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清明节。

    浙江溪口蒋介石家乡。

    细雨霏霏，烟雾朦胧，没风，一切都显得宁静如水。此时身着黑色长袍的蒋介石带着蒋经国和儿媳蒋方良及小孙子来到祖坟扫墓。

    光头蒋介石跪在父母坟前，很伤感地说：“不孝子孙要离开你们了，请父母大人安息吧……”

    他的这种举动似乎相当悲壮，可是立在他身后的儿子和儿媳却没有表情。他回过头，说：“你们今天要多磕几个头。”

    语音一落，蒋经国带着两个儿子跪在了地下。他的那位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夫人却站在那里没动。蒋介石望着她很气愤地说了一句：“俄国佬，真没有礼节。”

    回到家后，蒋介石的情绪越变越坏，不时对侍从人员发脾气。

    这时人民解放军已打进了杭州，上海的局势变得更加动乱。

    第二天清晨，蒋介石起床，没有洗脸，就将儿子叫到室内说：“你把那只太康号船准备好，明天我们就走。”

    蒋经国忙问：“去哪里？”

    蒋介石面无表情：“明天再说。”

    蒋经国不敢再问，他知道自从解放军渡江南下之后，父亲变得古怪了，坐卧不宁，大骂各战区将领指挥不力，还骂李宗仁葬送了国民政府的命运。

    蒋经国只好电令太康号做好准备。

    太康号奉命抵达象山港，舰长黎玉玺驱车赶到蒋经国的别墅请示任务。

    他问蒋经国：“主任，知不知道领袖明天准备去什么地方？”

    蒋经国说：“我也不知道。不过，以这次取水道的情形看来，目的地不外是两个地方，一是基隆，一是厦门。”

    第二天，蒋介石及其随行人员登上“太康”号后，仍不说话。

    舰长黎玉玺问：“委座，我们的目的地是……”

    “上海。”

    听到蒋介石的回答站在身后的随行人员大吃一惊。同时也使他们十分敬佩。在上海战事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去那里，表现了蒋介石作为领袖的胆略和勇气。

    蒋介石虽已下野，已经辞去了总统之职，但他依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总裁。就从军队来说，他的威望远远超过李宗仁。从他自己这方面来说，他也从来没觉得自己不是总统。他觉得，南中国此时风雨飘摇的那半壁江山，仍然是他蒋介石的。

    他这么重视上海是有原因的。其一是他对汤恩伯不是很放心；其二这里是他起家发迹的地方；其三是上海还有大量黄金白银没有运走，准备开往台湾的军队也尚未运完；其四是这里与别的地方不同，有美国人军事支持。

    他希望上海能坚守六个月。那时候，鹿死谁手，就很难说了。

    蒋介石初到上海住在复兴岛一座陈设独特的西式平房内。在这里，蒋介石连续多次召集军队团以上干部讲话，主要是给他们打气鼓劲。

    他在巡视上海时对大家说：“余誓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国军民同胞之后，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当有人问起有关共产党的问题时，他解释说：

    “共产党问题是国际问题，不是我们一国能解决的，必须依靠国际力量，但目前盟国美国要求我们给他们一个准备时间，这个时间当然不会太长，只希望我们在远东战场打一年。因此，我要求你们上海打6个月，就算完成了任务。”

    有人开始鼓掌，他脸色一变，突然说：“戴戎光这个混蛋一炮未放就投降敌人，让敌人轻易渡过长江，使得许多部队没有打就溃败了，打破了我原来的计划。现在我们在战略上虽然遭到了一些挫折，这只是暂时的，你们应当闻胜不骄、闻败不馁。你们应当相信我，从广东北伐以来，在战略上我没有错过，我们都做对了。”

    上海作战，从作战装备到战役进行，主要还是蒋介石亲自主持。在蒋介石“引退”期间，有关上海战备的重要问题，汤恩伯经常飞往溪口，当面请示。

    以至于把当时正在上海作战的参谋总长顾祝同也搁在一边。

    顾在4月份南京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强调要判断解放军渡江的主要方向在哪里，然后再作部署。

