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对每一个人都是极其宝贵的。
人们形容青春，常常习惯用“美好”。对贾拓夫的青年时期，用什么词汇来表述方为贴切呢？他没有恬静丰富的课堂，没有父疼母爱的天伦，没有歌舞升平的怡乐，没有遨游山水的逸情，没有无忧无虑的遐想，也没有花前月下的温馨。贾拓夫面对的是他们那个时代，那个历史环境：是列强蹂躏中华，是军阀涂炭生灵，是民众挣扎于水火，是豪绅鱼肉百姓；是斗争百折不回，是革命风起云涌。作为有志青年，血肉之躯，他没有彷徨徘徊，没有畏险退缩，没有浅尝辄止，也没有去做隐士、顺民。他在青春年华，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志向，带着共产党拯救民众、改天换地的使命，自觉走上革命这条道路，并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作为新时代的一名开拓者，他全身心地、艰难地探索着、奋争着、前进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在陕北仅有的绥德、延安县委（相当于今之地委，其他县有区委、支部）遭到破坏，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一下子低落了。
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共产党人没有被敌人的屠刀所吓倒，他们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党中央召开“八七”紧急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号召全党和民众起来斗争，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中共陕西省委把恢复和严密党的组织“作为第一重要的工作”，决定成立陕北党团特委，统一领导陕北各县的斗争。
1928年4月，省委特派员在绥德县西川苗家坪的古庙里召集了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会议，成立了陕北特委。陕西省委委派杜衡为特委书记，焦维炽为团特委书记。这次会议标志着陕北革命转入新时期。对于恢复、发展陕北党、团组织，统一领导革命斗争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当然，也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贾拓夫作为绥德共青团代表参加了会议；在会议决定成立的共青团陕北特委中，担任组织委员。会后，他斗志旺盛地投入新的战斗。在米脂县东关宋家崄团特委机关处理日常工作，参加了党的秘密工作。当时，党、团特委领导工作是合在一起的，下面党、团组织和实际工作也是统一行动。常在机关工作的只有三人，杨国栋是党特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冯文江管党的组织、宣传；贾拓夫管团特委工作，编写了许多通讯小报和对外宣传品。
高尔基在他著名的散文诗中，用迎着暴风雨而搏击的海燕来比喻布尔什维克党人勇敢卓绝的斗志。16岁的贾拓夫，此时正像一只年轻的海燕，在雷鸣电闪、风急雨骤中，更加坚定了斗争的意志，毅然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开始了更高层次的战斗生涯。在拟定党内代名时，贾拓夫提出他的代名为“红光”。而同时转党的常黎夫认为太暴露，不如用“虹光”或“宏光”，贾拓夫接受了这个意见。以后，这些曾用名就出现在他的斗争经历中。
1928年夏季，贾拓夫奉陕北特委之命，回神木县开展党团活动。他主持召开了神木县党团员联席会议，整顿了党团组织，明确工作任务，使一度消沉的神木党团组织重又活跃起来。
秋天，贾拓夫由神木回米脂宋家崄。为准备中共陕北特委第二次代表会议，他编写了《中国革命问题十讲问答》的小册子。当时，各地代表聚集米脂县，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以为共产党要搞暴动。于是在中秋节早晨，突然袭击，逮捕了贾拓夫和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人杜衡、焦维炽、李文芳等人，关在米脂县西牢中。这次事件称作“中秋节事件”。在狱中，贾拓夫质问狱吏：“我们犯了什么罪，凭白关押我们？”狱吏无言以对。敌人找不到证据，后经县政府承审员王孔生（王原与贾、李是同乡，又有师生关系）关照，由地下共产党员高仰云、王和壁具保，贾拓夫和李文芳被关押半月后释放。其他人被押往榆林，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这是贾拓夫第一次被捕，时年不足17岁。
