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间，昆明遭到日机的疯狂轰炸，联大许多学生宿舍被毁，实验室、办公室也多遭破坏。但敌人的狂轰滥炸并未能摧毁师生抗战的意志，学生自治会就学校被炸事发表声明，愤怒宣告：“敌人此种特意摧毁我文化机关之野蛮行为，诚属令人发指，然敌机仅可毁吾人之物质，而不能摧毁吾人之精神，仅更增吾人之仇恨，而不可挫折抗战之决心。”为了避免轰炸，适应学习正常进行，学校于昆明北郊距城7．5公里之龙院村北，购地400亩建盖校舍。清华大学也于东北郊龙泉镇司家营成立文科研究所，由冯友兰任所长，闻一多为主任。这个研究所原是闻一多发展中文系的计划之一，清华许多教师都搬到研究所住。

    11月13日下午，朱自清雇了一辆马车，至黄土坡黎园村搬运书籍和衣物，五时许运到司家营清华文学研究所。

    研究所是一座古旧的院落，一色木结构的建筑，有一方小小的天井，楼上可以晒到阳光，楼下则很阴暗，但环境比较安静，没有空袭干扰，便于著作研究。闻一多全家住在一个侧楼里，朱自清单身一人，遂和浦江清、何善周、许骏斋等三人合住在闻一多对面的侧楼上，中间大楼是图书室，也是公用的书房。由于住处临近，他和闻一多交往逐渐密切，后来他曾详细地叙述了闻一多当时辛勤劳作的情状：我和闻一多先生全家，还有几位同事，都住在昆明龙泉镇司家营的清华文学研究所里，一住两年多。我老是说要细读他的全部手稿，他自然答应。可是我老以为这些稿子就在眼前，就在手边，什么时候都成；不想就这样一直耽搁到我们分别搬回昆明市，到底没有好好读下去。……

    在文科研究所住着第二年，他重新开始研究《庄子》，说打算用五年工夫在这部书上。古文字的研究可以说是和《诗经》、《楚辞》同时开始的。他研究古文字，常像来不及似的；说甲骨文金文的材料究竟不太多，一松劲儿就会落在人家后边了。他研究《周易》是二十六年在南岳开始；住到昆明司家营以后，转到伏羲、神话上。①

    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从司家营到城里上课，没有直通车，只能步行，朱自清遂将课集中在三天里，每逢星期二，他便夹着布包，沿着金汁河的堤岸向西步行十来里至联大上课。上完课就在北门街联大宿舍住宿，星期五上午再步行回到司家营。这学期他开讲“文辞研究”，这是中文系为朱自清的专长而特设的课程。关于这方面资料，他搜集很多，每一个历史的意念和用词，都加以详细的分析比较，研究它的演变和确切的涵义。

    由于内容比较枯燥，选修的只有王瑶和季镇淮两个学生，尽管如此，朱自清还是如平常那样讲授。“文辞研究”是一门新学科，主要是研究春秋时代的“行人”之辞和战国时代的游说家之辞。没有课本，上课时朱自清“拿着四方的卡片，在黑板上一条一条地抄材料，抄过了再讲，讲过了又抄，一丝不苟，如像对着许多学生讲课一样”。①他从不缺课，对学生也极严格，课上完后，照例对他们分别进行考试，他让季镇淮段标点《左传》成公十六年所记晋楚鄢陵之战的始末，和《孟子·腾文公下》“陈代曰”一章。经过这次考试，季镇淮才认识到分段标点古文并非易事，必须对字句意义先有透彻的了解，才能正确地进行。交卷后没几天，朱自清就把卷子发还给他，上面已用铅笔添注了个别没读懂的字，还校改了几处标点的错误。几天之后，季镇淮经过昆华北院研究生宿舍处，遇见了朱自清，被叫住了，朱自清对他说：“有一处标点还是你点的对，不要改”。这件事使季镇淮很感动，他说：“朱先生阅学生作业不仅认真、细心，而又非常虚心，并不固执己见，对学生作业即使是一个句读符号，也要几番考虑，唯善是从”。②