    当时，多数人主张，应重点防守南京至芜湖和南京至江阴之间，而汤恩伯却置重点于上海。

    顾祝同要汤恩伯考虑这些意见，汤恩伯则理直气壮地说：“守上海是总裁的命令”。接着当众出示了蒋介石给他签发的命令。并说总长也要服从这个。

    顾祝同当时面红耳赤，但还是按命令办了，决定据守上海。

    南京失守，与蒋介石作战指导思想有关。他是一个善于在国民党军内制造互相牵制局面的人。

    这一次，蒋介石坐镇复兴岛之后，又故伎重演。

    有天深夜，蒋介石把37军军长罗泽单独找到他的住处，面谕：“你要把全军切实掌握，保持高度机动性，要能在4小时内把全军调用。”

    老蒋的潜台词是：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赶快撤走。罗军长自然是心领神会。

    但是，这个情况汤恩伯就不了解。蒋介石的想法是不能让他知道。如果让他这个警备总司令知道了，他还不是那边枪一响，这边就走人。所以当时部队流传着一句话：汤总司令不过是给老头子当个大传令兵。

    特务头子毛人凤仗着老头子的威风，也不把汤恩伯放在眼里，经常在他这个“太岁”头上动动土。

    蒋介石到上海，保卫工作主要由毛人凤来做。他使出了所有特务高招，跟踪、搜身、抄家、监视、监听，什么都干。甚至电话也窃听到汤恩伯的家里。

    其时，汤恩伯虽然向他的部下叫嚷要“坚守六个月”，但他自己也在做着逃跑的准备，她的老婆黄竞白正在张罗着卖掉他们所住的豪华住宅。

    共产党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汤恩伯的策反工作，希望他能像傅作义将军那样弃暗投明，国民党少将高参陆久之（他是蒋介石与陈洁如所生女儿的丈夫）受共产党的影响，多次拜访汤府，要做汤恩伯反戈的说客。因为陆和汤私交很深。汤呢，在这个问题上总是态度暧昧，他也看到老头子大势已去，但却又不敢轻举妄动，对共产党放心不下。所以在回答陆久之的问话时，总是说得极为含混。

    这情况当然全被毛人凤掌握了。

    有一次，毛人凤当着汤恩伯的面说：“不是我夸海口，全上海军政要员，任何人的脑袋都在我毛某人掌握之中。总座，你想要谁的脑袋？”

    汤恩伯听了他的这句话，冷笑一声，说：“敝人只想要自己的脑袋。”

    “那也未尝不可。”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信不信，明天早上八点，你的脑袋就在我的控制之下。”汤恩伯决定姑且看看他毛人凤有多大能耐。随后吩咐自己的副官从此不离左右。

    次日，刚好蒋介石要从复兴岛上搬到市区去住。他嫌复兴岛离市区太远，办公不够方便。蒋经国立即对父亲说：

    “时局已这样严重和紧张，市区内危险分子太多，怎么还可以搬进去住呢？”

    蒋介石严厉地说：“危险？难道我还不知道？”

    蒋介石从复兴岛迁至市区。这件事都是毛人凤一手去办的。汤恩伯得知这一消息后很不满意地抄起电话，询问：

    “毛处长，老头子转移的事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毛人凤把电话听筒夹在脖子下，手里翻着桌上的文件，答非所问地说：“总座十分守时嘛！”

    “我的头还长在我的脖子上，可时间已经是8点……”

    “差两分。现在请总座回头看看就明白了。”

    汤恩伯回过头来，发现他的副官手中握着一支左轮，正对着自己脑袋，不足5公分。

    汤恩伯惊得目瞪口呆。

    毛人凤在电话那头说：“总座，中午在梅白克大酒店恭候大驾！”说着便挂上电话。

    汤恩伯的副官也迅速将枪收入枪套，换上一副微笑的面孔，说：“总座，毛处长跟您开个玩笑，不必当真。”

    在梅白克大酒店里，毛人凤举杯向汤恩伯敬酒，并且作了一番开导。毛人凤提醒汤恩伯，共产党搞策反，想动他的点子。并且用一番大道理，开导他只有死心塌地跟着老头子，才能落个忠孝两全的圆满结局。

