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盘腿坐在床上，没有就寝的意思。赵纫兰推进门来说，睡吧，葆华和星华都睡着了。

    李大钊揉揉两撇黑胡子，舒一口气。妻子问：“怎么了？”

    在陈独秀连夜赶到北大讲义印刷所印传单的时候，李大钊长久枯坐，为第二天的“直接行动”费思量。

    夜风吹过深深长长的后闸胡同。树叶子发出水一样的声音。一只猫跳过瓦楞子，碰得屋顶窸窸窣窣响。赵纫兰其实明白丈夫思虑着什么。

    “好，睡吧。”李大钊说。

    睡到半夜的时候，他睁开了眼睛，却发现妻子不在身边，而在门外。

    门外的妻子低垂脸庞，双手合十，悄声念叨着什么。李大钊披衣出门，悄声问，什么时候信菩萨了？

    “真的不会叫警察抓住？警察这两天很凶。”

    “我被抓，倒也罢，仲甫被抓，后果就严重了。纫兰，你应当是明白的，陈仲甫这个人，对于我们国家，影响实在太大。”

    清冷的月光使李大钊的脸看上去白了一些。李大钊又说，仲甫这人，若是明确加盟马克思主义，其影响将无可估量，中国的青年就有望了，中国就有望了。

    “你同陈先生明天撒了传单都能安全回家，我同君曼嫂子就都有望了。”妻子这样说。

    李大钊听了这话，不由一呆，接着就笑起来，说：“你倒是大实话。睡去吧，别信菩萨了，世上本无菩萨。”

    李大钊后半夜又睡着了，而赵纫兰依旧睡不着。

    要出事。这样一个念头总是在赵纫兰脑海里挥斥不去。教授怎么能干这种事呢！陈先生一向冲动，守常怎么也会跟着跑呢？他以前可不是这样沉不住气的。但是赵纫兰半句话也没有出口，守常要做什么事，她从不拦阻，守常总有守常的慎思。

    陈独秀却一点没想着会出事。他六月十一日的血管一整天流淌的都是炸药。

    川菜馆子浣花春的口味一向很重，陈独秀却一点不觉得香辣，筷子一搁，嘴巴一抹，账台上银洋一扔，趁着黑，就拉着高一涵上新世界游乐场去了。

    昨日晚上，他也是拉的这位北大教员，在嵩祝寺边上的学校讲义印刷所忙活到后半夜。他提回了两捆油墨很香的传单。语句铿锵的《宣言》印在一页纸上，上半页中文竖排，下半页英文横排，字迹十分清晰。一赶早，李大钊就来敲门，取走一些，他说要赶回后闸胡同一带散发，还说要贴到附近警察署墙上去。胡适也来取走十数张，说也要贴到他的家居附近去，他有美国胶水，墙上一点便可粘贴上一张。陈独秀不肯平分传单，把大多数《宣言》都塞在自己的两肋间，一套白色西装为之撑得鼓鼓胀胀的。“你们不要劝我，”他对他们说，“我造的炸弹，我岂能不多甩几颗？十五年前我天天跟杨笃生他们试验炸弹，一心暗杀慈禧，偏偏一直没机会扔炸弹。今日造了这么多，我能不甩个爽快？”

    陈独秀之所以要去“新世界”，是琢磨那里人多。人多便好办事。还有，那里的人也该死，都什么年头了，还在游乐，中国人也该醒醒了。

    进门一瞧，果然楼上楼下的琴声灯影里皆是长衫短褂。剧场、书场、台球场，没一个地方不满当当的。国难当头，真还有这么多男女老少在这里寻开心。国人的德性！

    点心摊主见着有人上楼就乐呵呵吆喝：“杏仁茶豆腐脑哎！”

    高一涵说：“麻木！”

    陈独秀对高一涵说：“惟其麻木，才该有一盆冷水当头浇下去。”

    若要当头浇，就该上最高处。陈独秀扯了一把高一涵，两人便穿过一堵小门，寻得楼梯直往楼顶走。因为陈独秀已经看见游乐场的二楼平台上正在放一部露天电影，黑压压一片人头，若是天女散花一般从夜空砸下几百份文字炸弹，收炸锅之效是明摆着的，情景该很动人。

    陈独秀紧一紧西装，就慢慢往楼梯上走。高一涵忽然很为陈独秀担心，因为陈独秀的步姿总有一种大肚罗汉模样。他人不胖，一套白色西装也很合身，但夹带一多，人形就不能不臃肿，一臃肿，就惹人注目。高一涵想分些传单，陈独秀硬是不肯。其实，陈独秀自己也知道，北京这几日鹰犬遍布，凡是人多的地方都有鬼祟之眼，但是陈独秀血管里流的是炸药，是使命在身之人。使命在身之人是顾不得许多的，大不了去监房，陈独秀狠毒地想，监房又怎么的？就跟学生关在一起吧，这样还能心安一点！这个国家，四面八方不是眼睛就是棍棒，空气恶浊透了，本身就是个大监狱。监狱复监狱，虱多不痒！

    屋顶花园是个平台，有电杆而无电灯，漆黑一片。探头下望，只听电影放得热闹。电影本身是无声的，一班锣鼓手一到急要关头，便一齐嘭锵嘭锵起来，营造紧张气氛。

    陈独秀端详一番，猜出那电影便是《黑籍冤魂》，讲大户人家吸食鸦片而家破人亡之事，他上个月看过。

    看人家抽鸦片容易，自己吸入大烟便不自知呢，这帮浑浑噩噩的男女呵！陈独秀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就抽出肋间传单。

    他探出半个身子，猛地一挥。

    “尔命如钟！”他嘟哝一声。

    传单果然如大朵的雪花飘飞，夜空里白花花一片。在这种翻飞之中，确乎有当当当的钟声隐约在他耳边响起。

    这种壮观之象，陈独秀也一时看得呆了。他随后便听见有人惊呼，有人喝彩，有凳子摔倒的声音。锣鼓班一时停了敲打。

    “好！”陈独秀说，又猛挥一次手，“再来一场六月雪！”

