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CCtV香港记者站驻站，不熟悉香港政府不可能，因为有职责在身，随时都要反映港府要事的一举一动，这就首先得知道香港政府总部在哪里，通常政府的政令是通过什么渠道来向社会传布。

    第一次去香港政府总部进行采访，记得上了出租车我就问司机：“不好意思，您知道香港政府的办公大楼在什么地方吗？”司机说：“知道，中环，下亚厘毕道。”

    “下亚厘毕道？”这是什么地名？

    司机说：“哪个知道？英国人在的时候，总部就在那里，街道的名称好像是和什么外国人的名字有关。”

    过去我在内地，因为是记者，当然去过不少地方政府的办公所在地，以北京为例，北京市人民政府就地处长安街东南有名的正义路，大院有高墙，门里门外都有警卫，旁边更是8341——北京卫戍区壁垒森严的司令部。普通人别说轻易抬腿就能往里走，就是站到马路对过向这边望一眼，神圣、威严，都让人加快心跳。然而我第一次来到香港政府总部的所在地，院子外边并没有见到什么“高墙”，门里门外也没有荷枪实弹的“警卫”。进了大门，我注意到我们不仅不用登记，连出租车都不用下，司机只是和门前的管理人员说了声“我拉的是记者”，管理员就放行，最后司机把我和摄像师一直都送到了院子里的一栋办公大楼的门前。

    付完了车费，那天我下了车，真是不以为然。但是眼前的香港政府，主楼的门楣上方确实挂有国徽、区徽，楼前的小广场上也确实有国旗、区旗，一个地方政府该有的标志一样都不少，只是环境和气氛与内地的相比大显寒酸，要想拍张照片，把国徽、区徽，国旗、区旗都收入镜头，身后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距离。

    2005年10月18日，刚刚结束了“神六”的直播，五天的紧张忙碌，我原以为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岂料第二天香港政府对市民公开的网站上又突然挂出了一条通告：下午五点半，国家商务部的一位副部长和香港财政司司长要共同会见传媒，双方就刚刚签署了的《CEPA补充协议二》要在政府总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得，这么重要的新闻，我们肯定得报，于是歇了马鞍再放上，立刻赶去了“下亚厘毕道”。

    《CEPA》，内地人不一定都清楚，但香港人应该都知道，它的全称是《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合作的安排》。1998年香港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又赶上了SARS，经济一度陷入低谷，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挺港政策，以种种优惠倾斜帮助香港社会恢复元气，其中《CEPA》是很重要的一块，2004年香港经济果然开始全面复苏，《CEPA》的实施可谓功不可没。

    来到政府总部，此时我对香港的各个政府部门、各办公地点都已经比较熟悉。推开“西翼”办公大楼的玻璃门，我直奔前厅的接待处，问工作人员“今天的记者会一会儿在哪儿开”？工作人员说“就在这儿”，她说的“这儿”其实就是前厅，“西翼”一楼首层供人进出、上下电梯的通道，这块地方宽有四五米，长也就差不多二十来米，很多时候政府要召开简易的“新闻发布会”，都会利用这块狭长的地面（第一次我简直难以置信）。不一会儿，通道的中心被放上了一个专用的新闻发布台，记者在一侧，发布台的后面就是电梯，门一开，商务部副部长和唐英年就从电梯里走出来，记者会也就马上开始。

    香港政府大乎小乎？

    如果光从建筑上看，不大，也不够先进；从腰包上看，记得就是因为《CEPA》签署三周年，我对特首曾荫权进行过一次专访，那一次他说：“香港政府如果和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的地方政府相比，我们实在是小得可怜，比如人家政府每年可以支配全社会总体税收的40%，我们只有20%，所以香港是属于名副其实的小政府、大社会……”

    也许，一个政府手头能够支配多少数量的钱财仅仅是衡量这个政府大、小的一个方面，除此以外，“尊严与权威”更是一个指数。我在香港看到政府所理一切社会事物，上上下下总是小心谨慎，如履薄冰。香港市民可以随时满意或者不满意，表扬或者指责政府的一举一动。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上台后挨了多少回“骂”？报纸上指名道姓，语言不恭，照片、漫画，包括人格讽刺，极尽痛快；曾荫权上台后坚决推行“强政励治”，平日他在各种场合露面也都是谦恭、微笑，说明、解释，尽可能地以理服人，我听到这位特首向媒体曾经表示过的“最不满”的一句话充其量也就是“做记者的应该有点口德”，那一次一位小记者不识礼数，出言不逊，真的是把特首大人给气得够呛。

    然而，香港政府的一切政令只要一言既出，不仅驷马难追，而且具有极大的权威性，谁违反了都要引起诉讼，市民也会懂得怕，只不过他们“怕”的不是某个特首、某个司长或者某个具体的政府官员，而是政府背后的立法会。香港政府举凡出台大的政策、大手笔的行政开支，原则上都要经过立法会议员的举手表决，差一票得不到通过也推行不了；但是一旦通过，多大的社会舆论反对也再没用，各部门、社会各界都必须严格执行。如果说“权威”，这个时候政府才叫“牛气”。

    2003年，外界曾经指责当时的香港政府在处理SARS的疫情上总是比其他城市“慢半拍”，比如“隔离”、“封楼”等种种措施的公布都相对地晚了一些，然而殊不知，后来我采访当时的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2006年11月当选为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太”告诉我：“‘隔离’、‘封楼’这样的动作在香港可不是小事，不是我一个署长就能说了算，也不是董先生一个特首就能拍板，我们得先经过政府行政会议的同意，然后还要经过立法会的批准，谁都做不到在一个晚上就‘当机立断’。”

    同样的例子：2006年6月，经过社会上好长一段时间的讨论、争议，香港立法会最终还是通过了特区政府提出的重新建造政府新的办公大楼的方案，批准支出52亿港币，在添马舰破土兴建。此案，不少市民对政府也有“奢侈浪费”的骂声，但是结果怎么样？“添马舰工程”既然已经被立法会多数议员举手表决说“建”，不日之内就可以动工，谁还想拦？再怎么使劲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