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课程表的大学

    方已在中国大学读书。

    原来，他在中学的时候，因为读了许多文学书籍，萌生了当作家的愿望，这样，也好卖文为生。他就是抱着这个想法到北平去的，住在天仙庵公寓里，形式上倒像一个“天仙”：没有工作，过着流浪“作家”的生活，到大学听讲，到图书馆看书，再就是给报纸投稿。那时，他常看北平的《世界日报》和《晨报》，此外，还有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等。他开始是写诗和，过了很长时间，竟连一篇也没有被采用，他这才感到，这种生活过不得，必须找一个职业。

    本来，当他正在北平流浪的时候，他的父亲听到了北平邮政总局招考的消息。于是，把他的中学毕业文凭，用个小铁桶装上，挂号寄给他，并写信督促他去考。一进考场，就是英语会话。他在中学时，学英文很用功，能用英文写好几页作文，而且受到老师好评。但会话不行，加之那时邮局里，也是先用他们的子弟，外人很难考上。所以，他落榜了。

    父亲虽然有些失望，但是没有责备他。接着又托人在市政府工务局为孙犁谋了个书记的位置。被托的人，是志成中学的体育老师，他是当时北方的体育明星，内助是宦门小姐，外兄当着工务局的局长。所以，孙犁官职虽小，来头还算可以。

    他那个书记，是当时公务人员中最低等的，专事抄写，是随时可以解雇的雇员。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旧官场、旧衙门的景象。天仙庵公寓的一位老工友，见孙犁出门上班，就恭维说是“上衙门”。

    孙犁正当年轻，富于幻想，很不习惯这种职业。他的“衙门”的后门，正好对着北平图书馆，他常到那里去看书。此外，也到北新桥、西单商场、西四牌楼、宣武门外去逛旧书摊。特别是宣武门大街的西便道上，有很多旧书摊，他每天下班回来，便逐摊涉猎，总要买一两本书回寓夜读。他每月仅有二十元薪金，为读书，还要节衣缩食。

    他也常在晚间去逛东安市场的书摊，那时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正在连载洁本《金瓶梅》，删得相当干净①。稍后，中央书局出版了这个洁本。但世上的事总是奇正并出，有28孙犁传

    ①据作者回忆，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的印本干净，“人文此本，删得不干净，个别字句不删，事前事后感情酝酿及余波也不删。这样就保存了较多的文字。”——《〈金瓶梅〉杂说》，《陋巷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世界文库》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创办于1935年，这正是孙犁到北平的第二年。94

    好事者，也有拆烂污者，不久，他看见在小书摊上，出现了一本薄薄的小书：

    封面上画了一只金瓶，瓶中插一枝红梅，标题为《补遗》二字。谁也可以想到，这是投机商人，把洁本删掉的文字，辑录成册，借以牟利。

    但在当时，确实没有见到多少青年人购买或翻阅这本小书。至于我，不是假撇清，连想也没想去买它。

    在小册子旁边，放着鲁迅的书，和他编的《译文》，也放着马克思和高尔基的照片。我倒是常花两角钱买一本《译文》，带回公寓去看。我也想过：《补遗》的定价，一定很昂贵。①这是五十多年前的一幕。我们仿佛看到了在那昏黄苍暗、喧嚣杂沓的古都的市场上，一位瘦长的青年时而踽踽独行，时而徘徊旁顾，在比市场本身更为隐蔽、更为混乱的书摊前默默“巡礼”。像在育德中学一样，他的明亮的目光主要停留在那些革命和进步的书籍上。这不是“假撇清”，是时代的价值取向在一个洁身自重而又毅然向上的青年人身上的自然体现。今天也有许多书摊、书贩……在他身上，我们能够看到许多前后一贯之点。

    何况，在衣食时有不继的情况下，就更须注意书的质量。他在北平的时间并不算长，他所买的书，自己记得很清楚：“所购完全是革命的书。我记得买过六期《文学月报》，五期《北斗》杂志，还有其他一些革命文艺期刊，如《奔流》、《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等。有时就带上这些刊物去‘上衙门’……好在科里都是一些混饭吃、不读书的人，也没人过问。”①这些刊物，除了《奔流》是鲁迅、郁达夫于1928至1929年编的文艺月刊外，其它几种，全是“左联”办的刊物，而且早在孙犁列北平谋职前的二、三年（有的还更早一些），就都被国民党的书报检查机关禁止了。其中，周起应（周扬）等编辑的《文学月报》，一共就出了六期，他说他记得买过六期，那就是说，这个刊物他都买全了。孙犁买了这么多左翼刊物，一则说明他当时的思想确属“激进”；再则说明在当时的思想气候下，这些刊物实际上是禁而不绝。他的思想状况如此，难怪在“左联”和胡秋原、苏汶的那场论战中，他站在左翼立场，“也写了自己觉得很尖锐、实际上只有一个左的面貌的文章。”②当然，那时这场论战已经过去，他的文章没有被采用。

