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的精神状态和以往大不一样了，创作欲望重又高昂。他说：

    复员以来，事情忙了，心情也变了，我得多写些，写得快些，随便些，容易懂些。①他的文学观也开始变了，认为文学的标准与尺度是在不断发展着的：

    五卅运动接着国民革命，发展了反帝国主义运动；于是“反帝国主义”也成了文学的一种尺度。抗战起来了，‘抗战’立即成了一切的标准，文学自然也在其中。胜利却带来了一个动乱时代，民主运动发展，‘民主’成了广大应用的尺度，文学也在其中。这时候知识阶级渐渐走近了民众，“人道主义”那个尺度变质成为‘社会主义’的尺度，“自然”又调剂着“欧化”，这样与“民主”配合起来。但是实际上做到的还只是暴露丑恶与斗争丑恶。这是向着新社会发展的路。①文学的尺度与标准的如此变化，在他看来又是和社会变化和阶级的变化相一致的：社会上存在着特权阶级的时候，他们只见到高度和深度；特权阶级垮台以后，才能见到广度。从前有所谓雅俗之分，现在也还有低级的趣味，就是从高度深度来比较的。可是现在渐渐强调广度，去配合着高度深度，普及同时也提高，这才是新的“民主”的尺度。要使这新尺度成为文学的新标准，还有待于我们自觉的努力。②他的创作视野也开阔了，眼光已从个人小天地转向广阔的社会背景，严肃地观察、分析着现实的矛盾，认真地思考着人生的问题。

    开春以后，他在召开了整理闻一多遗著委员会，布置了闻一多全集拟目工作以后，立即埋头撰写文章。一天，他在书房里正写得起劲，忽然吴晗来访，一见面，吴晗就递过一份抗议北平当局任意逮捕人民书的草稿，征求他的意见。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为了发动内战，蒋介石出卖国家主权，美帝国主义俨然成了中国的太上皇，驻华美军以占领者的姿态，在中国土地上大发淫威，无恶不作。1946年12月20日发生北大女生沈崇被两名美军绑架强奸事件。12月27日，北京大学生千余名学生举行抗暴集会，并成立了北京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筹备会。30日，北大、清华、燕大等校学生5000余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北平学生的爱国行为，打破了古城的沉寂，掀起了全国抗暴斗争的怒潮。1947年1月，全国有10个城市50万人以上学生举行示威，要求撒出全部驻华美军，废除《中美商约》，这一行动，获得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为了扑灭愈烧愈旺的爱国火焰，国民党反动政府以清查户口为名，在北平逮捕了2000多人。吴晗拿来的抗议书即为此而发起的。朱自清对反动当局近来的鬼蜮行为，本就深恶痛绝，所以二话不说就在上面签名。这就是当时有名的13教授宣言。

    宣言在报纸发表时，朱自清名列第一，国民党特务曾三次到他家来，一位好朋友对陈竹隐说，他在燕京大学看到国民党黑名单，其中第一个就是朱自清。陈竹隐很焦急，忙将这一消息告诉朱自清，要他小心些。却不料朱自清轻蔑地冷笑道：

    “不用管它！”陈竹隐急道：“怎么？你准备坐牢吗？”

    “坐就坐！”他爽快地回答。

    朱自清自己不怕坐牢，但却担心学生安危。一天，他胃病复发，躺在床上，听说外边又在抓人，连忙对陈竹隐说：“你注意听着门，怕有学生来躲”。果然，没有多久，就响起了敲门声，陈竹隐连忙去开，一个女生仓皇地进来要求躲避。朱自清乐于资助进步青年，一个学生要到解放区去，来借路费，当时他手边正紧，还是从保姆那儿借点钱凑足数送他走的。李广田曾回忆他当时和青年相处的情况：他近来对于青年以及青年运动的态度简直到了令人感动的程度。前些年，他还极力肯定中年人的稳健，以为中年人的稳健适可以调协青年的急进，近年来却完全肯定了青年人的识见与勇毅，更进而肯定了青年的气节，也就是一种新的做人标准。因此他确在向青年人学习，虽然一直在病中，他也总要出席各种大会，在集体讨论上他一面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一面谨慎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曾经有一个青年人写过一篇文章，说朱先生被青年人拉着向前走，他看过之后，不但自己承认，而且盛赞那篇写的很好。①