    他还为新同学讲“大一国文”，一个新生被别人怂恿着去听朱自清讲鲁迅的《示众》。他回忆道：上课铃才响，朱先生便踏进教室——短小精悍，和身躯比起来，头显得分外大，戴一副黑边玳瑁眼镜，西服陈旧而异常整洁——匆匆走到教案旁，对我们点了点头，又点过名，便马上分条析理地就鲁迅及《示众》本文的思想内容和形式技巧各方面提出问题，逐一叫我们表示意见，而先生自己则加以补充，发挥。才一开始，我的心在卜卜乱跳，唯恐要在这许多陌生的同学前被叫起来，用还没有学好的国语艰涩地道出我零乱的思想来。然而不多一会，我便忘掉一切，顺着先生的指引，一步一步的终于看见了作者的所见，感受到作者的感受……就这样的，我听完先生授毕预定讲授的大一国文教程中的白话文。①

    这时，朱自清的身体已经不好，胃病时常发作，他收入不多，家用又大，经济非常拮据。单身一人，生活无人照顾，只能随着大伙吃大厨房的糙米饭。有时，实在受不了，上课时自城里带回一块面包或两三个烧饼，不然就整天吃稀饭。胃病厉害时，连蔬菜也不易消化，只好在嘴里嚼嚼再吐出来。12月8日，他和别人谈话中，得知日本发动珍珠港事变，攻击美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心中十分高兴，逢人便告知这一消息。晚上和朋友饮酒庆祝，不料夜里胃病发作，倚在床上，听窗外雨声淅沥，彻夜未眠。22日，重庆《大公报》上发表题为《拥护修明政治案》的文章，文中揭露“最近太平洋战争爆发，逃难飞机，竟装来箱笼、老妈子、洋狗，而许多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所指即是财政部长孔祥熙。朱自清看了，心中很有感触。30日，他经过走廊，看到联大民主墙上出现一张以“倒孔”为口号的标语，还有从孔祥熙的罪恶谈到反动政权腐败的壁报。不久，标语口号愈来愈多，群情激愤。事态不断发展，翌年1月6日，千余学生拥出校门上街游行，沿途高呼“打倒操纵金融的孔祥熙”、“打倒内贼、外奸孔祥熙”的口号，队伍经过正义路、近日楼至拓东路与工农学院学生汇合。这是抗战以来昆明学生运动的第一声。朱自清抱病上街观看，心中十分同情学生的正义行动，晚上回来在《日记》上郑重写上一笔：“游行时秩序良好，人数甚多”。

    胃病仍未见好转。2月9日，他接到陈竹隐来信，报说家中大小平安，心中畅快，晚餐稍为多吃了一点，饭后即吐酸水。学校要他做《诗的语言》报告，他连夜准备，那天吃胡豆饭，饭后又喝了几杯茶，谁知整晚呕水，腹胀，竟夜未眠。又有一次，晚餐后即觉胃中不适，睡下后整夜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只得到楼下呕吐。胃病日益加剧，朱自清很紧张，在《日记》中写道：“此景象乃曩所未经，戒之戒之！”这样，他身体日渐衰弱，思想负担也重，痛苦异常。

    一天下午，他和闻一多坐在各自书桌前闲谈，无意中聊及人寿保险事，转而推测起各人的年寿，闻一多充满信心地说：

    “我可以活到80岁。我的父母都是80多岁才死的。我向来除了伤风没害过什么病，活80岁总是可以的。”朱自清说：“你活80多岁大概不成问题。你身体好。清代考据家多半是大年岁。我不成，我只希望70岁。”说毕摇了摇头。

    两人都沉默了，过了一会，朱自清一面翻看着书，一面自言自语地嘀咕：“70岁还太多了，60岁也够了”。校长梅贻琦和朱自清关系一直很好，9月24日，时近中秋，梅贻琦特地邀请朱自清和另外两位教师至高癷小住旅游。朱自清身体不好，但盛情难却，还是去了。那天上午半阴，下午放晴，可是到了晚上饮酒赏月时，却又浮云满天，未能赏玩。晚上留宿那里，朱自清睡在西边一间房子里，四周宁静，只有湖边传来水波轻微的拍岸声。第二天，一起去西山龙王庙附近游览“倒石头”。朱自清看那挺拔峭立的奇峰怪石，不由想起去年游石林的情景，诗兴勃动，乃写了一首《游倒石头因忆石林》长诗，既描写了“倒石头”的“到眼危欹森逼人，磅礴直欲无天地”的壮观，也描绘了石林的“登览奇峰郁不开，枯木槎*'刀剑植”的奇景。全诗共40句，用字古奥，极尽状物绘景之能事。写毕在同游者中传阅，还誊了一份给梅贻琦以为纪念。回来后胃又不适。

