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19日上午。

    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大厅。

    董其武正在这里主持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的签字仪式。

    参加签字的有军队旅长以上的军官，绥远省政府高级官员及地方知名人士共计38人。

    惟独只有董其武之下的第二号军队人物孙兰峰没有到场。

    此人虽说是傅作义老部下，但在特务分子的恐吓下，躲在医院观望局势，对起义顾虑颇多，态度不是很坚定。

    傅作义只好来到医院做工作。

    孙兰峰说：“过去我们与共产党处于敌对状态，现在突然又跟人家走，我是想不通啊！”

    傅作义说：“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我们得认清形势。现在全国形势发展很快，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和平，事实证明走和平道路是对的，这样对国家，对人民，对地方，对个人都有好处嘛。”

    “我担心自己的前景。”

    “只有跟共产党走，个人的前途、出路才是光明的，这一点你应认识到，国民政府名存实亡，蒋介石是靠不住的。”

    “那我们部队出路在哪里？这也是中下级军官关心的问题，我不能不考虑呀！”

    “我已经讲过，共产党已同意了，起义后我们绥远部队不改编，人员不遣散，起义前是什么级别，起义后仍是什么级别。共产党要求地方要解放区化，军队要解放军化，这些政策是英明的。”

    “共产党说话能算数？”

    “难道说我还不能为你们做保证？”

    孙兰峰不再说话，他的内心很矛盾，脸上的气色也很不好。

    傅作义问：“现在董其武等在起义通电上都签了名，惟独你没有签。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不愿和大家一起走和平道路，打算离开我们，断绝我们几十年的交情，那就随你的便吧！你看还有谁愿意跟你走，你就带谁走。哪个部队愿意跟你去，你就带哪个部队去。但是，我要告诉你，仗是不能再打下去了，不能做历史的罪人啊……”

    话说到这个份上，孙兰峰只好放下包袱，流着泪对傅作义说：

    “傅先生和我生死患难几十年，我们情同手足，我怎么能离开你单独行动呢，我听你的，马上签字。”

    当天下午，董其武等人向党中央发了和平起义的通电：

    毛主席、朱总司令、聂司令员、薄政委：

    我们全体官兵和各级行政人员，今天在绥远发动了光荣起义，并庄严地向人民宣布：我们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绥远和平解放，我们得庆新生。全体军民谨以无限忠诚，向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致以崇高敬礼。

    北平和平的成功，启示了我们：和平是全国人民迫切的要求与愿望；教育了我们：过去戡乱的政策是错误的；提醒了我们：惟有在中共领导下，团结各民主阶级、各民族人民，建立人民民主的统一战线，为人民服务，才是对的。因此，北平和平之后，我们迫切的愿望，就是期待由北平和平促成全国人民一致要求的和平，在中共领导下，迅速开始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但是，事实一天天证明，反动派没有丝毫的觉悟和悔改，而是变本加厉地投靠帝国主义，乞怜于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人民的愿望是完全相反的，人民要求和平，反动派正是处心积虑地破坏和平。阎锡山断送了山西人民的生命，从太原飞到广州当了反动的行政院长，狂吠所谓“日本复兴中国论”，积极从事与日本军国主义反动派勾结，阴谋引导日本强盗再来侵略中国国土，再来屠杀中国人民。

    我们参加过辛亥革命，我们参加过大革命战争，我们尤其自始至终坚持对日抗战，热血洒遍长城各口。民国22年长城抗战中，当无耻的《何梅协定》正在签字的时候，也正是我们在怀柔附近对日本侵略者西义一师团坚强奋战并予以严重打击的时候。继此之后，我们在绥东抗战，向百灵庙日本侵略内蒙的根据地袭击。“七七”全面抗战展开后，我们参加了平绥线的南口战役，山西的平型关会战，忻口会战，太原守城战，文水、交城、离石各线战役，绥南战役，反攻包头，克复五原。我们虽然缺乏武器，缺乏弹药，但我们打到底。我们绥远人民在抗日战争里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一切的节约贡献了抗战。我们绥远人民拿出了生命热血，用一切的力量支持了抗战。我们的抗战目的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争取中国独立、民主、自由、和平、富强。今天反动派却又勾结日本强盗来屠杀中国人民，我们愤慨，我们抗议，我们坚决地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可曾想过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目的是什么？全民族八年苦战牺牲了无数生命财产又是为什么？这样倒行逆施，将何以对孙中山先生，何以对死难无数先烈？

    这一切事实教育我们：使我们看明白反动派已经走到了死亡末路。在过去，反动派与帝国主义勾结，还要用花言巧语来欺压人民，到了反动派临近死亡时候，他们再也顾不得羞耻，只有原形毕现地匍匐在帝国主义的脚前摇尾乞怜妄图作垂死挣扎。

