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减速，喷出一团团白汽，缓缓驶入一大片摇动的标语纸旗和嘈杂之中。

    这是天津火车站，陈延年认得，火车要停半个钟头。

    陈延年离京南下，这一次坐火车，捡着了一个靠窗的座位，比上京时蜷缩在人家脚边强多了。

    麇集在天津火车站进行宣传鼓动的学生们一遍又一遍向旅客们呼喊口号，同时把墨汁淋漓的大标语往火车上贴。

    陈延年听清了学生们轰轰然的呼喊声：“声援北京同学！”“立即释放陈独秀先生！”这时候，他的眼睛不由自主就湿了。

    有学生把红红绿绿的传单递进车窗。

    陈延年马上说：“谢谢！”

    这是一个身材瘦削面目英俊的青年学生，他分发的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一边分一边激昂地说：“诸位先生，我们要联合起来，陈独秀先生一天不释放，我们一天不停止斗争！”陈延年其时并不知道此人便是天津南开学校的学生、天津学生联合会会刊的负责人周恩来。

    “谢谢！”陈延年说。他看见这个年轻学生满脸是汗。

    周恩来大声向他说：“先生，你该知道，陈独秀先生是为国人的权利仗义执言的，政府逮捕陈独秀，其实就是逮捕我们每一个民众！”

    陈延年脸上慢慢地流下眼泪。

    “我知道，”他说，“谢谢你的呼吁！”

    周恩来握紧拳头：“要团结！拳头要握得紧。我们团结了，五指收紧了，拳头硬了，有力量了，政府就不能不答应我们的要求！”

    汽笛响了，贴满了标语的火车开始移动。

    “对，对。”陈延年的眼泪一直停不下来，像车轮一样打转。

    周恩来目送着这个流泪的陌生人，很远了还向他挥挥手。周恩来觉得这个小先生很有点同情心。

    有个学生跑过来，拍拍周恩来的肩：“你不是还答应人家排戏吗？”

    “什么？”

    “排戏！”

    糟了，周恩来记起来了，扭头就跑出火车站。

    邓颖超在做简单的化妆，用一支眉笔，勾画浓浓的双眉。

    这是新剧《安重根》的彩排。这出戏是直隶女师的学生们即将推出的义演节目。十五岁的邓颖超大胆反串，饰演男主角、朝鲜抗日志士安重根。

    舞台上的一位女同学看着台下的空座位，不明白了，问邓颖超：“文淑，昨天来采访我们的那个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的周恩来，是不是吹牛了？”

    邓颖超嘟起嘴说：“我看也是吹大牛！”

    她其实很不愿意说出这句话。若是她知道一脸油汗的周恩来正气吁吁地赶来广东会馆小剧场，就更不愿意说这样的话了。

    “吹牛不花钱！还说愿意指导我们排戏呢，鬼影儿都不见！”那同学又说，“人长得标致，话不值钱。”

    邓颖超站起来：“不等了不等了！排戏！”

    周恩来赶到广东会馆，是彩排十分钟之后。他抑住气喘，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舞台，一边沿木梯走上楼。

    他在最后一排轻轻落座。

    舞台上的邓颖超排练得很投入，念着安重根的诗句，手势激烈，字正腔圆：“丈夫处世兮，其志大矣。时造英雄兮，英雄造时。雄视天下兮，何日成业。东风渐寒兮，壮士义烈。愤慨一去兮，必成目的。鼠窃伊藤兮，岂肯比命。岂度至此兮，事势固然。同胞同胞兮，速成大业。万岁万岁兮，大韩独立！万岁万岁兮，大韩同胞！”

    邓颖超昂扬地抬起脸，一抬脸双眼就霎地亮了，脱口喊：“周恩来！”

    同学们顺着她的目光，也发现了楼座最后一排的周恩来。邓颖超喊：“嗨，你快下来呀！”

    周恩来下了楼座，又笑眯眯走上舞台。

    邓颖超说：“周恩来，你说来指导我们排戏，怎么就偷偷窝在角落里？”

    “只有坐在最角落里，”周恩来诚恳地说，“才能发现演员的台词能不能响彻全场。”

    “对。”许多女学生点头。

    “你听清楚我的台词了吗？”邓颖超对自己的演技很有些忐忑。

    “前几句还清楚，最后几句，不够响亮。还有，这个转身的动作嫌快，我感觉，要刚柔相济。安重根是抗日志士，内心世界是很丰富的，眼神特别重要。”

    “你来你来！”邓颖超撑不住了，嘴巴嘟了起来。

    周恩来笑一笑，并不推辞，摆开架势，眉眼一亮：“鼠窃伊藤兮，岂肯比命。岂度至此兮，事势固然。同胞同胞兮，速成大业。万岁万岁兮，大韩独立！万岁万岁兮，大韩同胞！”

    舞台上下顿时一片掌声，于是邓颖超心悦诚服：“周恩来，我早就看过你演的新剧，你真是演谁像谁！”

    彩排结束之后，周恩来亲自送邓颖超回家，以表示对迟到的“负荆请罪”。他对她说好话：“我那时候是男扮女装，你现在是女扮男装。其实你比我更难。”

    “我们两个加起来，天下什么角色都能演了！”

    周恩来笑：“啊，好大的口气。”

    街口转弯之后，邓颖超停下步子，说：“我家到了，就这屋。你能进来坐坐吗？”

    这是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租下的一间小屋。邓颖超估计周恩来是不会进屋坐的，她的估计对了。

