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者朱正生先生。（文载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纽约《北美日报》。）
“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这是宋神宗时代实行政治改革的王安石（1021-1086）的名言。这位政治家恐怕是秦汉以后，盛唐以降的第一个不愿固守传统，而敢于向历史祖宗提出挑战的人。我们中华民族从宋朝起，就国势转衰，到了十九世纪，终于遇到空前的生存危机。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我国知识份子才开始注意到自己的古老文化的问题。从清季文华殿大学士理学名臣倭仁，于一八六七年反对人士接受西学的言论算起，关于中国文化的论争，断断续续已闹了一百多年。一九一九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中西文化矛盾中所引起的一场激变。
以中国幅员之广，人口之众，民性之勤，智慧之高，竟一再受制于外国。自鸦片战争之后一百年来，几至亡国灭种，岂非咄咄怪事，令人大惑不解？凡有血性的中华儿女，无不为此潜心探索，因悉我国积弱如此，无非种因于文化。在无数向中国传统文化挑战的人士中，我们最熟悉的，前有鲁迅、胡适，后有柏杨，他们眼见社会道德的堕落，政治观念之落伍，学术文化之萎缩，一致针砭时弊，痛诋我们祖先所遗留下来的世故、功利、权诈、谄谀、泥古、保守、作伪的传统文化。我们就拿柏杨来说吧！这位以杂文名闻天下的作家，著作等身，除了若干文艺而外，计有短篇杂文《柏杨选集》十辑，《柏杨随笔》十辑，以及讽刺《古国怪遇记》《打翻铅字架》二集。他的全部作品都是以嬉笑怒骂、刁钻灵活的笔法向目前中国社会中的畸形道德和丑恶人性，展开无情的攻击，吸引了无数像孙观汉先生、寒雾小姐这样忠实的读者。这个“糟老头”的基本出发点却是“我爱吾国，爱之切，故责之也苛”。他一方面是不满现状，而另一方面又恨铁不成钢，对自己国家的前途，深感叹惜！
中国人的暮气、保守、迷信、愚昧、欺诈、乡愿、贪污、奴颜、畏缩、虚荣、势利、淫乱、嗜杀等等恶劣的习气和人性，是多方面的，很难一语予以概括；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人心不振、道德没落的现象，往往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或直接从我们的祖先手里遗传下来。鲁迅先生把中国人那种变态的精神上的存储反应，统称之为“阿Ｑ精神”。李宗吾先生从我国官场，悟到了一种“厚黑哲学”，教人脸厚如城墙，心黑像锅底，曾在生活艰苦的抗战期中，脍炙人口，人人乐为传诵。现在我们的柏杨先生对上面这些林林总总，积非成是的盘古文化，无以名之，统而称之为“酱缸文化”。
酱和霉豆腐一样，都是我国农村里最常见常吃的食物。二者的制作都是经过发酵生霉的化学作用而成。因为具有以毒攻毒的自我防腐作用，这两种食物都很容易保藏，无论冬冷夏暖，都可经久不坏（实际是：本身已腐烂到了极点，根本无从坏起）。霉豆腐是吃稀饭用的一道好菜。至于酱，它的用途就更多了，酱可以做成甜面酱、辣椒酱，下饭调味都可以。当我们把黄瓜、萝卜、生姜，放在酱里泡一个时期，这些东西就原味尽失，而成了酱瓜、酱萝卜、酱生姜等等所谓的酱菜。这些蔬菜成了酱菜之后，也就与酱一样容易保存，经久不坏了。不过，无论酱和菜，毕竟是中国民间的穷办法，在肉类价格奇昂，新鲜蔬菜不能终年常有的情况下，只好以酱、酱菜、霉豆腐、咸菜、梅干菜等家常菜来下饭。反正中国人一向米面是主食，其他的东西都是次要的。话虽是这样说，像酱这种东西，偶尔吃一点是可以的，如果以此为主，长期的吃，任何人都会倒尽胃口。笔者是有过亲身经历的人。在抗战时期上学，每次从家带去的菜，以酱菜为最多，到后来吃得一嗅到那股酱味就怕了。
说完了酱的特性，聪明的读者就不难理解柏杨先生为什么把中国的古文化称为“酱缸文化”的道理了。酱缸里面所存储的东西，固然不全是一无是处的渣滓，但其内容之陈腐污浊，则是一定不易的。柏杨先生在《猛撞酱缸集》中劈头就下了一个定义：“夫酱缸者，腐蚀力和凝固力极强的浑沌社会也。也就是一个被奴才统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折丧，使人类特有的灵性僵化和泯灭的浑沌社会。”柏杨先生对于“酱缸文化”深痛恶绝，成见越来越深，久之他干脆把这个浑沌的酱缸看作是一个垃圾坑，把一切有恶名的东西统统往里丢，像目前中共把四人帮看作一切罪恶根源一样，凡是现在要抛弃的东西，统统归咎于四人帮或四人帮所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倒也痛快淋漓、干脆利落。