    他这个时期继续读了许多苏联文学作品，如萧洛霍夫的短篇《死敌》（写苏联革命时期农村的斗争），长篇《被开垦的处女地》等。萧洛霍夫的作品给他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他当时买下了立波译的这部长篇。此外，他还读过描写苏联国内战争的中篇《一周间》（里别进斯基作）。这部作品，在30年代和《士敏土》（革拉特珂夫）、《毁灭》（法捷耶夫）、《铁流》（绥拉菲莫维奇）等名作一起介绍到中国，鲁迅先生在《祝中俄文字之交》等文章里，曾多次提到过它。具有纪念意味的是，在孙犁现在的藏书中，居然还保留着这部在北平流浪时买下的书，其中还粘贴着他当年从《大公报》上剪下的作者谈写作经验的文章。

    孙犁说他中学毕业以后“无力升学”①，这些，也就是“他的大学”了。这是在社会上谋事、直接体验人生的过程中，继续进行的大学课程，虽然没有课程表，他自己却得到了许多第一手资料——文字的和生活的。

    还应该补充一笔：他并不敢轻视《金瓶梅》这部著名的世情。实际上，他从青年时代起，对这部书也浏览过几次了，只是“每次都没有正经读下去。老实说，我青年时，对这部，有一种矛盾心理：又想看又不愿意看。常常是匆匆忙忙翻一阵，就放下了。”但后来，他终于从反映人生的角度，也可以说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考察这部作品了：“……想在历尽沧桑之后，红尘意远之时，能够比较冷静地、客观地看一看：这部书究竟是怎样写的，写的是怎样的时代，如何的人生？到底表现了多少，表现得如何？作出一个供自己参考的、实事求是的判断。”他还把《金瓶梅》和《红楼梦》来进行比较，认为自己从文学爱好上说，首选也是《红楼梦》，至于风格，后者更远在前者之上。但两者又都是热爱人生的结果：

    我从来不把看作是出世的书，或冷漠的书。

    我认为抱有出世思想的人，是不会写的，也不会写出好的。对人生抱绝对冷漠态度的人，也不能写，更不能写好。“红”如此，“金”亦如此。作家标榜出世思想，最后引导主人公出家，得到僧道点化，都是家的罩眼法。实际上，他是热爱人生的，追求恩爱的。在这两点上，他可能有不满足；有缺陷，抱遗憾，有怨恨，但绝不是对人生的割弃和绝望。①

    这是健全的人生态度，也是健全的欣赏态度。这样的态度虽是后来逐渐形成，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他心高气傲、形只影单地漫游于北平街头上那些杂乱书摊的时候，恐怕就既动心、又动容地考虑过这些问题了。这时，他也确实在读《世界文库》上的《金瓶梅》洁本连载——虽然并没有读完。

    被挤之后

    白天的时间，他自然还得去工务局上班。工务局在府右街，他们在一个小偏院的西屋办公。屋子里最大的官儿，是一名办事员，姓贺，办公桌靠窗，而且有玻璃板。他的对面也是一位办事员，姓李，桌上就没有玻璃板。但他和市长似有瓜葛，人比较文雅。他结婚时，孙犁去随过礼。

    靠西墙的角落里，放一张非办公用的破旧板桌，上面没有任何文具，只堆放着一些杂物，这就是孙犁“办公”的地方了。桌子两旁，摆着两条破板凳，坐在他对面的，是个姓方的破落户子弟。这年轻人写一手好字，可惜染上了不良嗜好，整天坐在那里打盹儿，醒了就和孙犁开句玩笑。贺办事员像是南方人，一上班话就不停，对谁都不冷淡。他见孙犁好看，就说认识张恨水的内弟。这时正是张恨水前期创作的全盛时代（实际上也是他整个创作的全盛时代），他的几部影响最大的，如《春明外史》、《啼笑因缘》、《金粉世家》等，均已先后在上海出版（有的在出版前先在报上连载，如《春明外史》，连载时间竟长达四年又九个月。《啼笑因缘》连载时间虽没这么长，轰动性则更大），风行于京、津、沪等各大城市。拿他来做话题，那是最时髦、最风雅的了。

    孙犁所在的科，负责市政建设。市民修房建房，须请科里的技术员去丈量地皮，绘制蓝图，确认不侵占房基线后，才在窗口领照。

    有好长时间，孙犁无事可干，也没有人给他分配工作。同屋有位姓石的山东人，为人诚实，提醒孙犁这样并不好，等科长来考勤，那就很不利。他比较老于官场，明白这是朝中无人所致。孙犁不知此中利害，还是把书摆在那里看。果然，事情就发生了。

    科里有位身穿蓝绸长衫的胖股长，和下属谈话时，老是把一只手托在长衫的前襟下面，做撩袍端带的姿态。他有个干儿，也喜欢学他的姿态，不过他的长衫不是绸的，而是蓝布，并且旧了。这人是典型的京华恶少，政界小人，虽不在孙犁他们的屋里上班，却常常来厮混。有一次，孙犁寄给股长一张假条，他虽然看过《酬世大观》，上中学时也读过陈子展的《应用文》，还是把“等因奉此”的程式用错了。山东人告诉他：股长曾拿着假条，到屋里来朗诵取笑。不料这干儿又学了干老子的样子，有一天，也拿这件事来孙犁屋里取笑。孙犁虽然一向文静寡语，与人无争，到底是血气方刚的青年，终于被激怒，当场把他痛骂一顿。他讨了个没趣，只好赔笑而去。

