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7月初，杨成武传达了林彪的指示，其详细内容因我住院没有听到。但会议180度逆转，被批判对象余立金、江腾蛟、吴法宪等一变成为党委扩大会的主宰，反将空军党委常委成钧副司令员等六人作为“篡党夺权”的对象进行揭发批斗。同时把我列为“陪斗”对象，“罪名”是为他们六个人提供了“炮弹”。

    原来，成钧等六人曾给林彪写过报告，反映空军的情况。他们的报告是按照正常渠道、合法呈送的，先送交国防部查阅，属正确意见就请采纳、不正确的改正、批评。他们所做的是符合组织原则、遵守组织纪律，目的是为了加强领导、改进工作的，不可能是反党夺权。否则，六常委的报告内容，为什么直到会议结束都没敢公开披露呢？

    至于我，对六人报告丝毫不知情，他们的报告在前，我的发言于后，硬把我们拉扯到一起，这又叫什么呢？对会议主宰者编造的这一套莫须有的“罪名”，我理直气壮地进行了驳斥，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人们心中明白是非，诬陷反而增添了我的光彩，提高了我的威信。“提供炮弹”一说、“陪斗”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会议形势如此急转直下，使与会者有的检讨，有的旁观，有的同流合污。少数人甚至成了吴、余、江的打手，以至后来成为林彪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骨干。

    1966年7月整整一个月，空军的主要斗争锋芒指向空军党委常委六个人。成钧被诬陷为贺龙派到空军的代理人，并说其他五个人也各有政治背景。

    而真正要篡党夺权的林彪，早有预谋的把空军党委扩大会议作为“试验田”，不费吹灰之力，就让其死党操纵了空军大权。既无德又无才的吴法宪当了空军司令，官欲横流、以“献美女”邀宠的人被委以重任。阿谀奉承、做尽坏事的江腾蛟被委任为政治部主任，但因其太过于卑劣，以致命令没敢宣布。有的干部虽然当时曾委以重任，但在文革中也受到了林彪的迫害，这就是后话了。如此等等，军委空军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变成林彪的“私营部队”，他可以更加肆无忌惮的任意生杀予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