    生活困蹇，身体一直不好，但朱自清还是努力读书著作。这时他集中精力撰写《新诗杂谈》，评论抗战诗歌，竭力主张文艺为抗战服务，提倡写抗战诗和爱国诗。在《抗战与诗》里，他指出抗战以来的新诗有一个趋势，那就是散文化，而原因是“为了诉诸大众，为了诗的普及”，由于配合抗战需要，“诗作者也从象牙塔里走上十字街头”。他还指出，抗战以来新诗的另一趋势是胜利的展望，认为“这是全民族的情绪，诗以这个情绪为表现的中心，也是当然的。”诗人们多从大众和内地两个角度来表现，他们“表现大众的力量的强大，是我们抗战建国的基础，他们发现内地的广博和美丽，增强我们的爱国心和自信心。”他十分推崇艾青、臧克家、老舍的作品，以为艾青的《火把》和《向太阳》是代表前者，臧克家的《东线归来》、《淮上吟》和老舍的《剑北篇》是代表后者。《向太阳》用象征手法表现，《火把》近乎铺叙，诗里描写火把游行，正是大众力量的表现。有人认为《剑北篇》铺叙太零碎些，用韵也太铿锵些。有一天，朱自清遇到老舍，特地请他把诗朗诵一遍，感到并不琐碎，它“能够联贯一气，不让韵隔成一小片儿一小段儿。”在《诗与建国》里，他要求新诗要歌咏群体英雄，说“抗战胜利后，我们这种群体的英雄会更多，也更伟大。这些英雄值得诗人歌咏；相信将来会有歌咏这种英雄的中国‘现代史诗’出现”。他大声疾呼：我们迫切的需要建国的歌手。我们需要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诗。

    《爱国诗》主要鼓励诗人多写爱国的诗篇。他特别推崇闻一多，说他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为人”，“他爱的是一个理想的完整的中国，也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中国。”文章写道：

    我们在抗战，同时我们在建国：这便是理想。理想是事实之母；抗战的种子便孕育在这个理想的胞胎中。我们希望这个理想不久会表现在新诗里。诗人是时代的前驱，他有义务先创造一个新中国在他的诗里。

    这是基于他对现实的这样认识：“抗战以来，第一次我们获得了真正的统一；第一次我们每个国民都感觉到有一个国家——第一次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中国是自己的。完全的理想已经变成完整的现实了。”他向人们大力推荐闻一多的诗篇《一句话》：

    有一名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这话教我今天怎么说？

    你不信铁树开花也可，那么有一句话你听着：等火山忍不住了缄默，不要发抖，伸舌头，顿脚，等到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他告诉大家，这首诗虽写于十七、八年前，而“却像预言一般，现在开始应验了”，“‘咱们的中国’这一句话正是我们人人心里的一句话，现实的，也是理想的”。1943年间，朕大来了一位英国的年轻诗人白音，他有意把中国新诗介绍到西方，因仰慕闻一多诗名，乃请其合作编选一部《中国新诗选译》，这件事得到广大教师的支持。一天，朱自清拿了一本田间的诗集推荐给闻一多，说：“好多年没看新诗，你看，新诗已经写得这样进步了”。闻一多接过翻开一看，皱起了眉头，似乎说，“这是诗么？”待看毕，嘴角漾起笑意，兴奋地说：“这不是鼓的声音么？”

    不久，即写了《时代的鼓手》一文，热情地向人们介绍了田间的作品。

    这时期，朱自清的心灵已完全被抗日烽火熊熊燃烧起来了，他热爱祖国，拥护抗战，文艺思想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已经由为人生而艺术，进到为抗战而艺术了。但是，朱自清虽然为抗战而鼓舞，而对抗战实际情况却缺乏深刻的了解，他多少有点被表面轰轰烈烈的现象所迷惑，对统治当局的真实面目认识不清。谁是爱国，谁是卖国，谁是抗战，谁是投降，在他的思想中还比较模糊，他过多的看到“统一”和“完整”，而洞察不到“矛盾”和“分裂”，不知道抗战的到来是需要靠斗争才能实现的。正由于此，他虽对现实不满，但又不能勇往直前，迷恋“理想”，忽视真象，思想状态始终处于迷惘之中，不能跨出具有决定性的步伐，时常因现实的感触而苦恼不堪。

