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扩大事态”方针的产生恐怕得追溯到外相币原喜重郎一生中最不寻常的那顿早餐。
这天早上，币原像往常一样，边进早餐边看报纸。但是这一天，映入他眼帘的那则消息撼动的不仅仅是他，而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外交主张。柳条沟事件已经发生了十来个小时，关东军已经占领了沈阳，而他这位外相，居然并不比其他大多数东京人更早地知道这一消息！
币原赶紧向外务省查询，并指示外务省与奉天总领事馆联系，了解更详细的情况。同时与若首相联系，商讨此事。
上午10时，若首相已经召集齐了全体阁僚，紧急商讨昨夜在中国奉天发生的事情。
若首相对事件知道的看来并不比报纸上所说的更多。在会上，若问陆相南次郎：“听说关东军这次行动是针对中国军的暴戾而采取的，果真是我军的自卫行动吗？你能肯定确实是这样吗？”
南次郎回答说：“当然是这样。”
尽管南次郎回答得镇静而自信，币原却不相信。他拿出外务省收到的奉天总领事馆的情报，大声宣读，一一列举：
抚顺的守备队报告说，要进行假定于十八日拂晓前占领奉天城的演习，因此指示警察制定保护侨民避难和维持治安的计划。
抚顺独立守备队说是要在十七日出动，曾经事先请求满铁准备列车候用；……但到了前一天，又称十七日不出动，请变更准备于十八日使用。
南次郎刚刚从参谋本部过来，他要代表陆军中央部申诉关东军军事行动的正当性并肩负着说服内阁同意派遣驻朝鲜军增援的使命。不过，听到币原铁口直断，有凭有据，他有些心虚，币原宣读电报时的那种不容置疑的口气，令他沮丧。鉴于会场上所出现的气氛，南次郎压根儿就没有勇气再提驻朝鲜军增援的问题。
若首相和阁僚们分析了手头掌握的情报。看来，不管真相如何，军方将内阁完全撇在了一边。按币原的分析，军方的说法很难说靠得住。如果这真是关东军有预谋的一次行动的话，那无异于在本来就因接二连三的悬案而激化得如沸汤般的中日关系中又捅了个天大的娄子。军方对此事件究竟出何考虑，内阁竟毫不知情。如果真是这样，日中关系将何去何从，日本的国际形象和地位将受到什么影响，军方将把日本的未来推向何方，一切都殊难逆料。基于这些，阁议最终形成了“努力不使时局较现状扩大”的决议。
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若发表了这样的讲话：
这次在奉天附近日中两军突然发生冲突，诚属遗憾。然而，究其原因，系中国军队企图爆破满铁线路，且对我守备队进行抵抗的结果。事已至此，确信我军所采取之手段，完全是基于正当防卫之态度。中国人抱何动机爆破我满铁，因尚未得到详细报告，故未可得而知。然既已交火，相信我首当其冲之驻满部队和机关正在予以妥善处理。
虽然讲话中仍按军方的说法将此次事件的发生归因于中国军队炸毁满铁线路，但究是底气不足。
币原外相决心为币原外交作最后的奋斗。
这一天，驻奉天总领事馆有关事件情况的电报，如雪片般地发往东京外务省。在币原看来，事情的真相愈来愈清晰。
关于此事件的源起，关东军的说法是因为暴戾的中国军队炸毁满铁，关东军只是行使了正当的自卫权利；而据奉天总领事馆的观察，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综合各方面情报，看出军方之方针是在满铁沿线各地全面开始积极行动。本官（指林久治郎总领事）正采取措施，努力通过在大连之内田总裁提醒军司令官注意，希望政府也采取适当措施，火速制止军方行动。
据报，参谋本部建川总长乘18日下午1时火车抵达当地，军方虽对此保密，但该情报或为事实。另据满铁木村理事之内部情报，为了修理被传说是中国方面破坏之铁路，满铁派遣了养路工，但军方不许接近现场。故可以想像此次事件完全是军部有计划之行动。
币原本人基本上判定此事是军方有计划的行动，作为外相，他关心的是币原外交的前途。从滨口内阁到若内阁，面对中国方面推行革命外交而掀起的收回国权运动和日本国内朝野众口一词地要求解决满蒙问题的叫嚣，以协调主义为宗旨的币原外交处在二者的夹缝中间，左右弥缝，却日益捉襟见肘。
林久治郎在给外务省的电报中还说：
臧（式毅）主席及交涉员接连不断地来电话说，对于日军之行动，中国方面执行了完全不抵抗主义，且已听任日军占领了商埠地及大西关等公安分局。尽管如此，日军之机关枪仍不断射击，加害于不抵抗之军民，这给事件之善后处理增加了困难。鉴于此，请求尽力制止日军之行动。对此，我方答复说，正在为防止事件扩大而竭尽努力。