    “以后再登门拜访吧，我还有篇稿子要赶回去发！”

    “义演的时候，你一定来看！”

    “一定。”

    “勾手指！”

    两人勾了一下，然后互道再见。

    邓颖超一进家门，就听见了熟悉的机声，那是一台织毛巾的小织机所发出的嚓嚓嚓的轻响，妈妈在操劳。

    她脱了鞋，爬上床，扒着窗子看街道。周恩来的背影没入了夜色，很快就看不清楚了，只见一辆接一辆的洋车晃着灯盏跑过。

    “谁呀？”母亲是个失业教师，守着寡。教师看学生，常常一目了然。

    “他演得真好。”

    “谁呀？”

    邓颖超忽地拉开架势：“鼠窃伊藤兮，岂肯比命。岂度至此兮，事势固然！”

    “谁呀？”

    “安重根。”

    “我不是问你演的谁，我是问你看的谁。”

    “哎呀我的妈呀，”邓颖超一把搂住母亲，“干吗打破砂锅呀！”

    杨振德心里好笑，便转了话题，不再难为女儿：“给你买来了，最新一期的《每周评论》。”

    邓颖超接过，很高兴：“陈独秀关在牢里，他的文章是不会有了，有李大钊的没有？”

    激进的青年们都关心着《每周评论》。《每周评论》虽暂失了陈独秀这位主将，但火药味未曾稍减，且照样惹祸。京师警察厅以猎犬之鼻时时嗅着这本刊物，嗅着刊物的主持者李大钊和胡适的思想踪迹。

    这种嗅法很快就有了后果。

    北大教员王星拱于七月二十日的黄昏，紧紧张张奔入后闸胡同，他得到了一个可怕的消息。

    “守常，”他一见李大钊就喘气说，“情形有些不妙！”

    “不妙，不妙，”李大钊从椅子上站起，“我也正为这个生气呢！你看看，你看看，这个胡适之，都写了些什么！”

    在院子里喂鸡的赵纫兰却从王星拱的慌张的神情上发现了什么，急忙进屋问：“王先生，什么事不妙？”

    “这还不明白吗？”没等王星拱解释，李大钊将手中的一本《每周评论》砰砰砰地拍给妻子看，“我们可爱的胡教授胡说了些什么呀！什么《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怎么能少谈些主义呢？他说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器都能做的事，简直岂有此理！谈主义容易么？正因为找不到好主义，中国才国将不国！鼓吹民主的关大牢，政府官员操屠刀！在这种时候，只谈问题的研究，不谈主义，就是糊弄青年！”

    赵纫兰喊：“当家的！”

    “你看看今天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三十一期！你看看，你看看！”

    “当家的！”

    “怎么？”

    “你先听听王先生要说什么！”

    李大钊恍悟，忙问王星拱：“你不是来说胡适的文章？”

    王星拱说：“守常，你快离开北京，京师警察厅已经认定你是极端分子，他们随时会动手！”

    “什么？”

    “他们要抓人！”

    赵纫兰急了：“消息可靠吗？”

    王星拱说：“我有个学生的表舅，在警察厅谋事的 ”

    “你别说了！”赵纫兰回脸，果断地对丈夫说，“学校放暑假了，你本来不就准备回一趟河北老家吗？”

    “可是你看看胡适这篇东西！”李大钊又举起手中杂志，“既误国，又误人！不马上写一篇公开信回答他，我骨鲠在喉！”

    赵纫兰吼了一声：“回乡下能不能写文章？”

    丈夫一时愣住了。

    赵纫兰问王星拱：“王先生，你知道不知道，今天京山铁路还有路过滦州的火车没有？”

    “晚上可能有，但是说不准。”

    “葆华！星华！”赵纫兰冲屋里喊。她此时的神情像个临阵的将军。“快穿衣服，马上准备出门！当家的，发什么愣呀，快去收拾你的书！王先生，谢谢你了，求你再帮个忙，去胡同口叫辆马车！”

    坐在火车里的李大钊仍旧不安分，他还是为胡适突然抛出的那篇文章烦恼着。

    他买的是三等车厢票，混迹于普通百姓之中。这么做，为的是不引起注意。屁股底下没有一等车厢那样的沙发座，只有长条木板，坐长了会疼痛。车窗也窄，不像一等车厢那样挂有绿呢子和乌纱做的两层窗帘，但是孩子们依旧很兴奋，一直趴在车窗上看窗外的黑咕隆咚的田野以及偶有的灯光。

    李大钊小声对妻子说：“胡适是在号召学生回书斋去，他这么提倡，实在不合时宜！”

    “别说话，求求你！你这两撇胡子，谁都能认出你！”

    李大钊不说话了。妻子的警告是对的。李大钊看看对座，对座是一个一直在打瞌睡的脚夫模样的苦力，光着一双脏兮兮的黑脚杆。脚夫旁边坐着的，俨然一位前清遗老，一件暗纹大团花长袍，外套深绛色对襟马褂，也在闭眼打盹。三等车厢是个杂烩之地，什么人物都有。

    李大钊的思绪随眼睛走了一圈，又回到胡适身上来了。这位翻译过《北京市民宣言》的胡大教授，如今宣的是什么言？

    “军阀拼命用锁匙关学生，胡适也拼命用锁匙关学生，两者比较，异曲同工！”他又喃声说。

    赵纫兰发现此时有警察挤入车厢，再容不得细想，立即拿起一块花头巾将李大钊的脸整个儿裹住。

    “这是干吗？”

