伍经过改造的绿林武装首领。地处我国西北的陕甘两省，与上述党在南方建立的革命根据地省份党的力量、所掌握的武装、群众的觉悟程度以及敌人方面的情况等等，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从事武装斗争、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上也有着很大不同。其军事骨干主要来自兵运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迅速派代表赴中共中央请示工作，及时获得了中央的指示和八七会议文件，并在1927年9月26日至27日召开省委扩大会议，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作出《接受中央八七决议案及其指示之决议案》。同时还作出了《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农民斗争决议案》、《军事运动决议案》等，提出了“党到农村去”，积极开展农民运动，“用各种方式武装农民，……必要时可以上山”，积极准备武装起义。1927年10月，唐澍、白乐亭、谢子长领导了清涧起义。1928年5月，唐澍、刘志丹领导了渭（南）华（县）起义。与渭华起义同时，陕西党组织还在旬邑、礼泉、淳化、三原、澄城等地发动和领导了农民起义，但很快都失败了。
1928年秋，中共陕西省委派刘志丹、谢子长参加陕北特委工作。1929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举行扩大会议，研究加强武装斗争等问题。刘志丹批评了特委书记杨国栋要党员都隐蔽起来停止活动的错误观点，提出“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主张。会议决定以做兵运工作为主，创建红军，并决定刘志丹任特委军委书记。会后，特委和各地党组织先后派出大批同志到陕北、甘肃、宁夏等地驻军中从事兵运工作。
事实证明，中共陕北特委决定以大规模开展兵运工作作为开展武装斗争的切入点是正确的。兵运工作，是共产党从事武装斗争的重要手段之一。1928年5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共军事工作的训令》中指示中共中央建立军事部，并要求在军事部下设三个部，其中第一个部便是“对敌人军队工作部”，首要任务是“在军阀军队中工作”，“目的是破坏军阀的军队，加强党在军队中的影响，使士兵群众倾向到革命方面来”。具体方法为：
“（1）尽力设法在各军阀军队中登记（抓取）同情我们的士兵。
“（2）在最可靠的及已登记的士兵当中设法组织同情共产党的士兵小组或支部。
“（3）吸收受到相当训练的士兵加入共产党，并在这部分的兵士中组织共产党支部。
“（4）应当特别设法在军官与下级军官中工作，但在组织上不能因对军官的工作而束缚了我们对兵士的工作。某部分军队的军官，虽然比较的可靠，但如果他不是共产党员，则不应当使他知道在他的队伍当中那部分兵士已经有了组织。
“（5）至于对高级军官的工作，只有在使各军阀间的冲突加剧的路线之下才可进行。
“（6）为达到团结士兵的目的，可以利用他们的乡土观念（同省、同县、同乡），有是或者氏族观念。
“（7）包括海陆军士兵的广大的群众的组织的形式，或者是“革命兵士海军联合会”，或者是其他类似的组织。
“（8）按照党的纪律，派遣一部分党员到军队中充当士兵及军官（经过军阀的军事学校），同时，党应保证对他们的领导。
“（9）特别要注意我们潜入兵工厂及武器库的问题，在这些地方我们的影响应当要很有把握，最主要的是党能够抓住那里的工人。党的中央及地方委员会对这种工作应当特别注意，应该特别用一支强有力的力量做这种工作。
“（10）必须在警察中进行工作，如果我们在警察中能有组织的影响，则警察恰好是我们取得武器较易的来源。
“（11）必须在商人武装（商团）中进行组织工作，因为商团亦似警察一样，是我们取得武器较易的来源，特别是在即将暴动的时候。”
共产国际把兵运工作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当时在指导思想上虽然含有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经验、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成分，即希图通过兵运工作将军阀部队搞垮，举行起义，一举占领中心城市，迅速取得革命在一省或数省乃至全国的胜利。但是，其提出的关于兵运工作的具体方式和方法，对中国共产党从事兵运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负责军事部工作的周恩来对兵运工作十分重视。他在中共六大作的军事报告中，把兵运工作作为此后党的军事工作的九个方面的第一位，具体提出：“在反动军队中，应有秘密支部建立，以连为单位建立支部单位，人数多则成立分支部”；“对工农分子入伍，应有组织地有计划地有训练地大批入伍”；“在乡村地主的武装组织有民团、保甲，成分是贫农、流氓，本身带有革命性，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可取得一部分力量”。并认为：“中国下级军官很多是从士兵中提拔起来，因此生活与士兵差不多。下级军官亦有从小资产阶级出身，富于革命情绪，……容易走到革命方面来。”要求“从敌人中吸收革命的青年军官成为革命人才”。周恩来还特别强调：“有计划地把军队兵变能与工农武装暴动相配合，或与乡村农民游击战争相配合，或与城市工人暴动相配合。”
可以明显地看出，周恩来在贯彻共产国际关于兵运工作的指示时，不是机械地照搬，而是有发展的。其一是根据中国农村存在地主武装民团的实际情况，提出党要到其中去工作；其二是认为反动军队中的下级军官多是由士兵提拔起来的，富于革命情绪，可以吸收而成为革命的军事人才；其三是强调兵变必须与工农武装暴动、与农村游击战争相配合。
