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得暮春，雨水充沛，陈独秀便多梦了。梦多而杂，伴鼾，有一次还罕见地淌了口水，蓝花枕巾糊了一块，硬是叫君曼掐人中掐醒。

    支撑着陈独秀梦境的那些圆木很坚壮，黝黑而粗粝，像他的个头，以至于相隔近百年，他的梦境还没有坍塌，而被今人洞察。

    圆木交叉着，顶端悬一口钟。钟什么形状，记不清了，他只感觉到是铜质的，音色如剑，有穿透力，龙华寺的法印和尚两年前对他说：尔命如钟。他一直弄不明白法印和尚指的是梵钟还是时钟。若说梵钟，他是不信的。他一直指佛国为虚妄之境，三宝虽则庄严但俱不足为信。若说是时钟，那就是一种流水的概念或者是历史的概念，大而无当的东西。

    陈独秀当时并未细问，同是安徽籍的法印和尚也未细剖。第二年陈独秀就受蔡元培之邀离沪北上，再也不去龙华踏青，当然也更不知道法印和尚在他任教北京大学之后三个月就圆寂了。

    而他在一九一九年暮春的那些诡谲的梦境里，确乎是听见钟声的，一口小铜钟像是上岸的鱼一样不停地翻着肚皮，乱蹦乱颠。那是一种惊心动魄的声音。

    梦里的天空是法兰西的天空。暗颜色。准确地说不是天空而是屋穹，一个大厅，其经纬点应是巴黎。

    巴黎的凡尔赛宫华贵而压抑。由于梦境的缘故，陈独秀看不清大厅的边沿。一扇门他是看见的。他没经过那扇橡木门就发觉自己已置身于大厅吊灯的昏黄色之中了。他伸出手指，触到了那扇门，他觉得这两扇门坚硬得不成道理。

    门边站着的那两个戴圆形高帽的拉门人，他也看见了。他们长着与他一样的褐黄色的眼珠，胸前一排排的纽扣像黄金一样闪光。他还顺着两位拉门人的褐黄色的目光，看见了会议桌周遭的一大圈模模糊糊的人。这一圈人大多穿着黑色的燕尾服，一把把大剪刀挂在屁股上。他们走起路来，剪刀就无声地工作，把空气剪成碎片。会议厅里的空气一下子都叫这些剪子主宰了，这也是很不成道理的。

    在听到铜铃之前陈独秀先听着剪子们的发言。发言很凶，残忍而又文质彬彬。但是这些出自枪管的残酷的声音很快就被一个女人的呼唤所取代了。

    “当家的，醒醒，你醒醒！”他听出来了，这是君曼的声音。

    接着就是人中被掐了一下。

    已经日上三竿，瓦楞上和院子里满是阳光。高君曼要陈独秀喝点大米粥，要给他擦个身子，他的白衫子浸透了汗。

    高君曼告诉他，昨天夜里学生寻上门来不少，说要拉起一个行动小组，响应陈先生对中国的“直接改造”，想听听先生的意见。

    陈独秀一时没有听清夫人的话。空气沉闷而潮湿。太阳亮晃晃地停在他的额角上。他有点气喘。

    陈独秀在这些令整个中国知识界都惊悸不安的日子里，不仅多梦，而且得了热伤风，热得厉害，每天早晨的衫子都是湿淋淋的。

    陈独秀在喝了一大碗热粥后，眼皮子打架，继续回床上做他的梦。他累，不想说话。

    高君曼说：“刮痧不顶用了，该给你拔拔火罐子。”

    陈独秀没有听见高君曼说的，而是继续听见了剪子们的话。那些乌黑的剪子每一把都闪着两条细细的白色的光。

    有一把剪子从会议桌旁边站起来，用嚓嚓嚓的声音说：“我大英帝国的海军当时均集中于地中海，东部不免空虚。再说，德军又对我施行潜艇战略，我们不能不请日本相助。我也知道，我们当时所允酬谢日本之价，未免昂贵，但是，既然有契约在前，总不能成为一页废纸吧？而今战胜了德国，日本以实力援助战事，实功不可没。而中国，虽为战胜国，毕竟，未对此次战争出一兵一卒。所以，现在，对中国山东胶州问题，本总理与美国总统和法国总理的意见相同，认为还是应该让日本国继承德国之权利。”

    响了几下掌声，陈独秀听见了。美国人和法国人都拍了掌。掌声里呆呆坐着五个中国人，既有北方政府的外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也有南方军政府的代表王正延。呆呆的中国人听见掌声，脸色一齐涨红，如龙华寺的那些罗汉。

    有个中国人拍了一下桌子，拍得不重。陈独秀从梦里看过去，认识那人就是上海嘉定人氏顾维钧。他听见顾维钧在喊叫。

    “中国怎么是未出一兵一卒之战胜国？中国有十四万华工参加了这次世界之战，试问，哪个战场哪个角落没有我们中国人？”

    “是穿军装的中国人吗？手里有枪吗？”有人说。

    然后是笑声。大厅的回音使这些笑声听起来很厚实。

    陈独秀又看见一位剪子从哄笑声中站起来。

    “请允许我把草拟的《凡尔赛条约》的第156条念一下：德国将按照1898年3月6日与中国所订条约及关于山东省之其他文件，所获得之一切权利所有权及特权，其中以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为尤要，放弃以予日本。诸位，听清楚了吗？”

    陈独秀接着听见了上牙床与下牙床咬出的吱吱的声音，他听出来了，这一声音发自于中国的陆总长之嘴，有如夜鼠磨牙。

    那剪子还在嚓嚓嚓响：“本条款还有如下内容：所有在青岛至济南铁路之德国权利，其所包含支路，连同无论何种附属财产、车站、工场，固定及行动机件、矿产，开矿所用之设备及材料，并一切附随之权利及特权，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

    另一位黑剪子又念：“第158条，德国应将关于胶州领土内之民政、军政、财政、司法或其他各项档案、登记册、地图、证券及各种文件，无论存放何处，自本条约实行起三个月内移交日本。诸位同意否？”

    陈独秀怒喊一声“放屁”！他觉得他此时不能不喊，但他用足了气力而声带却如棉絮一样没有共振。他的话，所有的剪子似乎都没有听见。

    那洋人又说：“请陆征祥阁下到桌前来验看一下条款内容。”

    陆征祥呆坐不动。

    陈独秀靠在橡木大门上，觉得腿脚有些麻木。他很丧气。这时候他又听见了两个高鼻子拉门人的对话。

    一个说：“就我记忆所及，中国人自从他们的唐朝宋朝明朝以后，就没有站起来过。”

    另一个说：“就我记忆所及，他们中国人，自从他们的唐朝宋朝明朝以后，就没有发出声音过。”