    “闭嘴！乖一点！”赵纫兰虽是乡村女子出身，但紧要时分却能表现出异常的聪慧，这一点很使李大钊钦佩。

    回到家乡昌黎之后，赵纫兰又催促他早日把文章写完，不让贪玩的孩子整日缠住爸爸。赵纫兰对丈夫说：“既有鱼刺卡了喉咙，先生就早日吐了它吧！”

    李大钊于是言辞犀利地写下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他觉得这个问题不争辩清楚，青年将无所适从。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第一次重要的思想论战。

    李大钊一清早就去投了邮。他把这篇文章直接寄给胡适。李大钊走出邮政所，深深吸了一口气，他觉得昌黎的空气真舒坦。

    轻易不激动的胡适教授这一回显得分外激动，他那双擦得油亮的棕色皮鞋不停地敲打着青砖地面。

    “我马上发他的文章！我这一期就发！好家伙，《再论问题与主义》，像是要把我衣服一件件扒光了一样！我把它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五期上，君子坦荡荡，我马上就发！”

    周作人好长时候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并且仔细看了这一份寄自河北的手稿。

    “守常之言，似也有他的道理。”矮个子的周作人慢吞吞说。

    胡适还是激动，激动得声音都变了调：“他有他的道理，我自然有我的道理！我的衣服质地紧密，他轻易是扒不掉的！守常敢写《再论问题与主义》，我就敢写《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世上什么道理我都可以不信，我只相信真理之灯越拨就会越亮！”

    胡适绝对是个不认输的人。他认为青年人研究问题比研究主义强一百倍。李大钊尽唱高调。

    周作人看见胡适的脸涨如猪肝，一个劲儿摇头：“你们一个河北人，一个安徽人，顶起牛来，都像我们浙江绍兴人。”

    李大钊坐在床头，一时没有睡意。可能是电力不足之故，电灯泡的昏黄犹如老年人的瞳孔。

    自暑假结束之后，眼见得形势平静了些，抓捕之风略敛，李大钊遂带家小自昌黎返回了京宅。叫李大钊揪心的是，陈独秀仍旧寝食于铁栅之中。两天前他邀高君曼带着黑子和喜子来后闸胡同吃了一顿饺子，但他的宽心话说得再多，也没能止住君曼嫂子的泪腺。

    李大钊决意去探视一次陈独秀，妻子很赞成。妻子说我陪你去。

    这会儿赵纫兰进房了，坐上床头，手脚麻利，把煮熟的鸡蛋一个个往篮子里装。

    “一个工字，一个人字，合做一块，就是一个天字。”李大钊若有所思，“工人，就是天。我们在天底下走，往往看地不看天。就是看着天吧，也没一回看得明白。我们对工人的境遇实在了解太少。而说到底，革命，变天，就是变工人坐天下！”

    “这也是那个俄国人说的话？”妻子问丈夫，“俄国人能知道一个工字，一个人字，就是一个天字？”

    赵纫兰知道丈夫近来走了一趟天津俄租界，去会了一个叫伯特曼的俄国人，那人是苏联共产党人。他们的见面是天津北洋大学的一个学生撮合的，那学生叫张太雷。作为俄共布尔什维克中央西伯利亚局的工作人员，伯特曼很想会见一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张太雷当时对他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舍李大钊先生，还有谁？

    伯特曼于是说，张同志能牵个线么？

    李大钊自与伯特曼见面之后，老是说到工人阶级与工人运动，他以前不曾经常这样说。这个变化赵纫兰注意到了。

    “不，不，”李大钊笑着回答妻子，“工字，人字，合成一个天字，当然不是俄国人能说的话。这是我的话。但是我想，这肯定也是伯特曼先生的意思。”

    “你就是想跟陈先生说这些话？”

    “说实在话，我得了个什么想法，第一个想与之交流的，就是仲甫。真的，纫兰，我确实很想把我的想法告诉仲甫。他说他想念我，我知道是为什么。他不是想我这个人，而是在想一种道理。他以前鼓吹德先生与赛先生，这是对的。但是他找不着一种切实的方法，一种交通器具，可以让这两位先生登陆中国。现在，他每天摸着牢狱的铁窗，开始懂了，知道么，他开始懂了，知道非得用铁的手段来砸碎旧有的国家机器不可了。”

    “所以他想你了。”

    “就是这个道理。当然，我也想他呀。啊哟你看你，够了够了！”

    “什么？”

    李大钊跳下床：“鸡蛋！我是说鸡蛋！你怎么放那么多？你不能放这么多。放得多，感觉不好。”

    “怎么？”

    “仲甫坐牢，时间会很长。”李大钊这么说的时候，眼里甚至有了泪光。

    妻子赶紧将满篮子的鸡蛋往外取。“也不知陈先生瘦成什么样子了！”她叹气说，“牢里能有什么吃的？你老家村头的那个二杆子，不是做过牢头禁子么？他说他得的活钱，一大半都是牢饭里扣的。”

    李大钊改变了主意：“那就放回去。”

    他自己动手，将妻子取出的熟鸡蛋又一只只放了回去。

    次日，李大钊与赵纫兰赶到京师警察厅监狱门口的时候，那个脸上有三块老年斑的狱官却怎么也不买账，咬定不能探监。

    “上头有规定，不能探就是不能探。”狱官把一串亮晃晃的钥匙轮流往自己脸上涂刮，像刮胡须。“非亲非故，凭什么探视要犯？”