1929年中共陕北特委在研究武装斗争问题时，决定以兵运工作为主，正是在贯彻中共六大精神的基础上作出的。对此，张秀山曾在回忆中说：“当时，陕北特委对兵运工作很重视。一九二九年刘志丹同志担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他遵照党的‘六大’精神，积极动员陕北党员到地方军阀井岳秀、高志清部队以及‘后湫天’土匪武装中开展兵运工作，争取抓到武装力量，准备组建红军游击队。随后，特委又向宁夏苏雨生部派了许多党员去做工作。……在志丹、子长同志的领导下，西北的军事活动进入了风起云涌的阶段，打下了三二年创建红色武装的基础。”
当时陕甘两省做兵运工作是有有利条件的，自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成为新军阀之后，于1928年6月与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等派系联合“北伐”奉系张作霖，其主要兵力进入到河南和山东一带。其后，冯玉祥在1929年5月和蒋介石发生了战争，失败后又与阎锡山联合，于1930年5月至10月同蒋介石发生了中原大战。冯玉祥部参加新军阀混战，属于自己后方的陕、甘、宁等省兵力空虚。在冯玉祥部控制力减弱的情况下，陕、甘、宁边界地带的小军阀如苏雨生、谭世霖、陈畦璋等乘机扩充自己的力量，为共产党员打进去提供了机会，尤其是原为冯玉祥部将的杨虎城在蒋、阎、冯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刻，背冯投蒋，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讨伐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兼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赶走了西北军系统的省政府主席刘郁芬，掌握了陕西省军政大权。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杨虎城基本上统一了陕甘两省。杨虎城势力在陕甘两省的崛起，给中国共产党在杨虎城部开展兵运工作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针对冯玉祥退出陕、甘等地，杨虎城主政陕、甘，并和各小军阀不断发生混战的情况，1931年1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在《陕西党的目前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决议案》中提出：要“建立军阀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军阀军队里我们的力量，十倍加强我们在这些军队里的工作，发动和领导兵士日常斗争”。并要求各地党组织“建立中心部队的工作”，“加强党在军队中的工作”，“在农民斗争剧烈的区域内，特别注意兵士斗争与农民斗争的配合”。在这个指示下，大批共产党员到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第十七路军的第十七师、第四十二师、第五十八师，以及警备旅、骑兵团、炮兵团等，都有共产党做兵运工作。
从1929年春夏到1933年7月，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先后领导了数十次兵变或起义。笔者认为，这些兵运工作为陕甘红军游击队的建立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开辟起到了以下作用：
1．建立起陕甘边党领导下最初的武装
1930年初，谢子长、刘志丹等带领几十人，来到宁夏苏雨生骑兵第四师开展兵运工作。谢子长任第十旅旅长，刘志丹任第八旅第十六团副团长。同年春，苏雨生在军阀混战中失败，谢子长、刘志丹脱离苏雨生部队，来到甘肃庆阳陇东民团军谭世霖部开展兵运工作。谢子长、刘志丹以谭的名义，在甘肃庆阳，陕西定边、保安（今志丹）的结合部三道川招募农民组建一个团。谢子长任团长，刘志丹任营长。同年夏，由于投靠谭世霖也被编人第三团的土匪张廷芝叛变，第三团被打散。同年10月，刘志丹又借谭世霖部骑兵第六营的名义，奇袭合水太白镇，将谭部第二十四营缴械，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在南梁一带活动。这支游击队的成立，揭开了陕甘边武装斗争的序幕。
1931年2月，刘志丹率部在合水县固城与赵连璧、同守孝、贾生财、唐青山等人的武装会合，并进行整编，刘志丹任总指挥。不久，游击队向宁县转移，途中遭到敌人袭击，刘志丹率100余人到达宁县麻子掌一带活动。4月，刘志丹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率部编人驻彬县的杨虎城警备旅苏雨生部，任补充团团长，准备扩大部队，待机打出红旗。苏雨生觉察到刘志丹的行动后，将他逮捕。中共陕西省委通过南汉宸、杜斌丞，将刘志丹营救出狱。刘志丹出狱后到国民党陈畦璋部，以第十一旅旅长的名义继续从事兵运工作，但再次遭到挫折。
9月，刘志丹偕马锡五等先后到南梁地区，将活动在这一带的贾生财、赵连璧、杨培盛等三支武装进行整编，恢复了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10月下旬，刘志丹率领的南梁游击队和杨仲远、阎红彦率领的陕北游击队在林锦庙会师。11月初，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来到南梁，与刘志丹一起领导这支革命武装。1932年1月初，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陕北游击队改编为第一支队，南梁游击队改编为第二支队。1932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派军委书记李杰夫来到西北反帝同盟军，传达省委决定：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2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治委员。