    真的又是一场六月雪。下面的嚷嚷声更响了。

    他没有听见高一涵在楼梯口拍掌示警，等他听见时，已经晚了，黑暗中突然出现的几双粗壮臂膀扭住了他。

    “混账东西，果然来了！”陈独秀一边怒骂一边拼命挣扎，“放手！放手！”

    一个胖警察伸手插入陈独秀的西装，果然掏出一叠传单。

    “你还嘴硬？《北京市民宣言》，宣你的鬼！”

    “不是我！”陈独秀蹦跳着挣扎。

    一个警官走上屋顶花园，厉声问：“抓到谁了？”

    便衣警察七嘴八舌：“抓到撒传单的了！就是他！”

    警官分开众人，走到陈独秀面前，瞪出眼珠：“就是你？”

    “真是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陈独秀跺脚。

    “不是你？”

    “怎么能是我？瞎了？”

    “不是他？”警官问便衣警察。

    胖警察手举传单：“就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他一进新世界我就发现他身上长肥膘！”

    陈独秀拍拍西装：“我哪有衣兜盛这些东西？”

    胖警察鼓圆牛眼：“敢耍赖？不是从你这个衣兜里搜出来的？”

    “放得进吗？你放放看！”

    胖警察气呼呼地把大叠传单塞回到陈独秀的内衣兜里去，然后，指着陈独秀，大声向警官报告：“长官，小的不敢撒谎，刚才就是从这兜里搜出来的！”

    胖警察的话音还没落地，陈独秀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兜里掏出那把传单，手一扬，一股脑儿抛下屋顶花园。

    一瞬间又是雪花满天飞舞。

    警官惊叫：“快抓住他！”

    陈独秀哈哈哈仰天大笑，肆无忌惮的笑声犹如铜钟翻滚。

    他一路被推着下楼的时候，一路还大笑不已，笑得浑身哆嗦以至于撞来撞去，在最后一级楼梯上又故意一头撞在脸色发白的高一涵身上，喊一声“不是石头你挡什么道”。高一涵明白，这是陈独秀在叫他赶快躲避，免入虎爪。

    许世英走到客厅门口，犹豫了好一阵子，才又举步。

    作为北洋政府的代表，他奉命到上海求见孙中山，表达政府的善意。他推测到国民党领袖对于陈独秀的被捕，是会相当愤懑的，只是他还不知道孙中山是否会怒形于色，当面给他难堪。

    要说难堪，徐世昌大总统这些天也真够难堪，拿下一个陈独秀，竟然激起全国舆论大哗，各阶层人士都跳出来指责政府的不是，各省各团体的电报雪片般急飞北京，有齐声喊“政府利用黑暗势力，摧毁学术思想之自由”的，有大声骂“军警当局有意罗织以摧残近代思潮”的，上海工业协会的通电更是出言凌厉：“大乱之机，将从此始。”连安徽省长吕调元也拍电报给安徽老乡吴炳湘，一边说几句陈独秀“好发狂言”，一边也拍胸脯保证陈独秀“于过激派无涉”，“务乞俯念乡里后进，保全省释”。一场六月雪于京城骤降，弄得大总统和警察总监的背脊骨这些天都凉飕飕的。

    孙中山的态度自然举足轻重，这位于护法斗争中屡屡失败的英雄在全国政界仍享有着巨大的威望。他人在上海莫里哀路，却时时关注着五四之后的北京。风尘仆仆的许世英很盼望能在莫里哀路见到一张比较平和的脸，哪怕这张脸上并无笑容。

    然而这位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还是失算了，没等他进门，孙中山便从宽大的扶手椅上站了起来，大步迈向他，既未寒暄，也未握手，更没吩咐马湘泡茶。

    廖仲恺紧追于后，低声说：“先生，压点火气。”

    孙中山的怒气丝毫未减弱：“你们做的好事！”

    许世英忙说：“孙先生！”

    “你们做的好事，很好，好在做出了一件证据，一件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你们想杀死他吗？”

    许世英愣住，不知怎么回答。

    “孙先生问你呢，”廖仲恺走上一步，“你们想动刀子吗？”

    许世英瞟瞟廖仲恺，他知道孙中山很喜欢这位密友。“我不曾听说，真的不曾听说。”

    孙中山冷笑一声：“谅你们也不敢杀他！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个，一百个，你们要做，尽着去做吧！”

    “不敢，不敢，”许世英心里想，这一趟霉气透了，上海六月黄梅天不是人待的地方。“孙先生，你放心，我这就打电报回去！马上去打，马上去打。”

    许世英走后半个钟头，回到卧房的孙中山还在忧郁着，并没有看见一盅红枣莲子汤已端在案头。孙中山推匙不饮，对宋庆龄说：“达令，这些年，我太喜欢点拨枪弹，是不是？”

    宋庆龄望着孙中山，一时没听懂。

    “而我看陈独秀这个人，”孙中山说，“却独喜欢点拨脑袋。这个安徽人我没见过，却像早就认识他。你想，开枪，是须眼睛瞄准的，眼睛是什么？眼睛就是脑袋的枪口。眼睛和手指，皆听脑袋驱使。脑袋于人，最为重要。陈独秀这个人，就是看准了这一点。他是专门点拨国人脑袋的。真的，达令，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就看得很清楚了，一二刊物，能使社会感受极大之影响。”

    “达令，”妻子说，“枪也很重要。”

    “当然，当然，联络滇军，说服桂军，抓这一批枪打那一批枪，也是费尽心思的。”

    “不过，你说得对，”宋庆龄舀起一匙红枣，递到丈夫嘴边。“陈独秀先生编的《新青年》，还有《每周评论》，我也是喜欢看的。戴传贤那儿有，我看过好几期。那些文章真也像枪呢，字儿都如子弹呢，满纸的响声。”

