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对井冈山斗争的指导和评价

    井冈山的武装割据和朱毛红军在罗霄山脉中段出现不久，就受到中共中央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由于根据地的党与红军地处湘赣两省，党的组织关系在相当一个时期归属中共江西省委和湖南省委管辖，中共中央正是经过江西省委或湖南省委向红四军前委下达指示，予以指导的。

    最早沟通中共中央与井冈山红四军前委联系的是江西省委。1927年11月30日，江西省委就致信中共中央，报告了“遣居井冈”的农军“相约下山实行占据莲花、宁冈两县”的情况。1928年1月19日，江西省委在《赣西南目前工作决议案》中向中央报告了“宁冈农军毛泽东、袁文才部及本地农民”于1月4日“攻陷”遂川县城和“各乡农民群众响应，大有瞬即下之势”的情况，并提出“努力创造西南割据局面，为江西土地革命的发祥地”的意见。1928年4月15日，江西省委更为详尽地向中央报告：“赣西一带的农军共分三部：毛泽东统率的有千余人，枪500余支；袁文才部500余人，枪300余支；王佐（非同志即过去的所谓左派）率300余人，枪百余支。毛部在万安失利后即有计划地退出遂川会合袁王两部进攻泰和，以断反动军队的归途，因过去未肃清的靖卫团萧家璧部留难，以致计未得逞，乃作上井冈山之计”。1928年5月，江西省委又连续几次向中央报告了“朱毛红军占据永新、宁冈”和井冈山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即朱毛的军队）”及朱德、毛泽东分任军长、党代表等情况。江西省委所做的这些工作，为中共中央对井冈山斗争和朱毛红军情况的了解与沟通，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当时的中共中央在获悉朱毛红军的确实情况后“甚为欣慰”，即于1928年6月4日向红四军前委发出了《中央给前敌委员会的信》。这是一封极为重要的长信，也是中共中央首次给井冈山前委下达的指示信。信中一开头就热情洋溢地对“德润二兄”（即朱德、毛泽东）及“前委诸同志”写道：“数月来你们转战千里与反动势力奋斗，中央对于你们在这种刻苦的劳顿的生活中而能努力不懈的工作甚为欣慰”，“以前中央虽曾派人来找你们，但以交通的关系而终无一次能与你们接头，以至中央和你们彼此间的意见互不能达到，这次由江西省委转来你们的信知道你们的近况，中央甚为欣慰！”随后，中央在详细地分析和通报当时形势、总结各地武装暴动的经验教训后，对井冈山的红四军前委下达了八点指示，概括起来，主要精神是：

    1.关于红四军的任务。

    中央指出：“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湘赣或赣粤边界以你们的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如果不注意当地的深入，则革命的基础是永远不会建立的；如果不注意向四周扩张，你们也必归于孤立的失败。这是你们工作的总方针。”

    2.关于军队建设。

    中央指出：“你们可以正式改成红军”，“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工作决议案改造你们的军队，使雇佣式的军队变成志愿军”，“必须宣传群众组织赤卫队”，“利用一切的民间武器武装群众”，“保卫乡村的政权”。

    3.关于前委组织。

    信中指示：“中央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前敌委员会的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五人组织，而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同时即是最高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信中还指出前委与当地两省委的关系，即“前委在江西境内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境内时受湖南省委指导，同时与两个省委发生密切关系”。

    4.关于策略问题。

    中央在指示信中指出：“苏维埃的政权必须容纳自耕农参加”，“做到以工人、贫农为中心”；“组织‘雇农工会’并且由县苏维埃颁布雇农保护法”；“增加农民暴动及区乡苏维埃的工人意识的领导”；“防止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的影响的发展”；“提出每个城市的政纲向群众宣传，这个政纲必须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必须保护小商人的贸易，以维持城市与乡村及各区各县之间的经济和必需品的流通”；“在你们占领的区域要经常地开办党的训练班训练干部”等等。

