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者柏仁先生。（文载一九八五年四月一日香港《百姓》半月刊。）
──论中国人的丑陋
致柏杨
柏杨先生：
为什么中国人能忍受暴君暴官的统治？就因为中国人奴性十足。鲁迅在他的杂文《灯下漫笔》中，认为全部中国历史只能分为两个时代，一个叫做“欲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另一个叫做“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的剖析，何等深刻！中国人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只知道做奴隶。因为“酱缸文化”告诉他：江山属于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人民只有做奴隶的份儿。中国人的希望，也就是在“太平盛世”做奴隶，甘心纳粮服役。因为这样的机会，都并非容易得到，所以一旦得到，自然是拱手相庆，感谢上苍，保证做顺民到底。
中国人的奴性有十大表现：
一、中国人有“万岁癖”。自古喊惯了“万岁”，所以患有遗传性的“万岁癖”，称皇帝为“万岁爷”。无论他是谁，那怕是流氓、恶棍、强盗，只要得了天下，坐上金銮殿，人民就会三呼万岁，顶礼膜拜。到了二十世纪中期，这种“万岁癖”更有恶性发展。新皇帝尚未进京，已经遍地呼“万岁”了。当他进入中南海，登上天安门时，万岁声响彻云霄，达于沸腾，喊得热泪满面。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当年当日，站在天安门广场，远眺龙颜，激动得泪如泉涌，喊“万岁”喊哑了喉咙。此后是年年喊，最后是天天喊，似乎不喊太阳就不会升起，地球就不会转动。
二、中国人有迷信症。这也是遗传性的，生来就迷信皇帝，把皇帝捧到天上，把自己贬入地下，从来不敢说自己和皇帝一样，而是迷信皇帝是天神降世，真龙下凡。对于当代皇帝，更是如此。明明知道他是个普通人，曾在北京工作，是北京的普通市民。但是，一旦他进入中南海，就把他奉若神明，开始崇拜他、迷信他，把一切交给他，包括肉体和灵魂。家家把灶君撕下来，贴上他的“标准像”。最后在灾难中还要唱“语录歌”、跳“忠字舞”。
三、中国人对于暴君暴官，从来就奉行“忍”字哲学。无论是抓丁拉夫，还是横征暴敛，乃至大开杀戒，中国人都是忍！忍！忍！对于当代皇帝，“忍”字哲学更是空前盛行，谁不懂得忍，谁就不识时务。对于“改造”，忍！对于“帽子”，忍！对于饥寒，忍！对于一切天灾、人祸，乃至十年浩劫，同样是忍！能忍者自安──传统的人生哲学，无师自通！
四、中国人不懂得真正的民主，却奉行“奴性民主”──“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多数人都愿意做奴隶，就不准少数人不愿做奴隶。关于这一点，鲁迅早已谈得十分深刻而生动。他说，既然猴子可以变人，为什么现在的猴子不想变人呢？并非都不想变人，也有少数猴子想变人，他们曾经两条腿站起来，学人走路，并且说他们想做人。然而他们的同类不允许，说他违背了猴子的本性，把他们咬死了！中国人也并非都愿意做奴隶，也有少数人不愿意，他们要做主人，但是同胞们不允许，揭发他们，密告他们，于是他们被抓、被关、被砍头。当代的许多“反革命”“右派”，就是这样产生的。
五、中国人惯于同类相残──这大概是“窝里斗”的一种表现形式吧。面对暴君暴官的欺压和杀戮，中国人的反应不是团结一致，起来反抗，反而是同类相残、官府一旦指某人为“贼”为“匪”，人们就会随之骂“贼”骂“匪”，并协助官府一起捉之。这一点同样相传至今，并且恶性发展。一旦运动到来，人们明明知道是制造灾难，但却不敢反对、不敢反抗，恰恰相反，还要为此而歌颂“伟大领袖”英明伟大，并且积极参加，和“敌人”坚决斗争。可是这“敌人”是必须从自己人当中抓出来的。抓谁？谁愿意被抓？谁愿意遭难？没人愿意。但这是“最高指示”，必须照办！于是便揭发、检举、批判、争斗，你揭我，我检你，你批我，我斗你，愈演愈烈，最后按“最高指示”的要求，抓出几个倒楣鬼来，或送公安局，或送“学习班”，或戴上“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这样，一场运动才算过去。下次运动，仍然是这个程序，仍然是这样制造“敌人”。永远同类相残、相残同类，胜利者永远是暴君暴官。
六、中国人崇尚明哲保身。什么叫明哲保身？在大陆有两条解释：一是绝不触犯“天条”，二是在灾难中绝不同情任何人。说穿了就是做一个聪明的奴隶。诚然，他们不陷害无辜，但也绝不反抗邪恶，他们只求苟安、苟活。为了苟安，墙倒众人推时，他们跟着推；破鼓万人捶时，他们跟着捶。这就是所谓的明哲。我有一位老同学来到香港以后，还对我说：“如果五十七年我们在一起，我也会批判你。”因为只有这样才算明哲。您说：“暴君暴官最喜欢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不错，因为就这就是奴性。