    这一事实教育我们：使我们从蒙蔽中清醒过来，看明反动派和人民利益是相反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利益，和官僚买办资本家的利益，和封建地主的利益，原来是完全一致的。

    这一事实教育我们：使我们明白，这些封建残余、官僚买办资本家、帝国主义奴仆，三位一体的中国反动派，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叛徒，是无耻地出卖民族的败类。

    我们已从蒙蔽中明白过来，从苦闷矛盾中解脱出来，我们就再也没有理由替这些自私自利无羞耻的反动派作战；我们就再也没有理由背叛革命的初衷，自毁抗战的光荣而为反动派效力；我们就再没有理由跟着反动派殉葬，而必须坚决地脱离反动残余集团，来向人民靠拢，来为人民服务。我们于北平和平之后，经过半年来的自我反省，自我教育，确切认定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必须是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及中国境内各民族，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共同努力奋斗，才能彻底完成。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深深地感到，只有在这个总的方向发动起义，实现绥远和平，脱离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学习，自我改造，和全国人民一齐起来粉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作任何阴谋，消灭反动派一切残余势力，实现新民主主义即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平建设新绥远，和平建设新中国。我们热切期望人员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及各界民主人士指导我们，教育我们，使我们能在新社会中忠实地为人民服务。

    让我们高呼：

    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毛主席、朱总司令万岁！

    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俞方皋、胡景通、张副元、张世珍、赵晓峰、杨仲璜、马逢辰、王崇仁、张朴、鄂友三、高理亭、乔汉魁、安恩达、陈秉义、孟昭弟、张潜、陈玉甲、于霖瑞、张振基、张汉琏、邬青云、王度、张钦、阎肃、荣祥、于存灏、胡凤山、辛崇业、杨令德、陈志仁、梁子材、奇世勋、任秉钧、吴桐、吴耀庭、王质武。

    毛泽东和朱德接到这份通电后，很高兴，于第二天就给他们发了复电：

    董其武将军及在贵将军领导下的绥远军队全体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界同胞们：

    看了你们9月19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

    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现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就在董其武等人传阅这份电报的同时，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政委薄一波的回电也来了。孙兰峰拿着电报高兴地说：

    “看样子我们跟随傅司令的路是走对了啊！”

    董其武说：“当初你还顾虑，现在没有了吧？”

    “我已经看到了光明！”

    “很好，你就给大家宣读这份电报的内容吧。”

    孙兰峰有点激动，他望了大家一眼，用浓重的山东胶东口音念道：

    董其武将军暨绥远起义全体将士和各级行政人员：

    接读9月19日通电，宣布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参加人民革命阵营，使绥远获得解放，我们于欣慰之余，特致热烈的祝贺。从此华北全境之内，国民党反动派所妄图依为最后挣扎的据点宣告扫除，这对全华北今后的建设事业和华北军民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事业，均极为有利。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完全消灭之期在迩，开创中国五千年历史新时期的崭新的人民共和国业已诞生。尚望团结部属与华北及全国解放区军民亲密合作，安定地方秩序，肃清反动派一切残余势力；并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教育部队，改造思想，改变作风，力求进步，把绥远建设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区，把军队改编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军，为建设新绥远、新华北及彻底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董其武望着孙兰峰说：“畹九（孙兰峰的字号），中央将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毛主席特意点名要让你和邓宝珊随傅先生一起进北平开会，这是大喜事啊，我先祝贺你。”

    孙兰峰惊喜万分，问：“这是真的？”

    “通知都来了。”

    “我前阶段认识没有跟上，对不起共产党啊！”

    “不能这么说，现在我们都要共同为建设新绥远出力了，共产党不计前嫌嘛。”

    1949年9月22日。

    傅作义带领邓宝珊、孙兰峰来到了北平。

    这次北平之行不但使孙兰峰消除了疑虑，而且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他时的情景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大会开始之前，毛泽东接见他时笑着说：

    “孙将军成了我们的同志，这次特意邀请参加政协会议，共商国是，我们是一家人了嘛。”

    “感谢主席厚爱啊……”孙兰峰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据孙兰峰回忆，当天晚上，在中南海的欢迎宴会上，身着中山服的毛泽东主席从人群中走过来，举杯对他说：

    “今天特别欢迎你，来，我们两个干一杯。”

    他说他当时说不出话了，热泪夺眶而出，高举着杯子脖子一扬就喝干净了。他还回忆说，周恩来在百忙之中还专门将他和傅作义等人请到家里举行家宴。饭菜上来后，周恩来转身从书架上拿出半瓶洋酒对他说：

    “我知道傅将军不善饮酒，但孙将军能喝几杯，来，咱俩干几杯。”

    周恩来亲自给他斟上酒，又解释说：

    “这瓶酒可是有来历的呀。”