    陈独秀以头触门。他此时悲愤已极。他觉得整个大门都被他撞坍了，他自己也头痛如裂。

    “当家的，”又是高君曼的声音，“你怎么了？撞床档上了！”

    陈独秀说：“钟，打钟！”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陡地睁圆。

    “那是座钟，都三点了！”

    “那是巴黎的钟！”陈独秀两眼如铃，铃上遍布血丝。“钟很响，君曼，我听出来了，那是用中国人的骨头敲的，是骨头，腿骨！”

    妻子扶他坐正，说：“黑子喜子都要吃冰糖葫芦，买吧？”

    陈独秀瞪着鼻子前面的空气说：“堂堂堂，堂堂堂，你难道就没听见钟声？国内的南北和会，分赃！党派分赃！世界的巴黎和会，也是分赃，列强分赃！我这人怎么就这么该死？我怎么会说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君曼，我得的是眼病吧？眼睛瞎了！北大学生跑到美国使馆门口喊威尔逊大总统万岁，不就是我唆使的么？”

    “小心凉。披上褂子。”

    “现在才听见钟声！什么公理战胜，强权失败，其实他威尔逊的十四条，没一条是给中国人想的！堂堂堂，堂堂堂，你听见没有？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中国人还能不从被窝里爬起来么？”

    “汗那么多。”

    “我的汗都是从泪腺里流出来的！天下最大的傻瓜就是陈独秀！我是陈独傻！”

    “喝口茶，当家的，喝口茶。”

    “把自来水笔给我拿过来。《每周评论》要出第二十期，我要敲钟了！要拿威尔逊的腿骨来敲钟，这条洋狗！”

    “躺下吧！当家的，手都打抖，怎么握笔？”

    “君曼，你是不是我老婆？！”

    陈独秀说出这句咬牙切齿的话的时候，黑子和喜子就一起把小脸蛋伸进门里嘻嘻笑起来，两口参差不齐的小白牙像两棒没有长全的玉米。

    毛泽东无梦。

    毛泽东一向睡眠很好。近三个月天天冷水晨浴，使得他的夜眠更沉。无梦的毛泽东一天到晚听见铃声。他的圆口黑布鞋总是踩着铃声的有力的节奏走过草坪，一路坑坑洼洼，走向教室。

    手握小铜铃的老校工惊异于毛先生的精神旺健。昨夜毛先生寝室又麇集一帮长衫人物，凑着油灯谈西洋谈巴黎，直至鸡鸣。毛先生送客关门的时候，他也披衣起身，看看学校大门拴紧没有。他心疼毛先生的身子骨，熬夜就是熬命。但是他又知道毛先生睡眠很好，帐钩一松鼾声便起，清晨出门井水洗身之时，眼圈子从来没见青的。老校工摇着铜铃想，教历史的先生与教其他科目的先生毕竟不一样，若是一样了，中国的历史也就没这么精彩了。

    长沙修业小学四年级的孩子一见二十六岁的历史教员出现在门口，就刷刷地起立，齐喊：“先生好！”

    喊毕，齐崭崭坐下，一阵风。

    毛泽东把粉笔盒往讲桌上一放，看着大家，忽然高声说：“同学们，起立！”

    孩子们迟迟疑疑起立。动作迟缓者都怀疑自己听错了，怎么又起立，刚才不是喊过“先生好”了么！

    “诸位同学，今天先生讲的课，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华。洋鬼子之所以一再打中国，就是欺侮我们中国人站不起来，腰杆不直。今天先生来讲这段历史，听课者还能坐得住吗？所以这堂课，先生愿意看见你们站着，你们愿意站着吗？”

    “愿意！”满教室轰轰响。

    有个男孩子雄赳赳说：“先生，我能站在凳子上吗？”

    “凳子，是给屁股坐的，但是这堂课，凳子可以给鞋底子踩！”

    大约有一半的男孩子呼啦啦站上了凳子，这么一站，中国的男人便伟岸了许多。

    毛泽东说：“个头是高了，可是还有不少腰杆子没挺直！”

    话音未落，腰杆子都全挺直了。

    毛泽东环视教室，说：“像中国人了！”

    他于是夹起半截白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字，刚写毕，便听得远处传来七八声枪响，不知道是在处决还是在吓唬。长沙城一年四季老闻枪声，也是见怪不怪了。“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张敬尧兄弟总是喜欢把自己治理的三湘之地放在准星前头，他们开枪就像啪啪啪扇男人耳光或者啪啪啪打女人屁股，日日夜夜随意得很，而这种暴政，又何异于黑板上的那八个字。

    毛泽东转过身，面对一屋子耸得像宝塔一样的孩子们，心里寻思：今天晚上新民学会开会的时候，要自觉地把巴黎的火药味同长沙的火药味融在一起研究。

    他嘴里说出的话却是：“同学们，先生今天不讲八国联军了，讲什么呢？讲讲巴黎和会。这两桩事情，其实就是同一件事情，都是强盗之举。所以，同学们，你们不要坐下，你们依旧给我站着。淌鼻涕的，擤干了；有眼屎的，擦净了，你们都盯着先生看！若见先生讲得愤怒了，你们也可以跟先生一样，用脚跺凳子、跺砖地，因为你们今天长得跟先生一样高了，你们的跺脚会很有力。先生告诉你们，地球是圆的，长沙一跺脚，巴黎的街道也会颤抖起来！”

    陈独秀后脖子上的第四道紫红色的痧痕，是李大钊刮出来的。碎瓷碗片在李大钊手中柔润如玉，这使高君曼折服。陈独秀趴在床上，一缕阳光在他的汗涔涔的黑背脊上涂了一层油膜。他说：“痛，痛。”

    李大钊说：“那是寒气出肤之痛，忍着。”

    陈独秀说：“蔡先生后来怎么讲的，守常，说下去。”

    他是指蔡元培校长几个钟头前在西斋饭厅的一席话。李大钊匆匆赶到箭杆胡同，就是来告诉陈独秀这番慷慨之言的。他知道陈独秀这些日子相当关注蔡校长的想法。一校之长在国家紧急之时的动静往往能成为火星子，点燃某一根导火索。

    “我一点不怪蔡先生。”陈独秀喘着气说，“汤尔和这个人，先是荐我上任，现在又轰我下台，蔡先生也是迫于无奈罢了。”

    陈独秀被免文科学长已有二十几天了。对于此事，他真的一点不怪蔡校长。顽固派对《新青年》围剿日甚，当校长的身处夹缝，采进两步退一步之策，也属情理之中。

    “你轻一点，”陈独秀的声音闷在肥厚的枕头里，“守常，说下去。”