    不久，那位体育明星的外兄由局长的位置上下来，孙犁也就“另候任用”了。

    他被免职以后，按照惯例，同事们约他到东来顺吃了一次火锅，然后到娱乐场所玩玩。

    这个性格内向、外表沉静的青年人，其实也喜欢娱乐的。他在北平这段时间，除了书，还爱看电影，听京戏，甚至迷恋着一些电影明星和科班名角。他尤其爱听富连成小班的戏。富连成原由东北一个商人出资筹办，1904年在北京正式成立，初名喜连升、喜连成，是京剧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科班，1948年停办。在这段时间内，由萧长华、苏雨卿等任教授艺的这个科班，培养了喜、连、富、盛、世、元、韵七科学生近七百人，侯喜瑞、马连良、谭富英、叶盛章、叶盛兰、裘盛戎、袁世海、谭元寿等都出自这个科班，梅兰芳、周信芳等也曾在这里搭班学戏。它只收六至十一岁的男童学戏，量材授艺，督教极严，一般七年出师。在它之前的科班，大都是成人与孩子搭班合演，称“大小班”，富连成班则一律由学生演出。它演的戏，以严谨整齐著称，连台三国戏尤其拿手。孙犁在北平时，仍是富连成的兴盛时代，自幼看惯了乡间大戏的他，现在看到这些“小班”角色的极具朝气和魅力的演出，真是如坐春风，如沐春雨，他实在不能不击节而唱了。他也真的学唱起几句京剧来。

    他现在是被免职了，不得不准备回到故乡去。这在他倒没有什么，他故乡有亲人，有结婚未久的妻子，回到故乡去，倒未尝不是一件惬意的好事。和他一同免职的，还有一名外勤人员，家就在北平附近，孙犁只记得他脸上有些麻子，举止和装束，都像一个小商贩。失业对于他，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从娱乐场所回来的路上，他悄悄地对孙犁说：“孙兄，你是公子哥儿吧，怎么你一点也不在乎呀！”

    孙犁想告诉他：自己的精神支柱是书本。但怕他不能领会，就没有回答。“其实，精神支柱也不可靠，我所以不在意，是因为这个职位，实在不值得留恋。另外，我只身一人，这里没有家口，实在不行，我还可以回老家喝粥去。”①他就这样走出了工务局，安闲自在地去逛西单商场的书摊。在这里，他看见了渴望已久的鲁迅先生翻译的《死魂灵》。这部自德译本转译的长篇，这时刚刚出版②，不是朝夕专注于书摊的读者，是很难这样得风气之先的。他很高兴，立刻用同事们带来的最后一次薪金，买下这部名著，回到公寓去“夜读”了。

    第二天清晨，他又挟着这本书，到了高城有五、六十里地的黑龙潭，去看望一位在山村教小学的朋友。这位朋友姓刁，河北省深县人，育德中学师范班毕业，论起关系，和孙犁是大同乡，又是同学。有一年暑假，为了找职业，他们在育德中学那座碉堡式的招待楼里，共同住过一段时间。他为人热情，对于比他年龄小的同乡同学，情谊很深。孙犁到他那里的时候，正是黄叶飘零的时节，面对着清冷的潭水，孙犁不断想起曹雪芹在西山著书的情景。住了两天，他又回到城内。

    接着，他又到朝阳大学和中国大学的同学那里各住了几天。终于——

    ……感到肚子有些饿，就写了一首诗，投寄《大公报》的《小公园》副刊。内容是：我要离开这个大城市，回到农村去了，因为我看到：在这里，是一部分人正在输血给另一部分人！

    诗被采用，给了五角钱。①做为他这一次来到北平的文学上的收获，他还有一篇《北平的地台戏》。这是一篇一千五百字左右的短文，分三次登在1934年《大公报》的“本市附刊”上（11月29日、30日、12月1日）。这是读者近年来查到的孙犁早年发表的极少数作品之一，他自己就此发表看法说：“30年代之初，我读了不少社会科学的书籍，因之热爱上接近这一科学的文艺批评。并且直到现在，还不改旧习，时常写些这方面的，不登大雅之堂的文章，为权威者笑。”①权威者笑不笑，先不用管，我们觉得，这篇议论性的记事短文，是一篇很重要的文字资料，它记录了旧日北平街头的风俗民情，也记录了那时孙犁的生活行踪和思想见解，显然，爱看京戏的他，也常常到这些贫苦阶层的人们喜欢去的地方：

    在北平的天桥、西单商场、东安市场的游艺场里，和那些说相声的、唱大鼓书的、变戏法的在一起，我们常见到唱地台戏的人们。

    和说相声的、唱大鼓书的一样，他们也是靠着嘴吃饭的。

    ……

    在平地上，摆好两圈板凳，观众就坐在上面，中间的空地，就成了台面。

    还有一张方桌，这可以说是后台，在桌的两旁坐下了拉胡琴和弹月琴的乐师。一切的演员也站在那里。

    他们的乐器很简单，除去必用的胡琴外，还有一把月琴，两块硬木板代替了鼓板，至于，京剧应有的其他乐具，便全拿嘴来代替了。

    他们的角色，也就三、四个全是很年幼的孩子——八、九岁至十一、二岁。

    他们也有领班的，这个人是有舞台的经验和灵活的手脚的。

    一出戏要开始了，他便用嘴打着开场锣。他用一条布蒙住了演员的脸，等胡琴拉完了过门，他把那条布一揭，演员便算上了台，一声声地唱起来。……

    在一出戏的终了，小孩们便捧着小盘向观众索钱……①

    这就是他所记录的北平地台戏的全过程，是他在30年代中期的“都市采风”。他认为，地台戏以“原始的”形式接近群众，对话剧运动的普及有很大的帮助；在艺术大众化的口号下，应该有人来从事这件工作。