    朱自清身体衰弱，生活清苦，但好整洁，讲究规律，每天总是很早起床，到村边散一会步才回来吃早饭。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洗过的衣服也折叠得平平整整，桌椅用具常常揩拭，显得干干净净。他平日出门穿西装，这都是抗战前做的旧衣服，不过平日刷洗得勤，磨破的地方也及时补缀，所以还看得过去。一回到所里，他马上把西装脱下，叠好放在棉被下压着，换上旧长衫或夹袍，冬天则穿他弟弟送给他的旧皮袄。夹袍和皮袄的纽扣都掉了，家眷不在身边，只好自家动手，不会打扣结，只得缝缀上些破布条系着，布条长短不一，颜色也不相同，白的黑的蓝的都有。联大教师的薪金都打了折扣，物价又贵，生活相当艰苦，闻一多以镂刻图章的收入来贴补家用，没有荤菜，便领着孩子去田野里捕捉蝗虫，拿回来用油一炸再加点盐，号曰“炸大蝦”充当佳肴。朱自清有两个家庭需要他赡养，开支极大，他除了上课就日夜伏案写作，希望以菲薄的稿酬来弥补家用。但些许收入，无济于事，最后总是入不敷出，相当狼狈。有一天，他只好扛着一张行军床，到城内一家永安商行寄售，朱自清想卖120元，但店伙却说帆布已破，只答允标价50元，商量半天，才增至60元。回到宿舍，想想气不过，明知吃亏，但又无可奈何，只能在《日记》中详述其事，大骂年轻店伙是“奸商之尤”，“可恨之至”。

    云南地处低纬地带，气候垂直变化显著，所谓四季无寒暑，一雨便成冬。1942年冬天，昆明天气格外冷，旧皮袍不管用，又没有力量缝制新棉袍，过冬便成了难题。龙泉镇有300户人家，有条小街，隔几天赶一次集，当地人叫“赶街”。朱自清就趁赶街日子，买了一件毡披风。这种披风有两种，细毛柔软式样好的比较贵，朱自清买不起，只能挑一件制作粗糙赶马人披的，比较便宜，出门时披在身上，睡觉时当被褥。李广田回忆道：

    三十年年底，我也到了昆明西南联大，到达后在街上遇到的第一个熟人，就是朱先生，但这次我却几乎不认识他了，因为他穿了一件赶马的人穿的毡斗篷，样子太别致，我看到街上有好多人都注意，他却昂首阔步，另有意趣。①

    李广田看那颜色像水牛皮，样子像蓑衣的斗篷，心里想笑，但又不好意思，朱自清却毫不在意，他握住李广田的手，高兴地说：“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中国的抗战已成了世界大战的一环，前途十分乐观”。

    朱自清虽然穷，但极有骨气，他说：“穷有穷干，苦有苦干，世界那么大，凭自己的身手，那儿就打不开一条路？何必老是向人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他主张要靠自己，但又不要固步自封，从宏观看个人是微乎其微的，“整个儿人类只是一个小圆球上一些碳水化合物”，所以不要把自己关在“丁点大的世界里”，要“看得远，想得开，把得稳，自己是世界的时代的一环，别脱节才真算好。力量怎样微弱，可是是自己的。相信自己，靠自己，随时随地尽自己的一份儿力，往最好里做去，让自己活得有意思，一时一刻一分一秒都有意思”。①他讨厌那些敷衍妥协的乡愿和卑屈谄媚的可怜虫，认为“这些人只是将自己丢进了垃圾堆里！”他警告那些“正在张牙舞爪”的人，要“先来多想想别人！”②他也厌恶那些“装佯”的人他们“在装别人的模样，别人的腔和势，为了抬高自己，装别人”，他觉得这些人实际上是“怪可怜”③的。他就是要不阿谀、不奉承、不虚伪，要正直地做人，依靠自己的劳作来谋求一家的温饱。

    离司家营不远的鸣凤山上，有一座用青铜铸造的金殿，十分著名。1943年1月24日星期日，是个大晴天，朱自清早上在房间里翻阅闻一多写的《庄子校释》，下午闷不过乃约浦江清、闻一多同去游览金殿。殿始建于明万历三十年，乃仿照湖北武当山真武殿式样建成的，为一道观，原名太和宫，又叫铜瓦寺，后被迁往宾川鸡足山。吴三桂率师进驻昆明后又予以重建，大梁上有“大清康熙十年，岁次辛亥，大吕月十有六日之吉，平西亲王吴三桂敬筑”的铜铸字样。里面的匾联、梁柱、门窗等均用铜铸成，殿前有一座铜铸的小亭和一面号称“七星旗”的铜旗，还有重27公斤的铜剑和大刀。金殿外面围栏、石级均用大理石砌成，整个殿宇宏伟壮丽，雅致轩朗。在殿后侧，有一株粗逾合抱的山茶，枝过殿顶，还有两株紫薇。朱自清十分欣赏那万紫千红向阳怒放的茶花，还和闻一多等人细读金殿碑文，考究建筑历史。这天算是偷半日之闲，苦中作乐。