    “你马上叫戴季陶来，”孙中山把红枣嚼得咂咂响，“我要他也办一家刊物，最好也是每礼拜一期，陈独秀办《每周评论》，我们可以办《星期评论》，也要办得满纸都是响声。”

    “我这就打电话。”

    “欲收革命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欲图救活中国，非使国民群怀觉悟不可！”

    “你是又要抓枪弹，又要抓脑袋。”

    “全国民众的最后希望都在国民党身上，我孙文不能辜负了这种希望。”

    “达令，先不要辜负了这盅莲子汤，都凉了。”宋庆龄说话总是这般沁人心肺。

    赵纫兰三天里已经是两次到箭杆胡同了。

    “你看，”赵纫兰对高君曼说，“都是头版新闻呢，全国都在呼吁释放陈先生，所以你千万要宽心。来，起来，饭总是要吃的。”

    喜子从门外探进头，说：“妈，阿姨把饭都做好了。今天有鱼呢！”

    高君曼从床上支起身子，说：“难为你了，纫兰。我早说要闯祸的，要闯祸的，就没想到这么快。德先生也好，赛先生也好，陈独秀也好，早晚都是要捉到政府的牢里去的！”

    “守常说了，政府的牢，纸糊的。只要全国老百姓一齐喊一声，那牢就得散架。”

    “一家有一家事，你也有你的先生，你老来，我心里能安么？独秀早点回家才是道理，孩子也需要爹。你说那牢房，什么时候能散架？”

    什么时候？这还真不好回答。

    “他不能不回来呀，”高君曼又呜呜抽泣，“他不能扔了这个家不管呀！”

    “妈！”黑子蹦进屋，“有一篮鸡蛋，在门口，有人送的，我追出去看，那人就跑了。”

    赵纫兰扶高君曼起床，走出院子去看。门口堆着的，哪里只是鸡蛋，还有果子、腊肉、酒坛子，甚至还有一只咸猪头。

    四下探望，就是不见一个人影，高君曼觉着奇怪：“独秀怎么成庙里菩萨了？”

    湖南督军张敬尧生得菩萨模样，心里却阴鸷得很。他去天津向段祺瑞表了一趟忠心，急匆匆返回长沙，便注意到了《湘江评论》。

    他注意到这本刊物的时候，已是七月下旬。七月下旬的长沙街头，太阳很辣。他的手下在很辣的太阳底下停了车，抬枪就杀了一个摆水果摊的老头。张敬尧见车不动了，问是什么事，卫队长从前头嗵嗵嗵跑来，报告说一个老头的箩筐挡住了车道，或许是图谋不轨。

    张敬尧下了车，慢吞吞往车队的前头走。

    他一边走一边对同时下车的副官说：“啊，你继续念。”

    “大帅，”个头矮矮的徐副官说，“刚才念的是《创刊宣言》。”

    “再念。”张敬尧在太阳底下说。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

    张敬尧眉间一紧，说：“他要开闸放水？”

    徐副官念：“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 各种改革，一言蔽之， 由强权得自由 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

    “什么意思？”

    “禀大帅，就是说，用平民主义，也就是用老百姓，来对抗强权，也就是对抗我们。”

    “妈的，这个臭秀才叫什么名字？”

    “毛泽东。”

    “毛泽东？”

    徐副官说是，然后继续念：“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闻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妈的，吹俄国的大牛了，这个臭秀才又叫什么名字？”

    “毛泽东。”

    “还是这个毛泽东？”

    “禀大帅，还是这个毛泽东。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民众的大联合》。这里还有一篇，写陈独秀的。”

    “陈独秀，不是抓起来了么？”

    “就是为了他被抓起来，姓毛的才写的。”

    “说他好话？”

    “大帅请听：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 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万岁？”湖南督军陡地吓一跳，“万岁？”

    “是的大帅，万岁。”

    “这个人把陈独秀当皇上，喊他万岁？”

    “是的大帅，乱喊万岁的人，都不是好东西。”

    “唔，”张敬尧闭眼，想了想，“这个要放水的毛泽东是哪里人？”

    “就是我们湖南人。”

    张敬尧止了步。他现在站在车队的最前头了。他看见了尸体，看见了两只破烂不堪的碾扁了的竹箩筐，以及一地染血的苹果。

    士兵们在拖开尸首。

    张敬尧开始往回走，一边走一边继续问副官：“那个毛泽东既是湖南人，怎么不说湖南话？”

    “《湘江评论》，顾名思义，就是湖南人说湖南话。”

    “不对，”湖南督军的眼珠子一突，“这个秀才没为湖南说话，他要淹死湖南。”

    突然传来一阵呼天抢地的喊叫，一个年近半百的老婆子半跌半爬地冲到车队前头，抚尸大哭，接着又朝汽车扑上去，咚咚咚直敲汽车的眼睛。

    一个军官拔出手枪又是一枪，不见丝毫犹豫，只吓得街旁民众目瞪口呆，大气也不敢出。

    张敬尧回头看一看，不做一声，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继续举步一边朝自己的汽车走，一边吩咐副官：“你去警告那个毛泽东，他若再敢在湖南乱放水，我张敬尧马上放他的血！”

    这是两个穿着补丁衫裤的孩子，双双跪在坟前，脸颊上亮晶晶的，都是泪。这是一个刚刚砌成的土坟，布幡招摇。父母这么惨死，谁见谁伤心。

    男孩十五岁，名唤石头。他姐姐十六岁，名唤石花。风很大，石花的长头发飘起来，也飘动如黑色的布幡。

    好心的街坊们收了铁锹，拍拍他们的肩，示意他们可以走了。

    孩子们不忍站起，复又呜呜大哭。

    “咳，我昨日挖了三个坟坑，今日又是两个。”扶锹者惨然一笑，“尧舜禹汤，胡乱开枪，一个湖南，半省坟场。”