出狱后，贾拓夫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代理团特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到陕北清涧县折家坪与党特委代理书记杨国栋和冯文江、白明善、刘澜涛等人一起，决定分南北两路巡视党团工作。贾拓夫受命到延川、延安带活动。根据特委指示，贾拓夫、李文芳、白明亮等人废寝忘食地编写革命对联、秧歌词、三字经和各种材料，印发各地，并利用寒假期间，发动群众，扩大革命宣传，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1929年2月，贾拓夫参加了中共陕北特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会议接受“六大”决议，承认革命形势暂处低潮，陕北尚无搞苏维埃的条件，因此，确定党的工作重点是要进一步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学校阵地，积极开展兵运，争取武装力量。随后，在米脂县召开了团特委扩大会，贾拓夫做了政治报告，传达党委会精神，确定今后的任务是：扩大党团组织，加强政治训练，提高政治水平，把工作深入到农运、学运、兵运中去，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积蓄力量。为执行会议决定，他终日奔波于米脂、榆林等各县间的古道之上。
1929年春，反动派又在米脂掀起搜捕革命人士的黑浪。省委指示，将陕北特委机关移至榆林城内。贾拓夫跟随特委转移。4至5月间，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扩大会议，会上撤换了有右倾错误和作风恶劣的代理书记杨国栋，批判了他单纯交结白军军官的“军事工作”观点，确定搞武装斗争的三种形式，即白色的（争取白军）、灰色的（作土匪工作）和红色的（建立工农武装）。决定刘志丹担任特委书记。贾拓夫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他第一次与刘志丹接触。嗣后，他们广泛组织反帝大同盟，在各中小学开展青年工作，派党员到国民党军队中建立党团组织，积极从事兵运。还在学校、军队和乡村中建立互济会、读书会、铁血团等各种群众组织，扩大革命影响，准备武装斗争。
1930年3月，贾拓夫再次回到神木。他的家成了一个秘密活动点。这逐渐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贾拓夫也警觉起来。4月，省委宣布调贾拓夫到省团委工作，他立即做南下的安排。6月的一天清晨，他在神木外出活动时，买了一担黄瓜，为谨慎起见，他让菜主刘贵考先送回家，顺便打探一下风声。老刘刚进院子，就见一群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警正在那里搜捕贾拓夫。他急中生智，把菜倒在地上，扭头便跑，赶回来把实情告诉了贾拓夫。贾拓夫镇定不慌，绕道城东，躲入火神庙。晚上，又叫刘贵考以要钱为名，回去机智地取出了藏在家中的秘密文件，然后经过化装，携文件，经绥德，奔赴西安。
7月间，在西安古城，贾拓夫进入了一个新环境。年近18岁的他，担任了团陕西省委委员、组织部长并兼西安市团委书记。他年纪虽小，却已颇多经历，很有经验。在反动统治更加严密，白色恐怖更加浓烈的大城市里，他不畏强暴，不辞辛劳，机警锐敏，沉稳老练。有了省委的直接领导和群众的掩护，他很快恢复了被敌人破坏的地下团组织，党团活动重又开展起来。
1930年，正值党的立三路线时期。当时认为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要发动武装起义，组织总同盟罢工，争取革命首先在一省或数省取得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在陕西，利用国民党过“双十节”机会，组织西安和其他城镇大搞游行示威，飞行集会，散发传单。在活动中，因叛徒告密，贾拓夫二次被捕，被当作政治要犯，铁镣铐身，投入死牢。同年11月，蒋、冯、阎大战，杨虎城率兵入陕，原陕西驻军宋哲元、刘郁芬部败退入晋。军阀互相格斗，监狱秩序混乱。贾拓夫和其他同志，乘机组织越狱，逃出虎口。