    赵纫兰说：“长官，他们都是学堂里的同事，都是教书的。”

    “北京大学教书的，十个有九个不是好东西。我儿子就是被你们这些乱党贼子教坏的，如今跑哪儿去了都不知道。早晚一天，喀嚓，砍了头。”

    李大钊摸出一枚银洋：“先生，我是读书人，教书人，活了半辈子，没有求过人。今儿求您一回了，请高抬贵手，让我和陈先生见上一面。我同陈先生虽南北不同籍，然情同手足，您就闭个眼点个卯，算作是家属探监了，就这一回，行不行？”

    狱官掂掂银洋，扔了回来：“要说平时，我也收在袖口里了，天下之人，谁个不喜财？只是这一回不行，上有谕令，说是严密提防乱党内外勾连！唉，也辜负了这块光洋了。识相点，走吧。”

    李大钊不走。李大钊盯着狱官，心有不甘。这时候，他耳里，又隐约传来几声犯人受虐的号叫声。

    狱官瞪着眼珠说：“还不滚？我越看你越像乱党！”

    赵纫兰伸手，把丈夫拨拉一下，拨拉到身后，说：“长官，那就求您了，您把这篮子鸡蛋捎给陈先生。”

    “不成！”

    “鸡蛋不会说话，长官。”

    “谁说鸡蛋不会说话？老话说，鸡蛋里都能挑出骨头！给我拎回去！”

    李大钊终于忍不住了，抢上一步，从篮里取出一只鸡蛋，手心一掂：“捎一只也不成？”

    “不成！”

    李大钊一扬手，鸡蛋就飞了过去，噗一声，老年斑上打个正中。

    老狱官猝不及防，捂脸惊叫一声。

    “叫你说对了，”温文尔雅的李大钊罕见地瞪圆眼珠，咬牙切齿，“鸡蛋就是会说话！”

    吓白了脸的赵纫兰赶紧扯上丈夫逃离监狱大门，幸亏狱官没有摸出尖哨子来吹。

    离监狱老远，李大钊还愤恨不已：“做了半辈子文人，今日里倒做了一回武将！”

    妻子问：“你小时候练过弹弓？”

    “叫你说对了！”李大钊有所悟，“我刚才看到的真不是一张麻脸，是一只麻雀！”

    妻子忽然想起什么，不无担心：“当家的，你以后会 会拿枪吗？”

    “形势逼急了，也只能如仲甫说的那样，直接行动！该打鸡蛋，就打鸡蛋，该打子弹，就打子弹！”

    赵纫兰看着李大钊。

    “别害怕，纫兰。”李大钊说。

    赵纫兰低了脸，半晌，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鸡蛋随鸡蛋，嫁子弹随子弹，我这辈子，也就这命了。”

    李大钊眨眨眼，不吱声。

    “我这话，说得挺不得体的，是吧？”赵纫兰忽觉抱歉了。

    “不，”丈夫推推眼镜子。“这是你说过的最得体的话。我倒是在想，纫兰，我这辈子，怎么报答你呢？”

    现在，老狱官站在陈独秀监房的铁栅外，满脸委屈。一只碎壳的熟鸡蛋，被他的两只手指颤颤地捏着。

    “你那个同道，两眼近视，狗胆包天，斯文其外，横蛮其中，一看便知是个乱党！”狱官点点左颊上肿起的包块，“叫他滚，他还耍泼，也不看看此地是何等场所！我非奏请上司将他捕起来不可！”

    陈独秀心中疑惑，问：“此人何名何姓？”

    “姓李，两撇大胡子！那胡子再长下去就像俄国老毛子了！”

    “就是这个鸡蛋？”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给我看看。”

    狱官把鸡蛋递进栅栏。

    陈独秀接过鸡蛋，用尽平生气力，照着眼前的斑麻之脸狠狠投掷过去。

    这一蛋比刚才那一蛋还凶。

    “哇呀！”狱官捂住脸面，一屁股蹲坐于地。“什么年头呀，快来人啊，文武都乱套啦！”

    与李大钊差不多，长沙的何叔衡也长着一嘴黑胡子。何叔衡那个年头在长沙“楚怡学校”任教，教高小的国文。他说话有点口吃，但一走上讲台，口吃症状就会顿然减轻，再加上说话风趣，学生们并不感到难受。这个私立学校十三年前系由教育家陈润霖创办，办得不容易，陈润霖甚至还用了其母变卖嫁妆的钱。黑胡子何叔衡便是陈润霖最早请到的一批贤才之一。楚怡者，“惟楚有才，怡然乐育”之谓，名字取得倒是特别自信。毛泽东在一九一九年的这个暑热之天，三天两头去楚怡找这位黑胡子朋友长聊。

    这一回去楚怡，是毛泽东读了李大钊的文章，对胡适的“问题”之说豁然而生怀疑之故。在此之前，他几乎迷上了胡适的实用主义。一个胡适，一个陈独秀，早已取代了他心目中原先的偶像梁启超和康有为。

    但是，李大钊的文章厉害，几指头，就戳到了胡适的要害。

    天热，何叔衡煮了一锅绿豆汤，问毛泽东要不要喝。毛泽东摇手，他谈兴不减，无暇他顾。毛泽东这样对何叔衡说：“起始读适之文章，觉得有理。中国问题之多，一如过江之鲫，亦如湘江之沙。我略一开列，就开列出了一百一十四个问题。你看看我拟的这个问题名录，可是何老夫子啊，我一读到李先生的文章，便如拨云见天，豁然开朗。其实，问题之解决，非得依赖主义不可。主义是纲，问题是目，纲若不举，目何能张！”