    高君曼先是挤挤眼，后来又直接拉李大钊到门外，小声说：“李先生，我已经知道怎么刮了，李先生您是不是先走一步？可不是我下逐客令，仲甫的急脾性，您是有数的。”

    陈独秀在屋里听见个大概，急得拍床：“君曼你啰唆什么，快让李先生进来！”

    李大钊对高君曼说：“君曼嫂子，你信不信，我给仲甫说两三句话，抵得上两三百道手上功夫哩！”

    这是公元1919年5月2日黄昏，汗淋淋的陈独秀趴在自家的蓝花儿枕头上，瞪大牛眼，听着蔡元培校长的悲愤之言。

    这些语言在经过转述之后，依然滚烫如泪，能炙痛人心。

    蔡元培校长当时是说给参加《国民杂志社》例行社务会议的十余名各校学生听的。他说话的时候十根手指都在颤抖，以至于不能不握紧两只拳头。

    “同学们，”他路过饭厅的时候，突然就冲进来，面对这十余名各校学生，神色悲怆。“失败了！我们失败了！晴天霹雳啊，我昨日一个晚上没有睡着啊，政府已经接到中国代表团来电，关于索还胶州租借的对日外交，失败了，彻底失败了！”

    学生们一齐站了起来。

    头发梳得光溜溜的这位北大校长语音哽咽：“同学们！政府的外交部长陆征祥，快顶不住了！他在血盆大口的威胁之下，已经想把我们的山东献出去了！他已经电请政府同意在和约上签字了！同学们，同学们，你们都应该知道，胶州亡了，就是山东亡了！山东亡了，国家就不成其国家了！此时此刻，一个大学校长说这些话，心里悲愤啊！”

    蔡元培说到这里，一个踉跄，穿灰长衫的学生许德衍赶紧一把搀住他。蔡元培站正了又说：“昨日，我同外交委员会的汪委员长几个人，一齐给陆征祥外长打了一个十一字的电报！”

    许德衍马上说：“同学们，电报稿在这里，我念一下，蔡校长的电报确是十一个字：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听清楚了：不必生还！如果他陆征祥敢卖山东，他什么时候敢回来就什么时候打死他！”

    “不必生还！”学生们挥拳击桌，“打死他！”

    蔡元培说：“同学们呀，同学们！你们能想象得出，我们的政府会这般的软弱，这般的无能吗？他们一片又一片地向列强割我们国家的地，用割地的钱购来一批又一批的枪炮，再用枪炮镇压一省又一省的民众！你们是知道的，他们的枪口是对着百姓的，他们没有一杆枪口敢对着西方列强，敢对着小日本！同学们，你们都是国家的精英，民族的精英！政府不敢说的话，如今只有靠你们来说了！我作为校长，本来是千不该万不该呼吁你们离开书桌，走出教室的，但在国难当头之时，我只能痛心地请求你们大家放下书本，共图救亡大计了！你们可以写文章，可以打电报，可以向民众呼唤，唤起全国舆论，以阻止政府签约！同学们，山东在你们手里，中国在你们手里，你们要起来啊！”

    好几个学生代表突然号啕失声。

    “我愿意以血唤起民众！”一个年轻学生两眼通红，突然像兔子一样蹦起来，他的名字叫刘仁静，“我愿意自焚！我愿意死在总统府大门口！”

    蔡元培说：“同学们，我呼吁你们行动起来，不是要你们做出过于激烈的行为！你们千万不要同刺刀对抗！热血是你们身上最宝贵的东西，你们一定不要白白洒掉！只有你们保护好了自己，你们才有力量呼喊正义与良知！ 你怎么了？”

    蔡元培突然看见一个穿青布长衫的学生在咬自己的手指头，咬狠了，鲜血满手。

    那青年哭着，在自己摊开的笔记本上，写下淋淋漓漓两个字：“血拼！”

    蔡元培后来知道那个叫夏秀峰的学生还不是北大的，是高工的。他当时只感觉到，一直留在他自己眼眶里的那粒不曾流下来的泪珠儿，不经意之间，已经变成一粒非常耀眼的火星儿了。中国现代史后来证明，1919年5月初的蔡元培对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在成为北大的一粒火星之后，北大就成为中国的一粒火星。

    这两天，高君曼很有点火气。

    现在，她两手叉腰，又冲院子说：“干吗呀？再怎么着，也得凑个时辰呀！”

    进北京两年一个月，高君曼说话也溜了，半腔京片子。

    喜子和黑子跪在炕上，凑着玻璃窗看院子。院子里昏昏花花一片，挤满了长衫和眼镜。

    干燥的五月三日之夜，星星眨眼，所有眼镜后面的眼球也如眨眼之星。这个夜晚是非常时刻，空气中有导火索燃烧的吱吱之声。在这样的时刻，学生们不能不黑压压地麇集于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中国思想界巨人的声音，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

    就在几个钟头之前，《国民杂志》社的社务会议作出一项决定，决定立即通告北京大学全体同学，于次日晚上七时在北大三院礼堂举行学生大会，并邀高师、工专、农专、法专等校代表一起参加，讨论应急行动步骤。

    但是高君曼像个门神。

    从门隙中透出的灯光打在高君曼的挺拔的鼻梁上，她鼻梁上的眼珠子像白天一样闪着黑色的光。

    “我知道，全知道，”高君曼尽量压着声音说，“我知道青岛要亡了，我知道山东要亡了，可我更加知道这会儿陈先生病重，这会儿他烫得像块炭，同学们，他要这么劳累下去，他也得亡！”

    “中国遭祸了，节骨眼上了，我们要听陈先生的声音！”一个名叫邓中夏学生这样说。

    又有同学说：“师母，陈先生是我们的旗帜！”

    “他受风寒了，知道不？”高君曼说，“风大，旗帜不能老插着，知道不？你们今天晚上把这面旗帜收起来，抽屉里放一放，行不？”

    学生们没有动弹的，只见黑压压的沉默的一片。这年头，年轻人特别顽固。

    高君曼气恨恨掩上门，这时候就听屋里的陈独秀在说：你良心坏了。

    “你胡说什么？”高君曼脸上挂不住了，她三步两步就跳进了屋。她看见丈夫乖乖地趴着，光背脊上粘连着三只小小的火罐。

    “我要出去！”陈独秀低声吼，像头受伤的狮子，“君曼你今天良心坏了。”

    “你自己想想，你今儿腿脚硬不硬？你额头烫不烫？你能下床吗？”

    “你今天是叫我受刑！”陈独秀软绵绵的声音里有咆哮的味道。

    高君曼不理他，自顾出门。

    “你们的先生今天是病人，”高君曼仍然这样对顽固的学生们说，试图以情动人。“病人啥都不图就图个安静，你们今儿饶了他好不好？你们要真关心你们的先生，能不能帮我走一走药渣儿，带带先生的病？”