    在这则简短的“记事”里，孙犁并没有忘掉它的中心：自1930年上半年以来，左翼作家发起的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这时已经达到了高潮。

    《大公报》引出的故事

    1936年春，孙犁失业，在家闲住。但每天仍手不释卷，或读或写。没有书柜书桌，妻子的衣柜就变成了他的书柜书桌，没有安静的读书环境（这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男孩），场院里树荫下就是他自得其乐的读书环境。

    在外面读报养成了习惯，他很想订份报纸看。这在那时，几乎是一场幻想。东辽城地方偏僻，教育落后，虽然有小学，但从来没想到要订报，村公所就更不用说了。

    现在，孙犁要订报，这在那时一般人看起来，是够气派的了。而且，他想要订的还不是一份小报，是堂而皇之的《大公报》。“这种报纸，我们的县城，是否有人订阅，我不敢断言，但我敢说，我们这个区，即子文镇上是没人订阅过的。”①《大公报》是一份有着广泛影响的大报，它的副刊办得相当活泼，特别是自1933年9月设立《文艺副刊》后，吸引了许多爱好文艺的青年，孙犁就是其中之一。《大公报》副刊还很注意培养青年作者，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的文章，最初就是在该刊发表的，后来，它获得《大公报》设立的唯一的一个散文奖（另有戏剧奖和奖，分别由曹禺的《日出》和芦焚的《谷》获得），这件事，孙犁还在纪念何其芳的文章里提过。如上所说，他自己也曾多次向《大公报》的副刊投稿。总之，这份报纸给他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甚至还在中学时，老师就常选它的社论，做课文讲授。上面登的长江的通讯，赵望云的风俗画，他也很喜欢，更不用说由沈从文、萧乾等主编的《文艺副刊》了。

    正因为这样，在保定和北平时，他一直都看《大公报》。那时北方也有别的报纸，如《益世报》、《庸报》这些由教会和失意政客办的报纸，他是不屑一顾的。

    孙犁想订《大公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想在失业之时，继续给《大公报》投稿，而投了稿去，又看不到报，岂不苦恼？终于，他把这个想法和妻子说了：“我想订份报纸。”

    “订那个干什么？”

    “我在家里闲着很闷，想看看报。”

    “你去订吧。”

    “我没有钱。”

    “要多少钱？”

    “订一月，要三块钱。”

    显然，这“三块钱”超过了妻子的心理承受力，她一时无话可说，不由得“啊”了一声，用这个虚词表示了自己特大的惊讶。孙犁可还是平静地问：“你能不能借给我三块钱？”

    本来还想跃跃欲试的妻子，这回转移目标了：“你花钱应该向咱爹去要，我哪里来的钱？”

    谈话就这样中断了，孙犁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心里明白：妻子还是怜惜他的。也正因为这样，他的自尊心受了一点损伤：

    是啊，我失业在家里呆着，这证明书就是已经白念了。白念了，就安心在家里种地过日子吧，还要订报。特别是最后这一句：“我哪里来的钱？”这对于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的我，确实是千钧之重的责难之词！

    其实，我知道她还是有些钱的，作个最保守的估计，她可能有十五元钱。当然她这十五元钱，也是来之不易的。是在我们结婚的大喜之日，她的“拜钱”。每个长辈，赏给她一元钱，或者几毛钱，她都要拜三拜，叩三叩。你计算一下，十五元钱，她一共要起来跪下，跪下起来多少次啊。

    她把这些钱，包在一个红布小包里，放在立柜顶上的陪嫁大箱里，箱子落了锁。每年春节闲暇的时候，她就取出来，在手里数一数，然后再包好放进去。①

    想到这里，他觉得在妻子面前碰的这个软钉子是值得的。他不能再“敲”妻子的钱了，就硬着头皮去向父亲要。父亲也觉得这三块钱超过了家庭经济的承受能力，沉吟了一下，问他能否订份《小实报》。孙犁对各种书籍、报刊的欣赏起点很高，向来取法乎上；《小实报》是北平出版的低级小报，属于他不屑一顾之列。看见父亲犹豫，他没有再说话，就退出来了。

    看着儿子郁郁寡欢的形容，父亲有些心疼。到了晚上，终于对他说：

    “愿意订就订一个月看看吧，集晌多粜二斗麦子也就是了。长了可订不起。”

    就这样，孙犁把三块钱汇到天津去，同时寄去两篇稿子。过了不久，邮差就骑着车子，从县城来到这个小村，然后又进了孙家的堆满柴草农具的小泥院。当他把报纸交到孙犁手里时，他不由得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个青年。

    从此，孙犁常常坐在柴草上读着报纸。从社论、通讯、地方版、国际版、副刊，直至商情、广告、寻人启事……他都一字不漏地读过。最后，他珍重地把报纸叠好，放回屋里。

    妻子因为没有拿钱给孙犁订报，好像有些过意不去。对于报上的事，她虽然不闻不问，但终于看出丈夫一点儿心事。年轻夫妻，免不了要逗着玩，有一次，她略带戏谑地问：“有了吗？”