此后，党派贾拓夫到陕南汉中一带开辟工作。他化名贾绍庭，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只身来到城固县。在城固中学以国文教员为掩护，机警而又迅速地创造出新局面。他果断地清除了党内的动摇变节分子；把蜕化和依附官府的地下党支部书记、校长梁子炽开除出党；整顿和恢复了汉中地区的党组织，改组了陕南特委，并担任中共陕南特委书记。其时，当地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资本主义早期的经济关系，中国无产阶级只有等待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贾拓夫敏锐地指出：这种论调，就是要取消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明显地反对现阶段的武装斗争和民众运动，对革命危害甚大。他组织学生赶走了宣传这种观点的教语文的刘老师，烧掉“托派”读物，还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纠正了革命骨干和群众中的混乱思想。他指出：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已经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要求陕南党、团组织把党的工作重点从学生、教员逐渐转向农村，转向工农兵，党、团员一定要走向工厂、作坊、兵营，经常深入到各县，在农村中发展组织，领导农民抗捐抗税，掀起大规模的围城“交农”运动，成立灾民自救队。还以城固为中心，联合各县组织抗日救亡联合会，亲自组织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废基”运动（针对基督教和外国传教士的欺诈）。1931年10月间，城内三所中小学约四五百人，举行反帝游行，在当地引起轰动。队伍行进到一个有天主教堂和教徒集中的地方，民团武装荷枪实弹进行阻拦，并在教堂楼顶布置武装，准备开枪。此时，有人主张撤回，有人主张冲过去，正在争论之时，传来党内指示：让学生派代表与民团交涉，说明只做宣传，别无他意。但，民团坚持不让进入，说是怕与教民发生冲突，酿成事故。最后学生代表又让了一步，表示队伍只经过这里，到西边一个大村镇宣传，双方达成协议，和平解决。队伍到了西边大村镇做了半日宣传活动，这样既达到了宣传目的，又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原来正是贾拓夫混在围观人群中亲自指挥了整场行动。与此同时，特委还派骨干深入国民党军队，准备发动兵变，开展武装斗争。
1932年初，在组织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活动中，学生们发现国民党县党部主任抽大烟的烟具。贾拓夫立即抓住这一机会，揭露国民党政府表面禁烟，实则加税敛财、敲诈勒索的嘴脸，发动群众，捣毁了县党部，把这个国民党党棍拉出来游街。又召开了上千人的斗争大会，公布县党部8大罪状，要求县政府依法惩处罪犯，还以全县民众名义通电全省。轰轰烈烈的一场民众斗争，终获胜利。
那时节，国民党城固县政府公布田赋4倍加征，又组织民团向百姓摊派买枪费，引起群众愤怒。贾拓夫策划指导中共城固县委和党团组织起来反抗，学生罢课，几千农民向县政府交农具罢耕，抗粮、抗税、抗摊派。国民党怕事态闹大，就撤销了傅秉三的城固县民团团总职务。斗争取得胜利，群众中留下了顺口溜：“瓦碴庙插红旗造反，城固县红了半边天。吓得反动派心惊胆颤，委员们再不敢下乡催款！”
一系列的斗争和胜利，大大鼓舞了群众。党组织乘势巩固发展，为以后的长期革命和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那时，城固县成了汉中地区的革命中心。当时在汉中一带斗争过的老同志，每当回忆起那一段催人振奋的岁月和与贾拓夫共同战斗的历程时，无不感慨系之，都认为他年轻有为，锋利，坚定不移。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元老、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跑到西安，贩卖反共媚日的“戴季陶主义”。1932年，党把贾拓夫从汉中调回西安，参加领导反对戴季陶的斗争。4月下旬，省委领导的学生、知识分子和进步群众，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包围了戴季陶，烧毁了他的汽车，公开喊出“拥护唯一反日反帝的苏维埃红军”、“打倒卖国的国民党”的口号，与国民党军警展开了英勇搏斗。其声势之壮、斗争之烈，都达到了空前程度，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反帝爱国和反对国民党的斗争热情。这场斗争虽然遭到镇压，付出了鲜血，但各地学生、群众坚持罢课声援长达数月之久，迫使戴季陶狼狈而逃，反动当局不得不释放被捕的学生，反帝抗日更加深入人心。