    年轻的长衫们沉默。

    高君曼端过一只药罐子，抓起药渣，冲着学生一把把地抖。学生们沉默地从两边让开。药渣如同失去了光泽的星星，粘连成一条模模糊糊的黑色银河，从台阶上一直蜿蜒到大门口。

    学生们鱼贯而出。

    布鞋底子上，皮鞋底子上，药渣发出了脆裂的呻吟。

    在药渣的声音还没有结束的时候，随着一声大喝，房门开了。

    陈独秀出了门，在门口昂首而站。屋内灯光漏出来，把他的光溜溜的背脊打成斑马，而三只小火罐子依然颤颤地粘连在他的后背脊上。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而来！”陈独秀把着急的妻子推到身后，“你们是为巴黎而来！我告诉你们，同学们，实际上，中国的外交不会断送于巴黎，而只会断送于沉默！”

    陈独秀说到这里就把手舞起来，背脊上的小火罐随之颤动。

    “你们要喊！诸位同学，你们要喊！陈先生今天喊不动了，而你们，你们要喊！”

    学生们齐声说：“知道了，陈先生！”

    “后天，也就是五月四号，”陈独秀挥动拳头，“请大家看《每周评论》第二十期，我在上面有篇文章。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的十四条宣言，都是一文不值的空话！”

    “空话！空话！”学生们喊。

    高君曼想扶陈独秀进房，陈独秀又一把推开了她。咣当一声，一只火罐掉落在地上。

    “现在，到了直接解决的时候了！我一条喉咙，只能在纸上喊，而你们，你们喉咙多，你们要一齐喊，喊出声来！你们要喊得巴黎每一道街路都打摆子！中国不能没有声音！你们就是声带！中国只有你们是声带了！”

    “我们会喊的，陈先生！”长衫们齐刷刷喊，许多眼镜后面泪光闪耀。

    蔡元培听见了声音。声音使他心境复杂。

    若是北大学子面对砧板和刀锋没有声音，他是着急的。他的“并包兼蓄”的办学方针以及聘任陈独秀之类的大胆之举，说到底，就是为了拓宽学子的声带。但是学生一旦热血上了脸，那就很可能不仅仅是涉及声带了。作为大学校长，他又不能不控制火候。

    五月四日午后，操场上不断传来口号，一阵狠似一阵。那是岩浆在运行，而且离突破口不远了。蔡元培听得出来。

    “还我青岛！保我主权！”“取消二十一条！”“国民判决国贼！”“诛卖国贼曹、章、陆！”

    蔡元培左脚那只已经裂了一条细口子的黑皮鞋，在校长办公室的褪色地板上发出的咯咯的声响，像母鸡下蛋后的声音。蔡元培忽然发现自己此时的心态也是母鸡的心态，他很怕身子底下的软和和的鸡蛋碎裂，毕竟是学子啊，手无寸铁！

    他绕着写字桌，一步步走得很慢，似乎是怕惊醒什么。其实他明白，他怕惊醒的是自己心里的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是一道命令，命令他疯狂地跑下楼，在最后的一刹那，把学校的大铁门锁上。

    他知道学生们要上街游行，地点很可能是天安门，甚至使馆区。他也知道政府听不得呐喊，政府对付学生自有一套包括刺刀在内的策应预案。

    电话铃响起来。教育总长打来的，声音急促。

    “学生是不是集合了？”

    “有可能。”

    “什么有可能，孑民兄，我电话里都听见学生的口号了，打雷一样。”

    “天要打雷，总长阻得住吗？”

    “阻不住也要阻，孑民兄，使学生勿生事端，是你我职责所在。”教育总长傅增湘声音顿时高了好几度。

    “学生一腔爱国热情，怎么能叫事端呢？”蔡元培的倔脾气上来了。

    “我告诉你一条消息，”傅增湘放低声音，“政府刚刚开完紧急会议，军队和警察都开始吹哨子了。”

    蔡元培心里一紧。

    “昨日夜间，北京大学千名学生聚会，大总统当夜就获知了。”

    蔡元培仍然不吱声。窗户之外，闷雷似的口号越见激烈。

    他又听傅增湘在电话里说：“聚会地点就在法科礼堂，京城十三所中等以上学校均有代表参加，场面如此张扬，孑民兄你不会一无所闻吧？”

    蔡元培当然知道昨夜发生于法科礼堂的那场风暴。他虽未身处风暴中心，但那种啸叫声他是听到的。鸡叫三遍时他还独处书房，瞪着窗外的夜空。他很为他的学生骄傲，他知道这场风暴是属于整个民族的。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屈辱，终于选择了一个直接的爆发点，这爆发点没选择其他地方，恰恰选择了他治下的一群学生的嘴巴。

    “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他不知道跳到台上这样喊的学生姓甚名谁，有人当夜就来激动地告诉他，这位戴眼镜的是文科的学生。“外交危急！国事危急！民族危急！我们要以死抗争！要血，我们有血！要命，我们有命！我们坚决不准政府签署卖国和约！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我们要上街游行！我们要唤醒国人！在这民族沦亡时刻，我们北大的莘莘学子若再保持沉默，若不奋起抗争，我们也就像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一样，也是民族的罪人！”

    有人还告诉他，一位姓谢的学生，大约是法科的，当场就裂断衣襟，啮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

    还有一个学生，叫刘仁静的，惟十八岁，却更是热血灌顶，当场取出一把菜刀，寒光一闪，说要割颈，要以死激励国人抗争，四五个学生拼命抱住他，才夺下了那把菜刀。

    会上发言的学生有许德衍，有张国焘，有丁肇青，然后再是大会临时主席、法科学生廖书仑。这位临时主席慷慨激昂宣布：“同学们，大会作出如下决定：第一，联合各界，一致抗争！第二，立即通电巴黎专使，坚决不在和约上签字！第三，通电全国各省市，定五月七日为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活动！第四，定于五月四日，也就是明天，北京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蔡元培之所以彻夜未眠，独坐鸡鸣，就是他在脑海里一遍一遍地演映着这场风暴。风暴将他的心情卷得很复杂。他知道这场风暴未来的去向可能是天安门，并且会狠狠撞上那道坚固的具有皇家颜色的天安门城墙。

    “此次聚会通过两个宣言，大总统也知道了。”傅增湘电话里又说，“警察总监吴炳湘在学生中布置耳目不少，孑民兄这你也该是明白的。你知道宣言的事吗？”