世界上有两个大酱缸，一是位于亚洲大陆西南角的印度，也就是古代的天竺，或唐僧去西天取经的地方。一是东濒太平洋，南临南海，西迄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北接西伯利亚的中国。印度酱缸里面盛的是逃避人生现实的印度教文化；中国酱缸里面所装的是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道统定于一尊的“固有文化”，这两个古老的国家，同是地广人众，但都将国之不国，民无死所，其贫穷为世界之最，弄得差一点都被自己的文化所埋葬。不幸的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封闭，中国向来与广阔的世界隔绝，既没有外交，也没有通商；别人的文化不易流入，我们自己也不屑接受。从外国传来而能在中国落地生根的东西，没有别的，只有麻醉人心的佛教。又由于华夏民族的夜郎自大，一向把自己尊为天朝，凡中国以外的地方都视为藩属或蛮夷之邦。对付这些文化较低的民族，不是剿，就是抚，可说因应自如，游刃有余。可是，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情形就大大地不同。因为这时候到东南亚来找麻烦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已往的匈奴、羯、氐、羌、鲜卑、蒙古、倭寇等“异类”可比。我们雄踞海港，炮镇要塞，而那些来自不同世界、不同文化的碧眼儿，竟能从几千里外的海洋上，坐着船，装着炮，把我们岸上以逸待劳的上国水师和陆师，打得落花流水，俯首称臣，天下竟有这种窝囊的事！这才真把那些满大人搞糊涂了。笔者每读史书，以今视昔，犹感大惑不解，悲愤莫名。
民族与民族的竞争，犹之于个人与个人的竞争，最足以一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文化高低。原来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方世界已具备了所谓近代文化，而东方世界仍停滞于中古时代；我们的祖先还热中于小脚、辫子、太监、姨太太，和鸦片烟，西方的科技于十八世纪中叶，已开始制造坚船利炮，已经利用机器从事生产和运输，而我们的农业、工业、军事，还都停留在唐宋时期，文人或知识份子还在那里做八股文，讲阴阳五行，我们实在太落伍了！天朝中国，又焉有不敢不亡之理！而后有识之士寻根究底，渐渐看出我们的问题出在传统文化上面，可是偏偏有些冬烘先生执迷不悟，挂起“卫道”旗帜，不脱孔孟的奴性，披着道统的外衣，宣传儒教。其实，我们的“本位文化”简直已成为一个大粪坑！
难怪那天（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六日）柏杨先生在纽约华埠容闳小学大礼堂讲“中国人与酱缸”时，一开始就重提他在《猛撞酱缸集》中引用过的两句话：（“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笔者注：此话原出于《聊斋志异》）。以说明因果循环之理。有什么样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民族和国家，一个时代的盛衰荣枯，岂能无因？他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是好是坏，用不着把头钻到故纸堆里去研究，只要睁开尊眼看看我们民族现在受的是什么洋罪，就该明白了。而我们能不能复兴，用不着到街上找铁嘴直断，只要看看我们民族现在做的是什么事，也就应该同样明白！
“酱缸文化”一词与“阿Ｑ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什么是“酱缸”？“酱缸文化”里面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说了半天，还是一个玄之又玄的问题。妙就妙在可以心领而很难言传。聪明的柏杨先生那天讲演的时候，恐遭画蛇添足之讥，并未提出解释和界说。不过，笔者对柏杨先生所提出的“酱缸文化”问题，有两个初步的假定：
⊙第一，柏杨先生好像是一个病理专家，而不是一个生理学家。他在那浩瀚的著作中指出无数因我们的古老文化而产生的病变，但他并没有进一步去深思文化的本身是什么？文化的内涵，文化发生的现象、变动和层次等等学理的问题，也没有下功夫去研究中国文化的特质是什么？源流如何，因此，一不小心，他自己也跌入文化的陷阱里面去了。
文化的内容是包罗万象的。它是人类为了争取生存、适应环境所作的一切努力的总成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融合的整体，文化之分为“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是死要面子的顽固份子，为了不肯接受西洋文化，甚至不愿承认“西夷”也有文化这个事实，而硬捏造出来的二分法。柏杨先生与胡适同志，对于这个观点一向抱着同一的态度。故他在《勃然大怒集》中说：“把文明分为‘东’‘西’还有点道理，但把文明分为‘物质’和‘精神’，实在是婊子养的，严格地说，世界上压根儿就没有精神文明，……精神文明是不存在的，起码是不能单独存在的，没有物质文明，就没有精神文明。一定要有的话，则那不是精神文明，而是‘神经文明’”这是他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台北以《神经文明》为题所写的一段话。他的主张与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等人，骨子里根本不承认西洋的学术文化意见，是背道而驰的。