    朱自清为什么这样喜欢青年人？在《论青年》一文中，他说：“这是青年时代”，“他们发现了自己的群，发现了自己和自己的群的力量。他们跟传统斗争，跟社会争，不断的在争取自己领导权甚至社会领导权，要名副其实的做新中国的主人。”因此他总是虚心地向他们学习，每当他写完一篇文章，一定让青年教师先看，还一定要他们提出意见；他也关心青年人的成长，对他们写的文章很关怀。李广田说：我自己的文章在未发表前本不愿给别人看的，尤其不肯叫朱先生看，因为怕耽误他的时间，然而朱先生却不放松，他知道我在写文章，不等写完，他就说：“写完了让我看看”。他看过了，也一定说出一些意见，而且他看得特别仔细，错字，错标点，他都指出来，用铅笔在原稿上作了记号。他这种坦白认真的精神，往往令人惭愧自己不够坦白，更不够认真。①青年生也喜欢和他接近，听他的教诲。3月8日，北大文艺社与清华文艺社在清华园开联欢会，他们经过讨论决定请朱自清参加，其理由有四点：“第一、他是一个随便的人，只要我们自己不拘束自己，什么话都可以在他面前谈。第二、他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他能够提供我们很多的材料，和比较公正的意见。第三、他一向很重视的东西，我们可以藉这个机会和他交换一下意见。第四、尤其主要的，他是愿意接近年轻人的，在现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之下，先生离不了学生，学生也离不了先生，平常我们没有机会大家一起谈谈，今天北大文艺社的人也来，绝不能，也绝不应该误过”。②晚会地点在304教室，主题是“一年来我与文艺”，同学们争相发言，有的说创作的苦闷，有的说发表的困难，有的要求恢复在昆明时期文艺社经常讨论和批评的风气，有的抱怨自己眼高手低所造成的痛苦。发言中夹杂着许多“主观主义”、“客观存在”、“矛盾”、“统一”、“创作原动力”、“政治性”、“知识份子能不能写工农大众作品”等新名词和新问题。朱自清穿一件黑呢大衣，安逸地靠在椅背上，左腿架在左腿上，专心地谛听着大家的发言。待主席请他讲话时，他谦逊地说：

    还是听听你们的意见好，你们刚才提到的许多名词，我懂是懂得一点，不过我新书看得太少，总觉得不大接头。从前在昆明时，听说来了新东西，等我赶去时，早卖完了。到北平来，也很难见到几本。近来我正在看一本旧书，谈到文艺上的“距离”问题，我们十几年前是常谈的，那时我们惯用的名词和你们现在用的相差很多，那时很多人主张文艺与现实应当有距离，不过刚才提的那本书，倒主张不一定要有距离。目前大家的意见，似乎都主张文艺应当密切地和现实连系起来。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应该眼光望地下看，不是望天上，可是写惯了以前的写法的人，这一来，不是感觉到“眼高手低”，反倒是“眼低手高”了。

    他的话引起了同学们的兴趣，会场活跃起来了，待安静下来，他又慢慢地接着说：这半年来，在班上，看你们的习作，你们青年人的确与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不同，你们对很多事情，都有新的看法。其实社会各个方面，大体上看来，还是有进步的，不过也许你们年青性急，总觉得变得太慢，希望快点变。我们年纪大了，总觉得一切是在变，不过不觉得变得慢就是了。