    这两个宣言的手抄件，此刻就摆在校长室的写字桌上。一个是文言的，词章厚重激烈，许德衍起草。

    呜呼国民！我最亲爱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黯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之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侪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日亡青岛耳，是亡山东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拱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之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州也，曰： 不得之，毋宁死。 朝鲜之谋独立也，曰： 不得之，毋宁死。 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另一个是白话的，气势更如火山喷涌，罗家伦起草。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宣言，当然可以，”教育总长电话里的声气又大起来，“然而聚众闹事，甚至于去外交使团所在地滋事，便是大险招啊，若真个招致鲜血涂地，则于学生，于教育界，于国家，都不是好事啊，孑民兄，你也是当过教育总长的，我刚才在紧急会议上挨了警察总监吴炳湘一顿训，又挨了警备司令段芝贵一顿训，钱总理也翻了我好几个白眼，我是感到了压力的，压力很大啊。此事你一定要帮帮忙，既是帮我，也是帮你自己啊！你我官位不保事小，学生鲜血横流事大啊！”

    这最后一句话，很有些求告之意。蔡元培当过教育总长，知道总长是个不好当的差使，但是从傅增湘这句话中，他也明显地听出了某种虚伪，傅增湘还是看重总长这个位子的。然而，话虽虚伪，“鲜血”二字，却如两下重锤，重重砸在蔡元培的心坎上。

    他一夜难眠，就是怕这两个字。真的，这两个字，只能涌动在他的学生的心头，而不能流淌在他的学生的脸上。蔡元培想一想，还是对电话这样答复：“总长先生，元培愿如实禀告，如今国难当头，北大学生无法安坐于教室之中，拳拳爱国之心，殊属难得，元培实在不忍心拦阻学生！”

    蔡元培停顿了一下。从隐隐约约的口号声分析，学生游行队伍已集合完毕。

    “对政府的干预，元培当然也有担心。”蔡元培继续大声说，“作为校长，元培又何尝不想千方百计保护学生？我不忍看到学生流血，更不忍看到学生牺牲，可是也不能出于此种担心，而闷住我们学生的救国呼声！”说毕，电话啪地搁上。

    蔡元培的嘴唇和电话线抖得一样厉害。片刻之后，他拔腿冲出了校长室。

    蔡元培跑到学校大门口的时候，气喘得几乎站不住。管门的老校工说：“校长，喝口水？”

    蔡元培手一指，说：“拉上。”

    老校工立马明白了校长的意思。管门的其实早就为“开关”二字忐忑不安了。

    锈迹斑斑的铁门叽叽嘎嘎响，两个校工一齐推。

    “快点！快点！”校长说。

    口号声越来越清晰，蔡元培知道学生队伍已经起步了。

    铁门拉紧，老门卫双手捧出一把看起来很怕人的大锁：“蔡校长，在下还有大锁一把。”

    “锁！锁上！”校长说。

    老门卫合起双掌，蹲个马步，以一种夸张的身姿，吧嗒一声合了锁。

    蔡元培听着锁响，心里踏实了一些。

    口号声如海涛般轰响，游行队伍已经临近大门了。放眼望去，队伍花花白白一片，真如涌动的海浪。因为许多旗帜都是撕破了白床单做成的，取其意为卖国贼曹章陆出丧，这也是昨日法科礼堂大会的倡议之一。

    “取下！”蔡元培忽然手指大锁，“快取下！”

    老门卫愣住了，听不懂校长的意思。

    “取下锁，听明白么？取下这把锁！”

    老门卫听明白了，马上取出长柄铜钥匙，慌慌忙忙开启了大锁。

    三个门卫一齐动手，推开大铁门。

    蔡元培顿脚说：“谁叫你们开门了？”

    众人又一齐呆住。蔡元培说：“锁，拿掉！门，关上！”

    铁门复又叽叽嘎嘎拉拢。

    浩浩荡荡的学生游行队伍现在逼近了大门，白色旗号此起彼落，吼声如潮。

    “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民贼不容存，诛夷曹、章、陆！”

    大铁门。黑色栅栏。队伍被迫停下。

    蔡元培紧张地瞪着队伍，他觉得自己快要倒下了。

    走在头里的许德衍一声喝“开门”，游行总指挥傅斯年便把手像刀一样一劈，几个学生就冲了上去，协力一拨拉，紧闭的大铁门立即洞开。

    游行队伍涌出大门，如洪流出闸，奔腾浩荡。

    蔡元培避在门卫房内，表情呆然地听着轰然涌动的脚步声和口号声。

    “校长做得很好。”有人在他背后字正腔圆地说。

    蔡元培回头，见是李大钊。

    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身着黑色长衫，其目光透过圆圆的眼镜，格外深沉。他就这么深沉地久久地瞧着自己的校长。

    “门是将关未关，锁是将锁未锁。”李大钊说，“若天下之领导者均以此种立场对待民意，则天下有救了。”

    蔡元培心里复杂，不吱声。

    李大钊又说：“北大为有蔡校长而自傲。”

    蔡元培叹一声，说：“唯守常知我最深。”

    他看窗外。

    窗外巨涛滚滚，一波一波，呼啸出校。

    午后已过一时，新华门内总统府的宴厅里，还是酒香扑鼻，未有散席之意。

    大总统徐世昌兴致很高。他今天宴请刚由日本归国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应邀作陪者是国务总理钱能训、交通总长曹汝霖、中华汇业银行总理陆宗舆。徐世昌这样想，眼下外交乏力，民众怨愤，时局艰危，若是几位重臣再不抚慰一番，则是几乎没有人再说政府好话了。

    他再一次端起酒杯，侧脸，恳恳切切对章宗祥说：“尔出使日本，多有操劳，不仅大大改善中日关系，还为本政府谋取了新贷款之允诺，殊为不易。”

    他没有注意到一名卫士现在出现于宴厅门口，并且神色慌忙，那卫士耳语站在门口的一位侍卫官说：“队伍三千，已经到了天安门！”

    侍卫官说：“知道了。”

    卫士问：“要不要禀报总统？”

    侍卫官摇头：“不必。”

    徐世昌继续兴致很高，他眼望众人，说：“望诸位务以国家为重，勿听流言，照常供职，共济艰难！来来，举杯！”

    他还是没有注意到卫士又来向侍卫官耳报：“学生要去东交民巷滋事！教育部次长在天安门当场劝阻，学生说，我们今天的行动，教育部管不了！”

    侍卫官说：“步军统领李长泰不是去了吗？警察总监吴炳湘不是也去了吗？”

    卫士说：“他们也阻止了，可是学生人多，一喊打倒卖国贼，便堵不住！”

    侍卫官无法，便向徐世昌走去，徐世昌的脸立即就僵硬了，他的花白胡子抖了起来。

    终于，他重重放下酒杯，对总理钱能训说：“打电话给吴总监，令其妥速解散学生，不许去东交民巷！”