可是十五年以后的八月十六日，当他在纽约大谈“酱缸”的时候，竟忘记了上面的说法。笔者很惊讶地听到他一再区分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种东西。他说：“……这个大的冲击，对我们酱缸文化的中国来说，无疑是对历史和文化的严厉挑战。它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物质文明，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精神文明。……所谓物质文明，像西方现代化的飞机、大炮、汽车、地下铁等等，我们中国人忽然看到外面有这样新的世界，有那么多东西和我们不一样。使我们对物质文明重新有一种认识。再说到精神文明，西方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也给我们许多新的观念和启示，过去我们不知道有民主、自由、人权，这一切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产品。”（见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日纽约《北美日报》）读者们，你们看看他这段话与上面那段咬牙切齿反对“精神文明”存在的话，是不是明显地冲突和矛盾呢？是不是柏杨先生上次的笔伐，是一时“心血来潮”，而这次的口诛，是有一点神经冲动呢？
柏杨先生讲演完毕后，有一个多小时的发问和讨论。当日笔者就提出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问题，已如上述。他承认这是为了叙述方便起见所发生的错误。第二个问题是：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文化的发生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是循着一种客观的程序，并且形成各种文化上的不同层次。我问柏杨先生，是否同意这种观点，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是否有层次上的不同？或者说西方文化是不是比东方文化高出一层？这个问题柏杨先生没有明确地表示他的意见。只是含糊其辞，敷衍了过去。许多中外人士谈起文化问题来往往很起劲，可是，进一步追究，文化是什么？也许马上会使大家感到茫然。美国教育家前哈佛大学校长罗厄尔（1856-1943）说得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形状。”但是，以我们目前对文化的认识程度来说，至少下列几点是可以肯定的：
一、中西文化之间谁优谁劣，是近一百年来知识文化份子争论不休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先决条件，是要找到评定文化优劣的标准是什么？在优劣的标准没有定位以前，任何争论都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把“适者生存”这个生物界生存竞争的原则，应用在文化上，以一种文化之能否适应它内部的要求，和外部环境的压力作为优劣的标准，那就不用说的了，西洋文化是优于东方文化；我们俗谓的“精神文明”优于西方，而西方的“物质文明”优于东方，这是一种无稽之谈。何况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与创造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称，涵盖了文化发展中的各种层次。若以“物质”和“精神”这样简单而粗疏的分割法，不能说明文化的内容。
二、人类文化的发生，已有一百万年以上的历史，凡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文明人”固然有文化，所谓“野蛮人”，同样有他自己的文化。究竟谁是“文明”？谁是“野蛮”？这是文化价值观问题，在世界文化典型尚未出现以前，我们很难笼统地指出谁的文化优秀，谁的文化落后。但人类是有活动的，因此文化也跟着流动。文化与文化就会彼此接触，一经接触，就有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败。落后的文化就会被淘汰，并遭到灭亡的命运。例如：巴比伦文化、亚述文化，都已成为历史的一个名词，根本从世界上消失了。南美的印地安土人印加族（Inca）和中美印地安人之马雅族（Maya），都曾有过很高的文化，但到如今只留下一些遗迹供人凭吊。再说埃及文化，今已面目全非。古代的西亚文化，现在已为油田所淹没了。印度文化正在蜕变的过程中，我们中国的文化，自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在艰苦的挣扎。