    坐在他左边的傅作义接过瓶子，说：“周副主席这瓶洋酒是上等品啊。”

    周恩来笑着说：“傅先生眼力不错。这瓶酒是法国朋友送给孙中山先生的，孙夫人宋庆龄女士珍藏了多年，把它转赠给我，傅先生今天一定要来一杯哟！”

    傅作义说：“这么珍贵的酒是要品一杯的，感谢周副主席。”

    孙兰峰端起酒杯，激动地说：“这酒是与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我受之有愧啊！”

    周恩来笑着说：“过去的事就是历史了，现在我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来，咱们两人多干几杯。”

    几十年后，当孙兰峰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仍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对共产党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他情不自禁地说：

    “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周总理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终身难忘啊！特别是喝了周总理的那杯酒后，立刻感到一股热流在腹中回荡，并且迅速传遍了全身，内心实在激动呀……”

    绥远问题解决了，中央立即对绥远的军政干部下了任职命令。

    任命傅作义为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高克林、乌兰夫、董其武、孙兰峰为副主席。

    任命董其武为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

    任命傅作义为绥远省军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

    绥远虽然和平起义了，但因刘万春等人的破坏，和平改编军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毛泽东又将傅作义、薄一波、聂荣臻等人叫到中南海研究政策。

    会谈气氛轻松融洽，毛泽东点燃香烟，用漫谈的方式对大家说：

    “现在你们各位肩上的担子也不轻呀！这么多军队起义了，成分又很复杂，要改造好也不简单嘛，你们要掌握好政策，要让所有参加起义的军人没有顾虑才行。”傅作义问：“主席，不知你对我们绥远部队的改造还有何具体指示？”

    毛泽东挥手说：“关于绥远部队的团结改造方针和工作步骤还是照你提的那四个原则、三个步骤办，中央完全支持你们，工作要有步骤的进行，做出更大的成绩给全国人民看。要合作把事情办好，过去是敌人，现在成朋友了，主要是你们要搞好团结。”

    傅作义说：“这个请主席放心，聂司令、薄政委平易近人，我们团结在一起是没有问题的。”

    毛泽东将烟掐灭，望着大家讲：

    “合作后，也要估计到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还是要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与斗争。一年办到算好，否则两年。没有战争了，改造问题不能要求太快，快了就会出毛病哩，先做思想工作，后改革旧制度，总之要有步骤地达到目的。”

    聂荣臻说：“时间放慢一点是对的，我们支持傅将军的工作。”

    毛泽东讲：“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新绥远而奋斗，这就是党中央对你们的要求。”

    薄一波说：“我与傅将军交换过意见，军队现有体制不整编，我们的政治工作不好做。”

    毛泽东说：“军队现在还是暂不要变动，等条件成熟了再按我们解放军的制度整编。此事不能着急，要在党内特别讲清楚。蒋介石搞了二十多年都没有弄好，我们能一年完成还不算好吗？”

    薄一波接过毛泽东递来的烟，先帮他点上，自己也吸了一口，然后说：“我们打算组织一些生产活动，这样有利于作思想工作。”

    毛泽东笑着说：“很好，很好，组织生产活动有意义，但干部也要参加生产劳动，劳动可以改造人的思想，战士看到干部也在挖地，官兵关系就可以好转了，这就是政治思想工作嘛！凡是愿意和可能争取同我们合作的人，都要耐心帮助，争取团结多数，让他们感到与共产党合作有好处，思想能进步，生活能改善，还有保障。如果达不到他们的要求，即算工作失败。过去才走了第一步，现在是第二步，总之要做好事，他们就会欢迎。只要有前途，他们就愿意与我们合作，你们要特别注意哩，人家就是怕没有前途……”

    傅作义深受感动，他望着毛泽东说：“绥远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毛泽东又接着讲：“现在形势很好，全国就要解放了。绥远方面也在学习马列主义。你们对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要小心谨慎，使他们感到与我们合作确实有好处，你们去了还是相互观察时期，要说话兑现，不能骗人。我们共产党去了，如果说的与做的不一样，就同国民党一样了，先甜后辣不好，别人会说我们学蒋介石‘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如果这样，傅先生也会失信，一切工作就难做了，你们要小心谨慎，与人协商，与人为善。能做到这一点，事情就好做了。”

    最后毛泽东又向他们交待：“你们办事上面要得到傅先生的同意，下面要得到干部同意，特别是军队，不同意的就缓办，否则会出乱子。对党外同志要当成自己人看待，长期合作。”

    聂荣臻和薄一波同时说：“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遵照你的指示去努力工作。”事实证明，中央对绥远工作的指示是英明的，这支成分复杂的国民党部队，经过改造后，进步很快。在后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该部队请求参战，经中央军委批准，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3兵团，由起义将领董其武任司令，奔向了新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