    曹汝霖脸色一变，帮腔说：“总统说得对，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不可一日容此学风！”

    钱能训斜眼盯着曹汝霖，说：“学生群情激愤，难以控制，若是东交民巷去不了，会不会殃及其他，恐宜早作预谋。”

    曹汝霖心头一惊，又一慌，心是想：这个钱能训，不仅能训，且能猜，把我多日的担心给点破了。

    他赶紧站起来，说总统慢用诸位慢用，我还是先回家吧。

    曹汝霖回家了，“殃及其他”是他最担心的。他现在急速回家，这时候他还不知道，他的一连串的慌忙的动作，都像一只专门扑火的飞蛾。

    从“火烧赵家楼”现场仓皇奔逃的瞿秋白，一路气急吁吁。他捂着胸口，觉得自己的心一直在往喉咙口跳。在胡同拐弯处，他差点没撞在杨昌济和杨开慧父女身上。人没有撞上，眼镜却由于脚步的骤止而掉落在地。瞿秋白慌忙捡起眼镜，对姑娘说：“对不起，警察追我，能不能让我也搀扶一下令尊大人？”

    还没等杨开慧表态，病体虚弱的杨昌济便一把挽上了瞿秋白。他发现这位学生的手心都是汗，且很冷。教授关注着时局，这位学生为何气急吁吁，他心里早已明白了七八分。

    两个警察脚步踏踏地拐过胡同，见着老人就嚷嚷着问那个纵火的学生往哪边逃了。他们问得如此心浮气躁，以至没发现那个毕恭毕敬搀扶着老人的并且竭力控制着自己呼吸的年轻人，就是他们的猎物。

    杨教授嗅嗅鼻子，空气中确实有股淡淡的烟味。不远处就是赵家楼胡同，看来有些年轻的中国人确实在那里放了一把火。

    杨开慧举手，朝后一指，两个警察就跑了，像两只腿脚细长的猎狗。

    瞿秋白松开手，脸上的白色少了一些，说：“谢谢了，老伯。”

    杨教授问：“你烧了曹汝霖房子？”

    瞿秋白一时不知怎么回答。火其实不是他放的。他随北大学生的人流冲进曹宅之后，一起打了玻璃门窗，砸了花瓶衣镜。大家愤怒异常，他也愤怒异常。三千北大学生和各校学生先是天安门受阻，然后又是东交民巷受阻，呼吁救国却受国家打压，其悲愤之情可想而知。愤急之下，才有去卖国贼家惩罚卖国贼之举。瞿秋白打砸一阵，汗流浃背，后来就看见一个冲到四合院北房的学生取出了洋铁扁壶，低喊一声“放火”，便从中倾倒出了煤油。煤油是倾倒在一块褐黄色的地毯上的，那块地毯被拉起来，架上了方桌。他后来知道那个放火者叫匡互生，好像是北京高等师范的。火焰蹿起来之后，雀跃不已的瞿秋白举着一块带火的木板，又在两三处引了一下，让火焰更大一些。等到李长泰和吴炳湘带着大批警察扑到曹宅的时候，东院的一排西式房屋都已烧得差不多了，那个时候，但见烈焰冲天，学生四逃，挤在胡同口的观看者大声吼喊，挤得密密麻麻。

    曹汝霖被人从藏匿的卧房箱子间扶出来，铁青着脸接受警察总监吴炳湘的道歉这一场面，瞿秋白是不曾见到的。他当时早已逃出好远，甚至穿过马路了。

    瞿秋白觉得自己打从求学之后还从来没有跑得这么快过。

    他现在喘气已经平和，于是他说：“老伯，不是我放的火。”他鞠一躬，转身要走。

    “你是北大的？”杨教授追问一句。

    “不是，”瞿秋白边跑边说，“我是俄专的。”

    杨开慧在陪着父亲踽踽走入胡同口一间标有“张公医寓”的四合院之后，还一直注意着升起在半空的那团黑烟。她趴着身子，凑着西院的木窗，盯视着乱纷纷的街道。

    “爸爸，”杨开慧说，“抓了好多学生呢！”

    学生被推得跌跌撞撞，他们的青布长衫或者黑布长衫的后面都像风帆一样鼓了起来，那是由于警察的撕揪。警察此时的手掌，皆如鹰爪。

    “爸爸，”杨开慧再一次说，“好几十个学生被抓呢。”

    杨开慧说的是对的。事后据报载，在火烧赵家楼一案中被捕学生三十二名，其中北大二十名，许德衍亦在其中。另有高师八名，工业学校两名，中国大学一名，汇文大学一名。

    杨昌济坐于老中医桌前，盯视着眼前的一炷清香，始终不言语，脸色沉闷。

    老中医愕然抬脸：“杨老先生今日脉相有异，过浮过急。”

    杨开慧说：“大夫，警察抓人，我爸爸一路生气，心没法静下来，今日不搭脉只抓药行不行？”

    大夫取过羊毫，开始开方子。

    杨开慧走近父亲，小声说：“我担心润之。”

    杨教授也担心着毛润之。毛润之是他最喜欢的学生。

    女儿说：“润之若在北京，这把火里，也少不了他。”

    杨教授心想，润之在长沙，长沙的闹腾气势也不见得会比京城弱。这学生的血气，他是有数的。

    “爸爸，”杨开慧说，“长沙城里，没什么好烧的吧？”

    杨昌济知道女儿担心着毛泽东，但是他还是想说实话，他于是说：“整个中国，可烧之物实在太多了，何况长沙！”女儿一听，果然沉默了。

    门砰地推开，几个油头汗脑的警察探进头来。

    还没等惊愕的老中医开口，杨昌济忽然以杖击地，怒不可遏：“滚出去！医家私宅，岂是你们可以随便闯进来的？！”

    一怒之下，忽然便有痰上涌，咳嗽激烈，犹如枪管。

    这一阵大咳，警察倒是被吓走了，然急得杨开慧一直捶背不止。父亲的病，这一年，越见重了。

    京城五月，天越来越见闷热。

    陈独秀伤风过后，每日都起得很早。他蹲在院子里，一边刷牙一边对妻子说：“看见没有，不是我热伤风了，是北京城热伤风了。北京这场病生得好啊！”

    陈独秀几乎每天都在箭杆胡同家中或是在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会见学生。《每周评论》的发行所就在米市胡同。这些天，许多学生都像朝圣一样聆听着陈独秀。

    时局发展迅猛异常。

    五日，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开会议决，即日起一起罢课。六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成立学联。九日，蔡元培自辞北大校长，出京南下。十一日，北京各校教职员联合会成立，左右为难的教育总长傅增湘也于这一天步蔡元培之后尘，离职出走。十九日，北京两万一千余名学生实现了总罢课，同时，各校的讲演团在京城、京郊、列车上乃至全国各地，开始了大规模的宣传，控诉政府的卖国以及军警的残暴。