    徐副官带领着七八个士兵闯进学校的时候，首先就是几枪托，将门楣上的“《湘江评论》编辑部”木牌砸落在地。树上的蝉鸣立时止住。

    编辑部设在落星田商专学校之内，几个学生编辑正在议论稿件，闻着响动便一齐愣住了。毛泽东倒是镇静，望望窗外，搁下手中狼毫，对在座的年轻人说：“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大家莫要紧张。”

    徐副官双手叉腰，一脚踩在“《湘江评论》编辑部”木牌上，虎虎地喊：“哪个是毛泽东？”

    学校门内门外渐渐聚集起一批吃惊的围观民众。身着灰布长衫的毛泽东闻声而出：“武将叫阵，文人出马，长沙的事情如今也像北京一样奇怪了。先生，鄙人姓毛，名泽东。”

    徐副官仔细打量了一番对方：“你就是要把洞庭湖开闸的《湘江评论》主编？”

    毛泽东笑，说：“不开闸门，何以成洪流？不唤起民众，何以反抗专制？你们军人有炸药，若是你们也来参与开闸，一声爆破，何愁湖南的革命形势不一日千里？”

    一番话说得编辑部的同仁们只想笑，提着的心放了一半。

    “敢跟我耍贫嘴？老实告诉你，我今天是专奉张大帅之命来警告你的，你乱写刁文，犯上作乱，犯了张大帅的虎威了！”

    “我毛泽东这两个月写了很多文章，这不假，就像你们这两个月又抓了很多人一样。只是，请教长官，不知我哪篇文章犯上作乱，犯了张大帅的虎威？”

    “你心里明白！”

    毛泽东喊人取来《湘江评论》，簌簌翻开几页：“喔，是这一篇吗，《民众的大联合》？我毛泽东以为，实行社会改造，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要多。而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要联合起来，为减轻地租捐税、解决吃饭问题进行抗争！学生、教员、妇女各界也都要联合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大联合！是这一篇吗，长官先生？我提倡的是民众联合，怎么就犯了张大帅的虎威了？”

    围观人群窃窃议论，人越聚越多。徐副官恼了，拍拍腰间手枪说：“我不跟你说这一篇！”

    “啊，那一定是这一篇，”毛泽东翻出创刊号，“一定是呼吁释放陈独秀先生的这一篇！”

    “你称陈独秀万岁！”

    “皇帝老儿称万岁，陈独秀的精神胜过皇帝老儿千万倍，怎么就不能称万岁？你看，我是这么写的：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是这句话冒犯了张大帅的虎威了？”

    “你为政府要犯鸣不平，不是犯上作乱是什么？”

    毛泽东忽然脸色一变，勃然大怒，举手直指对方：“国家疲弱，民生艰困，陈独秀先生为之呼号，呼吁民主，呼吁科学，他犯哪条王法了？大家知道，六月十一号，陈独秀被政府抓起来了。政府为什么要抓陈独秀？那是政府怕陈独秀！陈独秀是中国思想界的明星，他说出了全中国民众的心里话，什么心里话呢？那就是中国没有民主，中国没有自由，中国没有科学！这些话，是专制的政府最怕听的，也是你们张敬尧大帅最怕听的！”

    “胡说！”

    “陈独秀入了大牢，我们就是要抓紧救援他，我们救他就是救民主，就是救科学，就是救中国！”

    “住口！”徐副官终于把手枪拔了出来，“我看你今天是蓄意聚众煽动，蛊惑人心！”

    “对！”毛泽东举起手中的一大沓《湘江评论》，迅速散发给围观群众，“你若一定要定我个犯上，定我个作乱，我毛泽东写的每一篇都可以说是犯上作乱！中国之专制，不能不犯！我告诉你这位长官，中国之现状，不能不乱！”

    “放肆！太放肆！”徐副官恶向胆边生，“给我捆起来！”

    “慢！”毛泽东说，“张大帅今天没给你抓人的口谕吧？长官先生，你冷静一点。”

    “这个，这个，”徐副官忽觉进退两难，这话叫这个秀才说准了，“娘的，我就捆不得一个秀才？”

    话犹未了，人群一阵骚动，只见石花和石头两个孩子大哭着奔来，分开人群，抓住徐副官就要拼命。

    “你们还我爸爸！还我妈妈！”女孩子呼声凄厉。

    “杀人要偿命！”石头尖利地喊，张口就咬人。

    徐副官连连后退，但手臂还是被咬了一口，一声痛叫，推倒孩子就跑。一大批人冲他喊：“光天化日的，杀人就是要偿命！”

    石头倒在地上大哭。人们围拥上去。孤儿的命运牵动众人的心。

    毛泽东弯腰捡起“《湘江评论》编辑部”的木牌，发现已经碎裂了。

    “毛先生！”人群中走出一个老头，“你莫伤心，我是木匠，我给先生刨一块更大的！”

    尽管新的牌子第二天就挂了上去，但是一个月之后，也就是1919年的8月，《湘江评论》周刊还是被湖南军阀张敬尧下令查禁，湖南学生联合会也被同时勒令解散。然而《湘江评论》这四个字人们是记住了的，一共出版了五期的这本势若大潮的杂志，成了五四时期全国著名的周刊之一，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留下的印记不可磨灭。

    连胡适也作了这样热情洋溢的夸赞：“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类新派的报纸 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

    就在毛泽东为陈独秀的被捕义愤填膺之时，号称“社会主义将军”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也在漳州的临时驻地打出了一面旗帜。那是一面红色布幅，紧绷绷地拉在枝叶繁茂的樟树之间：“南北齐努力，营救陈独秀！”

    树干上绑着的还有一只老式留声机的喇叭，一遍遍响着略带沙哑的军乐声。

    避居福建的粤军正在这军乐声中一队队操练，刀光剑影，步声踏踏，而百步远的地方，树荫下那块硕大的青石板地上，陈炯明盘腿席地而坐，笑容可掬。他正以他的独特方式款待十余位漳州豪富。