贾拓夫是这场斗争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这一系列的斗争，为以后西北的抗日高潮，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此后，贾拓夫即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秘书长，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成为当时陕西省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地下油印刊物《斗争》上发表过许多文风犀利的文章。负责联络和发行的同志去西安东仓门秘密联络点时，总见他伏案疾书，常常是夜以继日，通宵达旦。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大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烽烟遍地，如火如荼，一支支工农红军组织起来，一片片红色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陕西的共产党组织在中央领导下，同样举起了武装斗争的旗帜，彼伏此起，壮怀激烈。省委除继续组织地下党和群众反抗国民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外，鼎力抓军运，搞武装，打游击，分土地，派遣大批党员分赴杨虎城部及其他国民党军队，发展党团，建立“军支”（国民党军队中地下党支部），组织起义，拉起工农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屡挫屡战，愈战愈壮，声震陕甘。省委决定成立的渭北工农红军游击支队，由30多人发展到5个支队，以三原县为中心，建立了渭北根据地。习仲勋、王世泰领导的华池兵变，也在这时拉起队伍。汪锋作为省委军事部长，搞枪支，送经费，往返于游击队、根据地与省委之间。贾拓夫还代表省委到渭北指导工作，搞游击战；在三原武字区成立了渭北革命委员会，并组织了分配土地的斗争。他在三原县主持了一个时期党的工作，开辟并不断巩固渭北革命根据地，领导了根据地的斗争。
为进一步发动土地革命和扩大武装斗争，1932年冬，省委决定把陕甘工农红军扩编为红二十六军，省委书记杜衡任政委。省委派了许多干部去加强红军，高岗、张秀山、杨声（刘映盛）等都是在那时由贾拓夫介绍到红二十六军当骨干的。同时，省委也向渭北革命根据地输送了不少优秀干部。这一时期，贾拓夫还参与和组织了嵩店、蒲城等兵变活动，及陕南发动武装斗争，建立红二十九军等。
斗争是残酷、曲折的。1933年5月，杜衡错误地估计形势，大搞所谓“冲锋月”活动，不顾省委多数人和刘志丹的正确意见，提出反对“梢山主义”，强令红二十六军主力二团南下渭河，创渭南游击区。结果在终南山归于失败，部队损失惨重。为了挽回损失，省委根据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的意见，决定把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团。6月间，省委又策动了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驻耀县骑兵团团长王泰吉起义，成立了西北抗日义勇军，再次扩大队伍，重振革命士气。
这一时期，贾拓夫多次遇险。1931年冬，他化名江子质，在陕西蒲城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做地下党的负责人，开展工作。由于叛徒出卖，组织遭破坏，许多党员被捕。在敌人到学校搜捕时，他翻墙逃出，藏在地下党员李忠信父亲开的棉花铺里。敌人封锁城门，挨户搜查，扬言“不抓到西安派来的姓江的共产党大头子，决不罢休。”他只好躲在屋顶上。数天后，他剃光头发，扮作下乡收棉花的伙计，推上“地老鼠”车，才安全脱险。
1933年7月28日，陕西省委在西安骡马市福盛楼饭馆以吃饭为掩护，开会讨论对西北抗日义勇军的工作部署和杜衡的错误，被叛徒程建文认出，遂带领特务来抓人。开完会，省委书记袁岳栋、杜衡刚一出门便遭逮捕。正在算账的贾拓夫发现险情，随即机智地从后门跑掉。高岗也推开人群，绕道跑开脱险。在这危急关头，贾拓夫不顾个人安危，立刻机智地跑到省委机关技术科通知马上离开，把文件搬出来，寄在荷芳掌握的一个地方，他自己带了一包重要材料转移。由于他这一段在外边跑得多，省委秘书处、军委、市委、团委的关系都不知道，他只知道袁岳栋与军委接头的地点。于是第二天冒险在该地蹲守，见到了军委负责的窦文德，立即通知袁、杜被捕的事情，并通过窦文德找到团委，当天晚上见到团委书记刘宗沛，贾拓夫让刘一方面通知中央，一方面通知各地。
当时决定由贾拓夫、窦文德、刘宗沛处理一切事务。他们设法通知省军委负责人汪锋和其他同志转移；叫在杨虎城部队的阎揆要等几位同志注意隐蔽，并派人到三原给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送去一个纸条，上用暗语写道：“掌柜的打官司去了，请你到舅舅家要些钱过日子”。贾拓夫还在白露湾召集了部分党团活动分子会议。