    “罢，罢，罢，”何叔衡举手，“我今天不跟你论主义，倒要跟你摆一个实际问题，此一问题，非你这一百一十四个问题中的一个，然而对你润之而言，此一问题，又是非解决不可之问题！”

    毛泽东觉着了意外：“什么问题如此重要？”

    “终身大事。”

    “谁的终身大事？”

    “毛润之的终身大事呀，难道还是我何叔衡的终身大事？虽说眼下兵荒马乱，然嫁娶之事终归不可轻误。我痴长你几岁，不能不关心你的成家立业。主义要管，问题自然也要管。”

    “眼下的问题是要破湖南军阀张敬尧之家，而不是立湖南志士毛泽东之家！老夫子，不破他张家，不立我毛家！”

    “你不是经常说起北京杨昌济先生的女儿吗？叫什么开慧来着？”

    “杨开慧。”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岁月从不饶人啊，润之，你也二十六了。我们新民学会会员须遵守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之五不纪律，但是没有说过要不成家呀！”

    “你这个前清秀才啊，今日我是特地来跟你谈主义的，不是谈问题的，你偏偏又弄出一个问题来！要说问题，也有问题，当今最大的问题，是要继续发动全国呼吁，呼吁北京政府立即释放陈独秀！惟陈独秀出狱，中国思想界才能有新鲜空气频吹！”

    毛润之不谈杨开慧，偏谈陈独秀，倒也叫喜欢成人之美的何叔衡无可奈何，不过，陈独秀的事，倒也真叫人心焦，于是何叔衡说：“是啊是啊，都九十天了，他还关着，实乃举国一耻！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呼吁释放陈独秀的，昨日邮给京报了！”

    终于有了结果。

    历史当记得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这一天。这一天的午后，京城里有一扇厚重的门要打开。为一个重要人物跨出这道高高的门槛，全国的政党、团体、报纸喊哑了喉咙。

    老狱官灰着脸去开牢门，心里不情愿，但是不情愿也得去开门。他从裤腰带上解下钥匙，挨个儿数出一把，叮叮当当打开牢门，然后退一步，仰脸，一声长啸：“陈 独 秀 出 狱 ！”

    陈独秀背脸看书，未加理会。

    “聋了？我颊上之包还没退肿，你就开释了，听见没有？！安徽同乡会保你，全京城的狗屁报纸天天都在喊救你！也不知道你祖上哪辈子积的德！”

    陈独秀回头，怒了：“别来烦我！”

    狱官倒吸一口冷气，大受委屈：“要放你了！放你，知不知道？是放你出去，千真万确的，陈先生！”

    他的口气显然软了。

    “这几日秋蚊子够烦了，你还来添烦？”

    狱官看着苗头越来越不对，背一躬，更加谦恭起来：“陈先生，在下说的是真的。监狱外头，许多人在等着欢迎你呢！许多小旗举着呢！在下不打诳！”

    陈独秀仿佛没听见。其实老狱官真没说诳，确有各界人士两百余人肃静地聚候在监狱大门口，迎接陈独秀出狱，其中以北大师生居多。他们事先得到了确凿的消息。

    来自北大的师生队列里，站着李大钊、高一涵、王星拱、许德珩、张国焘、邓中夏、黄凌霜等人，一个个长衫飘动。

    这当然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站在人群的最前面。三个月来，高君曼几乎流干了眼泪。

    静默着的人群那一刻还起了一些骚动，因为其时有一辆北大的黑色小汽车突然弯过街角，停了下来，喷出一股白烟。人群顿时大叫：“蔡校长来了！”

    蔡元培是久违了，人群的激动不难理解，只见长期自我放逐后回到北京才四天的蔡元培西装革履，昂首下车，走向迎候人群。

    他首先与李大钊握了握手，又与其他教师轮流握手，但都没有讲话。

    这时又有一辆马车匆匆赶到，跳下来的是喘着大气的胡适。

    胡适见了李大钊，却站在数步之外，并不走过来。蔡元培见了，脸上浮起笑意，招招手：“怎么不站在一起？两位还在作主义与问题之争？”

    蔡元培一回京，就读了几期《每周评论》，知道他聘的几位老师之间的唇枪舌剑。

    胡适似乎很大度，说：“守常文章如矛，虽尖锐锋利，然小弟并不以为手中之盾已经破碎。”

    李大钊言语不高，却针锋相对：“我只请教胡教授一句话：今日北大如此多的师生齐聚监狱门口，仅仅为的是解决一个问题，还是为的欢迎一个主义？”

    “啊呀呀，真吃不消守常的咄咄逼人，”李大钊的问话如此犀利，胡适只有苦笑，他转向蔡校长求援，“不知校长同情哪一边？”

    “我虽然人不在京城，可是两位的高论都拜读了。我以为，我若是捧了一个，压了一个，那我这个北大校长就一定是世上最无用的校长！我若能让你们每一位教授各自海阔天空无所顾忌，那我这个北大校长就是举国最能干的校长！”

    胡适闻言一惊，击掌而叹：“精湛！精湛！”

    监狱大门就是在此时洞开的，门内一下子站出两个木无表情的警察。这一响动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学生开始骚动，报馆记者手中的镁光灯都举了起来。