经过刘志丹、谢子长等艰苦的兵运工作，终于在陕甘边建立了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这是此后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力量。
2．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军事人才
在土地革命之前，党没有自己的军队，只有一少部分人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产生了最初一批军事人才。
大革命失败后，陕西党组织动用在敌军的力量，先后组织和发动了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但两次起义先后失败，原先积累的军事人才遭到严重损失，只剩下刘志丹和谢子长等少数人。这与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任务是很不相适应的。因此，继续开展武装斗争，还要有一个积蓄力量和培养军事人才的过程。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西省委先后作出开展兵运工作的决定后，一批共产党员先后到甘肃、宁夏地方军阀和杨虎城第十七路军中开展兵运工作，起到了积蓄和培养军事人才的作用。当时，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党员，受到反动政府的通缉无法立足，进人军阀部队后，反而可以暂时安身。1931年春，刘志丹、谢子长打入苏雨生第四师后，中共陕北特委曾选派数十名学生到该部，并在第八旅第十五团组建了学兵队。第十五团副团长张东皎（共产党员）兼任学兵大队大队长，高岗任分队长，学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其中有张秀山、贺晋年、高鹏飞、黄培中、李培清、李树林等。学兵队不仅学习军事课程，而且经常开学习会、辩论会，上政治课，讨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问题，讲马列主义原理。中共六大制定了党的“十大纲领”，由于秘密环境，张秀山和黄培中凭记忆只凑出了九条，但对中共六大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动力、任务、前途的基本内容还是清楚的。这些学兵毕业后大部分当了连排级军官，在实战中军事素质也有较大提高。可以说，陕甘兵运工作，既形成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核心，也形成了张秀山、贺晋年、马锡武、高鹏飞等一批骨干，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3．为红军游击队的发展提供了兵源
兵运工作不仅建立了陕甘边党领导的最初武装，也给陕甘红军游击队的发展提供了兵源。
1932年7月9日，曾是党在苏雨生部举办的学兵队学员的高鹏飞、杨林等，领导驻合水西华池的杨虎城部新编第十一旅特务营两个连起义，与陕甘红军游击队会合，小部分被编入陕甘红军游击队骑兵队，大部分被编为第三大队，由高鹏飞任大队长。这次起义是党在甘肃地方小军阀部队长期进行兵运工作的结果，壮大了陕甘红军游击队的力量。1933年5月21日，时任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兼红二团政治委员的杜衡推行“左”倾冒险方针，武断地要红二团离开照金苏区南下渭华。结果红二团于7月在终南山失败。红二团南下后，照金苏区危急。就在这时，共产党员王泰吉率领陕军骑兵团1200余人于7月21日在耀县起义。起义遭到敌人围攻失败，但余部100余人在王泰吉率领下进人照金苏区，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成为照金苏区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于坚持和发展陕甘边游击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
4．成为获取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
从事武装斗争，建立自己的军队，光靠大刀、长矛、鸟枪、土炮是不行的，必须拥有武器弹药，否则，只有失败。在红军初创时期，尚不能自己制造武器弹药，获取武器弹药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战斗中从敌人手中缴获；其二是从事兵运工作，有计划地派人打人敌军，从而获得武器弹药。陕甘红军游击队的武器，最初基本上是后一种方式获得的。
二、注意开展统战工作
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但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受斯大林“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观点的影响，在实践中犯了关门主义错误，把应当争取和可能争取的广大中间阶级和阶层推到敌人的一边。尤其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兴起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中央本应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剧烈变动的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但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下的中共中央，未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制定出正确的战略策略方针，而是继续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方针。他们虽然也讲统一战线，但排斥一切上层分子，排斥一切中间势力，只要兵不要官，即所谓的“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他们还粗暴地指责党内注意到和承认中间势力并表示愿意与之合作的同志，是做了国民党各派和其他各派的俘虏。