    蒋介石上海之行，主要就是为督战打气，鼓舞军心，也是将他手中的网，把部下罩得更紧些，控制得更严实一些。还有一个不算小的插曲。在国民党军队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差点造成了第二个“西安事变”。

    蒋介石和李宗仁的争斗仍在继续升级。

    李宗仁于4月23日下午飞离南京之后，并没有飞赴新的临时首都广州。因为广州是蒋介石发家的地方，有保蒋的强硬派，李宗仁决定不去广州。

    李宗仁于23日下午飞抵桂林，住在杉湖南岸自建的文明路130号宅邸。又派程思远飞汉口接白崇禧返桂，共商大计。4月28日，程思远飞赴汉口，只见白崇禧正忙于与此时正在上海的蒋介石通电话。

    此时白崇禧的想法是，让蒋介石命令从长江南岸撤退的中央军向浙赣铁路线布防，而不要向福建沿海地区转移。

    这时蒋介石的溃败大军如李延年兵团，正忙着向福建撤退。

    上海的败兵也不是直接撤向台湾，而是先在福建作了象征性的布防。“小诸葛”白崇禧认为这种布防无疑是一堵假墙，不堪一击。

    4月29日，程思远偕白崇禧乘专机飞往桂林。临行时，汉口第4路空军司令罗机告诉白崇禧，说桂林正在下雨，能见度低，能否降落，尚不可知。到桂林上空时，果见乌云迷漫，而柳州也是一样，只得改飞广州，到时已是万家灯火，即在天河机场降落。

    当天晚上，白崇禧去拜访何应钦。何应钦对白崇禧大发牢骚，说李宗仁作为国家元首，目前不到广州，却偏偏躲到桂林去，简直不成体统。两人一致同意派司法院长居正、阎锡山、李文范赴桂林劝驾。

    5月2日，白崇禧与中央劝驾大员一起飞至桂林。李宗仁对他说：“已准备好一份书面材料，意思是蒋介石既然不愿复职，则应将台湾所存国家财富和美援军火运到广州，交由政府支配，并请他出国考察，本政府才得以行使应有的权力。”

    白崇禧说：“这本来也是我的意思，还应该将此文件交由来桂的中央大员去广州转交给蒋介石。”

    5月3日，居正、阎锡山、李文范看了李宗仁提出的书面材料后，对它的内容完全同意。居正还要求把它改写成《李代总统同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委员的谈话记录》。

    当天下午4时，居正等一行三人飞返广州。4日上午，何应钦派专机把这份《谈话记录》送给蒋先生。

    5月5日，蒋介石写封信给何应钦，派专机送到广州。这封信是蒋氏对李宗仁所提要求的总答复。蒋介石说：“对库存金银，谓在职时，已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到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与闻。”

    “对储美械，调美援军械之存储及分配，为国防部职责，引退之后，无权过问。簿册罗列，亦可查核。”

    对于李宗仁要他出国，更是大动肝火。他在信中写道：“若谓中正不复职即应出国，殊有加重商榷之必要。中正许身革命40余年，只要中国尚有一片自由之领土，不信中正竟无立足之地。”

    “在溪口时，曾对礼卿兄（按：即吴忠信）言：‘前次他们要我下野，我自可下野，现在若复逼我出国亡命，我不能忍受此悲惨之境遇’今日所怀，亦复如此。”

    蒋介石对李宗仁用专机送来《谈话记录》难以接受。但是受到内外夹击的蒋介石，心里自然很不好受。后来，他在给何应钦的信中又写道：

    “今日国难亦急，而德邻兄对中正隔膜至此，诚非始料所及。而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掣政府，故中正惟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

    5月6日，广州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作出决议，推举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等“迎李专使”，将蒋介石致何应钦的信带到桂林给李宗仁。白崇禧看到蒋函中所说的“遁世远行”一语，感到值得推用。