    豪富们盘腿坐成一排，神色多有惶然。面对面与他们席地而坐的是一排气宇轩昂的粤军将校，粤军第二支队司令蒋介石也坐于其中。

    几个炊事兵抬来几只大木桶。而后，盛着米饭和猪肉的粗瓷大碗便一只只摆到了众宾客的膝前。

    宾客们感到了一种意外。

    米饭很香，陈炯明吸了一口香气，满意地抽抽鼻子。他的两撇黑胡子很浓，他抽鼻子的时候，黑胡子就猛烈地抖起来，看上去这是一种威势。陈炯明说：“今日恭请诸位，虽是粗茶淡饭，却是一片至诚。诸位知道，北京徐世昌、段祺瑞之流，勾结倭寇，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罄竹难书！最近竟又拘捕众人敬仰的北大教授陈独秀，举国震惊。本总司令已驰电北京，严正呼吁释放陈先生！今日，我特意奉告诸位，若北京方面执迷不悟，本总司令将率哀兵，敢以两万人之兵力，倾巢出动，通电讨贼！”

    豪富们闻言俱愣，区区两万之众，怎敢放言北伐？连孙中山都避居上海一动不动了，流落在闽的粤军又如何能作此妄举？心里这么忖着，脸上却依旧笑容不减，纷纷应和：“陈总司令侠义胆肝，闽人早已闻之，但看今日风采，果然正气凛然！”“真不愧为举国闻名之社会主义将军！”

    粤军将校们稳坐不动。蒋介石脸上隐有笑意，眼角瞟着陈总司令，心里想：这厮不仅对我演得一手好戏，处处防范，对他们说这些台词，也是宛若名角，炉火纯青。

    陈炯明腰板笔挺，又出言道：“话又说回来了，要讨伐反革命，就须有讨伐的资本。什么资本？有人，有枪，有粮，有饷！”

    蒋介石帮腔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陈炯明说：“自然，这个道理，大家都懂。想必在座诸位也是洞明在胸的，自然也能一如既往，鼎力相助本军。”

    豪富们如坐针毡。果然如此，鸿门宴。他们想。

    “将来，革命成功了，诸位都是革命功臣。我要钱，但决非中饱私囊，我这人，立志一生不存个人钱财，对此我是发过誓的，我要钱，是为了粤军，为了革命，为了救陈独秀先生！现在，我希望诸位慷慨解囊！”陈炯明目光炯炯，“革命功劳簿上，我保证给在座诸位各记一笔；而今日嘛，捐赠簿上，我先请在座诸位各记一笔！”

    话说透了。

    副官把捐赠簿轮流摊在各位宾客面前。豪富们看看威严对坐的粤军将校，一个个无计可施，只得提起笔。

    陈炯明环顾四周，满面笑容，侧身嘱咐蒋介石：“中正，是不是再走一趟上海？劳你面禀孙大元帅，本军的反击计划，即日拟就！”

    蒋介石起立，应一声：“是！”

    蒋介石第三天就赶到上海。

    “戴先生，”他坐在小汽车里，对坐在身旁的戴季陶说，“陈总司令募集军饷确有本事。军饷足而士气猛，士气猛而无敌不摧。孙先生对粤军完全可以寄予厚望。”

    戴季陶专门开车到火车站迎接蒋介石，他觉得自己捉摸不透这位说话总是一本正经的年轻军人。

    “依你观之，”他说，“陈炯明这个人靠不靠得住？介石兄不妨直说。”

    “戴先生一直都是这样在怀疑别人的？今天怀疑陈某人，明日就可以怀疑蒋某人。”

    “介石兄何必说这种话？军队对于孙先生来说，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每个中国人的面相，都是一部奥妙无穷的书，而我们中国的书，又是世上最难读的书。”

    戴季陶点头：“小弟颇有同感。”

    “凭孙大元帅的学问，他能懂读中国任何一部书！”

    “啊，”戴季陶佩服起来，“介石兄此言高矣！”

    “十有八九之书，我尚不能读懂，包括陈炯明总司令这本书。但小弟可以奉告一句实话，粤军其实不能算真正的革命军，派系太多，陈炯明之惠州派、邓仲元之粤东派、许崇智之福建派，明里争，暗里斗，空气恶浊。我这个无派之人，在军中如何安然立足？再这么下去，我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你老兄军事上雄才大略，孙先生怎么肯让你离开粤军？”

    蒋介石微笑：“形势比人强啊！”

    汽车转弯的时候颠动了一下，一片水洼飞起来，同时引来了路边两个年轻人的惊叫。

    这两个年轻人正坐在一处门槛上啃大饼，泥浆不仅溅到他们脸上，也溅到大饼上。

    “不长眼？怎么这么欺侮人？！”年长的一个站起来，对汽车直挥拳头。这个短衫破旧的二十一岁的年轻人，是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其时在上海震旦学院法科读书。

    汽车停了。

    戴季陶的脸伸出车窗，脸色难看：“年轻人，敢骂人？”

    陈乔年赶紧拉拉陈延年，说：“算了，哥。”

    陈延年点点饼上的泥：“我骂烂泥！”

    恼火的戴季陶推开车门想下车，被笑眯眯的蒋介石一把拉住。

    “小不忍，乱大谋。亏戴先生还是个读书人。”他说。

    戴季陶关上车门：“开车！”

    汽车远去之后，陈延年兄弟还久久看着自己手中的沾满泥浆的烧饼。

    “吃吧！”陈延年用手掸一掸，咬了一口。

    陈乔年也咬了一口：“泥土是有营养的。”

    “对，老母鸡吃虫的时候，都要吃点泥。”

    “给。”弟弟一边啃饼，一边摸索出一张火车票递给哥哥。

    陈延年一愣：“火车票？你买来了？”

    “你明天就动身去北京看爸爸吧。”

    “你哪来的钱？你说，你哪来的钱？”

    他忽然悟到什么，急忙捋起弟弟的衣袖，左臂看了，右臂也看了。

    “别找针眼儿，哥，我没去卖血！”

    “那你哪来的钱？”

    “跟你说实话吧，这三天我都没有去学校上课，去八仙楼洗盘子了，车票是用我做工的钱买的。”