    接着，大家又谈起京派和海派的问题，晚会结束时主席又请他讲话，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要多写，可以从写通讯练习起，要多多观察，要多听，一位外国作家常常到街道上去记听到的语言，这种作法对我们很有帮助”。4月9日，为庆祝联大新诗社成立三周年纪念，清华新诗社举行“诗与歌”晚会。“新诗社”系1944年初由联大学生肖荻、何孝达（即何达）发起创办的一个群众性的文艺团体，以联大同学为主，吸收部份校外爱好文艺的青年学生参加，聘请闻一多为导师。在闻一多的关怀与指导下，新诗社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向，执行文艺为人民大众，为民族服务的方针，开展各种活动，有很大成绩。晚会特地请朱自清讲演《闻一多先生与诗》，显然是为纪念这位为民主事业而壮烈献身的战士的。在会上，朱自清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闻一多对诗歌创作的成就和理论主张，及其对青年的热情帮助。他告诉大家：

    闻一多在“新月”时期就是爱国诗人，现实的诗人，《死水》诗集就是显明的例子，与徐志摩等飘渺的感触迥然不同。闻先生喜欢杜甫的诗，因为杜甫是对社会怀了很大抱负的现实诗人，闻先生特别赞扬田间和艾青的诗，因为他们二人是与人民大众站在一起的号手。

    最后，他沉痛地说：

    闻先生晚期虽中断写诗，可是在被暗杀的前三个月，曾开始拿起了笔，写了数篇长诗，可惜没有发表就死去了，这些诗早晚要印出来的。

    近来，他对知识分子问题考虑很多，工作之余就到图书馆搜集资料，撰写这方面的文章。4月11日，他进城参加国语推行会，晚上，他应清华通识学社的邀请，在清华文法讲讨室作题为“谈气节”的讲演。他一上来就指出：“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接着他联系历史情况，分析批判，传统知识分子和立身处世之道，即气节的标准，从而论述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着重肯定了现代知识青年大无畏的精神。他尖锐地指出：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敢为一股气。可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地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渐渐感觉着不自由，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他们于是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罢；也想缓缓的落下地去，可是气不足，得等着瞧。可是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青年代的知识分子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特别是那种消极的“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着“正义感”的是“行动”，其实“正义感”是合并了“气”和“节”，“行动”还是“气”。这是他们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这个尺度成为标准，知识阶级大概是还要变质的罢？

    这是他几年来生活体验的总结，反映了他对斗争在民主运动最前列的青年学生的无限赞赏的心情。

    他把这次讲话的内容整理成文章，发表于5月1日出版的《知识与生活》上。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他还写有《论书生的酸气》和《论不满现状》两篇文章。在《论书生的酸气》里，他严厉地批判了历代知识分子的清高意识。说：“正因为清高，和现实脱了节”，对他们那种“知古不知今，知书不知人，食而不化的读死书或死读书”的迂腐气，作了尽情的嘲弄，从而肯定了五四以后知识分子的道路：他们看清了自己，自己是在人民之中，不能再自命不凡了。……他们渐渐丢了那空架子，脚踏实地向前走去。早些时还不免带着感伤的气氛，自爱自怜，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这也算是酸气，虽然念诵的不是古书而是洋书。可是这几年时代逼得更紧了，大家只得抹干了鼻涕眼泪走上前去。这才真是“洗尽书生气味酸”了。在《论不满现状》中，他明确指出，“到了现状坏到怎么吃苦还是活不下去的时候，”“老百姓本能的不顾一切的起来了，他们要打破现状。”并直截了当地阐明知识分子应走的道路：

    早些年他们还可以暂时躲在所谓象牙塔里，到了现在这年头，象牙塔下已经变成了十字街，而且这塔已经开始拆卸了。于是乎他们恐怕只有走出来，走到人群里，大家一同苦闷在这活不下去的现状之中。如果这不满人意的现状老不改变，大家恐怕忍不住要联合起来动手打破它的。

    这些话说得多好！30年前，他背着小资产阶级思想包袱走上了生活的道路，他是那样地偏爱着自己的出身阶级：“我懒惰地躲在自己阶级里，以懒惰的同情自足。”①过去，他以自己创作热情地表现“我的阶级”，而现在，却轮到他以锋利的笔锋，来批判“我的阶级”了。这变化表明了他的思想又有了长足的进步。