    便对李宗仁说：“蒋介石并非不想出山，他所以愿意下野，是想争取时间，卷土重来。德公早日去广州负责，就可防止蒋委员长东山再起。”

    李宗仁频频点头。

    5月8日上午10时，李宗仁偕阎锡山等迎李专使一行，分乘“追云”、“自强”两架专机飞往广州，行使代总统之职。

    自蒋介石4月24日到达上海之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者便开始制定了活捉蒋介石，和平解放上海、和平解放南中国的计划。

    该计划通过情报员送到城外，送交丹阳的总前委前沿指挥部，获得了批准。

    在执行这个计划中，国民党中将高参，中共的老朋友张权将军参与了具体的实施工作。因为他的身份，便于开展工作。早在徐蚌会战、芜湖江防，张将军都亲临阵地，为解放军提供了大量的情报。

    解放军逼近上海之后，他一直在积极地做国民党军官的策反工作，而且富有成效。

    这是一位正义感很强的人。抗战时期，他率领中国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战车防御炮部队，在缅甸作战，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打内战，张权在南京，在老头子面前直陈己见，结果惹恼了蒋介石，解散了张权的部队，夺了兵权，挂名高参。此时，他对蒋介石心灰意冷，萌发了靠拢中共的打算。

    当时，活捉蒋介石父子也不是容易的事。

    张权受领任务后首先物色的对象是驻浦东的青年军230师的师长方懋楷。他是张权的学生。

    青年军又是蒋经国的嫡系部队，方懋楷师长与蒋经国的私交很好，也不易引起怀疑。

    张权做通了方师长的工作，方懋楷决定效仿张学良，来个第二个“西安事变”。

    时机终于来了。

    有一天，蒋经国约请方懋楷到他的励志社别墅叙旧，时间定在晚上。

    张权将军指着地图对方师长说：“这是蒋介石的卧室，这是蒋经国的卧房。蒋经国会客都在这一间。对面，是一间盥洗室。在澡缸下面的小门里，有两支盒子枪，一把给你，一把给你的贴身警卫。你上楼之前，楼下门卫室里坐着一个上校，他会出来说：师座，主任亲自召见，前途无量啊！这人就是接应你的人。

    “你还必须在准备好之后，首先用枪击碎窗玻璃，接应人就冲到蒋介石房间里，说：‘有刺客，总裁快走。’

    “楼下宪兵就会冲上来，一名上尉连长把你们和蒋氏父子，拥上中吉普，直开复兴岛。然后你把驻西体育会路的一个团调到复兴岛，这个时候，我也会在西体育会路装甲团，我就出来和你会师。”

    最后，张权又补充说：“我们的行动不是孤立的，海军也会协同行动。”

    方师长很自信地说：“张公，就这么定了。不成功，则成仁！”

    后来，在5月1日中午，上海驻军的军官家属第一批撤离上海，乘船去台湾。由于蒋经国的特别关照，方懋楷的家人也都跟着这批船走了。

    在黄浦军港码头，方师长挥泪与自己的妻子和五个孩子（四女一男）依依惜别。

    事已至此，就给方师长捉蒋行动造成了重大心理障碍。他认为自己成仁倒没什么，但妻子和五个孩子的生命难保。

    当时在那种情况下，蒋介石为什么要下令上海的团以上干部家眷全部撤出上海去台湾？原因很简单，扣下人质，那些军官自然都要誓死效命，无法三心二意了。

    在晚上如期而至的会见中，方师长虽然从浴缸底下取出了手枪，但犹豫了很久，还是十分痛苦地把枪放了回去。

    这次筹划周密的捉蒋行动，就这样流产了。

    第二次的捉蒋行动定在海军军舰勇进号上。

    这时上海的地下党经过总前委的批准，已正式成立了上海起义军，由张权担任起义军总司令。准备大军攻打上海的时候，相机策应起义，同时决定由起义军负责第二次捉蒋行动。

    根据可靠情报，勇进号将于5月5日由复兴岛码头送蒋介石去定海。

    起义军司令部决定这一天在蒋介石上船后，炸舰堵塞航道，然后首先由海军率先宣布起义，扣押蒋介石。

    这时候，海军参谋长周应聪已被地下党争取过来了。

    海军参谋长周应聪又做通了勇进号军舰舰长陈广一的工作，由陈广一负责炸舰，并交给他一枚定时炸弹。

    但后来问题又出在陈广一的儿子陈大国身上。

    陈大国也在勇进号上服役，是一名海军上尉。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两天前，他的女朋友，一名漂亮而进步的女大学生，离开上海，去了解放区，与他不告而别。