    然陈独秀还是没有出现。

    陈独秀此时还在监房里，坐得很稳，一直只给老狱官一个纹丝不动的背影。

    “陈先生！”老狱官的声调已近乎哀求，“先生是知道的，小的虽时常吆五喝六，然只是个当差跑腿之人，嘴都长在人家身上，官家扔个令箭，说要关，咱也不能每天在您先生面前晃荡个钥匙。官家发个话，说要放您，咱也不敢留先生您多吃一口饭。小的平日里吆五喝六不知天高不知地厚，今儿算是小的在您先生面前说软话了，小的只问先生，放不放小的一马？”

    陈独秀缓缓回脸，点一点手中之书：“文章千古事，不可随意叨扰，懂不懂？”

    “小的懂，小的懂！”

    陈独秀终于放下书，站起，伸个懒腰，说：“前头带路！”

    “是，是，陈先生。”狱官如蒙得赦。

    陈独秀的发须都显得过长，在潮湿的甬道一路缓缓行走，恍若仙人踱步。他目不斜视，但已看见两旁铁栅内的暗黑之处，均亮有惊疑的闪烁不定的眼睛。

    他站定，慢慢回身，冲着长长的空寂的监狱甬道大声说了几句话。

    他知道他的话是有很多人听着的。

    “我这会儿有幸出门了，你们老老幼幼的还得留着吃这儿的饭。饭是霉饭，菜是烂菜。你们谁想吃？你们谁也不想吃！况且我知道，你们的冤屈都大过你们的罪孽。我是个教书的，平日话多，我今不复多言，只奉劝大家一句话：你们日后要是出了大牢，别忙着打家劫舍，也别忙着偷鸡摸狗，要多想想是谁逼得你们无路可走的？房是怎么破的？锅是怎么碎的？往后，见着街上有撒传单的，多护着他们点儿，见到警察追打学生，给学生让个道儿。你们要晓得，只有他们，才知道国家的毛病出在哪里，只有他们，才是打心眼里体贴着你们！”

    老狱官哀求说：“陈先生！”

    陈独秀怒：“不想让我出门了是不是？”

    “哪里话哪里话，”狱官苦起一张脸，“小的不是不让您先生说话，小的只是怕耽误了您先生时间。”

    “前头带路！”

    “是，先生。”

    甬道两侧，不约而同地响起了老老幼幼的人声：“先生走好！”

    陈独秀闻言，感慨地挥挥手。

    快出监狱大门时，狱官忽然返身，哈下腰，双臂一拦，拦在陈独秀前面：“慢，陈先生。”

    “还有什么事？”

    “一桩小事。”

    老狱官一招手，旁边便有个狱警上前，递上一页纸。

    “须签个字，方能出狱，务请陈先生见谅。”

    陈独秀看了满纸内容，冷冷地说：“什么今后 不再做越出法律范围举动 ？什么话？中国有法律么？北京有法律么？”

    狱官赔笑：“此乃上峰指示，并非在下的意思。如若陈先生不肯做此具结，在下就实在没法子打开大门了。”

    “拿笔来！”陈独秀寻思，反正是废话一句。嘴生在自己脸上，脚生在自己身上，思想如风一样翔于天地之间，谁能管得住？为今日计，还是出得此门要紧。

    于是他签了字，龙飞凤舞。

    狱官放心了，又说：“在下还有一句话相告：陈先生出狱之后，只能居住北京，不能再去外地，且每月都有警官来府上视察，看看先生有无越规之举动。”

    陈独秀闻言，手指身后：“你带路！”

    “怎么？”

    “我回监房！”

    老狱官慌了：“在下不敢再啰唆，这就请先生出狱！先生这边请！”

    陈独秀终于出现在监狱大门之中，苍白的脸庞，过长的发须，炯炯有神的眼睛 “爸爸！”黑子和喜子首先挣脱了妈妈，直朝父亲扑去。

    陈独秀紧紧搂住了两个孩子。他的面前，小纸旗与花束顿时沸腾起来。

    张国焘与许德珩分别领呼口号：“欢迎陈先生出狱！”“真理与陈先生同在！”“民主与科学万岁！”

    陈独秀一路走出大门，高君曼迎上去，为丈夫披上一件深色外衣。

    “快回家吧，当家的，”她说，“别磨蹭，你浑身的酸味，快回家洗澡。我雇了马车。”

    陈独秀没有答理她，因为此时他看见了蔡校长。他转身急走几步，与蔡元培紧紧拥抱。“我给蔡校长添麻烦了。”他说。

    “我可以说是与仲甫同时出狱的。”蔡元培说。

    陈独秀的表情讶异了。

    蔡元培说：“政府没有抓我，但是我离开北京到南方做隐士去了，也可以说是一次自我监禁。北京的空气，难以呼吸啊。后来想想，隐居也非我所欲，北大毕竟放心不下，还是归去来兮吧！所以，我也是四天之前才回的北京。”

    陈独秀听罢，感叹一声：“彼此同心。”

    “回北大之后就开课吧。”校长说。

    “我不想开课了。”

    “为什么？”

    “有人是唇边抹糖，有人是嘴上长刺。想我独秀，恰是后一种。我不能再开口，开口就会骂人。”

    蔡元培笑起来，说：“这是一个校长最愿意听到的一句话。”

    陈独秀眼一热，与蔡元培紧紧拥抱。

    蔡元培点点自己的车：“上我的车。我送你回家。”