    东风荡荡，湖水粼粼。

    大自然开始给清华园披上新装，草地从苍黄转为嫩绿，干枯的树枝爆出了如珍珠般的新芽，大地呈现出一片生机。在春风沐浴下，朱自清身体似乎也好了一些，连日忙于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5月1日，他出席了北大文艺社举行的文艺晚会，和冯至、马彦祥诸人分别讲演五四时期、抗战以前、抗战时期及胜利以后中国文艺的进展和演变。

    2日，参加北大新诗社主办的文艺晚会，听“黄河大合唱”。

    4日，他在《泥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艺节纪念》的文章，阐述了自己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感想。文章写道：五四文艺运动接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展开了全面的新文化运动。这时期的文艺运动是在领导的地位。

    这文艺运动攻击“吃人的礼教”，从家族的束缚下解放了个人，解放了自我。

    这文艺运动打倒了权威的老年代，建立起独立的中心的青年代。

    这文艺运动清算了过会，把握着现在，认清了现在，认清了现在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代。

    觉醒的个人，认清了自我——这些知识分子于是开始“向民间去”。

    这是他对五四文艺运动的新看法，也是对知识分子道路的新认识。

    5日，他出席了清华“五四”文艺晚会，作了题为“论严肃”的讲演。他生动地叙述了中国传统文学中，诗词等地位的变化过程，认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开始就是严肃的，批判了中途出现的“玩世派”，肯定胜利以后文学强调“人民性”是“重行紧绪了‘严肃’那尺度”，指出“目下黄色和粉红色刊物的风起云涌”，“是动乱时代的颓废趋势”，但“正经作品若是一味讲究正经，只顾人民性，不管文艺性，死板板的长面孔教人亲近不得，读者们恐怕更会躲向那些刊物去。这是运用‘严肃’的尺度时时候值得平心静气算计算计的”。讲话内容切实，态度严肃认真，论证详明，极受听者欢迎。

    这时，他开始大量阅读解放区的作品。他从那些文艺创作中去理解解放区的现实，而又从对解放区的理解中去加深对作品的认识。其中，他特别喜欢赵树理的。一天，几个同学到他家访问，他很高兴，坐在藤椅上抽时香烟，天南海北闲扯，谈笑风生，愉快非常。谈话间，一个同学提到新近出版的《北方文丛》，征求他的意见。朱自清说：“我看到的不多，但我觉得《李有才板话》很好。我要写一篇文章评论它”。

    这篇文章就是《论通俗化》，他认为赵树理《李有才板话》之所以有那些成就，是因为“有了那种生活，才有那种农民，才有那种快板，才有快板里那种新的语言。赵先生和那些农民共同生活了很久，也才能用新的语言写出书里的那些新的故事”。又说，“书里的快板并不多，是以散文为主。朴素，健康，而不过火。确算得新写实主义的作风。故事简单，有头有尾，有血有肉。描写差不多没有，偶然有，也只就那农村生活里取喻，简截了当，可是新鲜有味”。在文章中他还论及《李家庄变迁》的艺术成就。他认定赵树理的作品的现实意义就在于：“结束通俗化而开始了大众化”。

    为了斗争需要，当时文艺创作出现了一些标语口号，对这种现象，有些人很反感，认为这是“起哄”、“叫嚣”，是一种“符咒”，“语文的魔术”。朱自清本也讨厌标语口号，现在他感到：“这值得我们想想，为什么会如此呢？是一般人爱起哄吗？还是标语口号的确有用，非用不可呢？”深思结果得出新的见解：“现代标语口号却以集体为主，集体的贴标语喊口号，拿更大的集体来做对象。不但要唤醒集体的人群或民众起来行动，并且要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标语口号往往就是这种集体运动的纲要。”因此他坦然宣告：人们要求生存，要求吃饭，怎么能单怪他们起哄或叫嚣呢？“符咒”也罢，“魔术”也罢，只要有效，只要能以达到人们的要求，达到人们的目的，也未尝不好。他认定：“标语口号正是战斗的武器”。正因为如此，他特别强调标语口号不能“滥”，要有现实性，要诚，不能用来装门面，只图好看好听，而要“发生领导群众的作用，众目所视，众手所指，有一丝一毫的不诚都是遮掩不住的”。①朱自清这样主张并非偶然，而是和当时斗争形势有着密切的关连。