关于这一突然事变，贾拓夫在1933年11月13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还有这样的叙述：“关于西市（西安市）工作，我们决定一切站不住足的同志完全派到各地方去，一方避免敌人的破坏，一方加强各地工作领导。西市抓住新创造的工人支部与近郊农支及士兵支部开展工作，反对叛徒的斗争。三原、边区（指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我们通知杨声（指刘映盛，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就近负责，代表省委解决一切工作问题（杨声那时负责二十六军四团政委工作）。西路派马X同志去通知特委及两个军队关系，并建立新的关系。蓝田派XX去，除通知组织上警备外，并立刻利用二十六（军）丢下的枪支发动游击战争。咸阳打发来人回去。这时澄县、蒲城都来人，澄县县委四人完全来了，我们讨论了澄县工作以后，即留下两人，一个负责党的工作（即张兴发——即张新发），一个负责团的工作，因他俩都不为岳栋认得，其余两个回去工作，并决定派市委书记XX去澄县作韩澄特派员（因在西安站不住）。蒲城决定派陈XX与惠XX与来人回去工作（他们都在西安站不住）。渭华我们已与县委书记讨论了。我们离开陕西时还在渭华留了一天，解决了些问题，并决定子丹（即刘志丹）、子文（即黄子文）、世泰（即王世泰）等的工作（二十六军失败后，他们四五人在渭华藏着），派子丹、世泰到四团去，子文到韩城梁占魁部去工作，把梁组织在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二路旗帜之下。我找见高麻子（即高岗），与他讨论了骑兵团工作后派他到那里去工作，这是以前省委就决定的。经过这次破坏后，省委只丢我与杨声两人了。杨声在二十六（军）四团离不开，而且也不能回西安来。我在西安更无法立足，所以在党团活动分子会上才决定派我来中央，要求中央解决省委组织问题。关于省委问题，当时决定暂由张心发（即张新发）负责，建立与各地关系，并决定他不多跑，一切关系由另一同志充任干事，比较重要问题由他与组织干事、市委负责人三人解决，形成一个工作委员会，并建立了一个最机密地方以备我们回来接头及与中央通讯。”
在做了一系列部署后，贾拓夫于8月15日出发北上找中共北方局报告。此前，他通过省委工作人员陈子敬转告刚从甘肃回来的孙作宾，利用与孙蔚如（时任三十八军军长）的关系，掩护好自己，先搞个临时组织。并将省委仅有的一架油印机和一些档案文件转交给孙作宾妥为保管。根据贾拓夫的安排，9月份，孙与尚未暴露的地下党员余海丰、崔廷儒、胡振家、昝玉祥等取得联系。10月初他们决定成立临时陕西省委，由余海丰任书记，孙作宾任组织，崔廷儒任秘书长，胡振家任军委，昝玉祥任宣传，刘雪琴为秘书，住机关。并决定以“收拾残局，联络同志，恢复组织，积蓄力量，支援苏区，配合红军，盼望中央”为方针，继续坚持斗争。
先后担任过省委书记、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杜衡和袁岳栋被捕后，很快叛变革命，出卖了组织，致使敌人大肆搜捕，四处围剿共产党人。省委遂遭彻底破坏，陕西的革命斗争也遇严重挫折，跌入低潮，然而，革命烈火是永远扑不灭的。在这形势突变、千钧一发之际，由于贾拓夫临危不惧，沉着部署，使大批共产党员和下层组织得以隐蔽和保存，革命力量免遭更大损失。特别是陕北武装斗争的火种，仍然顽强地燃烧着。从这里可以看到，斗争是残酷的，而贾拓夫在残酷的斗争中，已经成熟起来。陕西的斗争建立起来的基础，尤其是转战陕甘一带的红二十六军和游击区、根据地的存在，为长征后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陕北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为了这些，历史给贾拓夫等记上特殊的一笔，当不为过！
陕西省委遭破坏和陕西斗争的受挫是严重的事变。贾拓夫作了相机部署后，立即上路，匆匆赶赴北平，向中共北方局汇报了情况，还同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取得联系，建议河北省委派谢子长、阎红彦返回红二十六军和陕北游击队工作。之后又经北方局负责人高文华谈话并介绍，到上海直接向党中央报告。1933年11月13日和25日，贾拓夫分别向党中央写了《红二十六军及南下情况的报告》和《陕西工作报告》。长达48000字的《陕西工作报告》，详尽汇报了陕西的情况、党在各方面的斗争及总结检讨，内容共分9个部分。其题目如下：
第一部分 职运（职工运动）
第二部分 军事
第三部分 农村
第四部分 红二十六军与二十九军
第五部分 抗日义勇军
第六部分 反帝
第七部分 组织
第八部分 省委改组（一）
第九部分 省委改组（二）