七、中国人靠希望过日子。因为中国人的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交给了暴君暴官，所以他们从来不去想如何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开发自己的未来，而是寄希望于暴君暴官，希望暴君变成“明君”，暴官变成“青天大老爷”，如此他们才可以获得温饱。这同样是中国人的传统。历代帝王无不利用这个传统，推行愚民政策。当代帝王更是如此，他给人民以无限希望：共产主义是天堂。一九四九年，我还是个高中生，听过哲学家孙定国演讲，他说：“什么是共产主义？那就是喝牛奶、吃面包！”当时我们的伙食是玉米窝头、白菜汤。喝牛奶、吃面包，该是多么美好的希望啊！但是十年过去，不仅没喝上牛奶、吃上面包，连当年的玉米窝头和白菜汤也都限量而不管饱了！然而这时依然抱着希望，希望有一天窝头不限量，白菜汤管够喝。可是这个希望也没实现，而是灾难连绵，越来越糟，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许多人遭难，终于彻底失望而自杀。但这也不会影响活着的大多数人，使他们放弃“希望哲学”，大多数人仍然是抱着希望过日子。因为他们不知道反抗，不知道自己是一个有智慧、有力量的独立的人。
八、中国人的确有神经质的恐惧症。这一点您提得完全正确，这同样是遗传性的，因为世世代代受暴君暴官的欺压，总感到随时都会大祸从天降。一旦大祸临头，不但自己掉头，还会满门抄斩。这种神经质的恐惧症，到二十世纪中期之后，更加严重，达到惶惶不可终日的地步。一位朋友在一九五七年被定为“中右”，这只是一种警告，表示已经到“右派”的边缘，但并未戴“帽子”。可是这位朋友从此精神恍惚，一听有“中央文件”下达，便坐立不安。到文化大革命，一听到“十六条”，第二天就入院了，医生的诊断是：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正是您所说的神经质恐惧。这种病的患者，至今数不胜数。不久前一位老朋友由大陆来港探亲，还正颜厉色地警告我：“老兄，写东西不要太自由了，一九九七年很快就到了！”
九、中国人喜欢框框。这同样是自古传来，您谈到东汉的知识份子写文章讲究“师承”，必须按照老师指定的范围写，否则就是违反法条：这是古代的框框。当代的框框，大大超越了古代，不单是写文章、讲话、教书，要遵照框框，就是婚丧嫁娶，以及拍拖恋爱，都不可以超出框框。这个框框是什么？就是“伟大领袖”的“伟大思想”。这框框是无形的，但是绝不可超出！多少作家、文人、学者，由于超出框框而身陷囹圄，乃至丧命！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喜欢框框呢？因为喜欢它，就不会超越它，这样就安全得多。所以许多人习惯成自然，真的爱上了框框！不仅自己不超越，也不准别人超越。
十、中国人是变色龙。杰出的俄国作家契可夫，有一篇名作，就叫《变色龙》。他嘲笑俄国人的变色龙性格。其实中国人的变色龙性格，不亚于俄国人。这也是暴君暴官最喜欢的，所以三十多年来，大陆的变色龙越来越多，其性格也越来越升级，变色之快，令人慨叹！曹操──历来认为白脸，但伟大领袖一说：“不是白脸，这是冤案！”立刻就有人给曹操翻案；秦始皇──历来认为是暴君，但伟大领袖一说：“劝君少骂秦始皇！”于是有人给秦始皇画一张笑脸仁君的肖像。伟大领袖说，林彪是副统帅。于是齐声祝他：“永远健康”；后来他摔死在温都尔汗，便立刻齐声高呼：“打倒林贼！”更有趣者，某某前天是书记，见面顶礼膜拜；昨天他成了“走资派”，批斗会上拳击加脚踹；今天他复职了，急忙给他红花戴。谁见过变色如此之快的变色龙？
柏杨先生，以上所谈，仅仅是个人所看到、所感到的，远非全部。但您总能看出一个大概吧？
多少年来，每谈到中国人的丑陋，就认为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三十年的历史证明，不是帝国主义造成的，而是我们的“酱缸文化”造成的，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假如不是“酱缸文化”造成中国人丑陋，帝国主义岂敢侵略？
正是“酱缸文化”造成暴君暴官，教他们无法无天；又造就了黎民百姓，教他们奴性十足。两者共同制造灾难，也共同在灾难之中，表演丑态。三十年来是一场大表演、大暴露！
怎么办？这是最令人头痛的问题。您说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我同意。可是我们从来不自省，从来没有发现自己是何等丑陋。
近年来，大陆的大门逐渐敞开，许多人来到海外，尤其是大批青年到海外去求学，看一看洞外世界，对比自己，或许能发现自己丑陋，而决心改正。这似乎算是一点希望。──但这是否又在靠希望过日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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