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1年12月的一天，英国皇家军舰“贝格尔”号启航了。由植物学家汉斯罗教授推荐，年仅22岁的神学院学生达尔文（1809-1882），以博物学家的身份，也参加了“贝格尔”号为期5年的环球考察。达尔文站在船头，望着无边无际的大海，心潮澎湃。然而，此时此刻，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次航行竟改变了他一生的道路。

    达尔文出生在一个医生世家。他父亲是当地一位著名的医生，母亲喜欢养花植树。达尔文从小就热爱大自然，并养成了独立观察自然事物的习惯；然而，对老师教的那些枯燥难懂的经文，却无心去学。他把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他所喜欢的事情上。他喜欢搜集小石子、贝壳、钱币、雀蛋、花草和虫子。他还酷爱打猎、养狗和捉老鼠。这样一来，达尔文的学习成绩就远远地落在了他妹妹的后面。父亲把达尔文叫到面前，大声训斥道：“你整天除了打猎、养狗、捉老鼠以外，什么都不用心。将来会丢你自己的脸，也会丢全家人的脸！”

    但是，父亲的多次管教并不奏效。达尔文照常干那些跟大自然打交道的事情，有时候竟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有一次，达尔文在城堡上散步时，又沉浸在对大自然的冥思苦想之中。他心不在焉地向前走着，突然一脚踩空。从城垛上跌了下去。这时，达尔文非常清醒，他以为这一下准会丧命。但出乎意料之外，他安然无恙。这事反倒被他当成了一次面临死亡的实验。

    后来，父亲把达尔文送进了一所古典学校。但是，达尔文仍不安心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他经常旷课去海边观察各种昆虫和海滨生物，或藏在花园的秘密实验室里做实验。有一天，校长找到达尔文的父亲，历数了达尔文的“罪状”，并且坚持要达尔文退学。

    父亲看不惯儿子这些不正经的勾当，他想让儿子当一名医生，继承他的事业，就把他的儿子送到爱丁堡大学学医。医学院的大门仍然关不住达尔文向往大自然的心。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些爱好大自然的朋友，还参加了学生们自己组织的“普林尼学会”的各项活动。有几次，还讨论了拉马克的进化观点。他们经常一起去田野和高山捕捉动物、采集植物，并制成各种标本带回来研究。这些活动，在达尔文的父亲看来，简直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他看到儿子无心学医，就又把他送进了剑桥大学神学院，想让他成为一个“尊贵的牧师”。可是，神学课程更使他感到厌烦。在课堂上，牧师喋喋不休地讲着：“世界上的一切生物都是上帝按一定的目的创造出来的。比如猫吧，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而创造老鼠也正是为了让猫吃的。生物是永恒不变的。你们看，上帝的智慧是多么至高无上啊！”类似的说教，达尔文不知听了多少遍。难道种类如此繁多的动物和植物，真的都是按照上帝的意志创造出来的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自然界里会有这样丰富多彩的生物呢？达尔文感到迷惑不解！

    他拿出大量的时间自学了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并且经常偷偷地跑去听植物学教授汉斯罗的讲课，还和他一起散步，共同讨论一些科学问题，师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正是在汉斯罗的极力推荐下，年轻的达尔文才得以参加了“贝格尔”号的考察。临行前，汉斯罗建议达尔文带一些书在旅途中看，其中就包括刚出版的赖尔的《地质学原理》。

    当“贝格尔”号到达南美洲时，达尔文发现南美洲自北而南，不仅气候发生了变化，而且生物类型也渐次更替，达尔文还发掘到一些动物化石，这些古代动物与现存的动物既相似又不同。他曾观察过一具古怪的动物化石，它的身体构造就如同一头大象，牙齿却跟老鼠的差不多，眼睛、鼻孔和耳朵又跟海牛相似。这些现象引起了达尔文的深思。显然，物种不变论者对这些现象是解释不了的。在航行途中，达尔文没有忘记看书学习。他在研读《地质学原理》时，被书中的观点深深地吸引住了。汉斯罗在向达尔文推荐这本书时，曾一再嘱咐他不要相信赖尔关于地质渐变的思想。可是现在，达尔文不仅接受了赖尔的理论，而且还试着把书中的部分观点推到更大的范围中去。面对观察到的现象，他想，既然地质在缓慢地变化着，那么物种是不是也在不断变化呢？达尔文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

    这—天，“贝格尔”号来到了南美洲西面的加拉帕戈斯群岛。达尔文发现这些岛上栖居着一种小鸟，但每个岛上的鸟又各不相同，他们有的喙长、有的喙短、有的喙尖、有的喙弯。达尔文感到很奇怪！每个小岛之间的距离并不很远，一般只有几十里，它们的地质构造、海拔高度、气候条件等都很相似，那么，为什么同一个物种会有这么多的差异呢？

