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者王亦令先生。（文载一九八五年一月二日洛杉矶《论坛报》。一月十六日香港《百姓》半月刊。一月二十一日纽约《华语快报》。）

    拜读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长文，心中有气，不得已于言者。

    这百年来的中国人真是很苦、很可怜，而且每况愈下。先有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那倒还不太离谱，不管其主张切实可行与否，至少其心目中还维持一个中国之“体”。后来不对了，慢慢地“体”也不要了，只恨爹娘给了自己一头黑发、一副黄的臭皮囊，洗又洗不掉，扔也扔不了，遂兴“月亮也是外国圆”之叹，一味以骂爹骂娘骂祖骂宗为能事；所谓“五四”传统，即此是也。这还是几十年前的情况，比起现在还算好的；那时只是外国月亮圆，还没有到达外国屁也香的程度。这是由于那时的交通资讯没有现在发达，无法对洋人亦步步趋；如今则消息便捷，立竿见影。于是，人家美国人自称“丑陋”，日本人自称“丑陋”。马上就有中国人紧跟，振振有词地以“丑陋的中国人”为题，撰写宏文。

    所有这些肆意骂街的中国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几十年前那些高唱“打倒”、自诩“进步”的“五四人”，都是以爱国爱民为己任的大作家。他们或废名，或废姓，或以对中国传统刻骨仇恨的“家”“春”“秋”来扬名立世，有意无意地为日后马列主义红色江山，做了思想宣传的铺路工作。中国老百姓这三十多年的祸害，实在是六十年前那批时髦文人种的根。如今又出了一位柏杨先生，也是号称非常爱民的大作家，他把五四传统发扬光大，先是大喊“酱缸文化”，继而诋毁“丑陋的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我有很多缺点错误，甚至大错大误，但是我绝不丑陋，更不承认中国人一概都丑陋。柏杨不知道算不算是中国人，如果还算是中国人，那他要承认自己丑陋，这是他的自由，可别硬拉别人陪他。

    我不同意《丑陋的中国人》一文的主旨和基调，但并不是说全文一无是处。也有几句话是对的，例如柏杨认为：“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往往是中国人，许多大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头脑。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我们盼望中国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国家不强大有什么关系？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后，再去追求强大不迟。”以上一段话，我认为很对，尤其那句：“只要人民幸福”云云，我赞成之极。可惜这几句正言谠论，并非全文主旨，其主旨是说中国人丑陋，这是我所绝不接受的。

    通读其全文，中国人究竟有什么丑陋呢？柏杨倒并非空言无物，他拉拉扯扯堆砌了许多实例，证明中国人：“脏、乱、吵、窝里斗。”我相信柏杨不会造谣吧，但即便如此，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世界上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是百分之百不吵闹、没有窝里斗的？美国嬉皮脏不脏？纽约的地铁乱不乱？美欧日本的政坛上，大吵大闹、勾心斗角的丑事还少吗？哪个角落没有窝里斗？按照柏杨的逻辑，应该把这题目正名为“丑陋的人类”。

    最最荒唐的是，连中国人嗓门大，也被柏杨一本正经举出来，作为中国人“丑陋”的佐证。诚然，入国随风，入境问俗，凡是来到美国的中国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应改正在中国时大声说话的习惯，尽力仿效那些有教养的美国上层人士，讲话细声细气，甚至在电话筒上也轻微得像蚊子叫。这是必要的。但即使有人一时改不掉旧习惯，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罪恶，怎么就扯得上是“丑陋”呢？即此一端，可见这位柏杨先生内心对中国人憎恶到什么程度。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为什么一位一贯自称是──同时也被李黎女士恭维是──爱国爱民的大作家，会如此处心积虑地，用种种东拉西扯的琐碎现象，来诋毁自己的同胞呢？我无缘面晤其人，根据李黎女士的面访纪实，也许柏杨真有一颗赤子之心，真是很爱中国，真有恨铁不成钢之心，发而为声，就成为怨天尤人的冲天恶气，于是悻悻诅咒不已。其根本原因，在于柏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偏离正轨，误入歧途，也许被他自己胡诌的“酱缸文化”，迷糊了心窍，被他自己培养的“病毒”，麻痹了神经。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有王道，有霸道，有仁义道德，有男盗女娼，有正心诚意，有风花雪月，无论哪一方面，都是登峰造极，而且五花八门，什么都有，莫说你要在中国文化中专找“酱缸”和病毒，即使要专找粪缸和细菌，也能找得出来。你若据此断言中国文化就是粪缸和细菌，那也无损于中国文化，只说明你这个人臭不可闻和不可救药而已。

    即以同一部《资治通鉴》而论，有些人读了可以学会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毛泽东读了则丰富其整人坑人的毒辣手段，连史达林也搞不过他。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就类似于此，像一个锋利的刀子，看你用不用它和如何用它，你可以用来治病救人，也可以用来杀人，当然也可以用来自杀。所以，任何人如果蓄意走偏锋，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酱缸”和病毒，至少可以患滤过性病毒的，不是中国文化，而是这位走偏锋的作家本人。

    我尚未拜读《柏杨版资治通鉴》，也不想拜读。因为，我相信，凭他这种“打倒一切，骂倒一切”的“五四”“红卫兵”的心态，译解《资治通鉴》，不可能不大走其样。我对司马温公是五体投地的。他的《资治通鉴》，教导人君何以治国，教导人臣何以从政，甚至教导平民百姓何以处富贵，何以处贫贱，邦有道如何自处，邦无道又如何自处。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认认真真把《资治通鉴》研究一下，确实受用不尽，最起码不至于坐国民党的牢或者戴共产党的帽。

    附带讲几句题外的话。近百年来，由于中国的政治黑暗，文人作家被枪毙者有之，被长期关在牢里者有之，被戴帽子者更有之，这当然是政府当局的天高地厚。人们出于对暴政的鄙弃，就对暴政的反对者因同情而崇敬，彷佛坐过牢或戴过帽子的人，头上都自然出现一层光圈。

    但我认为不然，至少不能一概而论。古往今来，有些牢狱之殃和杀身之祸，是值得尊敬的，例如古代甘冒斧钺之诛而秉笔直书的史臣，以及近代不畏权贵而揭露孔宋豪门的新闻记者，这些人的杀头和坐牢，当然有意义、有价值，令人肃然起敬。至于那些李大钊、胡也频之流的“烈士”，我认为死不足惜；那些王亦令之流的“右派”，我认为咎由自取。尽管政府当局制造这些“烈士”和“右派”，完全是无法无天的暴行和虐政；但对这些受害者本人而言，其取祸仅是有损于己，并无益于生民，一句话，苦头吃得没有名堂，活该。

    基于这个道理，我认为柏杨先生开口闭口坐了九年另多少天的牢，彷佛牢狱是他镀金之地一样，实在大可不必。要照柏杨这个逻辑，宝岛上有位文人，比柏杨更了不起，他坐牢出来后，至今仍在岛上摇笔杆大骂，丝毫不减锋芒，照样是祖宗十八代的骂。但在我看来，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充其量，亡命文人而已。

    最后，归纳为一句话：中国人，丑陋则未必，但中国人内确不乏贱骨头。

    ──甲子冬写于美国加州栖云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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