    陈独秀一边用热水洗脸一边对妻子说：“现在还是强盗世界，是公理不敌强权的时代，对外，我们要实行民族自卫主义，哪怕引起无人道的战争，也在所不惜。”

    妻子说：“别提战争，我怕。黑子喜子也怕。”

    陈独秀坚持说：“我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一期上已经作了这般呼吁。还有，君曼，对内，我们一定要实行平民征服政府！政府腐败无能，非用民意强按牛头喝水不可！”

    妻子叹着说：“你们这些教授哪，又拿政府薪水，又要征服政府，你们哪！”

    晚上，陈独秀从米市胡同回到家，进门就说：“君曼，早上一句话叫你说对了。我既看透了人家，又不得不拿人家薪水养家，中国的教授哪，苦水亦在于此哪！”

    陈独秀后来又想着妻子的这句简单的叹息，两个时辰都没有睡着。

    在长沙的毛泽东却睡得很死。

    五月二十二日深夜时分，毛泽东寝房窗上，连响三遍鸡啄之声，毛泽东都没有听见。这些天他累，眼皮也肿。

    也许是七日那天冒雨参加长沙各校学生的“五七”国耻纪念大游行，又水淋淋地与张敬尧的兵打斗了一番，毛泽东这几天的梦中老是有水。

    他在水里看见了一条游鱼。鱼很奇怪，黑红两色，背为黑，黑如墨，肚见红，红得鲜艳，伏在水中，一动不动，直视着毛泽东。毛泽东奇怪，浅浅溪水，何来这么肥的鱼，且色泽又这么鲜亮怪异，待伸手去碰，那鱼尾一甩，却一下没了。

    就在这时，他听见了窗玻璃之声。

    毛泽东撩开打着补丁的破蚊帐，探出头来，听了一听，随后便下床，趿上拖鞋，推窗。

    他看见了月光下的一张陌生面孔。一个青年。

    毛泽东说，有门在，何必敲窗？

    那青年答，没有门钥匙，只得敲窗。

    说着，便有一封信函递进窗子。

    毛泽东接过信，急忙点亮煤油灯，一看，笑了：“李大钊先生的信！这信还不是门匙么？快进来！”

    敲窗者名叫邓中夏，北大学生，也是新成立的北京学联的总务干事。信上写得很明白。

    邓中夏说：“事情紧急，就请允许我翻窗吧？”

    毛泽东启窗，笑着拉了他一把，邓中夏便如燕子般落了地。

    煤油灯一直亮到鸡叫。毛泽东知道了北京风暴的暴烈程度。这下子，他就有些不满意长沙了，长沙的水远没有达到沸点。

    毛泽东踩着鸡叫声，连夜找到了新民学会会员蒋竹如，又邀来陈书农、张国基，于月光下商议如何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两天之后，各校代表二十余人便齐集楚怡小学聚会，毛泽东向大家介绍了半夜敲窗的邓中夏。一个小时之后，会议就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同时，决定立即发动学生总罢课，向北京政府提出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项要求。

    毛泽东专门请邓中夏在南门喝了姜盐黄豆芝麻茶，另加两只白糖芦叶粽，他笑眯眯地对邓中夏说：“你来敲窗之时，我正梦见溪涧之中有一大鱼，黑红两色。现在晓得啰，你就是专门从京城游来的大鱼，红者，是学生反抗之火，黑者，是政府镇压之鞭。要感谢你带来北京的消息，你把我们湘江的水搅和啰！”

    邓中夏嚼着家乡粽子，嚷嚷说：“我还能是鱼？鱼放在砧板上都不发一言，我这个月可是咽喉都喊哑三回了！润之兄，中国人应当永远结束做鱼的日子了！”

    毛泽东举起白瓷茶盅说：“为你对鱼的见解、对声音的见解，碰一杯！”

    二十天之后，毛泽东为湖南学联创办了《湘江评论》，他写的发刊词为湖南大发其声：“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 湘江 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所有不出声的鱼儿，因湘江之潮而一齐怒吼了。

    而六月七日、八日、九日这三天里的陈独秀，由于连续在家宅里作狮吼状，已多次吓着了七岁的黑子和六岁的喜子。

    陈独秀跺着卧房里的干裂的地板，连声喊：“无耻！无耻！天下再没有这般更无耻的了！”

    如若他真是狮子的话，脖子周围的鬃毛该是根根直竖的了。

    高君曼冲进房门说：“别吓着孩子，当家的求求你，喜子都哭了！”

    陈独秀安静下来，从地上捡起摔破的钢笔。

    隔壁喜子的呜咽声和屋外零星的枪声，均清晰可闻。

    自总统徐世昌下令撤换镇压不力的步军统领李长泰，以号称“屠夫”的王怀庆继任之后，北京城大开杀戒，由警棍殴打变为马队冲撞，变为开枪示警，凶猛异常。六月三日，学生被捕者已达一百七十余人，大多是北大的。六月四日，又捕学生七百余人。北河沿法科校舍被作为临时监狱，此处爆棚之后，马神庙理科校舍也被当作了临时监狱。

    京城之杀戒震惊全国，上海学联驰电全国：“政府摧残士气，惨无人道，一至于此！同属国民，宁忍坐视？务乞主持公理，速起援救，性命呼吸，刻不容缓！”

    于是，六月五日，黄浦江畔汽笛大作。

    上海实现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中国后来的教科书上这样说：声势浩大的政治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首次以独立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

    然而京城的王怀庆是永远不管上海如何全国如何的。这个老资格的北洋将领继续为大总统徐世昌及幕后的段祺瑞尽屠夫之职，对学生毫不手软，他坐在马桶上连续发指令，坐马桶是他的嗜好，他一直把他钟爱的老式红木马桶放在办公室里，他就这样坐在马桶上喝令他的部将，只要学生敢上街，就两人夹一个，三人拖一个，拖牲口一样尽往临时监狱里圈。王怀庆说，我这臭脾气也臭出名了，就让那些毛小子毛丫头好好闻闻我的臭！

    陈独秀第一次感到了笔力的软弱，他这两天已经摔坏了三支钢笔，文章确实是不能再写下去了。

    “卑鄙之尤！无耻之极！”陈独秀跺地不止，“不再做更大的直接行动怎么行呢？我也要直接行动了！”

    高君曼说：“你真的别吓着孩子。”

    陈独秀吼：“吓着中国孩子的，不是我，是他徐世昌！是他段祺瑞！”

    登门造访的李大钊与胡适走进屋子，闻得此言，异口同声说：“对，对！”