    “爸爸若知道你不读书去做工，他会把对徐世昌段祺瑞的火都发到你头上，你信不信？再说，白天要去做工，也得我们两个一齐去做，你怎么就瞒着我？”

    “哥，你看看你自己，晚上拉大锯手都肿了，我都看见的。”

    哥哥沉默了。乔年又说：“真的，你别看我的手，你看看你自己的手。哥，今天晚上，我们别去拉大锯了，你早点睡，明天你就去北京。你告诉爸爸，我想他。还有，安徽老家的妈妈也没有再骂他了，也盼他早出狱。”

    “我都会说的。”陈延年答应。

    监室内，一张草席铺于地上。脸容瘦削的陈独秀席地而坐，背向铁栅，持笔看书。这是他每天的姿势，达摩似的。大儿子进京探监，他是根本没有想到的。

    监室西向，光线不足。他总觉得书上的字比往常要小。

    京师警察厅监狱的饭菜还好，掺沙不多，尚可下咽，只是监室潮气渗人，日日都似老家安庆的黄梅季节，叫人难受。

    那个脸上有三块老年斑的狱官，又像老猫似的蹑手蹑脚走近笼子，一张脸似笑非笑。

    “恭喜陈先生，你家公子看你来了。”

    “我没儿子。”

    “陈先生是不愿见儿子，还是陈先生本来就没有儿子？”

    陈独秀摇摇头，顾自看书，再不理会。

    狱官摇了摇手中的钥匙，踱几步，又说：“书里的学问同过日子的学问，不是一个学问。过日子的学问与牢房里的学问，也不是一个学问。”

    “这牢房里的学问，是什么学问？”

    “此学问，名堂大得很，可称五子登科？”

    陈独秀合上书本：“何谓五子登科。”

    “大凡坐牢之人，整日所思所想者，无非五子：日子、刀子、银子、婆子、儿子。所谓日子，就是算日子，盘算究竟何日方可脱去牢狱之灾。所谓刀子，就是掂量掂量这一番罪孽，是否够得上砍头的。所谓银子，就是盘算家里的钱财尚有多少，有否欠人者，有否人欠者，一笔一笔都要算起来，平日糊涂的，三天大牢一坐，一毫一厘都清楚了。所谓婆子呢，就是思念老婆子，想想平日实在待她不好，今日坐牢，想待她好都没能耐了。所谓儿子，就是一坐大牢就特别念及子孙，自家失了名节，子孙万须保全。”

    陈独秀哈哈哈笑起来。

    狱官不以为然：“人犯一收监，五子必登科，历来如此，陈先生又何必笑？依在下看，先生此刻，实实在在思想着一子。”

    “哪一子？”

    “陈先生是重犯，想必对于算日子，已不抱奢望。对于刀子的掂量，大概还不至于。说到银子，陈先生是读书人，家道不会殷实，也无所谓盘算不盘算家底。至于婆子，你老婆前日来探望，昨日又来探望，想必要说的话也都说了。眼下先生唯一要想的，就是儿子。据我所知，陈先生是有儿子的。”

    “我儿年幼，世事不懂，想他作甚？”

    “陈先生还有年长的儿子，常住上海。”

    陈独秀愣了。他真的没料到上海的儿子会来北京看他。

    狱官得意了：“如何？”

    “好吧，给你说对了，我陈独秀此刻朝思暮想的，就是儿子。叫他进来见我。”

    “人家要我开恩，少不得要见一把碎银子。听你陈先生口气，倒像你是牢头禁子我是犯人。也罢也罢，不难为你，是秀才，敬三分，我给你传来就是。”

    陈延年从一张木凳上规规矩矩站起来。

    “官长。”陈延年说。

    老狱官摸摸脸上的老年斑，斜眼瞧着年轻人，慢悠悠说：“他是老子，你是儿子，平日在家里，一见老子面，少不得叩头行礼请安，那是家里的规矩。人一进大狱，那就没有老子儿子的讲究，统统是孙子。见了你爷，你也是见孙子，见了你爹，你也是见孙子，该说的话你要说，该放的屁你要放，一无顾忌，别怕他闻着臭，听见没有？”

    陈延年点头，说听见了。

    狱官又压低声音说：“让他闻点臭，是为他好！你爹是朝廷命犯，凶多吉少，眼下脾气还是犟得像牛，见谁都不买账。他不买朝廷的账，朝廷就买他的账了？大总统要取他的命，还不是就像拍死一只蚊子？这个理，他就不懂。所以，你今天去看他，就是做他的老爷子，摆下一副威来，好好训斥一顿，懂了？”

    陈延年听得不耐烦，想发作，又觉得犯不着；想忍住，又忍不住，便尖声问：“官长你倒是让不让我探监？”

    狱官的老年斑涨红了，说：“我这么啰里啰唆，还不是为你爹好？这个道理，不懂？他编的《新青年》，我儿子都看得入迷，抽了烟土似的，什么德呀，什么赛呀，叫人听得心惊肉跳。你看你看，我把这话都跟你说了，你懂不懂？”

    “懂，懂，懂。”

    “年轻人，莫要不耐烦。好吧，跟我来！”

    三分钟之后，陈独秀父子的目光就对接在一起了。隔在目光中间的，是一面粗黑色的锈迹斑斑的铁栅。

    父亲的头发长了，胡子也长了，脸色发青。延年瞧在眼里，心里好大不忍。

    “爸爸！”他发出一声带哭腔的呼唤。

    刚唤出一声爸爸，就听陈独秀一声怒喝：“没出息！”

    陈延年赶紧低下头，擦泪。

    狱官则是吓了一大跳，腿一抽筋，退出老远。

    陈独秀站起来，一个虎步走近监门：“到这里来抹什么眼泪？赶快回上海去！回去！”

    “我知道爸爸会骂我。我同乔年商量了，就是挨骂也要来看你。全国都在营救你。我们不能不来看看爸爸。爸爸你还好吧？”