    “有了什么？”

    “你写的那个。”

    “还没有。”

    孙犁其实知道，她从心里断定不会有。她还不识几个字，对于文章方面的事也不了解什么，她不是凭学问做出判断，而是凭感觉做出判断的。

    她的判断相当准确，直到一个月的报纸看完，孙犁的稿子也没有登出来。也许这时他才明白，这一个月他不是靠运气翻阅报纸，而是靠希望翻阅报纸的。

    不过，他仍然很有收获：除了增长见识，他们的“爱的巢”得到了改善。那年夏天雨水大，他们结婚时裱糊过的屋子，顶棚和墙上的壁纸都已脱落。有些人家，到集市去买旧报纸，来重新装饰他们遭到同样命运的屋子。那时集市上的旧报很多，由于日本侵略的关系，像《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日文旧报，都倾销到这穷乡僻壤来了。妻子在这件事上很精明：她和丈夫商议，是不是就用他那些报，也把屋子糊一下。她说：

    “你已经看过好多遍了，老看还有什么意思？这样我们就可以省下数块来钱，你订报的钱，也算没有白花。”孙犁同意了，于是：

    妻刷浆糊我糊墙。我把报纸按日期排列起来，把有社论和副刊的一面，糊在外面，把广告部分糊在顶棚上。

    这样，在天气晴朗，或是下雨刮风不能出门的日子里，我就可以脱去鞋子，上到炕上，或仰或卧，或立或坐，重新阅读我所喜爱的文章了。①孙犁这段生活经历，后来写进了他的长篇《风云初记》。中自学成材、并有几分农村流浪艺人气质的变吉，也有这样新奇的举动，我们抄在这里，供读者比较、参证：结婚那年，他称了几斤旧报纸，自己裱糊的新房，乡间的画匠都兼有纸匠的技能。在风雨天不能外出的时候，他在坑上，仰着立着，挨篇挨段，读完了所有报纸上的文字。这间用废报裱糊的小屋，成了他的藏书库和文化宫，等到报纸被烟熏火燎，不能辨认的时候，他还能指出屋顶上有一篇什么故事，炕头上有一则什么新闻。包了杂货的旧书篇页，他也是仔细的读过，然后保存起来。①我们觉得，上文中最后多出来的这个动作，如果放在孙犁身上，那也是很合适的。他曾告诉笔者，他这个人“有点吝啬……什么东西也不愿意糟踏，这回搬家②，孩子们说，破破烂烂的，就不要搬到新房间里了。结果，整个又过来了，破衣服、破鞋、破袜子，全部带过来了，到这边也没有扔，又收起来了。”“我老是裁废纸条子，写东西、写信都是用那个。看见白纸就弄下来，放在写字台上边了。”

    如果有一天他再写，这些习惯或动作又出现在他的人物身上，那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再赴北平

    经过一段时间的失业，父亲又托人为他在北平找到了一个工作：去象鼻子中坑小学当事务员，每月十八元薪金。这样，他就再度到了北平。

    这座小学在东单牌楼所在的地段，是当时北平不多的几所实验小学之一。校长姓刘，刚好是孙犁念高小时的安国小学校长的弟弟。但此人深目鹰鼻，看上去不如哥哥善良。当时北平的小学，多由北平师范的学生把持，这位校长自然也是北平师范毕业。他在北伐时参加了国民党，在接收这所小学时，据说也演了一出全武行：几个同乡同学，从围墙外攻入，登上六年级教室的屋顶，做为制高点，一顿砖瓦，把据守学校的非北师毕业的校长轰了出去，这所学校就宣告“解放”了。帮他攻克的同乡同学，理所当然地成为本校教员。

    校长除每月拿六十元薪金外，修缮费、文具费等项下可以虚报冒领，给学生做制服、代书店卖课本等等，还可从中渔利。因此，他能带家属，早晨起来，用开水冲两个鸡蛋，冬天还能穿一件厚呢大氅。这一切，拿当时北平市民的眼光看，他的确过得既舒服、又体面的。

    学校有两名事务员：一个会计，一个庶务。原来的会计也是安国人，大概觉得这职业还不如回家种地，就辞了职。孙犁补的，就是这个空缺。

    但是，他的办事能力实在不行，会计一行，尤其不能及格。他的工作是，每月向社会局（那时没有教育局）填几份表报。因为上面贴的，大都是文具店等开来的假单据，他得花上几天时间，把它弄个支付相当。好在除去这些，也没有多少事干。校长看他是个学生，又刚来乍到，连保险柜的钥匙也不肯交给他。他呢，自然也没有兴趣去要。他觉得别扭的，倒是自己的办公地点：校长室在学校的前院，外边一大间，安有书桌电话，还算高敞；里边一间，非常低小阴暗，好像是后来加盖的一个“尾巴”，但不是“老虎尾巴”，而是像一个肥绵羊的尾巴。尾巴间向西开了一个低矮的小窗户，下面放着我的办公桌。靠南墙是另一位办事员的床铺，靠北墙是我的床铺。①工作的琐碎、无聊，环境的偪仄，都使他心绪烦乱。幸好他在这里还有一个比较要好的人，他就是庶务员赵松。赵松比他大几岁，他的字叫干久，他确实也在这里干得很久了，因此，他知道学校许多掌故和某些教员的秘闻，并向孙犁介绍、评论。

