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元在上海的备受青睐由来已久。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是世界上白银储量最多的地方：大约达四亿盎司——上海差不多就是一个中国的总银库，存着大部分的中国银子。“因为大家都认为上海租界是一个安全之区，周边的地主、内地钱庄、富翁、印子钱老板和军阀都把他们的银子尽量运到租界里面来存放。”杨仲文说。

    上海已经不止一次处于银元投机风潮的包围之中，如今，银元投机的环境再次浮现。《上海大公报》当时的一则消息描述了九江路外滩中央银行令人窒息的挤兑情景：“四川路迦陵大楼到福州路一段，由上午四时到九时就人如潮涌，不准行人通过，连很多银行机关职员都无法进去办公。记者于早晨进入某大楼，出来时人群更挤，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冲出重围，回来检视，大衣袖口纽扣上扎牢女子头发一大撮。中央银行挤兑的人把附近大厦的门口都堵塞了，住在大厦里的人们冲了好久没有突围，便在一楼开了一面大窗，用一块条板搭在挤兑的人头上，才能走出大厦。”

    “投机者利用了人们的心理，银元成为人们恐惧感的催化剂。大批手里拿着现金的惊慌失措的市民，只好求助于黑市，他们抛售新货币，换来银元，进而把它们藏起来——放进保险柜、箱子、白铁罐，很多人都在自家的后院里挖个洞，把银元埋在里面。”张振国回忆说。

    1949年5月29日以前，惨遭挤兑的是“金圆券”，5月29日以后，人民币遇到了相似的命运。人民币和银元的强弱之势几乎一目了然。解放后的10天时间里，上海银元的价格就上涨了两倍以上，银价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在上海解放后的13天内，批发物价指数跟着猛涨两倍。

    上海又一次成了投机的天堂，街头的小贩越来越多。“6月5日那天上街的小贩是2万人，到6月8日已经发展到8万人。”丁公量解放后在上海任第九兵团保卫部部长，他回忆，“当时上海的一些主要马路，特别是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到处都可看到许多人在人行道上或十字路口兜售银元。”

    上海证券交易所是汉口路上的一幢显赫建筑，号称是当时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

    上海解放后，旧上海证交所再次成为上海金融投机活动的中心和指挥部。“投机分子同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的分支据点，与全国乃至远东各大城市都有紧密联系，”张振国回忆，“由于证券大楼拥有几百部市内电话和大量对讲电话等通讯工具，每天还有数千名前来探听行情的人出入其间传递信息，因而证券交易所的一些金融投机商对全市银元价格的操控，就如同当初对有价证券交易的买空卖空一样得心应手。证券大楼的‘水很深’，很多看似普通的证券号背后都牵涉到官僚和帮会势力。”“陈云那段时间经常到银行来，与银行的顾问、专家，还有一些银行里的老上海讨论这场针对银元投机的仗怎么打。”

    陈云和陈毅不是第一个在上海向黑市商和投机商开火的人。三年前，蒋经国带着他的妻子悄然来到上海，并调兵遣将，将其嫡系勘建第4大队、第6大队共7000人带到上海，同时组织“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在上海执行经济检查，结果一败涂地。这段非常时期，上海的法庭不断地判处死刑，而且立即执行。从9月初起，蒋经国枪毙了奸商王春哲等，并在上海大捉“米蛀虫”、“棉蛀虫”、“毛毛虫”等，先后被关进去的有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荣宗敬先生的儿子荣鸿元等，沈莱舟的女婿黄国良也被当作“毛毛虫”捉了进去。但蒋经国的挫折从一桩奇怪的事情开始了：一个晚上蒋夫人接到一个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她的继子截获了扬子江开发公司的大批货物，这些货显然是黑市货，这家权力极大的公司是孔氏家族的财产。蒋夫人听到蒋经国要逮捕她的外甥、总经理孔令侃而大为恼火，蒋介石决定把这事交给她处理。最终孔令侃并没有被捕，而是离开上海到美国去旅游了几个月，后来公司总部就挪到了佛罗里达。

    现在，同一个战场，新政权和诞生不久的人民币能打赢这场仗吗？张振国说，“我们刚开始分析是我们定的牌价低，市场中吸引力不强，因此第一个想法是用经济手段把银元压下去”。

    这个计划的名称叫“以银元制银元”。那些差点就要被收进博物馆的“袁大头”模子被重新翻出来，上海造币厂用了一天时间就突击生产了10万银元，以试图投入市场一举平抑银价。“我们集中了这10万银元在同一时间用低价投到黑市，6月6日那天，仅在上海市一个区的市场上，就抛售了1万银元。”张振国回忆，结果这些银子在上海滩“石沉大海”，这些新政权挤出的一点库存银全部被投机者吃进了。

    从上海历史上白银的保有量来看，这个巨大市场的吸纳能力深不可测。

    曾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金融工作、几次参与上海接收日、伪金融机构的冀朝鼎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我们接管上海时，被搬空的中央银行金库里只有黄金0.6万两、白银3万两、银元154.7万枚、美钞8.678元（注：原书如此）和极少量的英镑、港币。而我们保守估计，光在上海市民手里的银元至少也有200万枚。想用以市场对市场的经济干预来解决人民币立足问题是力不从心的。”

    另一个客观原因也否决了经济干预能在短期内见效的可能性。杨仲文分析说，中财委当时已经意识到，银元强势某种程度上，也是平津解放解放军渡江后，金圆券迅速崩溃的必然产物。“过江以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包围大中城市，这样在金融贸易上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是比较容易的，如沈阳。过江以后，情形不同了，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早已是银元的市场。在这种背景下，要想推广人民币只有采用非常手段。”

    1949年6月10日，上海解放以来涉及范围最大、手段强硬的统一行动拉开序幕。“这场打击银元投机运动在上海的覆盖面是相当大的，西藏路、南京路、虹口、十六埔、曹家渡几乎每个存在金融黑市的点全部在打击之列。上海工会还发动工人和学生游行形成外围的宣传攻势。”张振国说。风暴的中心便是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

    张振国以及丁公量的妻子、时任20军党委机要秘书的苏菲都是包围证券大楼行动的亲历者。苏菲回忆，“上海市警备司令宋时轮率警卫部队一个营，分乘10辆大卡车在10日一早包围了证券大楼”。

    “我们三个人一组，其中一名战士、一名银行干部和一名公安局干警，每个小组负责查六个房间。我们很多参与行动的人，其实在6月9日就已经进入大楼了。我当时借了表弟的一件长衫，按指示，就是盯人。”张振国回忆说，“第二天一早，我们8点就到了大楼，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带200余名便衣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10点开市时间一到，我们就把军管会的袖章带起来，命令所有人员立即停止活动。”

    张振国说，“在6楼445房间，一个永成证券号的经纪人周汉卿，正在和他的手下不断跟香港、澳门市场呼号联终，他们对各种投机筹码都有暗号，美元叫‘糖’，黄金叫‘人参’。另一个叫张兴锒的投机商人，在4楼设了一个办公室‘寿昌金号’，是操纵银元投机买卖的一处指挥所。在这个办公室里，有电话机25部，墙上挂着一张红字表格，上面写着4个项目8个大字：黄金、美钞、袁头、孙头，每个项目下面，都用白粉水笔注明买进卖出的价格。”“这次行动集中到大厅训话的共有2100人，当场逮了238人，抄没黄金3千多两，银元3万多枚，人民币1千多万元。几乎就是当天下午，银元市场就从每枚2000元跌到了1200元。新政权硬是为人民币攻克出了一个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