    国民党的腐朽统治，把广大人民逼到饥饿线上，为了生存，人民奋起反抗，自今年起，城市贫民掀起了广泛的抢米、“吃大户”等热潮，参加者约17万人。5月19日，上海七个国立大专学校学生7000余人，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20日，北平大中学生3万人也举行了同样的示威游行，喊出了要饭吃、要民主的口号。

    朱自清十分同情这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民。

    抗战胜利的曙光究竟给中国人民带来多少光明？带来了多少温暖？他日日夜夜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他本来对抗战寄予着那么殷切的希望，蛮以为狼烟熄灭之后，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将壮伟地屹立于世界之林，谁知展现在眼前的竟是与他主观愿望绝对相反的景象：法币贬值，物价暴涨，市场萧条，农村破产，老百姓依然鹑衣百结，一脸菜色，真是哀鸣遍野，饿饣孚成行。他不由发出如此痛苦的喟叹：胜利突然到来，时代却越见沉重了。

    他从成都看到的“吃大户”情况想到现在，心中感到非常吃惊：“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想不到吃饭更难，没饭吃的也更多了”。6月24日，他签名呼吁和平宣言，反对内战，又到新林院北院访问同事，请他们参加签名。接着，写了一篇《论吃饭》的文章，为千百万饥民呼吁，向反动当局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文章抓住当时“吃大户”这一典型事件，针对吃饭问题，抒发议论，支持广大民众为求生存的正义行动，从而揭露了“更其动乱”的黑暗现实。文章中心命题主要论述“吃饭第一”的道理，维护人民的“吃饭权”，他说，吃饭是人情，是为人的基本权利，因此广大饥民“吃大户”的举动，正是合理的行为，这是“天赋人权”。文章尖锐指出：学生写出“饥饿事大，读书事小”的标语，工人喊出“我们要吃饭”的口号。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一回一般人民公开的承认了吃饭第一。

    这篇文章的深刻处在于它通过“吃大户”事件，透见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本质，把握住整个时代潮流，配合了当时反饥饿、反迫害、争民主、求解放的斗争。为什么抗战胜利后，人民生活越来越贫困呢？文章从具体事实出发，深刻指出，是统治者“多吃多喝，就有了少吃少喝的人；少吃少喝的自然是被治的广大民众，”人民吃大户的原因是“被迫得无路可走”。朱自清在文章里，热烈赞扬了人民的觉醒和伟大的集体力量，他直言宣告，人民这种为维护吃饭权的革命行动，是“法律”和“官儿”压不下的，这因为“群众就是力量！谁怕谁！”他激情地歌颂人民“不能再安贫乐道”，也“不能再安分守己”的集体斗争精神。他对群众斗争的前途充满了信心：这集体的行动是压不下也打不散的，直到大家有饭吃的那一天。

    这种声音，这种精神，是他前所未有的，他终于在斗争中发现了力量的源泉。在这篇文章中，朱自清运用了自己丰富的知识，为现实斗争服务，他时而说古，时而论今，从远古一直谈到抗战“吃饭更难”的现实，从历史角度论证民与士对吃饭问题认识的变化，洋洋洒洒，顺理成章，有力地阐明了“吃饭第一”的道理。他绝非为说古而说古，而是从现实出发，由今而想古，说古而涉今，他广采古今事例，把论古与说今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人从大量历史事实中去加深对现实的认识。《论吃饭》不论是思想还是艺术，都反映了朱自清后期杂文的风格特色。