    赵松最厌恶四年级的级任。这个人，单看走路，就能看出他的自高自大。他有一个毛病，一到办公室，就奔痰盂，大声清理他的鼻喉，毫不顾及西服革履的体面。赵松因此送了他个绰号：“管乐”。平时趾高气扬的“管乐”，后来忽然垂头丧气起来。经赵松告诉，才知道他和一个女学生发生关系，正在找人给女学生打胎。校长因为和他同乡，知而不问。

    六年级级任也是校长的同乡，和西服革履的“管乐”不同，他是长袍马褂。两个人装束不一样，都是一样的下流胚子。这一个年岁较大，恐怕也是一个用坏了的“管乐”：每到下课，就一边抹着鼻涕，一边急步走向赵松和孙犁的小屋，“两手把长袍架起，眯着眼睛，弓着腰，嘴里喃喃着‘小妹妹，小妹妹’，直奔赵松的床铺，其神态酷似贾琏。”①这位级任，每星期天都去逛暗娼，对女生也无师德。

    那些教员每月拿四十元薪金，自视高人一等。但没有一人读书、备课，因为都已教书多年，课本又不改变。每到晚饭后，就争先恐后地到外边去玩。教员如此，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教室都在里院，和孙犁他们办公的地方隔着一道墙。他本不爱走动，自然很少进去观望。但教员讲课和小学生念笔顺的声音，还是清晰可闻。那时，这所小学正在实验“引起动机”教学法：教员在讲授课文之前，先说些别的，渐渐引起学生学习课文的动机和兴趣。不料，还没等这些教员引起学生的动机，学生倒先掌握了教员的动机，于是和教员斗起法耒。有一次是讲公鸡，教员问：“早晨你们常听见什么叫唤呀？”

    “鸟叫。”

    “什么鸟叫啊？”

    “乌鸦。”

    “没有听到别的叫声吗？”

    “听到了，麻雀。”

    最后也没有说出公鸡来，结果自然还是逼得教员自己说出那个公鸡。

    三年级级任的家里，在东单牌楼开了一座澡堂，有时请同事们到那里洗澡，孙犁和赵松当然与此无缘。一年级级任是个女的，住在校内，有时走来向孙犁借书看，有时也谈谈，但她总是站在桌子旁边，不苟言笑。

    不消说，孙犁也瞧不起这些自视甚高的教员。他每月十八元的薪金，交六元伙食费，还常买些书，生活是很清苦的。他的床铺上，连个枕头也没有，冬天枕衣包，夏天枕棉裤，赵松送他的诗里边，就有“可怜年年枕棉裤”一句。有时太寂寞了，他就和赵松在周末的晚上，到前门外的娱乐场所玩玩，每人花上一元多钱。回来后，赵松总是倒在床上唉声叹气，表示后悔。后来，他有一位同乡在市政府当了科长，约他去当办事员，月薪可与教员媲美。他把遗缺留给了妹夫，这人姓杨，也是中学生，和孙犁保持着同样好的关系。

    孙犁正在青年，虽然生活清苦，从来不输志气。周围的环境太令他窒息了，一向重视精神生活的他，除了省出钱来买书看，也仍然要到他喜欢的艺术世界里去徜徉一番：……我住在东单牌楼，晚上，一个人走着到西单牌楼去看电影，到鲜鱼口去听京戏。那时长安大街多么荒凉、多么安静啊！一路上，很少遇到行人。各种艺术都要去接触。饥饿了，就掏出剩下的几个铜板，坐在露天的小饭摊上，吃碗适口的杂菜烩饼吧。

    有一阵子，我还好歌曲，因为民族的苦难太深重了，我们要呼喊。①渐渐地，他产生了离开北平的想法。他的房后有一个操场，每逢晚饭之后，他就踱到那里去，一个人坐在双杠上，看着四周灰色的围墙和一尘不染的天空，感到绝望。走吧，但是到什么地方去呢？他想起在中学时，教国文的那位孙念希老师讲过济南的泉柳之美。在大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不用说了，杜甫《陪李北海宴历下亭》留下的名句也着实诱人呢：“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去济南，他当然不想做名士，但那里确实以其泉柳之美，成为文人荟萃的一方胜地，有着许多珍贵的文化遗迹。再说，那里还有一种好吃的东西，叫小豆腐，也不知道味道怎样……他陷入了幻想。不久，他就把幻想付诸行动：向校长提出辞职。

    校长没有挽留他。他家有恒产，没有后顾之忧，不必依附他人。济南虽然没有去成（姑无论缺少路费，即使到了济南，又投奔何方？），还是直起腰板，回家来了——带着他省吃俭用买下的那一柳条箱书。

    风景这厢好

    在家闲住了一些时间后，有一天收到一封挂号信，是中学同学黄振宗、侯士珍写的。信里说：给他找到一个教书的位子，希望即刻赴保定。

    两天后孙犁到了保定，见到了黄、侯二位同学。又过了两天，他就同侯、侯妻和新聘请的两位女教师，来到了同口镇。他和侯在这个镇上的一所完全小学工作：侯是教务主任；他担任六年级级任，教五年级国文、一年级自然。侯妻和另两位女教师，在同口女子小学教书。

