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寻根
人类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一个人们始终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古代，人们还无法探知自身起源的奥秘，而只是通过幼稚的幻想产生了种种神话传说。比如在中国就有女娲用黄土造人的传说。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支配人们思想的，是被宗教神学奉为金科玉律的“上帝造人说”。《圣经》上说：上帝创造了日月星辰、花草树木、鸟兽虫鱼，感到很高兴，可是派谁来管理这一切呢？就在第六天，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用地上的泥土造出了一个男人叫亚当；并在亚当睡熟的时候，不知不觉地从他身上取下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叫夏娃，给亚当做妻子。从此子孙繁衍，就有了人类。
随着科学特别是人体解剖学的不断进步，人们开始摆脱特创论束缚，逐渐认识到了人和动物的亲缘关系。
早在18世纪，瑞典著名的生物分类学家林耐，在进行动物分类时，对人和猿作了比较，发现人和猿的解剖结构基本一致，所以就把人、猿和猴归入一目，叫灵长目。林耐是特创论者，他认为人和猿构造上的相似性，是上帝的有意安排。尽管如此，林耐还是遭到了罗马教皇的强烈谴责，他的《自然系统》也被列为禁书。
与林耐同年出生的法国博物学家布丰也主张把人放到自然界中，“应该把自己同动物放到一块，他的整个物质方面都像其它动物。”其后，拉马克进一步贯彻了这个思想。在他完整的进化理论中，明确提出了人类是由类人猿进化来的思想，这就打破了由宗教设置在人猿之间的壁垒。拉马克由猿变人的思想触犯了教义，受到了传统势力的围攻，法国皇帝竟把拉马克的书扔在地上。当时，拉马克几乎是孤军奋战，后来他双目失明了，生活条件也异常艰苦。就这样他还坚持进行科学研究，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科学信念。拉马克在孤独穷困中度过了晚年，他去世时，甚至买不起超过5年期限的葬身之地。
1859年，继续拉马克事业的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这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创立了生物进化论，并在书的末尾提了一句：“人类的起源和历史也将由此得到许多启示。”
《物种起源》一问世，立即遭到了教会势力的猛烈攻击和污蔑，他们指控进化论亵渎神灵，有失人类尊严，强烈要求政府当局查禁此书。在科学界，支持达尔文的人也寥寥无几，而反对者却大有人在。达尔文的好友生物学权威欧文也成了反对进化论的代表人物，就连达尔文的老师在看了《物种起源》后，也感到痛苦多于快乐，并讽刺达尔文的学说是企图“用一串气泡做成一条坚固的绳索”。在政界，以当时英国首相为首的一批政客，甚至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公开禁止讲授进化论。牛津大主教威伯福斯还四处游说，网罗反对进化论的保守学者，企图对达尔文发起一场大反攻。
然而，就在这股围剿进化论的狂潮咄咄逼人的时候，有几位有识之士却挺身而出，积极宣传和捍卫达尔文学说，其中一位就是“达尔文的斗犬”赫胥黎。
正在伦敦矿物学院任教的赫胥黎，在读完了达尔文赠送给他的《物种起源》之后，立即被进化论的思想吸引了。他认为这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它的出版好像是黑暗中闪出的一道闪电，必将导致一场科学思想的革命。他马上给达尔文回了一封信，说：“为了您的理论，我准备接受火刑。我正在磨利我的爪和牙，来保卫您的学说。”在《物种起源》的启发下，赫胥黎发展了达尔文的理论，提出了人、猿同祖论，认为人和猿是由同一个祖先演化来的。并且跟胡克等人以笔战和舌战相结合，对反动势力的猖狂进攻进行了反击。
1860年6月30日，在英国科学促进会的牛津会议上曾进行了一次著名的大论战。达尔文因病没有到会，赫胥黎、胡克等代表达尔文出席了会议。牛津大主教威伯福斯率领一批教会人士和保守学者，盛气凌人地走进会场，会场里挤满了学生和看热闹的人。欧文故意挑起争论，随后，大主教趾高气扬地抢先跳上讲台，以优美的措辞和善辩的口才，肆无忌惮地攻击进化论，大肆煽动宗教情绪。最后，他以谩骂的口气质问：“我想问一下坐在我对面的赫胥黎先生，你相信猴子是人类的祖先；那么，请问：你自己究竟是通过你的祖父，还是通过你的祖母，才从猴子变来的呢？”他这些花言巧语和刻薄的讥讽，引起了那些事先组织好的善男信女的喝彩助威。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得意洋洋地走下了讲台，他想这声势足以置赫胥黎于死地了。
然而，真理是骂不倒、吓不垮的，在教徒的喧嚷声中，赫胥黎从容自若地走上讲台，先以确凿的科学事实驳斥了大主教的胡说，无情地揭露了他的愚昧无知。最后回敬了大主教的挑衅，说：“一个人没有理由因为他的祖先是猴子而感到羞耻。只有那些不学无术、信口雌黄，而又一心要靠祖宗牌子的人，才以祖先野蛮而威到羞耻！”他话音刚落，会场里便爆发出了青年学生的热烈掌声和喝彩声。大主教气得脸色煞白。一个刚才还在为大主教喝彩的虔诚的女教徒布留斯特夫人，当场气得昏了过去。随后，胡克用事实证明了大主教对《物种起源》一窍不通，甚至连起码的植物学知识也没有。牛津大学的一些教师也相继发言支持赫胥黎。这时，大主教再也没有勇气登台答辩，偷偷地溜出了会场。听众一再向捍卫真理的勇士们鼓掌，欢呼进化论的胜利。有一位牧师的妻子得知辩论的结果后，气急败坏地忙着问牧师：“现在都说人是猴子变来的，是真的吗？”牧师吞吞吐吐地回答，“是这样！”她感到很沮丧，说：“我的上帝呀！但愿这不是在我们国家里，至少不是在我们这个城市里。”