    当时，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朗诵诗创作十分流行，清华学生也经常召开诗歌朗诵会。朱自清对朗诵诗有点怀疑，觉得它不是诗，至少不像诗。但在参加了几次朗诵会后，渐渐感到它和有些诗比起来不觉得好，但听起来却不错。这使他想起1945年昆明西南联大的一次晚会上听闻一多朗诵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他从闻一多的抑扬顿挫的声调里，切实地领会到这首诗的深刻的情调，晚会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个朗诵变成当晚最精彩的节目。从此，他逐渐改变看法，认为有些诗是在朗诵里才能显现出好处来的，“这种朗诵诗大多数只活在听觉里，群众的听觉里；独自看起来或在沙龙思念起来，就觉得不是过火，就是散慢，平淡，没味儿。对的，看起来不是诗，至少不像诗，可是在集会的群众里朗诵出来，就确乎是诗。这是一种听的诗，是新诗中的新诗。”它的特点是，“说出大家要说的话，听的是有话要说的一群人”。①他自己也开始实践，在课堂上朗诵何达的诗给同学们听，效果很好。

    一天，他去北大参加一个诗歌晚会，听到朗诵《米啊，你在哪里？》感到很好，虽然有点标语口号似的，但短小精悍很有劲儿。散场之后，和一位朋友边走边讨论，朋友承认朗诵诗的效用，但觉得这只是为时代所需要的，不能永久存在下去。朱自清不同意他的观点，认为“集体化似乎不会限于这个动乱的时代，这趋势将要延续下去，发展下去，虽然在各时代各地域的方式也许不一样。那么朗诵诗也会跟着延续下去，发展下去，存在下去，——正和杂文一样。”他从实践观察中认识到朗诵诗的价值：朗诵诗是群众的诗，是集体的诗。写作者虽然是个人，可是他的出发点是群众，他只是群众的代言人。又说：

    朗诵诗要能够表达出来大家的憎恨，喜爱，需要和愿望；它表达这些情感，不是在平静的回忆之中，而是在紧张的集中的现场，它给群众打气，强调那现场。①为了支持朗诵诗，他托人设法在“星群出版社”出版何达诗集《我们开会》，还特地写了一篇《今天的诗》，热情地做了评介：“抗战结束了，开始了一个更其动乱的时代。这时代需要诗，更其需要朗诵诗。三年了，生活越来越尖锐化，诗也越来越尖锐化。不论你伤脑筋与否，你可以看出今天的诗是以朗诵诗为主调的，作者主要的是青年代。”又说，“传统诗的中心是‘我’，朗诵诗没有‘我’，有‘我们’，没有中心，有集团。这是诗的革命，也可以说是革命的诗。”这些都真切地表明他的文艺观在实际斗争中又有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从为人生的诗人，进而成为大众的诗人了。

    在中国文学史教学中，他也输进新观点和新内容。他说：“人情或人性不相远，而历史是连续的，这才说得上接受古文学。但是这是现代，我们有我们的立场。得弄清楚自己的立场，再弄清楚古文学的立场，所谓‘知己知彼’，然后才能分别出那些是该扬弃的，那些是该保留的。弄清楚立场就是清算，也就是批判；‘批判的接受’就是一面接受着，一面批判着。自己有立场，却并不妨碍了解或认识古文学，因为一面可以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一面还是可以回到自己立场上批判的”。①以这种进步观点和态度从事教学，使古文学和现代不脱节，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深受同学们的欢迎。

    这时，有件事使朱自清特别高兴，那就是经过几个月的奋斗，闻一多全集整理已近竣工。5月25日下午，朱自清邀请了中文系同人12位，集体校对遗稿，重新编排全集次序。对闻一多全集的编辑，他花费了很多精力，他总感到闻一多“是个集中的人，他的专心致志，很少人赶得上。研究学术如此，领导行动也如此。”他还记得，在云南蒙自的时候，闻一多住在楼上，终日做研究工作，一刻也不放松，除上课外，绝少下楼，所以被同事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朱自清认为就因为闻一多“能这么集中，才能成就这么多”，这半年来，他细读闻一多手稿，越发感佩不已，觉得他“见解固然精，方面也真广，不折不扣超人一等”。对于这样丰富的手稿，他简直不知从何下手了。整理过程也极艰苦，第一批稿子从昆明运来时，箱子进了水，有些霉得揭不开，编委会赶紧请专门的人来揭，有的揭破了些，有的幸而未破，也斑斑点点的，幸而重要的稿子都完整，不致妨碍编辑工作的进展。开头，朱自清拟了一个目，全集由家属和开明书店接洽出版，委员会则集中整编几部未完成的遗著上，因而决定分工负责，他自己总其成。计分神话与诗、古典新义、唐诗杂论、诗与批评、散文、演讲录、书信、诗选与校笺等八个项目，将古代与现代打成一片，成为“诗的史”。全集拟目由天津文汇报发表，征求读者意见，希望他们能够钞寄闻一多遗文，结果来信员然不多，而增加的文篇却不少。

