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朝鲜停战实现在即的时候，李承晚集团极力破坏和阻挠，一再叫嚷“不能接受如同对韩国宣告死刑的停战协定”，“将继续单独战斗，直到达到目的为止”。公然破坏谈判双方于6月8日刚刚达成的遣返战俘的协议，经过密谋策划后，于6月17日深夜至19日，将在大邱、光州、论山、马山、峰山等战俘营由南朝鲜军看管的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2.7万余人和数十名志愿军被俘人员，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迫予以扣留。刚刚看到的朝鲜和平的曙光，又被罩上了阴影。
李承晚集团的破坏行为，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不但民主国家的各国政府和人民纷纷谴责这种行为，就连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政府官员也强烈谴责这种行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接替艾奇逊任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觉得面子上难堪而非常恼怒。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舆论，纷纷要求撤换李承晚。6月18日，艾森豪威尔给李承晚发一急电，指责他“违抗了‘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指挥”，并威胁说“要是你坚持目前的方针，就无法使‘联合国军’司令部继续同你一致行动，除非你准备立即毫不含糊地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指挥，处理并结束目前的敌对行动，否则就将另行安排”。正如美国一位记者所说的：“在整个世界上，李承晚的名望一落千丈，降到了最低点，世界上谴责之声四起。”
对于李承晚的这种破坏行为，朝中方面当然不能容忍。6月19日，毛泽东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和志愿军首长，指出：“美军总部明知故犯地纵容李承晚破坏战俘协议，引起全世界严重注意和纷纷责难。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争吵和分歧正在扩大。鉴于这种形势，我们必须在行动上有重大表示方能配合形势，给敌方以充分压力，使类此事件不敢再度发生，并便于我方掌握主动。因此，我们决定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写一封严厉的信给克拉克”。
同日，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名义致函克拉克，指出：美方“必须负起这次事件的严重责任”，“现在发生的这次李承晚‘释放’和胁迫战俘事件，证明我们所反对的强迫扣留已进一步地成为不容置辩的事实”，而“你方所一贯宣传的所谓‘防止强迫遣返战俘’，完全是无中生有”，“你方在这个问题上历来所表现的错误立场和纵容态度，不能不直接影响这次事件的爆发和即将签字的停战协定的实施。”“鉴于这次事件所产生的异常严重的后果，我们不能不质问你方：究竟联合国军司令部能否控制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如果不能，那么，朝鲜停战究竟包括不包括李承晚集团在内？如果不包括在内，则停战协定在南朝鲜方面的实施有什么保障？如果包括在内，那么，你方就必须负责立即将此次所‘在逃’的、亦即被‘释放’和胁迫扣留并准备编入南朝鲜军队中去的……战俘，全部追回，并保证以后绝对不再发生同类事件。”
这时，战场上的军事形势和政治形势对中朝方面都十分有利。为了对李承晚的破坏行为表示抗议，6月20日，朝中代表团要求谈判休会，直至美方做出保证。
同时为了加深敌人内部矛盾，予美方以更大的压力，已从北京起程准备前往开城办理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事宜的彭德怀，于20日21时抵达平壤中国大使馆，与李克农、邓华分别通了电话后，22时致电毛泽东，建议：“根据目前情况，停战签字需推迟至月底似较有利，为加深敌人内部矛盾，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消灭伪军一万五千人（六月上半月据邓华说消灭伪军一万五千人），此意已告邓华妥为布置，拟明廿一日见金首相，二十二日去志司面商停战后各项布置。妥否盼示。”次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彭德怀的建议，指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作决定。再歼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同日，彭德怀也商得了金日成的同意。