    这时，是1936年的下半年。

    同口镇属安新县，位于白洋淀西南方岸边，是一个大的村镇。人到了同口，所见都是水乡本色：家家有船，淀水清澈得发蓝、发黑；村里村外、房上地下，可以看到山堆海积般的大小苇垛；一进街里，到处鸭子、芦花乱飞……怪道人们有为赞曰：“湖水渺茫芦花飞，物草丰美鲤鱼肥”。论风景，还是这厢好！

    的确，在北方，像这样的自然条件，是非常少见的：人们在这里，

    靠着水生活，

    千百年来，

    谁不说这一带是水乡南国！

    在这河北省的平原，

    有这样一个大水淀，

    环绕着水淀有一条宽堤，春夏两季有个西湖的颜面。

    荷花淀的荷花，

    看不到边，

    驾一只小船驶到中间，便像入了桃源。

    淀的四周，

    长起芦苇，

    菱角的红叶，

    映着朝阳的光辉。

    人们用各种方法捕鱼——用竹条编成小闷笼，

    用苇杆插成陷阵，

    或是放着鱼鹰。

    ……①

    和在北平不一样，孙犁在这里工作得满有兴致。他的宿舍在临街的楼上，不仅可以放眼远远近近的明丽景色，早、晚还可以嗅到从野外吹来的水腥气味。这个时候，他常常想到一些作家——例如萧洛霍夫——对农村生活的抒情描写，引发起对乡居生活的仰慕。他每天有五、六个小时的课，还要预备教材，批改作业，不要说接近群众的机会不多，连出门散步的时间也很少。但是，他从自己住的楼上就可以看见那些早起晚归的农民，从自己教的学生那里就可以获得对于他们生活的印象。所以，虽然他在这里呆的时间并不长，他对这里人民的生活情况，还是非常熟悉的。

    据他当年的学生回忆，孙犁那时上课，除去教科书之外，还常选一些进步作品，做为补充教材。“五四”开纪念会的时候，他登台讲演，并编写剧本，让学生演出。对于这件事，他的特殊形式的纪事——《善閛纪年》里有着这样的记载！深夜突击剧本，吃凉馒头，熬小鱼，甚香。”①有的学生，一直过了很久，还记得他上课的情景。在天津，这几年也发现了两个当年的学生：一个是六年级的刘学海，任水利局长，一个是五年级的陈继乐，在军队任通讯处长。“刘学海还说，我那时教国文，不根据课本，是讲一些革命的文艺作品。对于这些，我听起来很新鲜，但都忘记了。”②孙犁是从这里走上抗日征途的。当他十年之后风尘仆仆地再次回来的时候，当年没有很多机会接触的那些群众，对他却不陌生：

    我在这里教书时，那些穷苦的孩子们，那些衣衫破烂羞于见老师的孩子们，很多还在火线上。他们的父母，很久才认出是我，热情真挚地和我诉说了这十年的同口镇的经历，并说明他们的孩子，都是二十几岁的人了，当着营长或教导员。他们忠厚地感激我是他们的先生，曾经教育了他们……①孙犁在白洋淀（荷花淀是它的一部分）边上的这个村镇住了一年，乡亲们看见他曾教过那么多学生；他们是否也曾感到，由他们的汗水浇灌的这个“水乡南国”，也栽培出一个文学上的“荷花淀”？

    孙犁在这里教书的月薪是二十元，每月还按老习惯办事：省钱买书。同口镇上有邮政代办所，每到星期日，他就到那里汇钱到上海买书，特别是当时上海生活书店，办理读者邮购，非常负责任，这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除了鲁迅、瞿秋白等作家的书和一些进步刊物，这段时间，他继续阅读了许多苏联文学作品和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如高尔基和普希金的等等。白天没有时间，他就晚上读，那时学生散了，同事们也大都回家，他住的楼有一个大院子，那时四周空旷，万籁俱寂，只余室内孤灯一盏，正好是读书的气氛。桌子是破的，板床是冷的，板床下面，还是他从北平带书回来的那只柳条箱——不过，他没有在北平时的那种寂寞感了：“摊书苦读，每至深夜，精神奋发，若有可为。”②他的读书方式，是我们所熟悉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孙犁读书方式”：