    朱自清对闻一多遗稿十分珍惜，保管很严。7月中旬，北大学生要举办闻一多遗著展览，他们要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提供资料，闻一多遗稿全部存在清华，由朱自清亲自保管。闻家驷到清华找朱自清商量，朱自清将一部份手稿检出来，写好目录，郑重地在后面写道：“家驷先生经手借给北大同学主办的一多先生周年纪念遗著展览用。”递给闻家驷请他签字。他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使闻家驷十分感动。

    编辑工作一竣工，朱自清立即浸沉于对闻一多道路的思索之中，他要为全集写一篇“序”，总结闻一多辉煌战斗的一生。八月酷暑，热浪滔滔，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苦思冥想，他要通过这篇序言，把闻一多的革命精神和风格传播于世。一起笔，他便写道：

    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他的生命，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间的不同而或隐或现。大概从民国十四年参加“北平晨报”的诗刊到十八年任教青岛大学，可以说是他的诗人时期，这以后直到三十三年参加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五四历史晚会，可以说是他的学者时期，再以后这两年多，是他的斗士时期。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到学者的时期，他也如终不失为一个斗士……

    他沿着这样的思路，返顾闻一多的生活思想轨迹，阐明他“斗士存在诗人里”，“学者中有着诗人，也存着斗士”的独特风格。最后，他指出闻一多的一生“也就是具体而微的一篇‘诗的史’或‘史的诗’，可惜的是一篇未完成的‘诗的史’或‘史的诗’！这是我们不甘心的！”

    这篇题为《闻一多先生怎样走着中国文学的道路》的“闻一多全集序”完稿时，已是八月将尽了。

    在整理遗稿时，朱自清发现闻一多有些关于办中国文学系的意见，见解精辟，很有参考价值，由是将它联缀成篇为《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二系机构刍议》一文，闻一多方案是“将现行制度下的中国文学系与外国语文系改为文学系与语言学系”，他认为文学不能分中外，语言学应该独立成系。朱自清也写了篇《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见》，补充并肯定了闻一多的意见。两篇文章发表后，引起文学界的重视，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学期结束时，中文系为毕业生召开了欢送会。朱自清在讲话中勉励同学说：“青年人对政治有热忱，是很好的事，但一个人无论做中学教员或其他职工，一定要先把应该做的本份工作做好，这样人家才会相信你。”这就是他常讲的实干精神。

    时光悠忽，假期很快就过去了。

    新学年开始了。10月24日晚上，中文系举办一个迎新大会，文娱节目中最为热闹的是扭秧歌，师生一起进三步退一步地舞起来，其中一个瘦小的老头子，迈着不自然的步子起劲地扭着，惹得青年学生们哈哈大笑。这个瘦弱的老人就是朱自清。

    散会后，他还兴奋异常，回到家里即在“日记”上写道：晚参加中国文学系迎新大会，随学生学扭秧歌，颇有趣。

    扭秧歌这件事在当时是十分新鲜而时髦的，因此他的参加很引起一些闲言碎语，有些人认为偌大年纪还和男女青年一起扭秧歌，是一种很可笑的，“无法明了”的事，但学生们对此却十分感佩，认为是一种“向一个新时代学习的态度”，是“对人生负责的严肃态度”。①11月22日，是朱自清50大寿，晚上陈竹隐烧几碗菜，阖家为他祝寿，他非常高兴。

    翌日，他的学生王瑶等来他家里，提议为他举办50诞辰庆祝会，他感谢他们的好意，但婉言推辞了，说：“明年再说吧，明年才是50足岁”！王瑶等只好答应了。

    谁能料到？明年迎来的却是一个令人哀伤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