    达尔文对这些小鸟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和研究，他发现这些小鸟与生活在南美洲的一类小鸟相似，此时，关于物种可变的想法又袭上了他的心头。达尔文认为：原来生活在南美洲的一种小鸟在迁徙到不同岛上之后，由于在各岛上取食的方式不同。它们的喙也就变得各不相同了。比如有的鸟吃躲在缝隙里的昆虫，那它的喙就会又细又长。由于环境的不同，一种小鸟就会变成多种类型。就这样，达尔文摒弃了物种不变的教条，得出了物种变化的结论。

    1836年10月，环球考察结束了。达尔文踏上了阔别5年之久的国土。

    这次远航是达尔文一生中的大事，并由此决定了他以后的事业。当父亲见到了儿子后，惊讶地说：“他思想上的变化是多么巨大呀！”

    然而，他在这次漫长的航行中，却历尽了千辛万苦。船上的粮食既不够吃，又难以下咽；由于经常吃发霉变质的食物，达尔文直到去世前还常患阵发性呕吐病。他在登高山、进密林、上孤岛进行考察时，还常被毒虫咬伤，有几次竟一连几天都喝不上一口水。达尔文还常受严重晕船的折磨。为了科学事业。达尔文终于坚持了下来。

    达尔文回国后，立即着手整理环球航行中搜集的大量资料，同时还在考虑生物的进化问题。关于生物进化的思想，古已有之，但是，生物到底是怎样进化的？在当时还没有弄清楚。为了揭开物种起源的秘密，他开始收集动植物在家养条件下变异的事实，他自己还饲养了各种不同的鸽子。通过研究，他得出了人工选择的理论。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要求，选择某种符合自己要求的变异，淘汰其他变异，经过多年的积累，就可以使微小变异成为显著变异，培育出新品种。人工选择导致了物种的改变。达尔文注意到中国古书里就有了人工选择的记述，并且说中国人曾运用这一原理培育出了许多动植物的新品种。

    但是，大自然中的物种又是怎样产生的呢？达尔文想，是否也存在一种类似人工选择的过程呢？

    1838年10月，达尔文为了消遣偶然读到了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书中提到的“生存斗争”立即引起了他的注意。由于长期不断地观察动植物的生活习性，达尔文对生物界中到处都存在的“生存斗争”并不陌生。在这种斗争中，有利的变异常常容易保存，而不利的变异就常常易丢失，结果就形成了新的物种。

    比如达尔文曾经注意到海洋小岛上的无翅昆虫特别多。他认为这是由于强大的海风经常会把有翅类型吹落海中，起了选择作用；而无翅这一变异类型却得以存活下来，并繁殖后代。也就是说，最能适应环境的就能够生存下去，相反则被淘汰，即优胜劣汰。达尔文把这种过程称为“自然选择”。通过自然选择，一个物种就会发展成另外一个或多个物种，从而实现了生物的进化。

    1844年，达尔文的进化思想已基本定型，他就开始著书立说，1858年夏天，在他大约写到《物种起源》全书的一半时，突然收到了一位远在马来群岛的朋友华莱士寄来的一篇有关进化问题的论文，并附信请求达尔文批评指正。

    达尔文一口气看完了华莱士的论文，大为震惊。文中所写的和自己的理论如出一辙，甚至连术语也和自己一样。这真是惊人的不谋而合。达尔文本想中断自己的工作，退避三舍，而把全部功劳归于华莱士。可是，他的朋友赖尔、胡克等人都坚决不同意。最后，达尔文同意将这个理论作为华莱士和他自己的共同研究成果在林耐学会的杂志上分别发表。华莱士得知此事后，很受感动，说：“由于偶然的幸运，我才分享了本来应全部属于达尔文的荣誉。达尔文的名字可以同牛顿的名字相提并论。”华莱士甚至把进化论称为“达尔文主义”。

    1859年11月，达尔文用了20多年时间写成的科学巨著《物种起源》终于出版了，它以充分的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物种的可变性，并用自然选择的理论成功地解释了生物的进化；从根本上推翻了形而上学的物种不变论，给已经千疮百孔的“神创论”以致命的一击。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生物学上引起了一场革命，从而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了完全科学的基础上。恩格斯对达尔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达尔文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自然观，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达尔文的进化论跟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共同为唯物辩证法建立起巩固的自然科学基础。

    达尔文谱写了一首反映生物在大自然中演化历史的、波澜壮阔的生命进行曲，而他那追求科学真理的一生，不也正是一首惊心动魄的生命进行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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