对于落后势力的挑战，赫胥黎不仅仅停止于一般性的辩论，他还深入地研究了人类这个“种”在动物分类上的位置。经过多年的考察，于1863年出版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这一著作，他利用比较解剖学、古生物学等方面的大量资料，详细地阐述了“人类由何而来”这一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他指出，人的构造和其他动物一样，尤其和猿更接近；人类和猿类是由同一个祖先分枝而来的，从而确定了人类在动物界中的位置。
2.找迹
《物种起源》刚一出版，恩格斯就怀着激动的心情，阅读了这部著作。当时，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几乎有好几个月不谈论别的事情，而只谈达尔文和他发现的革命力量。
对于达尔文和赫胥黎提出的“人猿同祖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十分赞赏的。但是，由于达尔文等人还没有完全摆脱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影响，没有认识到人和猿的本质区别，所以他们只是回答了问题的一半，即人类由何而来；而问题的另一半，即人类是如何来的，他们却没有给出答案。恩格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总结了当时的科学成就，于1876年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理论，谱写了人类起源研究的新篇章。
近百年来，在世界各地陆续地发现了从猿到人各时期的化石和原始工具，这些事实证实了恩格斯论断的正确性。
在欧洲、非洲、亚洲等地发现了一种森林古猿的化石。它们生活在距今二三千万年前郁郁葱葱的森林里，能够用臂攀着树枝活动，以果实和嫩枝叶为食。
第三纪中期以后，地球上发生了沧海巨变，喜马拉雅山等大山系横空出世，非洲东部也出现了大裂谷。地貌和气候的变化使森林的面积大大缩小。随着环境的变化，有的古猿被淘汰、有的则在小片森林里维持它们的生活，一直延续到现在，现代的类人猿就是它们的后代；另外，还有一部分古猿被迫到地面上生活，开创了一条崭新的生活道路，朝着人类的方向迈进。从古生物化石材料来看，一般认为腊玛古猿可能是人类的早期祖先。
腊玛古猿的化石发现于非洲、亚洲等地，它们大约生活在距今1400万年至700万年。腊玛古猿已能用前肢抓握树枝等进行攻击和防御；它们的后肢能单独地担负着直立行走的功能，而直立行走是古猿向人类转化所迈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
腊玛古猿之后是南方古猿，它们生活在距今大约500万年到100万年。
南方古猿已经会利用天然的石块或树枝猎取动物、抵抗猛兽的袭击或打击树上的果实和挖掘地下的块根块茎等。南方古猿中比较进步的一类，还能制造比较简单粗糙的工具。因此，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亦猿亦人”的一种过渡类型。再进一步发展，就出现了猿人，从此便开始了人类的发展史。
人类史前可顺次分为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四个阶级。猿人已经有了制造石器的工场和居住点。在劳动过程中，拇指骨变得长而粗，能和其他四指对握，这就比猿的前掌更灵活有力，并最终形成了人类的双手；脚拇指变粗壮，已和其他四趾并贴，脚板变得又宽又厚，最终形成了人类的双足。在我国云南发现的175万年前的早期猿人元谋人和在周口店发掘出来的距今69万年前的晚期猿人北京人，已经会用火。人类使用火是继人类制造工具之后的又一件大事。有了火，人类就可以吃上熟食，这样就扩大了食物范围，使人类体质得以提高。
由于食用熟的食物，下颌骨就不需要那么粗大有力，牙齿也不需要那么宽大锋利，人的下巴颏儿就收缩进去了，牙齿也变小了。
大约到了三四十万年前，开始出现古人，如我国的丁村人。古人的石器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他们已会人工取火。家族开始扩大为母系氏族公社。到了三四万年前。新人已经遍布现代人居住的各个大陆，我国的山顶洞人就属于新人。一开始是旧石器时代的晚期，随后又出现了弓箭、陶器和金属工具。随着劳动工具和方式以及生活条件的改善，动脑的机会增多了，营养也丰富了，这就促进了脑量的增加，大脑的结构也日趋合理和精致。
随着生产劳动和社会的发展，人们相互间迫切需要传达的东西逐渐增多，比如制造工具需要交流经验，狩猎需要听从指挥、协调行动等，简单的叫声就逐渐发展成表达完整意思的语言，语言的发展又促进了思维能力的提高，继而推动了大脑的发展。因此，“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了人的脑髓”（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3页）。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氏族公社相应地扩大，母系氏族公社就转化为父系氏族公社，随后又出现了部落。
就这样，人在劳动过程中，不仅改变了自然，而且也改变了自己本身。正是劳动，才使猿的旧质与人的新质相互斗争，此消彼长，最后起了质的变化，由猿经过猿人和智人而终于变成了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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