    陈大国暗下决心，准备劫持勇进号北上连云港，投奔解放军。

    他还不知道这艘军舰所担负的特殊使命。他官阶太小，无权知道。

    5月4日深夜。

    勇进号停泊于复兴岛码头。

    两名持枪的水兵冲进舰长室，将陈广一双手反剪，嘴里塞上了毛巾。

    陈大国宣布：“勇进号起义了。”

    勇进号驶离了码头，并用信号骗过了吴淞港。

    这下子急坏了岸上的人。正在筹划炸舰捉蒋的周应聪，一看情况发生突变，一时又找不到地下党，只得先躲起来。

    汤恩伯派出两架飞机，海军司令桂永清派出两艘驱逐舰，一齐追截勇进号。一时空中海上，枪炮齐鸣。

    待陈广一向儿子陈大国说出了事情的原委以后，已经晚了。

    最后，陈大国战死，陈广一抱着儿子的尸体，跳入大海。

    蒋介石又逃过一劫。

    汤恩伯、毛人凤在恼怒中进行了疯狂的大搜查。

    由于叛徒的告密，张权将军等一些起义军领导被逮捕，他们在上海解放前夕被暗杀。

    1949年5月13日，浦东。

    青年军230师师长把部队交给他的副参谋长，让他率部投降。

    方师长说：“我们只能选择投降。青年军是蒋主任经营多年的精锐部队，起义，对不起党国，对不起蒋主任；拼死，对不起全师一万名兄弟。所以，给共产党让路，给弟兄们谋生。”

    接着他安排了副参谋长去和解放军联系，并令工兵部队给雷区插上标志，让解放军安全通过。然后，他自己从容地走进雷区，触雷身亡。

    1949年5月12日，蒋介石安全离开上海。

    他站立在甲板上，绵绵细雨打湿了他的长袍，海风抽打着他清瘦的面颊。

    蒋经国轻声对父亲说：“父亲，上海陷入如此重围，非您一人所能挽回。如您所说：‘尽心力而为吧’。”

    蒋介石神情呆滞，雨水迷住了双眼，但他仍费力地看着远方。

    他对儿子说：

    “还有毛人凤哩，他会对付共产党的。”

    原来蒋介石离开上海时向特务头子毛人凤交待了五项任务：

    1.协助汤恩伯、陈良筹抢运物资；2.控制上海的轮船、帆船及大小木船；3.集中沪杭一带的交警部队，以6个总队加入战斗序列，保卫上海，归汤恩伯指挥，以2个总队担任护运物资的工作；4.监视上海的资本家，勿让他们将物资偷运往香港等地；5.发给应变费金元券1亿元。

    当时毛人凤将他的几个心腹叫到家里开会时，有人对能否执行这个计划有疑义，毛人凤却解释说：

    “南京现在已被共军占领了，上海也很危险了。估计共军很快就会打过来。长江天险都被共军突破了，我们这点兵力还能守住上海吗？是不行的啊。所以总裁才指示我们要争取将金银运到台湾去。”

    根据蒋介石的有关指示，毛人凤命令毛森等人到处制造恐怖活动，追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毛人凤曾对他们说：“总裁指示，凡是有嫌疑的即予以逮捕，要对张澜、罗隆基等人予以监视。”

    张澜等人在共产党的掩护下秘密离开了上海，杀人不眨眼的警察局长毛森遗憾地说：

    “我本来是要将张澜、罗隆基干掉的，可惜只晚了一刻钟啊！”

    毛人凤说：“按照总裁当初的意思是准备干掉他们的，后来总裁又同意不杀他们了，杀了民主人士，会引来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