“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的中共中央犯关门主义错误最典型的例子是对待福建事变的态度。1933年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联合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陈铭枢以及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黄琪祥等，发动了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这时已迁到中央苏区的中共临时中央，如果能对这一事变采取正确的策略，对粉碎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军事“围剿”将极为有利。但中共临时中央由于继续把中间势力看做是“最危险的敌人”，坚持执行关门主义的错误方针，没有在军事上给第十九路军以直接有力的配合，坐看十九路军失败，失去了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军事“围剿”的有利战机。
而这时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刘志丹等领导人从实际出发，十分注意统战工作。当时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仅要面对国民党军持续不断的“围剿”、“进剿”，同时也要面对根据地内的民团、土匪以及哥老会、红枪会、扇子会等各种会道门势力。根据地军民主要的是对付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同时，也要肃清反动民团的势力，并处理好同各种社会势力的关系。这样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进剿”，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
根据民团对红军游击队的不同态度，刘志丹认为要区别对待，“凡与我军为敌对抗，我有力量消灭的，坚决消灭，暂时消灭不了的，待我力量壮大，再消灭之；凡向我军表示友好共处，或愿意保持中立者，则尽量继续争取他们，维持现存关系，以便我军集中力量，消灭最顽固最反动的民团武装。”按照刘志丹的意见，红二十六军同盘踞在庙湾一带的夏玉山（夏老幺）建立了统战关系，并通过夏玉山购买过几批弹药和物资。1933年1月中旬，红二十六军派李妙斋为代表，同夏玉山谈判，双方约定：“两家继续交朋友，互不侵犯，互通情报，互行方便。”这是一次成功的谈判，但推行“左”倾盲动错误的红二十六军领导人杜衡不顾刘志丹等人的反对，命令红二团攻打夏玉山部，不仅使红军遭到严重损失，而且还破坏了同夏玉山刚刚谈成的约定，致使夏部参加了国民党军对照金根据地的进攻。好好的一个统战关系，就这样被“左”倾盲动者给断送了。
针对陕甘边根据地内土匪的情况，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的政策是：“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坚决彻底消灭。”“为群众所痛恨无法争取的惯匪，……也予彻底消灭。”除上述两情况外的“一些土匪则采取一切办法争取改造他们”。在这个方针之下，红二十六军对政治土匪张廷芝部和惯匪杨谋子部进行了坚决打击，而对贫苦农民出身、被逼投身绿林的黄龙山“山大王”之一的郭宝珊则进行争取工作。1934年10月，郭宝珊在庆阳新堡率两个连起义，参加红军。1935年10月，郭宝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内，哥老会很多。哥老会大多讲义气，和红军、游击队有关系，并提供过不少帮助。根据地党和苏维埃政府对他们采取争取政策，而对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则发动群众清除，不直接进行干涉。另外，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扇等会道门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内也相当多，其成员多为贫苦农民，虽然迷信，但对统治阶级都有反抗性。根据地党和苏维埃政府逐步争取和改造他们，建立地方游击队，为红军补充兵员，对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全党处在“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下的时候，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采取统一战线策略，是非常可贵的。