    陈独秀不语。

    “我刚下火车就来了。本来乔年也想来。没有钱买车票。后来，乔年说，哥，还是你去吧。为了这一趟盘缠，我和乔年帮人家拉大锯，三个晚上没睡觉，乔年还去菜馆洗了两天的盘子。”

    父亲的口气软了一些：“我没什么。我很好。每天看书。进大牢的前三天，我刚发表一篇文章 ”

    “《研究室与监狱》，我同乔年都看了！”

    “我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我觉得这里很高尚很优美！坐牢，怕什么，文王拘而演周易，这个八十二岁的姬昌要是没有坐上七年大牢，能把八卦演成六十四卦么？能排出三百八十四爻么？这个中国人不坐一回牢我们中国能出周易么？所以坐牢也是高尚的生活！所以，你来看我又干什么？我不就在这几块青石板上安安静静研究中国吗？倒是你，时间都磨在火车轮子上，荒废学业！”

    狱官在远处搔搔头皮，他听了这个犯人的话，脸上几块深褐色的老年斑又顿时暗黑了几分。他真的没想到陈家父子俩的见面，会是这么一番光景。坐牢高尚个屁！

    这时候他又听见做儿子的说：“爸爸，我这就回上海。你的话，我都记住了。”

    这时候，做父亲的声音又软了一些：“没想到你的头发跟我一样长。”

    “没有及时叫乔年给我剪。这个月，格外忙。”

    “每月五元钱生活费不够用？你们两个，果真像人家说的，饿了就啃大饼，渴了就喝自来水？就如这里牢房的待遇？”

    “爸爸，我们都是按照你的嘱咐去做的。钱不够用，我们有两只手，我们会挣。我和乔年都认为，苦日子甜。”

    陈独秀不语，倒背手，踱了几步。潮湿的石砖地嚓嚓响。

    “爸爸，”延年又补充说，“再说，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大牢，我和乔年都愿意这样坐牢。”

    一听儿子这么说，陈独秀的眼睛便陡地滚圆了，猛地一个转身：“这话，有底气了！像我儿子说的！可见你们这两年的大饼，没白啃！”

    “爸爸，我同乔年除了啃大饼外，这几个月还在啃巴枯宁，啃克鲁泡特金，我们觉得无政府的见解非常有道理。”

    “不谈巴枯宁，不谈巴枯宁，什么无政府，徒喊口号而已。”

    “爸爸，你不能这样说。五个月之前，我们在上海组织了 进化社 ，专门研究无政府学说，得益匪浅。”儿子激动起来，倔劲儿也随之显现。

    陈独秀很喜欢儿子这样的性格，他喜欢自己的独特的血脉在儿子身上流通，但是事关根本理论，他觉得还是需要告诫儿子几句，于是他这样说：“克鲁泡特金的文章，读读是不要紧的。但是你是我儿子，所以我必得告诉你：克鲁泡特金这个人，有两张面孔，他一面迷信个人的自由，一面又赞成社会的组织；他一面提倡大规模的交通工业，一面又主张人人自由退出社会；他一面主张抵抗的革命运动，一面又反对多数压服少数！这个人，又卖矛，又卖盾，你买他的货色，千万小心。你鞋带松了，延年。”

    儿子系鞋带，不语。

    陈独秀说：“鞋带都霉了，回去换一根。我再问你，李大钊先生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读过没有？”

    “读过。”

    “要读三遍！”

    “我会再读的，爸爸。”

    “读到了李大钊先生的这句断言吗 试看将来的全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读到了。不过，爸爸，我和乔年只服从真理。真理在谁之手，我们听谁。”

    “哦，这话，也像是陈独秀的儿子说的！”父亲同意。

    “那我走了。爸爸，你千万保重。”

    “慢！回上海之前，去看一下李大钊先生，你转告他一句话。”

    “什么话？”

    “我这些天，最想念的一个人，就是他。”

    儿子点点头。

    陈独秀大声问：“听见没有？”

    儿子赶紧答：“知道了，爸爸。”

    陈延年离开笼子二十来步之后，老狱官的脾气便发作出来了。他摇动着一大把闪闪发亮的钥匙，一边摇一边狠狠训斥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该说的话，你一句没说。”

    “该说的话，我全说了。”年轻人不服气。

    “看起来，”老狱官跺一脚，“你爹全无悔改之心，他是万万不能出牢房的了，免得又毒害我儿子。”

    陈延年突然站住了，老狱官差点撞到他身上。陈延年忽然龇牙咧嘴地咆哮：“你白天把这儿当牢房，晚上把你自己家里当牢房！你还有儿子吗？你没有儿子了！你儿子成了你的犯人！你这个该死的老头子，你应当赶快向你儿子投降！”

    老狱官半晌回不过神，最后，指着对方，抖着嘴唇说：“你小子大起来，不是朝廷命犯砍我的头！”

    一个钟头之后，陈延年便出现在后闸胡同。

    他饿了。院子里太阳很好。他坐在竹椅上，手中拿着鸡蛋烙饼，嘴里喝着香气扑鼻的小米粥。

    李葆华、李星华满手糨糊，在糊一架风筝。葆华边糊风筝边好奇地看着陈延年。

    他们真好，陈延年想，他们有爸爸，有妈妈。季节到了，他们就糊风筝。他们的爸爸甚至会带他们去放风筝。他们真好。

    赵纫兰为陈延年添了粥，又悄悄踱到他身后，用手量量他的肩宽。

    陈延年感觉到了：“师母，我不要做衣服。”

    “破衣烂衫的，你爹看了不心疼，我看了心疼！”

    “我爸说，年轻人，穿新衣服，不长骨头。”

    “在上海，你听你爹的，今儿在我这四合院里，你听我的！”

    葆华抬脸喊：“哥，你要听我妈的！我爸也听我妈哩！妈做什么，爸穿什么！哥，你来呀，帮我放这风筝。”

    陈延年刚应声而起，李大钊便推门而入了，笑容满面说：“延年，看谁来了！”