三、文化并非一成不变的化石，而是在不断地变动之中。不过有的文化变动得快，有的文化变动得慢。无论中国人自己的心里是否愿意，事实上，中国文化已被“船坚炮利”逼着我们走上变迁的道路。不想变也得变，任你对自己固有的文化多么爱慕与贪恋，也没有用。文化是和水一样的，只要找到出路，它就要流入或渗透。例如：随着建交行为，太平洋两岸间的桥梁畅通以后，很快地，中国大陆就发生了不可抗拒的生活上的变化，可口可乐、彩色胶卷、录音机、电视机、电子计算机……一拥而入，男的西装领带，女的裙子、口红、烫发，一一应运而生，日趋时尚。所以文化一经交流掺合，优劣自明。我们为了文化问题，操过许多无谓的心，老围绕着“变”与“不变”这个轴心上打转，什么“回向源头论”“中体西用论”“本位文化论”“全盘西化论”“洋为中用论”，争得脸红耳赤、唇干舌燥，闹了半天，到头来又有什么用呢？该来的都来了，不该来的还不是也来了？
四、文化不但要变，而且贵在不断维持良好的新陈代谢作用，使不合时宜、见不得人的文化，一层一层剥落蜕化，不断产生另一层次的新文化。切忌过于好古泥古，拿“圣人之教”这顶大帽子来责人“离经叛道”，以致一堆古老的文化不变不弃，而形成麻麻杂杂、粘粘糊糊的一个大酱缸。要言之，当我们的本位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时，不必惊慌失措，也不必盲目地实行“文化抗战”，产生义和团式的保卫本土文化运动，我们要知道文化有种族、地域、时间、阶段、层次等等之别，但文化与文化都有互相依赖的倾向，这种依赖，包括纵横两个方面。例如：东方文明的发展与转形，有赖于西方文化的物理学、数学、生物学、哲学、宗教、天文地理、政治法律等方面知识。西方文化的改进，也有赖于东方文化中的艺术、伦理、烹饪技术、拳脚功夫等等来充实它的内容。再从整个人类的文化来看，考古学上的文化分期，也是一个接着一个互有密切关系的。没有石器时代，就没有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石器时代也不能不经过青铜器时代，一步跨入今日的电器时代和太空时代。总之，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这个文化与那个文化，经过这个时期到那个时期，渐渐濡化，递变发展。
⊙第二，柏杨先生在中国文化问题的思想范畴、观念形态上，都未超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层面。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最有意义的一件大事，对中国影响之距，实在无与伦比。在文化史上来说，真是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黄金时代。如果柏杨有鲁迅、胡适那样好命的生辰八字，也就不会因文字而罹牢狱之灾了。如果没有五四运动的发生，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恐怕就不是那么顺利的事。甚至时到今天，我们回头去看那时的《新青年》《独立评论》，以及其他的《新月》《人间世》等期刊杂志上有关中国问题，和文化思想方面的论述笔战，真是多彩多姿，实在令人不胜怀念与赞叹之至！
在八月十六日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中，柏杨先生提出了一些在他的著作中一再指责过的酱气。这些从酱缸文化里衍生出来的问题，正是五四时期的健将们大声疾呼过的论点。我们把他的演讲内容，归纳起来，大概可分为下列几个方面：
一、阉割和缠脚。阉割这种惨无人道的不可思议的事，说起来实在是太恶心。我们的祖先竟做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使我们后代子孙，个个脸上无光。妇女缠足这种“矫揉造作戕害天和”的习俗，起自南唐李后主宫中行乐，有宫嫔名窅娘，以帛缠足而舞，一时上行下效，相习成风，是为缠足之滥觞，此后诲淫造孽，长达一千年之久，中外有关缠足的各种史籍，真是洋洋大观，不胜列举，这个陋习大概在唐宋元明四、五百年间，发展还不很快，因明太祖朱元璋的太太，还是安徽凤阳的大足婆，算是一个例证。可是到了满清，却加速发展，很快就成为根深蒂固的风习。民国成立以前，除江西、广东等边区少数客家人以外，全国妇女没有不缠足的。