    我把文章中间的精辟片断，抄写下来，贴在室内墙壁上，教课之余，就站立在这些纸条下面，念熟后再换上新的。①

    关于他从上海邮购书刊的情况，应该特别提一下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这书是鲁迅为纪念秋白遇害而编辑、出版的，署“诸夏怀霜社校印”，诸夏是中国，“怀霜”即怀念秋白之意。本书上卷收马、恩、列和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等人的文学论文，以及高尔基论文选集与拾补等。据孙犁《书衣文录》有关条下记述，他当时买了这部书的上卷，“金字绒面”，装帧精美，他非常珍爱：“此书出版，国内进步知识分子，莫不向往。以当时而论，其内容固不待言，译者大名，已具极大引力；而编者之用心，尤为青年所感激；至于印刷，空前绝后，国内尚无第二本。”②孙犁没有说错。鲁迅先生在1936年为该书写的一篇介绍短文中这样说：“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足以益人，足以传世。全书六百七十余页，玻璃版插画九幅。仅印五百部，佳纸精装，内一百部皮脊麻布面，金顶，每本实价三元五角；四百部全绒面，蓝顶，每本实价二元五角……好书易尽，欲购从速。下卷亦已付印，准于本年内出书。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代售。”此文初载1936年11月20日《中流》（黎烈文主编）第一卷第六期，题《〈海上述林〉上卷出版》，未具名，亦不见于本期目录，很像是一则广告（后收入《集外集拾遗》时改题《绍介〈海上述林〉上卷》）。不知孙犁是否看了这则广告才汇钱去上海买书的。总之，偌大一个中国只印了五百的这部书，和千里之外正在农村教书的孙犁有缘了。从孙犁所说“金字绒面”来看，他买的属四百部内；他似乎并没有买下卷（下卷收高尔基的讽刺诗《市侩颂》及创作选集、别德讷依的讽刺诗《没工夫唾骂》、卢那察尔斯基的剧本《解放了的董·吉诃德》等）。这些，恐怕是出于经济考虑、权衡需要而做的选择吧。

    同口镇上有地主、豪绅，也有军阀。“我虽然是本村高级小学的教员，但也没有身分去到陈调元大军阀的公馆观光，只在黄昏野外散步的时候，看着那青砖红墙，使我想起了北平的景山前街。那是一座皇宫，至少是一座王爷府。他竟从远远的地方，引来电流，使全宅院通宵火亮，对于那在低暗的小屋子里生活的人民是一种威胁，一种镇压。”“在那个时候虽然是这样的势派气焰，农民却很少提起陈调元，农民知道把自己同这些人划分开。”①在孙犁的教书生活中，有一次却发生了一件和这些人不能分开的事：

    “我二十岁（笔者按：应是二十三岁）的时候，在一个镇上，当小学教师，兼教一年级的自然课。那种生涯，回想起来，老年人是没法承担的。一进教室，孩子们乱哄哄，那且不谈。正上着课，有的孩子要撒尿，一时解不开裤带，或撒完尿回来，自己结不上裤带，我都要下讲台去亲自动手。有一次，坐在前排的一个孩子，非常顽皮，怎么说也不行，我烦躁起来，要证实师道尊严，就用教鞭在他的头上敲了两下。这孩子哭叫着走出校门，全体同学知道后都为之变色。原来，我打的这个孩子，是学校的董事，本村一个大军阀的爱子，而且是爱妾所生。我这才知道闯了祸。但在旧社会，这也不过卷铺盖走人而已，构不成别的什么罪过。

    并没有发生什么事变。第二天，孩子还是来校上课了。因为，就是在旧社会，即使军阀的爱妾，家长的观念仍然是：请来老师和请来保姆，其目的是不一样的。①

    孙犁回忆这段往事，在于挖苦那些昔日舞弄棍棒的评论家，一下子从教师爷架式变成拿花手绢的保姆模样，专事吹捧、护短；我们却从这里看到了孙犁教书生活的一个片断，地方军阀的气焰，毕竟在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上造成了实际的威胁。

    整个看来，在白洋淀边这个村镇小学教书的日子里，他在生活上和当地群众息息相通，在精神上和左翼与进步文学保持一致，心情是愉快的、开朗的，甚至可以说，他的思想进一步成熟起来了。

    这要感谢介绍他来工作的两位同学。

    黄振宗是他初中时期的同班同学，保定旧家子弟，聪明、漂亮，学校演剧，常饰女角。文章也写得不错，有时在《育德月刊》上发表。且善演说，一次张继到校讲演，刚讲完，他就上台驳斥，声色俱厉。“他那时，好像已经参加共产党。有一天晚上，他约我到操场散步，谈了很久，意思是要我也参加。我那时觉悟不高，一心要读书，又记着父亲嘱咐的话：不要参加任何党派，所以没有答应，他也没有表示什么不满。又对我说，读书要读名著，不要只读杂志报刊，书本上的知识是完整的、系统的，而报刊杂志上的文章，是零碎的、纷杂的。他的这一劝告，我一直记在心中，受到益处。”①孙犁在象鼻子中坑小学当事务员时，黄振宗正在北平中国大学学习，他们常常见面。

    侯士珍是定县人，育德中学师范专修班毕业。在同口教书时，有一件事给孙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天中午，我从课堂上下来，在我的宿舍里，他正和一位常到学校卖书的小贩谈话。小贩态度庄严，侯肃然站立在他的面前聆听着。抗日以后，这位书贩，当了区党委的组织部长。使我想起，当时在我的屋子里，他大概是在向侯传达党的任务吧。”②芦沟桥事变后，侯士珍和孟庆山组织抗日游击队，当了政治部主任。

    显然，黄、侯两位同学都是共产党员。或者是有心，或者是无意，总之，通过他们的介绍，孙犁来到白洋淀，这在客观上对他是一个推动。让我们引用自己文章中的话来做一个形容吧：

    看来，在小树的嫩皮下已经贮满了生命的浆液，在僵冷的河床里已经涨满了翻腾的潮水，只等春天的一声召唤，小树就会伸直挺秀的丫杈，绽开云霞般的花朵，河水就会挟带解冻的泥土，注入呼啸着的大海。

    随着抗战的爆发，春天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