    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的指示信，基本精神是正确的，是符合井冈山斗争实际的。遗憾的是，由于交通阻隔，这封六月指示信，直到11月初才通过中共江西省委和吉安县委辗转送到井冈山。指示信虽晚到了几个月，对井冈山的斗争仍然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毛泽东、朱德接到中央指示信后，于11月6日“重新组织”了前委，“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并根据中央指示信的精神，于11月14日召开了红四军党的“六大”，总结了“六个月的艰苦斗争”经验，成立了以朱德为书记的军委。以毛泽东为首的前委，统辖军委和特委（地方党部），领导湘赣边界的割据斗争。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央对井冈山的斗争指导也有失当之处。如中央巡视员曾传达“中央决定四军应尽量在赣西与湘南发展”，割据湘粤大道，而且“坚决反对‘四军’向赣南去的战略”；在1929年的二月来信中，中央甚至“决定朱、毛两同志”脱离部队，“速来中央”等。毛泽东后来明确而直率地指出，“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造成了“悲观的论调”。“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共中央从湘南“八月失败”和向赣南闽西进军的实践中，总结了经验教训，实行了正确的指导。

    中共中央不仅对井冈山的斗争予以关注和指导，而且充分肯定朱毛红军的经验，高度评价井冈山的斗争，并通过党内文件指示和党的刊物向全国各地介绍和推广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经验。

    中共中央在1928年的六月指示信中，称赞朱毛红军数月来“转战数千里与反动势力奋斗”，“在这种刻苦的劳顿的生活中而能努力不懈的工作”，“自你们的军队占据永新、宁冈后，江西的局面更比前尤好”，“你们的队伍几月来都是在三省枢纽内屡进屡退”，“你们的地位仍然处在三省暴动布置的中心地位”，“因此你们在三省暴动的前途上所负的责任是很重大的”。1928年11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还提到“朱毛在湘赣边境所影响之赣西数县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从而使井冈山的斗争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影响。党中央刊物《红旗》在1929年初出版的一篇文章中，称赞“朱毛所领导的农民游击队，能以代表着一切革命民众的武装反抗的要求，横行于湘、鄂、闽、粤各处。这种英勇的斗争，无论他这一次的结果是胜利与失败，它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将有非常严重的意义”。同年4月13日，《红旗》又刊登了一篇《朱毛红军与闽赣农民暴动之发展》的署名文章，评述井冈山的斗争：“湘赣边境的工农武装队伍，在朱德毛泽东领导之下，与屠杀工农的国民党军队及地主豪绅的武装队伍作殊死一战以来，于今已一年多了。在这一年之间，经过国民党调动四五万以上的军队，先后围剿三次，朱毛的红军因为得到湘赣工农劳苦群众的拥护，不但没有被反动军队消灭，反而继续增长，农村的斗争局面日益扩大，弄得湘赣粤三省的反动政府手忙脚乱。”1929年7月1日出版的党中央另一刊物《布尔什维克》刊载署名文章，声称：“现在散处各地的红军，便是农村武装斗争的先锋。最著名的自然是朱毛所领导的红军，两年间经过国民党之无数次的围剿，国民党的报纸也曾无数次地宣布其‘围剿’的胜利。但事实终是事实，朱毛的红军直到现在还是日趋发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主持中央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对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周恩来在代表中共中央于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说：“红军第四军两年来”的斗争，“在全国政治局势中有极大影响，这证明了统治阶级在乡村力量的薄弱，证明了革命势力的存在与发展。红军四军有此种伟大意义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继续努力下去，将必然要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这是无疑义的”。同时又精辟地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周恩来从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斗争的“伟大意义”中，看到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看到了“中国革命的特征”，看到了中国革命“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的发展道路。周恩来代表中央所做的这一重要判断，是全党对井冈山斗争认识上的升华。同时，周恩来在其主持的中央军委刊物《军事通讯》（1930年1月15日）创刊号上，还发表了陈毅于1929年9月1日撰写的全面翔实介绍朱毛红军情况和井冈山斗争经验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军委刊物为此发了编者按语，对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斗争的经验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央《军事通讯》的编者按说：“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朱毛红军这个‘怪物’在我们看了这个报告以后都可以一目了然。从他们几个时期的历史来看很可以明了他们两年来是在怎样的艰苦斗争，在困苦到‘衣不得暖，饥不得饱’的时候，还不改勇往直前的精神，卒至造成今日‘有八十万武装工农拥护’（见毛泽东来信）的巩固基础！这里面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注意，如他们的编制，他们的战术，他们的筹款给养的方法，他们与群众的关系，他们对内的军事和政治训练，他们处置军中供给开支的原则（官兵经济平等，开支绝对公开）……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中央的按语热烈称赞朱毛红军的“艰苦斗争”和“勇往直前”的精神，称赞朱毛红军“有很多宝贵的经验”，“是在中国别开生面”的，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注意”的。这就为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在全国各根据地的传播与推广，做了舆论上的宣传与引导。