    “守常，适之，他们都是长了眼的，你们看见没有，这些军阀，谁演说就抓谁，监狱关不下就在北大关帐篷，真是暗无天日，惨痛，惨痛！上海的朋友一天三只电报，叫我南下，叫我躲一躲，我躲什么？我不想活了！我是盼望政府早日将我下监，处死了更好！这种毒气弥漫的社会，我不想再呼吸它了！”

    胡适说：“仲甫兄，安静一些。你看你真的把黑子喜子都弄哭了呢。君曼嫂子，你还是去照管孩子。仲甫，依我看，下期《每周评论》上，我们再以笔作炮，轰它几响。”

    陈独秀说：“我们现在写文章，还能满足于发表在刊物上？如今在北京，刊物已不成其为大炮，满街墙垣倒是壁垒！两位请看看，看看，我这篇文章，是要直接发表在墙头上的！”

    陈独秀点着桌上的一页纸。

    李大钊拿起稿笺纸，看见标题是《北京市民宣言》，不由一愣：“仲甫，你写的是传单？”

    陈独秀取回稿纸，直视胡适：“适之，我要你帮忙，译成英文，我要送东交民巷！中文的，我要贴遍北京街头，撒向全体民众！”

    两位同事还没有闹明白，高君曼的脸首先白了。她说，喂喂当家的，你真吃豹子胆了？你怎么能跟学生一样去撒传单？你听听，从昨天到今朝，枪声停过没有？

    胡适说：“仲甫之心境，我理解。我一路而来，见大街上还有洋龙在冲洗血迹，便心如刀绞。可是话说转来，抛撒传单之举，一般非大学教授所为，仲甫兄不值得冒险。守常，你说呢？”

    李大钊说：“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我倒是赞佩仲甫之激情。”

    高君曼差点哭出来：“李先生，你千万别往独秀的灶膛里添柴火！”

    李大钊说：“当然，是不是要亲自上街，倒可商榷。”

    砰，一拳打在桌上，陈独秀鼓成牛眼睛：“眼下都是什么时候了？鲜血流在大街上，学生关在牢房里，我们这些做教授的还能风雨不动安如山？适之，你是我安徽老乡，皖地多豪杰，你今天说一句话，敢不敢给我翻译？”

    一纸稿笺，再次递在胡适面前。

    “我译，我译。”胡适说，态度明朗。

    “你呢，守常？”陈独秀转个方向，双目如炬，“他可以不上街，我是要叫你上街的！跟我一起上街！你刚才不是说赞佩我今日之激情么？那么我就要拖你直接行动！我今天夜里就去印刷厂把《宣言》印出来，你明天就跟我上街去撒！撒呀，撒呀，如六月雪一样满街飞舞！让他徐世昌段祺瑞听个明白，这就是北京市民的声音！你去不去？”

    高君曼要哭了：“李先生，求你别理睬独秀！他这几年越来越固执！你想想，他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在上海读书，他一个月生活费只寄五块光洋，多少人来说了，延年和乔年面黄肌瘦，饿了，啃大饼，渴了，喝自来水，这个当家的怎么说？他说这是锻炼！虽然延年和乔年是我姐姐生的，可是我总是他们的亲姨妈呀，我看了也心疼呀！他独秀就是固执，我半句话他都听不进去 ”

    “住口！”陈独秀拍桌，“君曼，有完没完？”

    李大钊从陈独秀手里接过《宣言》，说：“君曼嫂子，仲甫有些事，做法是可以商榷，但是他做《北京市民宣言》这件事，字字情真意切，句句如火似雷，我倒以为没有做错。君曼嫂子，你听听：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第一，对国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第二，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第三 ”

    高君曼双手蒙住耳朵，说：“都疯了！都疯了！喂喂，几个教授上街撒传单，学生就能救了？”

    李大钊说：“君曼嫂子，当初你跟仲甫毅然结伴离开安徽老家，双双出走，不也是吃豹子胆的吗？”

    “那种胆大，不过是听几顿骂声！现在这种胆大，是要出人命的呀！”高君曼急得额上冒汗。

    陈独秀喝一声：“妇人之见！”

    李大钊说：“仲甫，我有一句话要说。来，出门说。”

    “就这里说！”

    “出门说，”李大钊拖他，“出门说。”

    院子里星光闪烁。李大钊一出门便对陈独秀说：“嫂夫人所言，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有几分？是话都有三分理，能听哪个的？守常，你说一句，你到底赞不赞成直接行动？”

    “呼吁强权者开明的做法，多少有点幼稚。仲甫，真正的斗争在于革命，我们要多注意俄式革命！”

    “你又是俄式革命！今天别俄式了好不好？守常，这是中国，这是北京！”

    “仲甫，你听着，我正在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我打算为《新青年》出一期马克思主义专号。我这些天来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若是高举德先生赛先生大旗的陈独秀先生，能够在旗帜上端端正正写上 马克思主义 五个大字，我相信中国之天下，就会有另外一番气象了！”

    说完这番话，李大钊便热热切切凝望着陈独秀，他盼望自己的一番话能使对方有所触动。

    “我还是这个主张：先莫框入什么主义，包括你的这个马克思，”陈独秀的脸庞依旧黝黑如岩，甚至有些着恼，“中国之首务，乃革命，凡有助于在中国实现民主和科学者，实现新时代新社会者，《新青年》都鼓掌而纳之。”

    “仲甫之所谓新时代新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李大钊不依不饶。

    “很清楚，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应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这样一种社会！我希望那种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倾轧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唯有少数人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乃至于消灭！”

    “相当美好！相信国人皆会拍掌而欢迎。”李大钊点首，随之话锋一转，“然而幸福社会，究竟要怎么一步步去获取？直接行动，我赞成。但究竟如何行动？这里，必有一个明确的主义问题。”

    “我们两人别再就什么主义啰唆了，行不行？言不如行，明日撒传单，我是去定了，你到底去不去？一句话！”

    “仲甫！”

    “一句话，去不去？”

    陈独秀一边逼问，一边抬起头来，出神地盯视着夜空。他听见了远处传来的隐隐约约的钟声，不知是教堂的钟声还是自己的幻觉。

    尔命如钟。他突然想起从法印和尚嘴中缓缓吐出的这四个字了。召唤的力量，有时候，实在是至高无上的。

    “俄式革命是动刀动枪的，你开口闭口马克思、俄式革命，连上街撒个传单都不能去？”陈独秀当胸抓住李大钊。

    “好吧，我去！”李大钊说。

    话音未落，屋内忽然就传出了尖利的哭声，那是高君曼，高君曼实在忍不住了。

    这个当家的，就不想当自己的家，想当国家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