    陈独秀随即回过头，简捷地吩咐高君曼：“我上蔡校长的车。你跟孩子们仍旧乘马车回去。”高君曼应允了，脸上有一种掩不住的失望。

    陈独秀正要上车，忽又看见了欢迎队伍中的李大钊，他见李大钊在笑，两撇黑胡子在抖。

    “对不起，蔡校长。”陈独秀说。

    “怎么？”

    “我想坐守常的车走。”

    “哦，”蔡元培通情达理，“请便，仲甫。”

    陈独秀急走几步，走到李大钊面前：“守常，你雇了车没有？”

    “马车在后面。”

    “我上你的车！”

    两人突然展臂，紧紧拥抱。

    胡适走上来，亲热地打招呼：“仲甫兄！”

    “你这个适之呀，”陈独秀忍不住直言，“徐世昌段祺瑞把我这个做先生的关进大牢，你胡适之又想把做学生的关进书斋，你可安的什么心啊？你别以为我在大牢里就看不到《每周评论》了！”

    胡适一时无法申辩，只笑一笑。陈独秀又说：“什么《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在监牢里，每日想的都是主义！”

    “其实，我的本意也不是如此。”

    “我曾经对蔡校长说过：胡适之才，胜我七倍。今日看来，此话要改：胡适之狭，不亚于我！”

    胡适一听，又想解释什么：“仲甫兄 ”

    陈独秀挥挥手：“算了，算了，今日不跟你多言，我得回去洗澡了。一见适之面，浑身虱子痒！”

    张国焘走上前，朗声道：“陈先生，我们有一首欢迎诗，此时想献给你。”

    “诗？”陈独秀听不明白。

    李大钊微笑：“仲甫，且听听学生朗诵吧。”

    朗诵开始了。

    三十几位北大男女学生，排成两列，一律抬脸，亮眼，扬眉，声情并茂。

    陈独秀听着，觉得眼里有点热。这些学生，这些北大学生啊！

    以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陈独秀击掌，大声喊：“对！”

    诗念完了，全场鸦雀无声。

    陈独秀眨了好几回眼睛。他的眼睛一直热热的。陈独秀轻易不流泪，此时也没有流。

    张国焘说：“陈先生，我现在要报告你这首诗的作者。陈先生知道是谁写的吗？”

    陈独秀摇头。

    “就是站在陈先生身边的李大钊先生。”

    陈独秀回脸，久久凝视着面容敦厚的李大钊。好你个守常！

    两人复又紧紧相拥。学生们报以一片掌声。

    李大钊说：“仲甫，上马车！”

    马车里很热。帘子虽已卷起，但也一路无风。京城九月之暑热，仍有虎威。

    “守常，别挨着我，我身上真有臭味咧。”陈独秀在嘚嘚的马蹄声中说，“唉，这次研究室生活，整整九十八天。你可知道，这九十八天里，我最大的研究心得是什么？”

    空气中飘来一股股久违的青草与烂泥的气息，陈独秀一边问一边大口呼吸，心里畅快得很。这时候他听李大钊说：“我不知道仲甫有如何的心得，我只知道，仲甫研究的，一定不是某个问题，而是某种主义。”

    “你说对了，我就是在研究马克思。原先，我总觉着马克思学说还缺一块，缺一块民主。而今摸了九十八天牢墙，才知道要靠什么打掉这座墙。达摩面壁悟道，我也是做了一回达摩啊。我做达摩之时，手里握着一篇经，就是你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君曼探监，我嘱她带《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啊呀，果然送来了经了，油墨香，你的立论也香。守常，我今日可以告诉你，你信奉的主义就是我信奉的主义，我决意加盟布尔什维克！”

    “仲甫！”李大钊大为惊喜。

    “我这句话，说错了？”

    “你不是说了一句话，你是说了一篇宣言！”

    “大而无当？”

    “大哉斯言！”

    “大可不必！”

    两人哈哈笑，互相握手，手心里都是汗。李大钊说：“仲甫，我正想告诉你，我去了一趟天津，伯格曼的一番话，真的叫我很受启发。”

    “伯格曼，谁？”

    “俄共党员。他说中国革命若要成功，首要之务，是中国的工人必须组织起来。”

    陈独秀闻言，两道眉毛顿时一跳，接着，又拧起来。这个伯格曼的话，他似乎不能同意。李大钊总喜欢听俄国人的话。俄国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固然了不起，但俄国人的话也不句句都是对的。

    于是陈独秀摇摇头，摇得就像白马脖子里的铃铛，当当有声。

    “仲甫不能同意？”李大钊说。

    “不能同意。”陈独秀说，“首要之务，不是中国的工人要组织起来，而是要在中国思想界呐喊马克思主义！要把这个主义喊得山摇地动。现在你看看，到处是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连我儿子也一口一个巴枯宁。你说，当务之急不是要大力鼓吹马克思主义？”

    “伯格曼先生的意思也不是 ”

    “洋人知道什么！”陈独秀很快地打断对方，“最知中国者，惟你我！”

    “仲甫，中国工人阶级数量已经很大，这是一个一无所有唯有镣铐的革命阶级，我们须要立即研究他们，发动他们 ”

    “够了！”陈独秀脸色通红，伸手一拍车挡，“停车！”

    马蹄声停了。车夫回过头，一脸愕然。

    陈独秀顾自跳下马车。着地的时候，陈独秀腿弯了一下，感到了膝关节的疼痛，毕竟牢坐长了。李大钊在车上喊：“仲甫！”