其统一战线实践经验，丰富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三、实行以南梁为中心建立三路游击区的发展战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需要有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式。如果发展方向、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式不符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就会受到挫折。如果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是正确的，根据地就会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实行“狡兔三窟”的策略，以南梁为中心建立三路游击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所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中一种独特的发展方式。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充满了艰难曲折，一方面是受到“左”倾盲动错误的干扰；另一方面根据地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逐步符合斗争实际的过程。陕甘红军游击队成立后，先是建立了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继而创建了照金根据地。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存在了五个月，照金根据地存在了十个月。这两个根据地丢失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先后任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和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的杜衡推行“左”倾冒险错误，指责刘志丹等在山区建立根据地是“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顾客观实际情况要求红军去平原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但是，这两个根据地面积小，红军在里面没有回旋余地，也是一个原因。寺村塬根据地范围只有72个村镇，照金根据地稍微大些，也只有南北长80余里，东西宽50余里。由于根据地面积狭小，敌人来“围剿”或“进剿”时，红军没有回旋余地，只好转到外线作战。红军到外线作战，没有根据地为依托，而根据地内虚，很难内外配合，打破敌人的“围剿”。
1933年11月上旬，根据刘志丹的建议，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划分三个游击战略区，并组建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陕北为第一路游击区，以安定为中心；陇东为第二路游击区，以南梁为中心；关中为第三路游击区，以照金为中心。在三路游击区中，以南梁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沿桥山子午岭山脉向南北发展。
南梁位于陕甘交界桥山山脉的中段，方圆几百里，沟壑纵横，林深树密，回旋余地大，便于红军游击，进可直逼关中，退可扼守山林，易守难攻，东北可联陕北，群众受革命影响较深。因此，从地理上讲和从群众条件上讲，南梁是建立根据地的理想地方。以南梁为中心，以照金和安定为两翼拱卫，以南北为发展方向，这是经过一年多创建根据地的艰苦斗争，总结寺村塬、照金根据地的经验教训，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层制定的符合实际、思路清晰、方向明确、方式正确的发展战略。
经过红二十六军和地方红军、游击队的艰苦作战，到1934年2月，在陕甘边界地区，以南梁为中心，东西约200公里、南北约150公里的根据地开始形成。毛泽东对刘志丹等建立三路游击区的发展战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刘志丹创建的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
上述几个特点说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和陕甘党组织在领导创建陕甘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坚持从当地实际出发，不懈努力，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善于创造，善于制定革命发展战略，创建、巩固和扩大了这块根据地，并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连在一起，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也称西北革命根据地），为此后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也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提供了抗日的出发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历史经验是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世纪、新的历史阶段，仍然闪烁灿烂的光辉，需要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