由此，我们可以管中窥豹，了解贾拓夫在陕西这一段的斗争生活，涉及到多么广泛的领域，经历了多么复杂的斗争以及他所起到的作用。
从1927年到1937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在残酷斗争中发展壮大的时期。经历了由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艰难历程，付出了极大的血的代价，磨炼出不可战胜的力量。共产党人百折不挠，前仆后继，创造了多少气吞山河、可歌可泣的壮举！在中华民族发祥的陕西这片黄土地上，同样发生了延绵不断、星火燎原的斗争。由于远离中央的指挥，加之经验不足，也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陕西的斗争经历了更多的摸索和曲折。但是，这里的党组织始终没有被摧垮，这里的革命烈火始终在燃烧，这里的工农武装始终在战斗。打散了再聚合，失败了再奋起，一直坚持，从未熄灭，而且越战越强，越战越成熟。到1935年，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的转战陕甘边的红二十六军和战斗在陕北的红二十七军，互相配合，先后粉碎敌人的两次“围剿”，使陕甘边、陕北的两片苏区连成一片，革命力量发展到近20个县。徐海东、程子华等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作为红四方面军一部先期长征到陕南、川陕一带，发展了10余县的陕南和川陕苏区。1935年9月，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在陕北延川县永坪镇会合，合编成立红十五军团。这大片的陕北苏区和壮大了的红军，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宝贵力量，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落脚，建立陕甘宁边区和中国革命新的大本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顽强战斗在黄土高原上的陕西的党员和红军，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特殊的历史贡献。
贾拓夫自投身革命，就战斗在这片土地上，经历了这里的英勇斗争的许多阶段。他在这里投身革命，在这里锤炼，在这里斗争，在这里成。从16岁到21岁的这段生活，他经受了多少血与火、生与死的磨炼和考验！今天，我们的拙笔记述起来是这样的平淡无奇，但那段历史却自是惊心动魄的。现在回头来看，贾拓夫竟然传奇般、戏剧般地走过来了。身临其境地想想，那该是怎样地险峻艰难啊！一个十几岁的青年，从陕北到陕南，从学校到乡镇，从城市到农村，从秘密工作到武装斗争，从团到党，从战斗员到领导人，几乎天天都在亢奋之中，天天都在艰难之中，天天都在复杂的对敌斗争之中，也天天都在危险之中。眼前困难的熬煎比长远胜利的召唤要实在得多，失败、挫折的痛苦比成功喜悦的激励要多得多；年纪轻轻已两次被捕，几乎丧命，还有许多次遇难而又脱险……他是靠什么走过来的呢？恐怕许多过来人对此已经淡漠了，而生活在人民共和国和平怀抱中的人们却根本无法想象，可是，老一辈革命家确实是那样走过来的。没有他们的那一段，也不会有共和国的今天！
当然，他们那时是青年，并不是神人。他们也有过苦恼，有过茫然。1929年前后，贾拓夫曾给掩护过他的同志张俊贤写过一信，其中有这样一段：“寄迹异乡，益感自身之孤苦伶仃，天地，大海。予大海中之一飘萍，逐浪漂流，前途茫茫，更不知将来的归宿如何，命运何待予如此薄耳？！多读时代书，勿为花柳恋。”虽然，处在地下工作状态，信中自难明言，但不是也反映了他的一部分心情吗？然而，他们终于走过来了，靠的并不是运气，不是侥幸。我们只能说：他们靠的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信仰，是一种社会的使命感，是一种坚韧的意志力，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他们并不视一己为个体，而是把自己融进了大众，融进了组织，融进了社会前进的洪流。他们不感到孤立，不感到力量小，而感到自己就在历史之中，有无穷的动力。他们不是在追求自我实现，而是在追求人民革命、民族昌盛的实现，是整个事业的实现。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本身不是一个单独的利益集团，而是一个信仰集团。她的信仰就是谋求大多数人长远的根本利益，所以她代表了追求社会真正公平的历史方向，所以她有力量，所以她过去能有辉煌的成功。正是这种信仰，召唤和集合了大批社会的精英。这些共产党人具有上述精神的支持，催化了胜利的诞生。这就是我们在介绍贾拓夫这段历史时所想到的。