看来面对关东军的进攻，中国方面采取的是不抵抗主义，中国的东北当局则尤其不希望事态扩大。双方外交交涉的余地仍有。只是若以外交交涉来处理此事件的话，则势必会波及此事的责任问题。
尽管他币原基本上判定此事件系出关东军有预谋的行动，但是，狙击滨口首相的枪声、民众日益高涨的舆论和军人们愈来愈强硬的叫嚣，犹在耳际，面对舆论，恐怕他仍然只能像若首相那样一口咬定责任在中国方面。只要事态不扩大，形势或许仍可挽救。此事若只限制在日中双方之间交涉，则无论责任在哪方，日本尚不至于被动。可是，事态似乎正在朝令人担忧的方向发展。
驻奉天领事馆又传来了关于美国领事馆的交涉：
19日上午4时半，美国副领事馆员等来访，表情激动地说，适才贵方还称日军当努力保护外国侨民，然没有多久，在商埠地内之“盛京俱乐部”附近，日本兵向载有中国人之汽车开枪时，机关枪子弹竟飞进了正在举行舞会之该俱乐部内，这在世界任何地方皆无先例，可谓不可思议。余想将此事特别电告国务院。
关于此次事件之原因，尽管陆军方面之报告有许多疑点，但当前对于外人之质问，还是按陆军方面之解释予以回答，宣传了陆军之积极方针。至于能否得到外人充分谅解，颇感怀疑。对此尊意如何，请至急回示。
这些电文，不免让币原萌生一层忧虑，那就是，此事件可能会国际化。从日本的角度看，此事的善后处理若能限制在日中双方之间交涉的话，自是最有利不过。在与中国方面交涉的时候，若能与东北当局交涉，对于解决满蒙问题当然更有利，只是，眼下东北方面交涉的主要障碍却是关东军。据奉天领事森岛守人的判断，关东军已经铁定了心全力进攻了，行动既已开始，任何人不得妨碍，妨碍便是干涉统帅权。
但从这天获得的情报看，日中之间交涉的线索还是存在的。线索来自南京方面。
这天早晨，币原便接到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从南京发回的电报。据重光葵的报告，事变发生后，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便紧急召见重光葵，提出紧急严重抗议，要求立即电告日本政府迅令关东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将日军撤回原防。日本外务省指示重光葵对事件的处理方针是：由于事件是因炸毁南满铁路而发生的局部问题，应由日中两国政府直接谈判解决，希望他尽量将此事限制在日中双方之间处理。
重光葵在电报中还提到，事变发生后，他又约见过中国财政部长宋子文，向宋子文提议：“这样的事件，如果不迅谋解决，便会有很多麻烦加进来，将非常困难；故宜赶快派员前往当地调查，再由我们两人来协商解决。”宋子文也答应了。重光葵与宋子文之间的这条线索源自事变发生前夕日中关系因中村事件而日趋严重的时刻。两人协商寻找缓和紧张局势的方法，协力改善中日关系，商定二人同赴满洲，亲自调查当地情况，找出解决办法。宋子文还打算顺道去一趟北平，与张学良协调一下立场，然后同赴大连与日本前外务大臣现任满铁总裁内田康哉进行商谈，再制订有关满洲问题的基本解决方案。双方都预订好了9月20日从上海北上的船票。谁知动身北上的前两天，事变发生了。重光葵仍然抓着这条线索，希望能继续他们的满洲之行，使事变局部化。币原对这条线索亦寄予期望，训示：“盼能努力，获致结论。”
许多年以后，对于这次终究未能成行的满洲之行，币原喜重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对于重光葵、宋子文的交涉寄予一线希望，一直在翘首以待，但却没有再见到重光葵的报告到来。而重光葵则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一直在等待币原外相的训示，经多次催促，直到21日才示知认可，但为时已晚。
事实上却是，关东军在满洲点燃的战火，正以燎原之势——在满洲、在中日两国、在国际社会——迅速蔓延。此前都不能制止的关东军的狂奔，此时更不可能制止。即便有了那趟满洲之行，也注定是趟没有收获的行程。所谓“努力不使时局较现状扩大”，正如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