邓华、杨得志和轮换解方任志愿军参谋长的李达，根据彭德怀20日晚的电话指示，于当晚23时半即给各部下达了指示，并告人民军前线指挥部和开城代表团，指出：“李承晚匪帮破坏遣返战俘协议，释放大批北鲜战俘。这一无理行动，势将拖延停战协定的签字，在世界舆论上已造成极大震动。为给敌以更大压力，配合板门店谈判，并经彭总同意，决在军事上继续予李伪军以狠狠地打击。为此，各军应即根据原预选目标，如已准备就绪者应即坚决攻歼之，如新选目标，应抓紧时间进行准备，并在有坑道之新占阵地上应坚决扼守，求得在打敌反扑中大量杀伤敌人。对美军及外国帮凶军，仍不作主动攻击，但对任何向我进犯之敌，均必须予以坚决打击。”25日，再次指示第一线各部，已做好准备的各军可放手对南朝鲜军作战，尚未准备好的各军加紧准备，准备完毕后，狠狠打击南朝鲜军。
据此，第一线之第1、第46、第23、第16、第24、第60、第67军及人民军第3、第7军团，于6月24日开始，纷纷对已做好攻击准备的目标展开了攻击。与此同时，第20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王平和被轮换准备回国的郑维山研究认为，该兵团金城正面南朝鲜军几个师，已遭到夏季战役第一、第二阶段的打击，兵团指挥的各部也有了攻坚作战的经验，对南朝鲜军工事情况较为了解，并且金城正面阵地向我方突出，于是计划了金城战役，接替王近山任第3兵团司令员的许世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副司令员张明远等共同参加了研究。决定切掉在金城正面南朝鲜军的突出部，拉平战线。经邓华、杨得志批准，以第21、第60、第67、第68、第54军，组成东、中、西三个作战集团，在第9兵团第24军的配合下，于7月13日黄昏，对南朝鲜军4个师防守的正面25公里的阵地，同时发起了攻击，即金城战役。
此次攻击，是志愿军转入阵地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攻击，也是抗美援朝战争最后一次攻击，并且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唯一的一次阵地进攻战役。自1952年下半年以来，志愿军方面地面火炮虽在质量上仍不能与“联合国军”相比，但在数量上，已超过“联合国军”。这次战役，志愿军集中了1480余门各种火炮，地面火炮对比以1.7：1占有优势，兵力对比以3：1占有优势。志愿军共发射炮弹1.9万余吨，相当于运动战时期第一至第五次战役发射炮弹总量的2.2倍。其中，在发起攻击的当夜，1000余门火炮齐放，发射炮弹1900余吨，摧毁了南朝鲜军阵地的主要工事。志愿军在25公里的正面上，一个小时之内即全部突破阵地。至14日黄昏，已拉平了战线，向南最远推进9.5公里。而后向南朝鲜军纵深发展，最远的又推进了8公里。16日，克拉克和接替范佛里特任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的马克斯韦尔·泰勒，组织美军和南朝鲜军共8个师，在飞机、坦克和炮兵火力的支援下，全力展开反扑。志愿军遂转入防御，直至27日，共击退敌军1个连至两个团兵力的反扑1000余次。金城战役共歼敌5.3万余人，南朝鲜军4个师被打残，收复阵地160余平方公里。毛泽东讲到这次战役时曾说：“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从6月25日至7月27日，志愿军和人民军共歼敌7.8万余人，收复土地192.6平方公里。这次作战，严厉地惩罚了李承晚集团，加深了美方内部的矛盾，有力地保证了停战后朝鲜局势的稳定。
克拉克后来回忆时说：“在我的心中毫无疑问认为，这次共产党攻势的主要原因，假使不是唯一原因的话，是给大韩民国陆军一个迎头痛击，并向他们及全世界表示‘北进’是说易行难的事。”艾森豪威尔也说：“许多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策在于通过只进攻大韩民国部队，不进攻美国部队，以此来分裂盟国。一个可能有用的后果是，提醒一下李总统，如果失去‘联合国军’的支持，他的部队是脆弱的。”李承晚甚至抱怨：“中共攻势之所以获得胜利，是由于第8集团军采取守势太久，以致让共产党建立了他们的实力。”
从1953年4月底至7月27日朝鲜停战实现止，这一段以打促谈的作战指导，是抗美援朝战争后期作战指导最精彩的一幕。打谈紧密配合，打是为了谈，打服从谈，打促进谈。同时，谈为打规定任务，谈为打提出要求，打击重点目标的选择，打的时机的确定和打的规模大小，均根据谈判的需要而定。志愿军作战和谈判的主要对手是美军，谈判能否有所进展，关键决定于美国的态度。因此，志愿军确定以打促谈，首先决定以美军为重点打击目标；待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有所好转，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不愿停战时，则将打击的重点目标改为南朝鲜军，并扩大了打击的规模，而对早已主张停战的英、法等国军队不作主动攻击，对美军也只选择连以下兵力防守的目标进行攻击；待停战谈判全部达成协议，李承晚集团破坏协议时，则将作战目标改为专打南朝鲜军，并更加扩大了打击的规模，而对美、英军等均不作主动攻击，直至打得李承晚集团也不得不同意停战。整个作战显得有理、有力、有节，堪称以打促谈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