    井冈山斗争经验在毗邻根据地的广泛传播与推广

    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四周毗邻地区，存在着东固、赣南、闽西、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与井冈山的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受朱毛红军的影响也最早最深。

    1.对东固根据地的影响。

    东固根据地自创立后，就与井冈山根据地互成犄角之势，当时群众流传“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的说法，陈毅誉之为“东井冈”，毛泽东称之为“李文林式”根据地。1929年2月20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在东固螺坑与李文林等率领的红二、四团会师。毛泽东十分赞赏东固根据地的成就，说红四军是“铁军”，红二、四团是“钢军”；朱德高度评价了两军会师的意义，并风趣地说，国民党反动派天天喊打倒“朱毛”，“朱毛”却越打越多，现在你们也成“朱毛”了。会后，红四军留下了毛泽覃等一批有经验的干部加强东固根据地的工作，还有300多名红军伤病员。这批干部和伤病员留下与安置后，带来了红四军的优良传统和井冈山的丰富经验，并使之深深扎根。毛泽东在向东固介绍井冈山经验的同时，也很推崇东固根据地秘密割据的经验，并以前委的名义致信湘赣边特委，要他们学习东固的经验，实行策略的转变。东固根据地自两军会师和经验交流后，得到迅速发展，很快成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屏障和中央根据地的奠基石。

    2.对赣南根据地的影响。

    赣南根据地是朱毛红军深入赣南后开辟而成的，直接受到红四军和井冈山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熏陶和影响。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汀州召开的红四军前委会议上就确定：“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以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根据这一决策，红四军在赣南分兵，很快建立了于都、兴国、宁都三县红色政权，奠定了赣南革命根据地的坚实基础。1930年3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将早已有联系的赣西、赣南两块根据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党的机构也置于前委和赣西南特委的统一领导之下。湘赣边和赣南根据地的斗争汇合为一个整体后，红军和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得到广泛的交流和系统的总结，井冈山的经验在赣南开花结果。

    3.对闽西根据地的影响。

    早在1928年12月6日，中共福建省委就指示闽西特委学习朱毛红军“滚雪球”的好办法发展红军和红色区域，说朱毛红军“起初他们还不过千把支枪，现在则有万余多枪了”。1929年8月7日，福建省委在致闽西特委转各县委的指示信中，进一步强调说：“四军过去在湘赣有很多经验，我们可以采用。”1929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也致信福建省委，要求他们“尤应注意朱毛许多战争的经验与他们行动的轨范”。在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三次入闽期间，红四军和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在闽西得到直接传播和深化、发展。如闽西党的“一大”主持制定的闽西土地法，就充分地吸取了《井冈山土地法》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并且贯彻了党的六大关于土地问题的政策原则，在总结闽西土地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由于闽西的党和红军吸取了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根据地的丰富斗争经验，使闽西的武装斗争、红色区域和根据地建设得到突破性的进展。