二、荣誉一元化的文化价值观。中国人要想“扬名声、显父母”，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一头钻进官场。做了官就可以发财，就有权有势，跟着身份、地位，一切荣誉都有了。中国知识份子追求荣誉利禄的途径，绝不是经商致富，或制造发明，而是科名文章。所以中国人的价值取向，素来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十年寒窗”读书的目的，就是要挤入仕途，仕是“四民之首”，他们瞧不起工匠和农夫，也瞧不起唯利是图的商贾，有身份的女子绝不肯嫁作商人妇。在中国文化里，地位和声威的外表层相是面子，中国的“读书人”最爱面子。“面子”是中国文化份子的第二生命，“面子”也是中国文化份子的自尊心之最积极而具体的表现。所以，大家说：人生的情面、体面、场面，这三碗面“最难吃”，但又不得不吃。甚至时至今日的台湾，还是一条鞭式的学制，教育不讲究内容，不重视工艺和职业教育，人人只知由幼稚园、小学而中学，而大学，往一个窄门里钻。每年参加联招的考生，在选择志愿时，是先选学校而后才是志趣，以大学的名声费用的考虑为先，把所有各大专学校的所有科系，都填在报名单上，填完为止。入学目的还是受到“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万钟粟”那一套名利和虚荣观念的作祟。
三、乡愿。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良知的泯灭，事情不分是非曲直，不管真伪黑白，只根据同个人的关系、利害、好恶论事，这种人无论做什么都没有正义感，都缺乏道德勇气，处处推、拖、拉，对人敷衍，对事不负责任，所谓“明哲保身”“温、良、恭、俭、让”也者，只不过是随波逐流、逃避现实的别解。
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争。这个问题已在前面讨论过了，不必再提。
五、人权、民权和自由。这些名词都是舶来品，在中国自己的文化中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人民在皇帝面前的地位，连狗还不如。什么“民为贵，君为轻”，只听见过有此一说，从来没有看到事实的表现。终年胼手胝足，为孝敬肚皮而忙碌的人民，是没有余暇去从事任何较高级的文化活动的。一般的农民，只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生自灭式的自由。
六、包容性。“心胸狭窄”是我们中国文化中表现得很强烈的弱点，以“我族主义”为中心的中国人，一向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于被征服的“夷狄”和“化外之民”，烧杀、抢掳、奸淫，无所不为，绝不客气；对外来文化特征，处处都看不顺眼，而且有意无意存着一种鄙夷和排斥的态度。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看美国，就更惭愧了。他们对待那些船民和难民，无论是友邦或敌国，都来者不拒，不但周济衣食，而且还要提供教育、安排职业。这种同情心和包容性是何等伟大！
七、容忍性。民主、法治、自由是现代政治的三大支柱。而“容忍”又是“自由”的基础，不能容忍就不会有自由。胡适之先生在台湾时，曾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登在《自由中国》，篇名即为《容忍与自由》。他的主张是：政府肯容忍，人民才能有自由。个人要肯容忍，才不致妨碍别人的自由。果能如此，则执政党能容忍反对党，党内可以容忍党外，大党可以容忍小党，大家就可以和平共存，各走自由发展的道路。有一次，我在纽约地下车里看到一个黑人高高地跷着二郎腿，那时是晚上，车上乘客并不多，并不妨碍别人行动。但一个警察走到他面前加以干涉，两人都很不愉快，那个人就说了一句：“这是我的腿！”（我的腿放在哪里有我的自由！）他不买那警察的账，二郎腿还是照跷在那里。那个警察也只好默默地走了。我的心里想，美国真不愧是一个民主自由有素养的国家！这种事如果发生在台湾，那“三作牌”（柏杨语：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谓之“三作”）的警察会容忍那条二郎腿吗？
八、女权。在传统上，中国社会男女生活的壁垒，特别森严，重男轻女的观念深入民心。在封建时代女子不得抛头露面，女子不能有财产权，不能成为一家之主，否则就是“牝鸡司晨”，是反常的异教。女子与孺子、小人相提并论、等量齐观的，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孔圣人的遗教还强调女子不必有才能，只要严守妇道、从一而终就好了，所以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妇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再加上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便是“三从四德”，也就是当时社会压迫女子的道德律，自古以来男子三妻四妾有如家常便饭，可是在旧礼教约束下的女子，如有不贞，只有去死的一条路，别无选择。“吃人的礼教”杀起人来，比什么都厉害。所谓的“贞节牌坊”，鼓励女子个个要三贞九烈，正是礼教吃人的一个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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