    门口站着高君曼。

    陈延年赶紧把风筝递还给葆华。

    高君曼的眼睛亮起来了，她高声喊：“延年！”

    “姨妈。”陈延年声音很轻。

    “家去！家去！”高君曼奔上几步，火辣辣拉他，“你看，到北京了也不家去！弟弟妹妹都想你哟！”

    陈延年小声说：“我不去。”

    “走，走，我包饺子给你吃。北方的饺子我学会包了，我做的肉馅特别香！你不信？”

    葆华说：“我要哥哥放风筝！”

    赵纫兰说：“葆华，懂礼貌！”

    陈延年说：“我要赶火车。爸爸叫我马上回上海。”

    高君曼脸上的笑容淡了下来。延年这么倔，她想过，但又没有想到。

    李大钊拍拍延年的肩：“延年，我有一句话要对你说。”

    “我爸爸也有一句话，要我转告你。”

    “那就进屋说！”

    进屋之后，李大钊拉开椅子，让延年坐。“延年，”李大钊说，“你爸爸转告我一句什么话，你就是不说，我也知道。”

    “是么？”

    “他说，他很恨我。”

    陈延年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他怎么能不恨我呢？我没有劝阻他，起码没有大声劝阻他。以往，好多事情，我常常对他说，仲甫，不必这样做，不必那样做。虽然我小他十岁，但他都听了我的。这一回，他气血上涌，一心直接行动，我非但没有劝阻他，反而跟他一起去撒了传单。这一撒，撒出了祸，造成身陷囹圄，他能不恨我么？”

    “李先生，我爸没这么说。”

    “好吧，就算他不恨我，我也恨我自己。你爸爸现在不应该坐在监牢里，他应该站在刊物上，站在报纸上，站在演讲台上，全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人，现在都想听见他的声音，看到他的文章！政治如此黑暗，国民如何奋斗，陈独秀先生出来说句话，那就是黄钟大吕！可是现在，你想想，他却坐在黑狱里！谁的不对呢？我，我李大钊！是我没有劝阻他，我不好！”

    两串眼泪顺着陈延年的双颊流了下来。

    “李叔叔，你千万莫这么说。”

    李大钊递过手绢，帮他揩了泪。陈延年说：“我爸爸，是要我这么告诉你的 ”

    李大钊专注地看着小伙子。

    “他说，你去转告李叔叔一句话，就说，我这几天特别想念的一个人，就是他。”

    李大钊听了，鼻子一酸，眼眶潮湿起来。

    他心里说，仲甫，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以往许多突围不出去的问题，被铁栅一围，突然都有出路了。

    “李叔叔，我自己也有一句话想问你。”延年又说。

    “你问。”

    “我读了巴枯宁的文章，还有克鲁泡特金的文章，我觉得无政府主义，对于黑暗的中国来说，实在是个好主义。我爸爸叫我别读巴枯宁，不知道我该不该听爸爸这句话。”

    “不该听。”

    “哦？”延年觉着了意外。

    “对于青年人读什么书的问题，谁的话也不能全听。你不必全听你爸爸的，你也不必全听巴枯宁的。巴枯宁的无政府学说，自有他的理想主义之长处，也有他的幻想主义之不足。这是我的看法。当然，我之陋见，你也不必全然采信。”

    “我明白了。”延年恭恭敬敬站起来。

    “你坐下，”李大钊说，“现在该是我告诉你一句话的时候了。”

    陈延年坐下。

    李大钊点点窗外：“她是你的姨妈，现在也是你的妈妈。我知道你对你父亲娶小姨子这件事是一直不满意的。你不满意，乔年也不满意，你安徽老家的人都不满意。”

    陈延年垂了头。窗外夕阳本来就映红了他的脸，李大钊的这番话又添了他一重红色。

    “你母亲还在安徽老家？”

    “在。她小脚，走不远。既不会走上海，也不会走北京。”

    “听你这句话，”李大钊说，“你对你父亲还有气。”

    “他如今在牢里，我怎么还敢有气？我像李叔叔一样，恨不得他今天就出了那铁笼子！”

    “你在上海，一个月五块钱，缺衣少食的，也对你父亲没有气？”

    “没有，”延年摇头，“我知道爸爸的良苦之心。一个月五元钱，他是买的一块石头。他是用这块石头在磨我，磨乔年。他把我和乔年看成是两把刀。”

    “延年，你今天听李叔叔一句话：你既然能理解你父亲，你就该方方面面都理解她。”

    陈延年盯着自己的鞋尖。这是一双黑面布鞋，大脚趾都快露出头了。

    “我懂了，”他站起来，“李叔叔，我这就跟我姨妈回家。”

    他于是就走出屋门，对院子里的高君曼说：“妈，我跟你回家去。”

    妈？高君曼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接着，一张脸就像花一样绽放开来。

    回箭杆胡同之后，高君曼急急忙忙张罗着给延年煮了饭，又在灯下数出二十块银元，一定要叫延年伸出手来接。抄家那天，警察没有抄走银元。

    延年不接。

    高君曼说：“延年，你喊我妈，叫我高兴。你一定拿着，你十块，乔年十块。”

    “不要不要！”陈延年一个劲躲，把挂在门边的一只木勺子都碰了下来。

    高君曼使劲抓住延年的手，硬是一沓沓放入银洋：“你要不收，就是见外了。妈看见你这副样子，心疼！再怎么说，你和乔年的亲生母亲，也是我的亲姐，我能不心疼你和乔年么？我跟你爸爸也说过不止十回二十回了，别苦了孩子，可他这颗榆木疙瘩脑袋，就是装不进我的话。说是磨炼，磨炼，你们身子骨还嫩，能这么磨炼吗？延年，你今天听妈一句话，饭一定要吃饱，衣服一定要穿暖，缺了啥，尽管来信说，你爸不睬你，妈睬你，啊？”

    陈延年听话地点点头。

    高君曼的眼泪忍不住流下来了。自打陈独秀入狱后，她还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