    整个春天无所事事，就是给自己的《伦敦杂记》、及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和马君玠的诗集《北望集》写了序言。4月，《伦敦杂记》由开明书店印行，共收9篇作品，自1935年起笔，抗战后搁了阵，断断续续经历了将近9年。这期间主要是开明印刷厂被日寇炮火轰毁，排版被葬在火堆里。直到前些日子，他在翻旧书时忽然发现这些旧稿，心中无限感慨，记起和开明的一段因缘，因而又把稿子寄给开明印。具中残缺了一篇，还是叶圣陶设法抄补。这本集子是《欧游杂记》的姐妹篇，主要描写当年在伦敦留学7个月的见闻。他说：

    写这些篇杂记时，我还是抱着写《欧游杂记》的态度，就是避免“我”的出现。“身边琐事”还是没有，浪漫的异域感也还是没有。并不一定讨厌这些。只因新到异国还摸不着头脑，又不曾交往异国的朋友，身边一些琐事差不多都是国内带去的，写出来无非老调儿。异域感也不是没有，只因已入中年，不够浪漫的。为此只能老老实实写出所见所闻，像新闻报导一般；可是写得太认真，又不能像新闻报导那么轻快，真是无可如何的。①

    虽是如此，但它和《欧游杂记》比起来，风格还略有差异，其中描述伦敦风上人物，极富有人情味。他写信给远在北平的俞平伯请他代售此书，并将书款分批汇回扬州老家。

    有一天，他偶然翻阅北平出版的刊物，忽然发见上面有俞平伯的文章，心中感到不安。他和俞平伯交情极深，其为人品性，是一清二楚的。

    思君直溯论交始，明圣湖边两少年。

    刻意作诗新律吕，随时结伴小游仙。

    桨声打彻秦淮水，浪影看浮瀛海船。

    等是分襟今昔异，念家山破梦成烟。

    延誉凭君列上庠，古槐书屋久彷徉。

    斜阳远巷人踪少，夜语昏灯意絮长。

    西郭移居邻有德，南园共食水相忘。

    平生爱我君为最，不止津梁百一方。

    忽看烽燧漫天开，如鲫群贤南渡来。

    亲老一身娱定省，庭空三径掩莓苔。

    经年兀兀仍孤诣，举世茫茫有百哀。

    引领朔风知劲草，何当执手话沈灰。

    这是朱自清在成都时寄给俞平伯的一首长诗。里头所叙多是陈年旧事，于中蕴蓄着他对老友的深情厚意。

    俞平伯的文章内容虽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朱自清却认为在这“烽燧漫天开”的时代里，知识份子应是“朔风”中的“劲草”，不应在沦陷区刊物上发表文章，因而立即去信加以劝说。12月初，俞平伯来信询问他的近况，但对自己发表文章事却含糊其辞，只是说不过是偶尔敷衍，不想多做。朱自清看后很不满意，于12月22日又去了一封信，先是告诉自己近况与心境：

    弟离家二年，天涯已惯，然亦时时不免有情也。在此只教读不管行政。然迩来风气，不在位即同下僚，时有忧谗畏讥之惑，幸弟尚能看开。在此大时代中，更不应论此等小事；只埋首研读尽其在我而已。所苦时光似驶，索稿者多，为生活所迫，势须应酬，读书之暇因而不多。又根底浅，记忆差，此则常以为恨者，加以健康渐不如前，胃疾常作，精力锐减。弟素非悲观，然亦偶尔包包自惧。天地不仁，仍只有尽其在我耳。前曾拟作一诗，只成二句曰：“来日大难常语耳，今霄百诵梦魂惊”，可知其心境也。

    也谈到家中境况：

    家父与一男二女在扬州，一男已成“壮丁”，颇为担心，但亦无力使其来西南。此事甚以为苦。大男仍在边境经商。成都有二男二女，大女采芷在川大已第三年。小女生甫三周岁，二男已俱在小学，尚知勤学。

    信中特别郑重提出：

    前函述兄为杂志作稿事，弟意仍以搁笔为佳。率直之言，千乞谅鉴。

    俞平伯接到信十分感动，后每当谈及此事，就万千感慨地说，“非见爱之深，相知之切，能如此乎。”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