    4.对湘鄂赣根据地的影响。

    早在平江起义前，湘鄂赣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彭德怀就有以井冈旗帜为“榜样”的心愿。他在给黄公略的一首“密诗”中写道：“唯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我欲依之为榜样，或依湖泊或山区。”平江起义爆发时，彭德怀就在起义政纲中提出：“在湘鄂赣边创造一块新苏维埃区域，并求得与湘赣边红四军活动的区域打成一片。”1928年10月，身任红五军军长的彭德怀在湘鄂赣边特委的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井冈山的革命旗帜”，“是湘、鄂、赣边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指路明灯，只有在它的指引下，我们才有胜利的前途”。是年12月10日，彭德怀亲率红五军四、五纵队800余人到达宁冈新城，与朱毛红军会合，参加了井冈山的斗争。后来由于战局的变化，红五军往返转战于湘鄂赣边与湘赣边两块根据地之间，使井冈山的经验和朱毛红军的传统得以在湘鄂赣根据地推广、传播，并促进了这一区域的发展。

    井冈山斗争对全国边远根据地的影响

    井冈山根据地的巍然崛起，不仅在毗邻根据地引起反响，而且对全国一些边远根据地和游击区，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影响。

    鄂东北特委在1929年5月提出了“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建立革命根据地。在《关于黄、麻、光边界地区斗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中，曾这样写道：“红军军事计划是极力企图打通由麻城、商城、罗田以东到皖省英（山）、霍（山）界之大别山脉一带，准备在军事上没有出路时到北屯驻，也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军事割据东由皖英、霍界大别山起一直西到武胜关鄂、豫边界山脉一条横线。”鄂东北特委正是吸取了井冈山军事割据的经验，实行“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进我退”、“敌退我追”和“跑圈子”的游击战术，成功地建立了大别山军事根据地。

    2.对湘鄂西根据地的影响。

    贺龙和湘鄂西前委根据1929年3月17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的“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每连建立一个支部，连以下分小组，连以上有营委、团委等组织”、“这个经验可以备你们参考”的指示精神，在部队建党时，接受了井冈山根据地和朱毛红军的经验，连队普遍建立了党支部，部队建立了政治机关，从而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部队中的政治工作，使湘鄂西根据地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是年6月15日，中央又向湘鄂西前委介绍了“朱毛几年战争所得战术的经验”，诸如“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以及“十六字诀”等游击战术，对此，湘鄂西前委在领导根据地军民的军事斗争中，作了很好的运用和新的创造。

    3.对左右江根据地的影响。

    莫文骅在《红七军的诞生》一文中曾回忆说，邓小平等在百色起义胜利后不久，就提出了“学习朱毛红军”、“汇合朱毛红军”的口号，学习朱毛红军在井冈山武装割据的斗争经验。中共中央在1930年3月2日给红七军的指示信中，对红七军“能利用朱毛红军的经验”表示赞赏，并且表示了“中央对于你们目前的编制是同意的”意见。1931年2月，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率领红七军从广西千里转战来到江西苏区。同年7月在赣南同朱毛红军会合后编入红三军团，投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两军的经验得到直接的融汇和交流。

    4.对东江根据地的影响。

    中共中央在1929年5月、10月两次致信广东省委，告知他们“要有决心起来斗争，扩大武装斗争的范围，这才是拥护朱毛的正确道路”；要“决定一详细计划，指示东江特委及海陆丰地方党部，并要与朱毛红军的游击及惠属的工作联系起来”。东江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并于1929年10月下旬与出击东江的朱德红四军一部取得联系，配合行动，一度攻占梅县，拓展了东江游击根据地。

    4.对陕甘根据地的影响。

    习仲勋在撰文缅怀刘志丹时曾谈到，1931年初陕甘地区党组织和领导人，在接到中共中央翻印的《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等文件后，认识到必须“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立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在朱毛红军和井冈山经验的影响下，他们大力开展武装割据的斗争，终于建立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像严寒过后的一股春风，吹拂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些革命根据地，使这些根据地在白色统治下增强了生机和活力。当然，各根据地之间的影响也是互通互补的。在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向各地传播和推广时，一些地区的经验也给井冈山的斗争以一定的影响。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得以总结和概括出朱毛式、方志敏式、贺龙式、李文林式之类的根据地模式，探索出中国革命道路的共同特征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