    陈独秀没有理睬，虎着脸，走了几步。

    后面一辆马车嘚嘚地赶上来，陈独秀回头看，正是高君曼的那辆。

    高君曼大喊一声当家的，儿子和女儿一起招手：“爸爸！”

    陈独秀于是便挤上了那辆双套马车，一把将黑子抱在膝上，黑子还高兴地说了一句“我可不嫌爸爸臭”。马车飞快地走了。

    李大钊坐在自己的车上没有动弹，心里只叹息了一声。陈仲甫的固执是出了名的，但是他这样换马车，倒是没有想到。

    陈独秀也很有些后悔。现在他光着脊背坐在大木盆里洗澡，木盆热气腾腾。妻子则手拎一束树叶子抽他的背。抽着，抽着，又觉得下不了手，一则是觉得累，二则是感到丈夫坐了三个月的大牢，怎么还能这么抽，这声音就像牢里抽鞭子的声音。

    “抽呀，快抽！再重，再重！”陈独秀喊。陈独秀忽然觉得很恨自己，马车的蹄声，一直在他心里响。

    “什么抽呀抽呀，哪有这样洗澡的！”高君曼说。

    “欧洲洗法。”

    “你不是不信洋人那一套的吗？”

    “九十八天的霉气，不这么抽打能行？再说，我这人，也该抽。你说该不该抽？你抽呀！”

    高君曼抽了两下，又停了树枝，说为什么该抽？假若你是指你我不该结伴离开安徽，我更不愿抽！是不是你坐牢之时想到这个了？

    丈夫否认。女人之事，他从来不悔。

    妻子说那又为什么？反正，我不忍心。

    陈独秀说：君曼，依你说，我这个人，脾气是不是太倔？

    “你那牛脾气，还用说！”

    “守常今日所说，其实都是对的。我长牛角，这不错。我还不止一对，好几对呢。可是牛角，也该长在脑顶上才对，并不可横在耳道里，我这人，怎么就听不得话呢？九十八天里，我没有一天不想着守常，一朝见面，我怎么就又是上车，又是下车，脾气这么坏呢？”

    “这么多年来，我头一回听你自己说自己脾气坏。”

    “你抽我，抽呀！”

    高君曼还是不想抽。陈独秀怒拍木盆，水花溅了出来：“抽！抽！我这么该死，你还不抽？！”

    高君曼牙一咬，举起树枝就抽。啪，啪，啪，水花四溅。

    陈独秀双手扶住盆沿，这一回才真正地感觉到了疼痛：“抽得好！抽得好！”

    一对年幼的子女在外敲门，直呼妈妈不要打爸爸。

    这一天，陈独秀一直觉得火辣辣的味道很好受。周身的虱子该是没有了，心气也平和了不少。君曼催他上床，他迟迟不解衣，只是大口大口喷吸雪茄。

    喷云吐雾之间，他琢磨着有三桩事情，是必得马上做的。头一桩，走一趟后闸胡同，去守常家里吃一顿热闹的饺子。这一回，饺子是必须只只咬破的，要出鲜味，而自己的心底之味，李守常他应该能知道。第二桩事，是马上答应蔡校长之邀，开宋代文学课。讲台还是要紧的，学生等着他，再说，薪俸也不能等闲视之。第三桩事，召开《新青年》编辑会议，改众人轮流编辑为一人主撰。《新青年》再不能一张嘴巴喊多种声音。想着也荒唐，第五期由李大钊介绍马克思学说，第六期的带头文章又是胡适的《实验主义》，令读者无所适从是办刊之大忌。应该把李大钊、胡适、周建人、周树人、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统统找来，定下新规矩，废止刊物的“同仁”之说，明确由自己主编。这么做，众人大约都是拥护的，惟胡适可能有异议。胡适显然是不赞成马克思而赞成杜威的，胡适会说：算了吧，还是轮流编辑好，黄莺儿也叫，云雀儿也叫，各种见解都不偏废，林子就热闹。他若真这样说，我便得严厉制止，我将如此出言：《新青年》已成为全国学界的思想之鼓，一面大鼓，决不能鼓面也敲，鼓帮子也敲，百只鼓槌，混乱不堪。现今两把鼓槌，须得一齐握在我手。鼓点节奏，全按章法，不使紊乱。我若是出言凌厉，料想胡适也不会执意反对。或者，这次编辑会议干脆就搬去胡府举行，以使他不便强力反对。

    陈独秀在这么思忖的时候，大钟寺的钟声一直在远远传来。钟声虽隐约，然音色清亮，一声声，听着顺气。

    陈独秀是这么想的，后来，也就这么做了，三桩事于三日内全部完成。

    《新青年》自第七卷开始，全由陈独秀一人主编。陈独秀在七卷第一号上发表了《本志宣言》，这篇《宣言》表明了这本著名杂志从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开始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大转变。

    陈独秀捧着这本新杂志抽着雪茄，想象着自己已经成了一个穿上新制服的斗士，不禁咧嘴笑了起来。他心里明白，在二十年代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还有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潮，在追求中国变革的青年一代中，有着最为广泛的市场，自己在上海的两个儿子，都在孜孜不倦地读巴枯宁呢，而马克思学说、布尔什维主义，多少人会信呢？但是，只要钟声持续响着，什么都会起变化的。

    尔命如钟，法印和尚许多话都是胡说，就这句偈言有一定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