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占据市场获得发言权，解决了新政权最紧迫的财政危机，但由此带来通胀的负面效果也显而易见。处理不当，共产党在上海就会陷入和国民政府相似的泥潭中：通过打击投机，来树立新币威信，解决财政困境，结果新币的泛滥急剧扩充了社会上的游资规模，它让更严重的投机卷土重来。

    至少从1949年6月银元之战结束后来看，情况并不妙。财政赤字仍然在扩大，而包括收购大量物资（主要是棉花）在内的开支也丝毫没有缩减的势头，在没有税收来源的情况下，继续增发货币是唯一出路。据杨仲文统计，从1948年底到1949年8月底，关内货币发行额已经从185亿元增加到4851亿元，增加了25倍。他说，“中财委当时算了笔账：估计8至12月的财政赤字为6700亿元，收购棉花等物资约需4000亿元，合计共需1万亿元，除8月份已发行的2000亿元外，还须发行8000亿元，即在4个月内发行数额尚须增加两倍。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停止物价上涨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个让新政权棘手的地方是，在中财委在上海召开第一个全国财经会议之前，人民币的发行是由各大区的中央局掌握的，每区客观上都有多发钞票的冲动。但各大区发出去的票子自己会走路，常常是由新区发行出去又走回老解放区，冲击老区的物价。上海解放后，中央调度能力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充分地体现出来。

    共产党现在要做的是反手回收，紧缩银根，从金融市场上吸干游资和可以调动的头寸。这就需要统一全国人民币发行，所有收入汇入中央金库，由中央各部统收统支。

    抽紧银根的办法有两个主干渠道：一是征收税款，二是发行公债。“我们还要求资本家给工人按时发工资，以避免他们停产将资金转移到投机上去。国务院紧急通过了《现金管理办法》，规定国家机关、团体、企业只准留三天的现金开支，其他的钱都必须存入人民银行，公家之间不许用现金付款，只准用转账支付，而且不允许存入私人银行和钱庄，不允许资金越过银行实行体外循环。到1949年底，我们已经吸收了8000亿元存款，基本上把社会游资吸干了。”冀朝鼎在回忆中说，“钞票从银行出去，当月就能回银行，货币回笼速度大大加快，每年的周转能达到十二三次，从而大大地减少了货币发行数和市场货币流通量。”

    紧缩银根的过程，伴随着又一轮投机高潮的展开。投机商大量囤积居奇。自10月15日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上海的棉纱价格上涨了3。8倍，棉布上涨了3.5倍，由此带动了其他物价和其他区域物价跟着上涨。但是，“客观说，此轮物价上涨的威胁性已经大大降低，中央经过半年左右的布局，对货币和物资已处于高度控盘状态，因为流动性已经在暗中被大大抽紧，投机者的反扑实际上脆弱不堪”。杨仲文说，“这段时间，中央同时在华北和上海等地频繁调配物资，上海准备棉布110万匹，棉纱2.8万件。”

    剩下的就是什么时候“收网”了。后来被称为“米棉之战”的行动事实上已经完全不再具有对抗意味，而充满了对投机者的惩戒色彩。

    在市场物价达到最高峰的11月25日，这些国家储备物资开始在全国集中抛售。杨仲文回忆：“刚开市时，上海投机商看到有棉纱售出，即拿出全部资金争相购入，社会游资已经并不丰裕了，有的人不惜借高利贷。当时，上海的借贷甚至出现了以日计息的现象，上海人称为‘日拆’，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投机商根据他们过去的经验，计算纱布价格一天之内涨好几次，吃进纱布后，当天转手，不但可以应付日拆，还可以获高利。但他们发现，上海等地的国营花纱布公司，源源不断地抛售纱布，而且一边抛售，一边降低牌价。为了避免血本无归，投机者只有随行就市，抛售手中的纱布，但他们抛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越快，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了一半。政府乘机以极低的价格买进了大量的棉纱。”

    中财委委员、新中国首任粮食部部长章乃器之子章立凡回忆，章乃器后来对陈云对时局控制的游刃有余极为钦佩。“父亲最初曾经一再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施压，但陈云一直按兵不动。事实证明，陈云依据通货膨胀数量和物资数量的对比选择了最精确的出击点。以五福布为例，11月13日的行市是每匹12.6万元，比较10月31日的5.5万元，已经涨起一倍多。那就是说，倘使这场反攻提早半个月，两匹布吸收货币回笼的能力，也抵不了半个月以后的一匹。”

    一个月后中财委如法炮制了对粮食投机商的惩罚。当囤积者积攒了几个月的米源打算在正月初五粮食市场“红盘”大捞一笔的时候，中央已经在上海周围完成了杭嘉湖、苏锡常一线，江苏、浙江、安徽急速运粮，东北、华中、四川组织抢运三道防线的布置。这几道防线合在一起，政府手里掌握的周转粮大约有十几亿斤，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